事与愿违：为什么外部干预会产生失败国家？| 前沿综述

编者按

在当今的世界，如果一个国家内（或者是国家间）发生了战争，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相信绝大多数国家都会认为需要施加一个外力迫使战争停止，而非倡导通过谈判进行政治解决。俄乌冲突和加沙战争就是这类事件的明证。在国际外力的强势干预下，战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为战区的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和伤痛。可以想象，当战争停止后，重新进行国家建设时，冲突各方又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

如此，我们做这样两个国家建设方案，一是通过国际行为体供给足够的资源使得冲突各方能够执行预定协议，和平地进行国家建设；二是国际行为体通过强制力使得冲突各方回到谈判桌上达成协议，再进行国家建设。从直觉上来看，第一种方案可能更加易于达成，因为有了充分资源后，冲突各方可以得到相应的资源分配结果，也更有意愿去进行国家建设。但实际上，很多国家对国际行为体斡旋产生的和平协议并不满意，而倾向于继续战斗，最终导致失败国家的产生。但采用第二种方案的国家往往会达成不错的结果，而产生持久的和平。

为什么国际行为体的善意（充分资源的供给）往往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而通过强制力保证的强加谈判却能导致持久和平？为了回答这一疑问，我们编译了本篇文献综述，希望能对战后国家建设失败的根源进行阐释，供给和强加两种模型为国际国家建设研究都产生了富有成效的洞见，通过供给和强加两种模型为国际国家建设研究产生了富有成效的洞见。

事与愿违：为什么外部干预会产生失败国家？

（原标题为：《国际国家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国内政治动态（International Statebuilding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State Development）》，现标题为译者所拟）

作者：

Melissa M. Lee, Princeton University

译者：

焦磊，山东大学

引文格式（MLA）：

Lee, Melissa M. “International Statebuilding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State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5, no. 1, 2022, pp. 261–81.

内容提要

管理和应对暴力威胁一直是国际安全和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国际行为体力求通过建立和平与强化国家机构来终止内战并防止冲突再次爆发。在本文中，我回顾了关于国际国家建设的学术研究，这一概念被广泛定义为外部力量为创建、强化、改革和转变国家权力结构所付出的努力。该领域大量文献将国际国家建设视为一种供给行为，即外部行为体提供解决方案以解决困扰后冲突协议执行的问题。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支撑供给模型的国内政治假设并不成立。当国内政治的核心问题转向对和平分配结果的协商而非各方对和平承诺的能力时，国际国家建设更适宜被建模为强加行为，即在顽固的国内行为体之上施加条款。强加模型允许外部行为体对于战后秩序的偏好与国内行为体的偏好产生分歧。这种分歧出现的原因在于，国家建设干预具有分配性后果，可能威胁到国内精英的利益。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现象，我转向了关于国家建设国内政治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表明，在外人看来属于弱国家状态的治理安排，可以通过促进主权租金的分配来帮助管理暴力。从这些文献中获得的见解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开辟了令人兴奋的新途径。

关键词

国家建设；内战；干预；国际安全；建设和平；维持和平

引言

管理和应对暴力威胁在国际安全和发展中仍是一个核心问题，特别是在全球的弱势和失败国家中（Fearon & Laitin, 2003; Besley & Persson, 2010; Hendrix, 2010; Lee, 2018, 2020）。尽管自90年代初期以来活跃内战的数量有所下降，但在全球非微型国家中仍有约30场战争持续不断，影响约20%的国家（Fearon, 2017, p.20）。内战对人类福祉和安全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且不会局限在国界之内。

为应对这一暴力威胁，国际社会已建立起一套有力机制来处理冲突，旨在终止战争并防止其再次爆发（Gowan & Stedman, 2018）。其中一项重要的应对措施就是国际国家建设——外部力量主导的尝试，旨在强化与改革国家机构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认为重建国家是避免重返冲突所必需的。反映这一逻辑的是，许多冷战后的和平协议现在包含了大量国家建设条款。虽然国际行为体在结束内战、限制平民受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Doyle & Sambanis, 2006; Fortna, 2008; Hultman et al., 2013, 2014; Matanock, 2017; Ruggeri et al., 2017），但他们试图改变国内权力结构的努力却停滞不前或彻底失败（Paris, 2004; Lake, 2010; Richmond, 2014; Barma, 2016; Fearon, 2017）。

国际国家建设是如何运作的？又是什么解释了这种成功与失败差异的现象呢？答案取决于我们应用于国际国家建设的方法或模型。借鉴国内国家建设文献（Soifer & Tiberti, 2020）以及关于谈判与战争的研究成果（Fearon, 1995, 1998; Wagner, 2000），我识别出了两种国际国家建设模型。第一种方法是我称之为“供给模型”，在这种模式下，国际行为体向愿意合作的国内行为体提供解决和平协议执行问题的办法。第二种方法则是“强加模型”，在此情况下，战后秩序的条款被强行施加于顽固和抵抗的国内行为体身上。每种国家建设模型都反映了对于暴力管理政治的不同假设。这些假设塑造了学者们关于国际国家建设提出的问题及其得到的答案。

大部分文献隐含地将国际国家建设视为供给行为。在这个模型中，影响国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执行问题，即国内行为体无法可信地承诺不去利用国家权力违背协商达成的协议（Walter, 2002, 1997; Girod, 2015; Fearon, 2017; Matanock, 2020）。这种方法的一个隐含前提是，作为国家建设重要目标之一的和平难以实现，是因为交战双方担心对方不遵守协议。换句话说，即使交战双方能够识别出互惠互利的交易，对违约的恐惧也会使继续战斗比谈判和解更可取。

国际行为体通过塑造遵守和平的成本与收益，提供了这个问题的可信承诺解决方案。因此，国家建设的成功或失败关键在于国际行为体是否具备及愿意扮演执行者的角色，投入足够的资源，并贯彻其威胁（Walter, 1997, 2002; Dobbins et al., 2003, 2005; Chesterman, 2004; Doyle & Sambanis, 2006; Miller, 2013; Girod, 2015; Howard, 2019; Matanock, 2020）。这些条件在制止暴力阶段比在国家重构阶段更容易成立。这一观察可以解释为何国家建设不同阶段的成功率有所不同。

供给模型的影响是显著的，它催生了一大批关注国际因素、行为体和组织的富有成效的研究文献。然而，这也对学者如何看待国际国家建设的政治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聚焦于执行和承诺问题时，供给模型淡化了谈判与分配问题的重要性。该模型暗含假设至少存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方案来解决棘手的政治问题，即和平带来的分配结果问题，因此学者们更多地将国际而非国内因素作为国家建设成功差异的解释。

另一分支的国家建设学说则偏离了供给方法的假设，而是隐含地将国际国家建设视为强加行为。在此情况下，国内政治中的关键问题是围绕战后秩序分配结果进行的谈判：谁在何时以及如何获取利益（Barma, 2016）。尽管这些问题是战争终止谈判过程的核心，并且对于国内（自主）国家建设至关重要，逻辑上先于执行问题，但在供给方法中这些问题却被忽略了。通过侧重于执行问题分析，供给理论学者认为只要能够解决执行问题，就存在一种优于战斗的妥协协议。对他们而言，执行问题而非谈判才是挑战。

相比之下，强加模型将国内政治和利益冲突置于中心地位。如果关于分配问题的谈判未能解决，交战各方更愿意继续战斗，或者外部行为体提出的条款为交战各方所不能接受，则国际国家建设是由外部强加的，而不是作为执行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内部。反对这些条款的交战方很可能会抵制或破坏其实施（Barnett, et al. 2014; Barma, 2016）。因此，强加模型表明，国际国家建设的成功或失败可以追溯到国内政治（Mac Ginty, 2011; Lake, 2016; Russell & Sambanis, 2022）。需要明确的是，“强加”一词特指国际行为体利用权力来规定战后秩序——和平协议——的条款给国内行为体。这与利用权力激励遵守协议有所不同。

强加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将学术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政治作为解释国家建设成功差异的原因。此类研究专注于国内行为体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特别关注国内行为体阻碍国际行为体努力的能力（Englebert & Tull, 2008; Mac Ginty, 2011; Barnett et al., 2014; Richmond, 2014; Barma, 2016; Campbell & Matanock, 2021）。由于这一理论焦点集中在了国内政治和抵抗上，第二个重要的贡献是对结果不再以成功与失败的二元对立来概念化，而是将其视为连续体或折衷混合状态（Mac Ginty 2011, Barnett et al. 2014）。这种概念转变使得学者能够探究即使干预未能建立有效国家时，国际国家建设如何改变东道国的政治状况。

通过关注国内政治并承认抵抗的可能性，强加模型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国内行为体会反对国际国家建设项目的部分或全部内容？我从国内国家建设文献中汲取见解，提出一个新的解释。长期以来，国内统治者面对的问题与国际国家建设者在冲突后环境中遇到的问题相同：在强制手段成本高昂的情况下，如何管理普遍存在的暴力威胁（Tilly,1985; Barkey, 1994; Migdal, 1988; North et al., 2009）。克服这个问题需要收编暴力企业家，通过赋予他们使用国家权力产生的主权租金作为和平的额外补偿。国家结构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对于运用收编作为一种管理暴力策略至关重要（Migdal, 1988; Hibou, 2004; Driscoll, 2015）。这一引人深思的发现暗示，国家建设的失败可能是维护和平的必要条件。最后，我将讨论这一文献对国际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政治新研究途径的启示。

冲突后环境中的国际国家建设

国家建设是什么，而国际国家建设又是什么呢？不加修饰词的“国家建设”指的是强化国家权威并在其领土范围内扩展国家存在的国内过程。这些源于和执行于国内的过程包括对暴力的垄断与管理，即“非常规国家建设”，同时也涵盖行政机构的创建和强化，以及在物质领土及被统治者生活中的国家存在延伸，即“常规国家建设”。【注：我感谢 Hillel Soifer 提出这些术语（另请参阅 Mann, 1984; Loveman, 2005; Soifer, 2008）】作为一种普遍概念，国家建设并不特指围绕特定权力模式（如韦伯理想类型中的理性-合法、魅力型或传统型）组织的政治秩序（Weber, 2009）。

而国际国家建设则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术语。尽管学术界对于冷战后国际社会为解决弱国和失败国家中暴力问题所做出的努力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关于国际国家建设定义的文献并未达成共识。实际上，一些学者将这一实践称为民族构建，另一些则称之为和平构建（Dobbins et al., 2003, 2005, 2008; Brownlee, 2007; Autesserre, 2010; Barnett et al., 2014; Barma, 201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殖民主义是国际国家建设的一种形式（Duffield & Hewitt, 2009; Matsuzaki, 2019）。

为了本篇综述的目的，我采用一个宽泛的定义。国际国家建设是指国际行为体通过构建和改革主权国家正式的权力结构来影响该国行使国内国家权力的努力。虽然国内国家建设涉及构建任何形式的国家，但国际国家建设的目标通常具体明确：国家应当安全、稳定、有效、合法、自由民主，并且遵循正式规则（Chesterman, 2004; Call, 2008; Sisk, 2013; Lake, 2016）。这个定义既包含了对暴力的控制，也涵盖了制度的创建。【注：这些目标在某些读者看来可能显得定义不清或模糊不清，这反映出国际国家建设者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与其对如何实现目标的理解之间存在的差距。】对自由民主、理性-合法理想国家形态的倾向反映了参与国际国家建设的外部行为体的影响力。这些行为体通常是——并且目前主要还是——西方国家以及诸如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干预行动可能违背东道国意愿进行，如美国领导的阿富汗入侵或联合国主导的和平强制行动，也可能应冲突各方邀请实施，如同许多联合国维和任务一样。然而，邀请并不意味着会得到完全的国内合作。

国际国家建设仍是处理内战后暴力问题的方法。支持国际国家建设的一个理由是，加强国家能力是对弱国和失败国家中与暴力相关诸多问题的解药。这些问题包括不稳定、人类苦难、欠发达，以及弱国可能产生的公共“恶果”：冲突和疾病的扩散，以及无意中成为跨国犯罪和恐怖组织的温床（Sisk, 2013）。通过解决国家的根本弱点，这些问题可以得到预防或减轻（Fearon & Laitin, 2004; Fukuyama, 2004）。

第二个理由并非着眼于防止负面结果，而是关注冲突后的积极成果。学者们主张增加经济发展、提高合法性、改革安全部门以及阻止未来政治滥用，能够巩固和平（Call, 2008; Toft, 2010; Sisk, 2013）。为实现这些功能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往往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而在冲突结束后初期，这种力量往往是缺失的（Paris, 2004）。从这个意义上讲，常规国家建设增强了非常规国家建设的作用。

在冷战后的国内和平协议中，关于国家权力行使或结构的规定十分普遍且明确。图1展示了1990年至2020年间涉及国家权力相关条款的和平协议及和平进程的比例。和平协议是正式文件，旨在解决冲突的终结问题；而和平进程则是通过相互协议正式尝试终止冲突的过程（Bell et al., 2020）。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权力牵涉到多个领域和议题，包括司法行政、税收、土地改革以及发展政策的实施等。此外，图1还显示了这类规定的广泛性：90%的协议以及近94%的进程中至少包含一项与国家相关的条款。至少对于冷战后时期而言，冲突的结束与国家建设紧密相连。

图1：1990年至2020年包含国家相关条款的和平协议与和平进程。和平协议是正式文件，而和平进程则是通过相互协商以正式方式终结冲突的尝试；一个进程中可能包含多个协议。（数据来源：Bell et al., 2020）

国际国家建设者基于两个基本假设运作：弱国无法自行恢复，干预对于稳定和强化国家是必要的（Weinstein, 2005; Phillips, 2020）。无论东道国政府是否同意干预，这些假设以及关于国家脆弱性的论述以及整个国际国家建设事业都遭到了来自学者和接受干预国家公民的大量批评（Gruffydd Jones, 2013; Sabaratnam, 2017; Woodward, 2017; Phillips, 2020）。尽管存在这些批评意见，重建国内权威结构仍然是应对弱国状态的默认回应。因此，大量学术研究深入探讨了国际国家建设对于帮助冲突后国家恢复是必要的这一理念的理论基础。

执行难题：作为供给的国际国家建设

在理性主义传统的学者倾向于通过执行和可信承诺问题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国家建设。承诺问题困扰着关于冲突后和平条款及战后政治秩序性质的谈判。在内战背景下，这些谈判涉及政府与一个或多个非国家团体之间的协商。承诺问题源于权力不对称：政府行为体可以利用国家权力的全部机制，而非国家行为体则不能。前者无法令人信服地承诺不使用国家权力违背与后者达成的协议。在这种观点中，即使交战双方能够识别出相互可接受的妥协方案，但如果他们不相信对方会遵守协议，他们也会更偏好继续战斗。

承诺问题的具体内容因议题领域而异，但总是涉及到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内在或外在权力转移或实施方式变化。最著名的表述关注叛乱组织的脆弱性，它们担心政府会在其放下武器后动用军队消灭自己（Walter, 1997, 2002）。每当政府必须运用国家权力执行和平协议所规定的内容或为了分享权力而修改规则时，承诺问题同样会影响到其他领域（Fearon, 2017; Matanock, 2020）。由于这些规定往往涉及国家权力的行使，因此执行责任落在政府身上，政府无法令人相信不会利用国家权力阻碍改革并恢复到之前的现状。这种回归问题并非仅存在于冲突后的谈判中，但它构成了政府与非国家交战方之间达成交易的重要障碍。

对于国际国家建设文献来说，从承诺问题范式中产生的最重要见解是外部行为体可以通过执行国内交易来缓解这些问题。执行通过操控遵约的利益和违约的成本发挥作用。当遵约利益超过违约成本时，国内行为体应倾向于遵守战后交易的条款。国际行为体提供塑造这些成本—收益计算所需的资源，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国内行为体确信各方不会背离和平协议。

将可信承诺理论优先性的学者对东道国国内政治做出了一个重要假设：交战双方就交易条款达成一致。只有存在需要执行的协议时，执行问题才具有相关性。关于战后秩序条款的谈判这一关键步骤是在执行问题之前【Fearon (1998) 关于国际合作也提出了这一点】。要使执行问题产生作用，必须存在一个在缺乏外部执行的情况下无法达成的、相对于继续战斗而言更优的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聚焦于承诺问题和执行的分析，学者们假定谈判问题已经解决。

这个假设暗示了一种供给模式的国际国家建设模型，在此模型中，国际行为体提供了国内交战方所需的有效执行。供给模式的一个后果是，它引导学界注意力从国内政治转向国际行为体。实际上，源自这种方法的两个最具生产力的研究分支与国际供给紧密相关。其中包括（a）研究国际行为体如何执行协议；（b）研究何时以及为何国际国家建设成功或失败。

第一类学术研究关注“如何”问题，集中探讨国际执行的机制和形式。至少，国际行为体必须具备监控遵约情况和发现违约行为的能力，然后必须能够根据对协议的遵守情况来应用强制力、诱导力和说服力（Howard, 2019; Matanock, 2020）。国际国家建设的形式多种多样且并不互相排斥，包括过渡管理（如科索沃、东帝汶、柬埔寨）、占领（如伊拉克）、复杂或多维维和（如马里、莫桑比克）、共享主权（如所罗门群岛、塞拉利昂）、安全与发展培训与援助（如菲律宾、2010年代的阿富汗）以及观察（如纳米比亚）。

第二类学术研究关注成功与失败的问题。一个引人注目的模式是，国际执行能够终止冲突并限制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Doyle & Sambanis, 2006; Fortna, 2008; Hultman et al., 2013, 2014; Matanock, 2017; Ruggeri et al., 2017），但却未能按照外部意图重塑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Paris, 2004; Lake, 2010; Richmond, 2014; Barma, 2016; Fearon, 2017）。【注：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到与政权而非国家相关的结果，失败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国际行为体在冲突后很少能成功建立起自由民主政体（Jarstad & Sisk, 2008; Zürcher et al., 2013）】换言之，尽管国际行为体可以解决内战结束时固有的承诺问题，但他们无法确保遵守关于国家及其机构重组的和平协议条款。国际行为体停止战斗并促成更加持久和平的作用不容小觑；武力的垄断是国家的标志性特征，因此也是国内国家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国际冲突后国家建设议程一直以来都比终止冲突更为雄心勃勃，因为国家建设旨在防止冲突再次发生。那么，为什么记录如此参差不齐呢？

许多关于制度重建失败的解释都集中在国际行为体的执行能力和意愿上。这些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类：成本和收益操控能力不足，以及操控成本和收益意愿不足。

关于能力不足的论点通常聚焦于外部资源和努力，包括时间、金钱和人力。资源影响外部行为体通过成本—收益操控来执行战后交易的能力。例如，规模更大的国家建设干预具有更大的强制力或影响力，从而使得违约成本更高，而更多的财务资源以及愿意花时间建立机构则使遵约更具吸引力。当和平协议包含广泛的涉及国家建设的改革议程时，资源更可能成为一种约束条件（Krasner & Risse, 2014）。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适当匹配手段与目标会提高成功的可能性（Dobbins et al., 2003, 2005; Chesterman, 2004; Doyle & Sambanis, 2006; Miller, 2013）。

然而，近期的国家建设经验挑战了投入努力假说。诚然，许多早期带有国家建设目标的干预严重缺乏资源。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资源最充足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预行动并未按外部意图改变这些国家。正如对美国主导的国家建设进行的一项研究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在投入较少的地方做得最好，即翻新现有的地方机构而非试图构建全新的机构”（Brownlee, 2007）。将这一系列解释应用于不同成功率的难题，表明外部行为体投入足够的资源终止冲突，但没有为更加艰巨的任务（制度建设）投入足够资源。

关于意愿不足的论点假设国际行为体希望协助终止冲突和重构国家机构，而关于意愿不足的焦点则是国际行为体履行其作为执行者的承诺的兴趣。决定是否坚持到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执行者在东道国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削弱了国际行为体执行威胁的可信度（Walter, 2002; Donno, 2013; Girod, 2015; Matanock, 2020）。然而，好的执行者很难找到。他们必须对东道国足够感兴趣，愿意投入时间和资源来执行协议和重建机构，但又不能过于偏袒某一方或结果（Walter, 1997; Matanock, 2020）。这一系列观点通过参考外部行为体更倾向于执行那些专注于通过国家结构重组预防冲突复发的部分和平协议，来解释不同成功率的原因。

尽管学者们并不总是明确地指出这种联系，但这两组论点与战后国内政治中执行问题频发的理念紧密契合。沃尔特（Walter, 2002）精炼地总结了资源不足、意愿不足以及结果之间的关联：“如果交战方不相信外部力量会忠实核查或执行合规性规定，或者他们看到外部力量未能投入足够资源来处理当前任务，那么监督和保护的承诺将不会产生积极效果，并且交战方将拒绝遵守协议。”

另一组相关的论点则默认了执行所需的意愿和能力，并转而研究阻碍干预行动的国际行为体组织特性。这些论点从不同的角度将成功和失败归因于组织学习的变化（Howard, 2008）、官僚利益（Woodward, 2017）、和平建设的“文化”（Autesserre, 2010）以及获取地方层级反馈的机会（Campbell, 2018）。如同供给模型中的其他学术研究，这些论点假定国内行为体渴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国家建设援助。

供给模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它也是自我限制的。通过将研究焦点完全置于国际执法者身上并关注执行问题，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国内政治的其他方面，并假设了最初导致冲突发生的分配问题已不存在。在供给模型中，关键障碍是交易的执行而非交易本身的条件。如果承诺问题无法解决，国内行为体很可能不会认真谈判（Fearon, 1998）。若国内行为体已达成协议，则对于供给学派而言，谈判和分配问题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关于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获得什么的根本问题已在解决方案中得以解决和体现。【注：该主张假设谈判和协议因战略恶意原因而未达成（参见 Min 2020）】在这种模型框架下，国内政治复杂性的理论空间相对较小，难以对国际国家建设分析产生影响。然而，虚拟忽视国内政治存在问题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虽然聚焦于国际政治层面的创新理论，但国际国家建设的目标却是重建和改造国内国家结构。这意味着理论上的局限可能忽视了国内政治动态对国家建设进程的复杂影响。

谈判难题：国际国家建设中的强加现象

鉴于供给模式所固有的自我限制性假设，理论上的进步更多源自一种我称之为强加模式的不同方法并不令人意外。表1总结了强加模式与供给模式之间的关键差异。

表1 国际国家建设的提供和实施模式（供给和强加模型没有假设国家建设干预是否公正、是否受到邀请或是否得到主要政党的同意）

在强加模式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是和平分配结果上存在的谈判问题。该方法认为，外部行为体不顾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将战后秩序的条款强加于他们身上，或者不存在一个既能为国内交战方和外部执行者双方接受、同时又比持续冲突更为可取的协议。这种不匹配现象出现是因为战后秩序本质上具有分配性特征。和平协议确立了冲突后的政治秩序，从而决定了国家权力如何构建和行使。这些问题具有深远的分配性影响。例如，权力分享和民主条款就是这类改革的明显例子，而那些影响国家组织架构、其机构以及关于国家权力使用规则的改革同样具有此类后果。事实上，由于各方知道一旦接受协议就必须实际执行它（Fearon, 1998），可信外部执行的可能性实际上可能加剧这些棘手的分配问题上的谈判难题。

聚焦于谈判和分配而非执行和承诺，从两个方面丰富了我们对国际国家建设的理解。首先，强加模式使得国内—国内和国际—国内的利益冲突获得了解释力。例如，通过假定国际—国内偏好的分歧作为起点，Lake（2016）识别出困扰国际国家建设努力的一种合法性—忠诚度权衡困境。自利的国际国家建设者寻求既能保护外部行为体利益（忠诚度）又能有效治理并得到被治理者支持（合法性）的领导人。这一矛盾意味着，由于国际和国内对于战后秩序的偏好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国际国家建设任务往往无法建立合法国家，这一结论与采用供给模式研究中的常见解释截然不同。

Russell和Sambanis (2022)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处理偏好分歧，他们展示了这种分歧可以因对外部和当地行为体行为的内生反应而产生。他们提出了国家建设中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困境：一个是宗派困境，在社会群体间暴力竞争激励下，基于身份的庇护政治取代了一个良好运作的国家。国际行为体可以通过减少暴力和解决承诺问题（从供给角度出发）来缓解这一困境，这鼓励政客转向以公共物品提供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战略，即使国家能力较弱（制度主义困境）。国际行为体可以替代国家的能力，但这样做会引发主权困境，即新形成的民族主义者领导人会在功能性国家建立之前要求外部行为体撤出。Russell和Sambanis（2022）指出，解决一个困境往往会引发另一个困境，这种方式可能导致国家建设失败。

其次，国际—国内和国内—国内的冲突使学者能够摒弃成功和失败的二元对立，转而审视结果是混合的或连续谱上的状态。混合化结果包含了国家建设计划中各种元素的组合，而连续谱则允许介于成功和失败之间的中间结果。放弃二元对立承认国内行为体可以颠覆或阻碍国际国家建设计划的部分内容，同时接纳其他部分（Mac Ginty, 2011）。正如Barma（2016）指出，“国际和平建设者希望建立有效且合法的政府，而国内精英本质上并不这么想”——至少不是按照国际行为体强加的条件。然而，国内精英渴望伴随着外部对国家改革和重组要求而来的国际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转移，更根本的是，国际行为体赋予被选中治理战后国家的国内行为体的权力和认可。在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国际行为体的物质支持和象征支持对于控制国家的交战方尤其宝贵。

为了在避免改革的同时获取资源，国内行为者常常以微妙的方式稀释、改变并利用国家建设项目，这实际上削弱了国家重组的总体目标（Englebert & Tull, 2008; Mac Ginty, 2011; Barnett et al., 2014; Barma, 2016）。这些国内颠覆行为大多通过程序性策略来实施（Campbell & Matanock, 2021）。例如，东帝汶政府通过保留对人事和机构重组决策的控制权，挫败了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对其国家警察进行改革的努力——这些职能对于改革至关重要（Ciorciari, 2021）。在柬埔寨，交战各方在联合国监督下操纵权力分享体系，在国家机器内部建立基于裙带关系的平行网络；这种做法增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削弱了国家能力（Barma, 2016）。然而，如果断言国际国家建设并未影响到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将是误导。国际国家建设确实改变了并改造了国家，但这些国家并不像国际国家建设者希望创建的样子。将这些案例贴上国家建设失败的标签，仿佛政治局势未发生改变，掩盖了国际行为体无意中促成这些新秩序的重要方式。

这些理论进展表明强加模式在产生对国际国家建设和其影响的新理解方面具有生产力。许多这些见解来自于放松供给模式关于战后秩序所涉及的分配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设。但在这些问题上，国内交战方与国际执行者的偏好是如何出现分歧的呢？文献提供了三个答案。

首先，当存在单边干预时，偏好可能出现分歧。最近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入侵阿富汗。美国推翻了政府，并强加了与包括胜利方在内的国内精英利益明显不符的后入侵时期政治秩序条款。即使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单边干预也可能改变解决方案的内容，如果介入方迫使较不利的一方接受有利于介入方保护对象的条件（Favretto, 2009）。这些协议反映了持续战斗情况下有国际军事参与的共同预期，但随着国际参与度减弱，它们可能会变得过时。

其次，当国内行为者倾向于继续战斗时，偏好也会出现分歧。这种国内-国内的分歧会演变成国际—国内的分歧，当外部行为体强迫各方接受一个不符合交战方关于持续战斗军事后果的共同预期的协议条款时。战争提供了塑造这些预期的宝贵信息。交战方应倾向于战斗直至不再认为战场上能够获得比谈判桌上更好的交易为止。然而，国际参与有时会在双方形成共同信念之前就终止战争。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为结束冲突所做的努力显著增加。外交干预增多（Regan et al., 2009,），调解尝试更加频繁（Greig & Diehl, 2012; Wallensteen & Svensson, 2014），以至于它们几乎成为“自动”的（Gowan & Stedman, 2018）。未经东道国同意，甚至在“强制和平”旗帜下，联合国武装干预活跃冲突的情况并不少见（Hultman et al., 2014）。

国际更大程度参与的一个关键结果是对和平解决冲突的强大压力。内战现在更有可能以协商解决而非战场上的胜利而告终（Kreutz, 2010）。然而，这种压力可能导致“非自然的解决方案”，其条款不同于交战方本来可以达成的——如果他们最终能够达成协议的话（Werner & Yuen, 2005; Beardsley, 2008; Cunningham, 2012）。例子包括1991年停止柬埔寨内战的巴黎和平协定，以及多次旨在阻止自2012年开始的中非共和国轮番冲突的失败协议。非自然协议特别容易失败，并不是因为国际执行不足，而是因为国内行为者对战后秩序的条款没有达成一致意见（Werner & Yuen, 2005）。这种分歧是一个分配问题，而不是承诺问题。

第三种偏好分歧的情况发生在国际行为体在协议中注入交战方自身不会追求的解决条款或执行计划时。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行为者可能对战后秩序的条款达成一致，但如果没有附加条款，这些条款对国际行为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可能是出于规范性考量，或是基于有效且受约束的国家可以降低未来冲突可能性的信念（Paris, 2004），国际行为者要求纳入一系列改革措施，而这些改革可能与终止冲突的直接问题或最初导致战争发生的分配性分歧无关。国际强制执行也可能导致实施计划类似于某位批评家所描述的“宜家式和平建设”，即和平愿景在他处预制、运往国外地点，并按照预先安排的方案重建，而不顾及当地问题的敏感性（Mac Ginty, 2011）。

这些条款和计划可能无法得到主要各方的支持。例如，关于安全部门改革的规定——这是协议中最常见的国家建设类型之一——可能会对军队构成深度威胁，甚至是生存上的威胁（White, 2020）。同样，在阿富汗推行法治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遭遇阻碍，正是由于包括前交战方在内的国内精英对此类改革不感兴趣甚至反对（Swenson, 2017）。因此，外部压力可能导致产生一些协议，其条款和实施计划仅部分被交战方接受，但他们出于对和平或外部物质资源的渴望，在短期内默许了这些协议（Mac Ginty, 2011）。

需要明确的是，即使干预行动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并且得到东道国的邀请，对于战后秩序条款的偏好仍然可能发生分歧。尽管公正性是联合国维和的基本原则，联合国被视为无偏见有助于限制暴力的有效力量（Nomikos, 2022），但联合国本质上是倾向于国家主义的，其决策反映了其最强大成员国的利益和议程（Vreeland & Dreher, 2014）。这一议程包含了遵循以西方为导向的国际国家建设范式。例如，在索马里，联合国强加了一套自上而下设计并施加给地方行为者的参与性改革，尽管这些改革与当地利益和地面上的力量平衡相悖（Lake, 2016）。

此外，即便是基于同意的使命和共享主权安排中，国内抵抗也确实存在并且可能发生。主要交战方的同意并不意味着普遍的地面赞同，也不意味着对特定和平条款的一致同意，而且支配这些关系的不完全合同性质为抵抗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Matanock, 2014; Campbell & Matanock, 2021; Ciorciari, 2021）。换句话说，供给/强加的二分法并不能清晰对应到文献中常见的部分性和非部分性或基于同意的维和/非基于同意的强制和平执行两极对立区分。

重新关注谈判问题和偏好分歧，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际国家建设模型。在那些国内行为者对战后政治游戏规则不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将国际国家建设建模为供给是误导性的。鉴于国家相关改革的分配后果，偏好分歧产生了对国家建设议程中某些或所有条款的国内反对和抵抗。

这种模式对于理解国际行为者做什么以及为何他们在改革国家方面面临困难的含义，与供给模型有着显著的不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供给方法将国际干预建模为一种方式，旨在让谨慎的交战方放心，国家掌权者不会利用国家权力违背和平协议。相比之下，强加方法则将国际干预解读为试图促使国内行为者去做他们原本不会做的事情，即接受带有分配后果的强加国家结构。

目前强加方法中缺失的是对国内行为者为何抵制国际国家建设的更全面分析。要理解这种抵制，反过来又需要理解为什么就战后秩序和国家改革进行谈判如此困难。因为围绕分配问题的谈判是（国内）自主国家建设过程的核心，我转向关于国内国家建设的文献寻求洞见。

暴力管理的国内政治

暴力管理问题并非国际政治所独有。实际上，暴力管理在国家发展的国内政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中国内统治者面临着垄断权力的挑战。所有统治者都试图以牺牲对手为代价来确立自身的权威，而所有国家领导者也都寻求使国家成为社会中首要（即使不是唯一）的规则制定组织。Migdal（1988）将这一非凡国家建设过程描述为世界上“真实的政治”，而Tilly（1985）则简称为“国家构建”（state making）。大量关于国内国家建设的研究关注了统治者如何减轻暴力威胁，采纳强加模式研究国际国家建设的学者可以借鉴这些文献中的见解来思考国内反对和抵抗的问题。

那么，统治者是如何确保并维护权力垄断的呢？垄断权力本质上是冲突性的。它要求排挤、压制和适应那些可能对国家施加暴力威胁的竞争者。我将这些竞争者称为暴力企业家。【注：我以价值中立的方式使用“暴力企业家”这一术语，因为有些暴力企业家确实提供了秩序，并且享有民众的合法地位（Stewart, 2021; Arjona, 2016; Blair & Kalmanovitz, 2016; Mampilly, 2012; Staniland, 2012）。当然，国家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暴力企业家】垄断权力也是一个持续不断更新的过程。暴力的威胁无法完全消除，只能加以管理和控制（North et al., 2009; Driscoll, 2015），且国家权力在领土上的绝对性和稳定性并不多见（Lee, 2020）。从这个角度来看，内战可以被视为国家失去对暴力问题控制的时期，使得冲突后的时刻对于重建国家权威至关重要。许多我们现在认为强大有效的国家曾经经历过自己的内战，例如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等。

暴力和强制在权力垄断过程中发挥了众所周知的作用。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主权集中的政治也包括通过非暴力手段操纵和控制暴力企业家。对于战场上无法击败或解除武装的竞争对手，统治者转向同化策略。

同化是一个基于强制阴影下的持续谈判与融合过程。统治者向暴力企业家提供私人回报，换取他们对国家权威的忠诚和服从；反之，暴力企业家也会从统治者那里“榨取主权租金”（Driscoll, 2015; Barkey, 1994）。【注：关于政治生存和政治体制的文献广泛讨论了同化作为一种手段，用于中和对领导者的威胁，而非直接针对国家本身的威胁（例如，Geddes, 1994;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Svolik, 2012）】交换非常重要，但促进交换的是国家权力选择性及特定方式的应用。由此产生的安排类似于诺斯等人（North et al., 2009）提出的有限准入秩序概念，这种秩序基于个人关系而非非人格化、正式制度化的权威。正如这些作者指出，有限或特权准入“不仅仅是一种充实主导联盟口袋的方法，更是控制暴力的根本手段”（North et al., 2009）。作为控制暴力策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微妙的平衡状态，即服从所带来的利益——主权租金——超过挑战国家的潜在利益。

这些主权租金直接依赖于国家及其权力的行使。正如国家安全机器提供了压制和镇压竞争对手的手段，国家的监管和执法机构使得统治者能够运用国家权力抽取租金。以公务员体系中的恩赐性任命为例，这些职位及其附带的权力为财富转移、租金抽取的可能性以及政府福利分配提供了途径（Geddes, 1994）。在17世纪的普鲁士、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以及绝对君主制下的法国，恩赐性任命在中央集权和忠诚构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Grindle, 2012）。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将总督职位分配给强大的土匪头目，有效地阻止了他们对国家的暴力行为（Barkey, 1994）。而在卡尔扎伊政府治下的阿富汗，任命军阀担任省级长官也起到了类似的效果。通过让他们有机会抽取私人租金而融入国家体制，消除了他们的威胁；如果他们强大但不过于强大，甚至可以提供有效的治理（Mukhopadhyay, 2014）。

统治者还可以通过选择性（不）执行法律来提供主权租金。经济领域的选择性执行为个人致富提供了途径。商业特许权、垄断征税权、控制国有企业、不平等的土地使用权及操纵私有化方案等，都展示了选择性执行如何以多样化的形式向愿意放弃暴力并服从国家的精英输送利益（Migdal, 1988; Reno, 1998; Hibou, 2004; Driscoll, 2015）。例如，在1990年代，乌干达政府官员利用世界银行支持的私有化进程，让对政权稳定至关重要的官员得以极其优惠的条件获取资产（Tangri & Mwenda, 2008）。国家也可以对官方腐败和贪污视而不见，实质上容忍非法财富积累。在新秩序时期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总统允许政府官员——即体制内人士——利用职务从预算中捞取好处或向公民收取费用以牟利（McLeod, 2011）。事实上，尽管选择性地不执行反腐败和反贪污法可以巩固对国家的忠诚，而选择性执行的威胁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手段，帮助统治者确保服从并保证政府效率（Darden 2008）。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性执行的普遍性并非国家软弱的标志，而是国家不断形成过程的证据（Hibou 2004）。

对于国际国家建设研究来说，同化策略的三个方面特别相关。首先，主权租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是该策略有效保障权威垄断的核心。主权租金并非普通贿赂，用于换取暴力企业家对国家的顺从。它们是一种与国家完整性和国家权力直接挂钩的贿赂。当国家的强制、监管和执法机制更有效时，部长职位或总督职位的价值就更大。同样，只有当国家足够强大到能实施对企业准入和资源获取的限制，或者捍卫财产权时，选择性执行才具有吸引力。

由于主权租金取决于国家权力，被同化的暴力企业家便会对国家的生存产生兴趣，并且因为这些租金的价值在国家权力增强时更高，所以被同化者也会对维护乃至加强国家权威拥有利益。因此，暴力管理的非常规国家建设在一段时间后，可以促进常规国家建设和制度强化（Loveman, 2005）。明确一点，这并不意味着一旦权力平衡偏向于他们，被同化者就不会挑战国家或尝试分裂。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支持建立一个基于普遍主义和公正原则的自由国家。相反，同化可以使他们的利益与国家效能相捆绑。确实，效能可能与权威模式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Mkandawire, 2015; McDonnell, 2020）。比如在普鲁士、日本、法国和英国，“解决行政无能问题的早期方法并不是废除恩赐性任命，而是确保恩赐性任命服务于能力”（Grindle, 2012）。

其次，同化和恩赐政治作为政治整合和精英吸纳的手段，是对暴力的一种替代（Nye, 1967; Scott, 1969）。统治者转向同化的一个原因是，强制性手段成本高昂、难以实行，并会为政权带来负担（Svolik, 2012; Greitens, 2016）。强制和暴力还可能彻底失败。和平谈判结束的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相比之下，通过促进非正式协议以分配和保护财富，国家可以在无需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实现与暴力相同的目标。

第三，当国家为暴力企业家提供了足够的利益以获得他们对战后秩序的默认，同时国家也有动力惩罚背离该秩序的行为时，同化的政治逻辑将自我强化。主权租金提供了吸引暴力企业家进入国家体系的奖励。然而，同化总是伴随着强制的阴影：由于国家并未解除武装，它保留了以暴力作为威慑背离国家和重启战争手段的选择。这种威慑威胁之所以可信，是因为统治者重视自身的政治生存（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并关心来自潜在主权者的暴力挑战（Walter, 2006; Lee, 2020）。自我利益的一致应该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均衡状态。

虽然同化和侧向支付在关于国内国家建设和权威垄断的文献中占据显著地位，但在国际国家建设的文献中几乎无人提及。后者沉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供给方式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方式下，内建的假设认为协商问题的解决方案排除了侧向支付作为和平基础的必要性。在该领域的学者看来，外国援助等转移支付是对遵守和平条件的奖励（Matanock, 2020），对外部协助重建国家机构则视为一种激励（Howard, 2019）。而强加方式的文献也没有明确考虑侧向支付的可能性。然而，如前所述，侧向支付可以成为管理暴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它们构成了战后秩序政治逻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国内国家建设文献对国际国家建设研究有何启示？或许最重要的含义是，国家的形式、游戏规则以及国家行使权力的方式会产生深远的分配性后果，尤其是在能够威胁国家暴力的精英阶层中。国际行为体为冲突后恢复中的国家规定的制度和规则则带来一套非常不同的分配性后果。简单来说，它们从根本上与国内行为者自己可能设计的那种同化策略不相容，特别是当前者所设定的一套机构和实践并未反映地面上的力量平衡时。认识到在冲突后国家推动全面国家改革的困难，Eikenberry 和 Krasner（2021）主张，国际干预者应该追求“足够好”的治理：安全、卫生和经济增长，这种治理方式“不会威胁到国家精英们的寻租机会”。

更具挑衅性的是，国内国家建设文献暗示，在短期内，和平的稳定取决于一个未经改革或部分改革的国家的存在。采取强加方式的研究学者已经注意到，国际行为者寻求创建的国家类型会威胁到国内精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Barnett et al., 2014; Barma, 2016）。而国内国家建设文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强调了精英自身利益如何通过国家手段来管理暴力的方式与其捆绑在一起。对外部观察者而言看似治理不良的现象并非病态，也不是无知的结果。借用讨价还价和战争文献的语言，主权租金本质上是一种促进分配问题达成协议的侧向支付。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不良是对主权集中的迫切需求的一种理性回应。

这些文献也为国际国家建设失败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强加方式文献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将国际国家建设视为国际行为者与国内冲突方之间的一种战略互动。国际行为者拥有国内冲突方渴望的有价值的物质和象征性资源。国内行为者仅在维持这些资源持续流动所需的程度上遵守外部改革要求。虽然这一动态通常被很好地理解，但国内国家建设文献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解读：外部资源实际上是和平的非故意侧向支付，类似于国家提供的主权租金。正如 Driscoll（2015）在其关于中亚政治巩固的论述中所说，“外国援助专业人员可以对战争解决产生积极影响，并非尽管而是因为这些资金可以被暴力企业家窃取”（重点原文）。国内行为者并不会真诚或充分地实施外部强加的改革，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工具化改革，这种行为也延伸到了经济领域的改革（Hellman, 1998; Van de Walle, 2001）。

部分改革后的国家还能作为防止外部资源切断的对冲手段，保留获取和抽取主权租金的能力。外部侧向支付和维持国际强加战后秩序的威慑威胁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国内行为者知道国际国家建设者终有一天会离开，国际压力也会减弱。相比之下，国内暴力的威胁始终存在，必须不断加以管理。因此，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关注时，保持利用国家生成主权租金以维护和平的能力，是一种应对该问题的理性反应。

结论和新方向

文献中关于国际国家建设的两种模型反映了对国家改革政治障碍的不同假设，这些假设塑造了学者提出的问题及其得到的答案。供给模式淡化了分配问题，而将重点放在承诺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阻碍国家建设成功的壁垒是和平协议的执行。强加模式则关注和平产生的分配结果上的讨价还价。国际与国内以及国内各行为体之间的分歧表明，国家建设失败的根源在于各方对于战后秩序条款的迥异偏好。由于出发点假设不同，供给和强加两种模型为国际国家建设研究都产生了富有成效的洞见。

国际国家建设中的“供给/承诺”与“强加/分配”二元对立关系更多是隐含而非明示的。我已阐明每个模型中未言明的假设，从而揭示了理论创新为何在供给文献中侧重于国际行为体，在强加文献中则聚焦于国际—国内联系（参见表1）。通过分析国内政治视角下，国内行为体对战后秩序分配后果的偏好的可能原因，以充实对强加模式的理解，这种差异性可能极其强烈地偏离国际行为体的偏好。需要明确的是，我并非认为供给模式是错误的，而强加模式就是正确的。两种模式都捕捉到了现实的不同方面，但它们适用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案例。

未来研究可以探讨何时、对谁及在何种条件下每种模型适用的问题。新的学术浪潮可以从关注行为体、利益和国家建设改革的变化入手，并借鉴相关领域的见解。并非所有国内精英的利益都与国际国家建设相悖，也并非所有追求主权租金的行为都与构建有效国家不兼容。未来工作可以研究潜在社会偏好的配置情况，旨在解释何时以及为何它们会妨碍国际国家建设。例如，在民主化方面，Zürcher等人（2013）发现当国内“采纳成本”（对精英利益的威胁）较低时，干预更有可能建立民主。政治经济学文献也在一定条件下将精英自身利益与民主化联系起来，比如资产流动性与金融一体化可以降低富裕精英反对民主的程度（Boix, 200; Freeman & Quinn, 2012）。类似的观点也可应用于精英对国内权力结构和国家权力行使方式的偏好。

本文大部分讨论将治理问题上的偏好视为静态的，然而偏好是可以并确实会发生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可能是内生于国际干预者或国内实地行为体行动的（Russell & Sambanis, 2022）。在Tilly（1992）关于国家建设和战争的经典著作中，国家对其民众实施征兵和征税，随后提供了民众所期望的让步，作为继续提取劳动力和资本的交换条件。强调赢得被统治者心和意志的人口中心反叛乱逻辑同样基于偏好可以转变的理念。实际上，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无意间改变了政治权力分配，进而影响了对战后秩序的支持（Ingram, 2012）。允许偏好随时间变化开启了在同一案例的不同时间点上供给和强加模型都可能适用的可能性。未来研究可以探究这些偏好变化的原因及其对国际国家建设的影响。

国内国家建设中的吸纳政治也为未来的工作指出了有趣的途径。吸纳发生在一个制度化的领域内，这个领域规定了国家如何与社会中的强大成员，如暴力企业家，进行互动。国家与社会调解的制度设计差异很大。例如，赞比亚的国家领导人授权传统酋长以增强民主反应的方式提供国家服务，尽管酋长本身并非选举产生（Baldwin, 2016）。殖民时代的国家建设也提供了经验教训：美国当局误以为精英利益已经与美国目标一致，从而无意中导致菲律宾的国家软弱（Matsuzaki, 2019）。所有的国家建设都涉及到强制阴影下的附带支付，但并非所有的国家都陷入了低水平均衡的治理不善陷阱。国家与社会互动方式的变化影响着长期的政治发展（Migdal, 1988; Hibou, 2004; Matsuzaki, 2019）。未来的工作应该解开制度设计中的这种变化，以理解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吸纳的长期影响，这是一个对政策有重大影响的课题。

未来研究还应进一步探讨国内国家建设文献对于理解国际国家建设成果差异性的影响。冷战后国家建设的实际成效并不令人羡慕。然而，强加方法论内的学术研究显示，成功与失败的二元划分并不能准确捕捉到改革的真实状况。国际国家建设所谓的失败在程度上更为多样、复杂，并且其产生的反效果比更广泛的学术界所承认的要多（Mac Ginty, 2011; Richmond, 2014; Barma, 2016; Swenson, 2017）。许多实际经验现象位于成功与失败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强加模型关注国内偏好及分配问题的视角表明，这种变异性的一个解释在于国际与国内相互作用的交叉点上。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深入探究国际国家建设者如何塑造国内国家抽取和分配主权租金的能力，以及这种变化对国家发展产生的各种后果。这意味着分析国际干预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反过来决定了国家建设项目的成效与长期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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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编辑、排版：焦磊

〇 审校：郭瑞涵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