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屠龙之术到治世之学：如何发展政治科学？| 名家讲座008：Rogers M. Smith

编者按

因为对社会的探究，所以人类产生了社会科学。而所谓社会“科学”也更多是行为主义革命的产物。学者们有感于人类社会中的变量如此之多，而对大问题的探讨往往如隔靴搔痒，无法产生有实质价值的理论和建议，转向了精细化变量的小问题研究。但是，我们在小问题研究上量的累积，却并未尝试推动由小到大的质的变化，而是止步于此，将触及质的大问题放在了“进一步”的研究展望之中，随后便无人问津。这种碎片式的多元化研究促使社会科学研究逐渐成为“屠龙之术”，而在政治科学中显得尤为明显。

对政治科学的质疑来自于多方面。比如，学者们的身份背景问题。自然科学的学者们因为是对客观物质与世界的测量而无法偏倚，那么政治科学的学者们则无法摆脱其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对相关研究议题的选择、对变量的操作化定义、研究假设和结论的推导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许多发表文献的研究结果无法被复现毫无疑问地加剧了这种质疑。

那么，我们如何发展政治科学？如何将政治科学从貌似无用的“屠龙之术”转变为有益的“治世之学”？如何从现有的研究、行会、期刊和院系中改变政治科学的发展方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编译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前任主席Rogers M. Smith所发表这篇的主席致辞，希望能够借助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路途上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镜鉴。

从屠龙之术到治世之学：

如何发展政治科学？

（原标题为：《政治科学能够带来哪些益处？从多元主义到合作伙伴关系（What Good Can Political Science Do? From Pluralism to Partnerships）》，现标题为译者所拟）

演讲者：

Rogers M. Smith，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2018-2019）、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美国宪法、政治发展和政治思想，关注公民身份、种族、性别和阶级不平等问题。

Smith教授的著作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1997）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和社会科学历史协会颁发的“最佳图书奖”，并入围1998年普利策历史奖。其他著作包括That Is Not Who We Are! Populism and Peoplehood（2020）、Political Peoplehood: The Roles of Values, Ideas, and Identities（2015）、Still a House Divided: Race and Politics in Obama's America（2011）。

译者：

焦磊，山东大学

引文格式（MLA）：

Smith, Rogers M. “What Good Can Political Science Do? From Pluralism to Partnership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8, no. 1, 2020, pp. 10–26.

内容提要

在全球范围内专制政权不断崛起的时代，高等教育普遍面临着支持度的下滑和更为尖锐的政治压力，政治科学尤为突出。政治科学家长期以来承诺，他们的学科可以增进对政治的认知，并教育公民。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我们日益多元化的学科是否能够集体产生有用的知识，并在教学及更广泛的公共传播中有效地传达这些知识。政治科学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将他们特定的研究置于政治与世界运行的大背景下，并整合其研究成果。他们必须更加关注导致民族主义复兴和社会深刻分裂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他们必须通过公民参与式研究来加强自身的理解和对社区的贡献。同时，他们还必须更加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通过上述途径，现代学者可以证明政治科学的确能带来诸多益处。

担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是一份极大的荣誉，但更令人感到荣幸的是有机会投身于政治科学事业。我相信大多数政治科学家和我一样，都认为能够从事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特权。然而，此刻我有责任指出，我们的学科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更大的政治世界深陷困境，对我们的工作乃至更多方面构成了威胁。在概述这些挑战之后，我将提出一些想法，即我们如何通过在研究、教学及公民参与等方面寻求新的知识和专业合作，来应对这些挑战。尽管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多元化的学科特性，但我们持久的目标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让我们有必要更频繁地整合我们的研究成果，以更全面地照亮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可以通过与学术界以外的人士进行更多的交流互动，深化对我们当前政治环境的理解。这样，我们将能够向更广泛的世界传递更有价值的政治知识，并且更加有效地传达这些知识。

目前，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本身处于极佳的状态，拥有健康的财务状况、一流的总部位置、优秀的员工团队、现代化的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会员、组织单位、项目和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包容性和生产力。我们有许多理由为协会和我们学科现在所做出的贡献而庆贺。

现代政治和现代学术界的挑战

然而，当我们转向更广泛的政治世界时，情况就糟糕得多了。今天全球政治最显著的特点是，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普遍声称自己是民粹主义。在美国，尽管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推崇危险的、扩张性的行政权力观点，并抵制国会和法院的监督，但我们并未面临对学术自由同等程度的威胁。然而，一切远非理想状态。近期民调显示，大约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高等教育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校园内的政治表达倾向于压制保守派的观点。因此，特朗普总统曾威胁要撤销联邦资金支持那些其官员认为限制言论自由的机构，特别是通过压制保守派演讲者和学生的声音。同时，许多左倾学者在课堂内外乃至社交媒体上面临着不断增加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们避免发表挑衅性言论。这些压力来自保守派监察团体、机构捐赠者，有时也来自高等教育管理者自身。研究表明，在美国大学校园内，压制言论自由或针对保守派的歧视事件实际上相对较少；虽然一些知名的保守派嘉宾演讲者经常遭遇抗议，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数量上更为众多的左倾学者往往因政治表达而受到制裁或解雇。近年来，关于校园内政治言论争议的大范围报道，诱使许多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降低了对涉及政治教学与研究的院系和项目的重视程度。

尤其在公立教育机构中，由于它们承担了全美超过73%的高等教育学生培养任务，且四年制公立学校颁发了超过63%的政治学学位，政治压力更容易施加于此。当州立法机构、富裕捐赠者以及支付学费的家长发出信号表示不希望这些机构突出政治科学时，这对我们的学科而言至关重要。此外，高等教育为了应对包括学费上涨、学生债务增加在内的当今困境，越来越多地转向具有营利性企业管理经验的企业高管担任行政领导这一趋势，对我们并无益处。这种做法不仅导致了管理薪酬无效增长，这些管理者往往像许多现代CEO一样，专注于为机构创造短期价值。他们倾向于优先考虑能够吸引大量政府和企业资助的学科，如计算机科学和某些STEM领域，以及更偏向应用的项目，而不是像政治科学这样的文科专业。他们通常对学生活动和有争议的教员持过敏态度，更偏好顺从的在线学生“客户”和临时雇佣的教师。

当然，也有一些相反的趋势。面对美国民主状况的恶化，许多州正在恢复高中毕业所需的公民教育要求，有些州如佛罗里达州现在还增加了对高等教育学生的公民素养强制要求，延续了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其他州长期以来对美国政府学习的要求。这些政策促使许多机构维持强大的政治科学项目，尽管它们也可能加剧控制政治科学家教授内容的努力。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也在努力展示他们正在为其社区提供有价值的外联服务，有时政治科学家被视为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然而，近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多所大学采取的类似行动，例如塔尔萨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斯分校试图整合或关闭包括政治科学家任教在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项目；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尝试将政治科学纳入新建的国土安全学术部门；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提出将政治科学研究生项目并入一个仅限公共政策的研究生项目中；北卡罗来纳农工州立大学已成功地将政治科学融入历史和刑事司法系，其中大部分政治科学课程由兼职教师教授。尽管这类例子数量不多，但它们确实存在且呈上升趋势。

未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对其社会、行为与经济研究部的部分计划进行调整的决定可能会强化这一趋势。该基金会计划用两个项目取代其原有的政治科学项目，其中一个关注安全与准备，另一个关注负责任的机构与行为。虽然其官员希望政治科学的资助会因此增加，但NSF做出这些改变是因为他们认为政治科学是一个有害品牌，影响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的资金获取。如果这些变化得以完成，政治科学将成为唯一一个在任何NSF教员研究项目中不包含其名称的社会科学学科。

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看，出于政治和财务动机对学术自由及我们学科及相关项目的资助限制显然是不利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政治科学家也会同意，敌视知识和政治自由的专制政权的崛起对人类大多数是不利的。但是，推动这些发展的力量强大而根深蒂固，不仅包括使学术机构更接近营利性公司的努力，或者在许多国家，使其服从于当权者统治的努力。或许更为糟糕的是，这些力量常常包含了民众对于学术界的怨恨情绪，视之为特权精英的领域，这些人以自我为中心，对很多大众群体的观点和价值观表现出傲慢，甚至无知。

面对全球治理中的这些严重令人关切的趋势，以及对高等教育普遍态度的转变，以及对政治科学特别的支持减少，我们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政治科学能够带来哪些好处，既能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又能为全球政治走向更好的道路作出贡献？在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我们如何更好地展示自身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创造更多有助于改善这些环境的价值呢？

当今政治科学的现状

答案必须源自对我们学科现状的理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和局限性在哪里，以及我们为何如此。我对于这些议题的看法源于在该领域四十年的经验及对本学科历史包括历届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主席演讲的研究。多位APSA主席指出，政治科学家研究政治部分是因为我们从研究中获得审美愉悦。然而几乎所有人都同时提出，我们寻求通过工作来做好事，即传播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治理社会和世界的知识。我们主要通过探索政治问题的源头与解决方案，以及公民教育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目标始终得到广泛认同；但我们在现代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深受美国政治科学发展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的影响，即20世纪5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将学科重心从受政治哲学指导的政治制度的形式描述和评价转向了基于观察数据测量进行定量分析，以检验跨社会和时间的人类行为的适度普遍化理论。1958年，V. O. Key清晰地描绘了这一转变，并表达了对规范性政治理论者与实证行为研究者之间日益增长的对抗性的担忧。他认为这两种努力最终需要相互结合，但他没有找到阻止它们分歧扩大的公式。

随后几十年间，其他几位APSA主席公开担心学科内部日益碎片化的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短暂时间内，像Truman、Almond和Easton这样的杰出人物曾希望政治科学能够围绕着群体与系统输入输出或结构功能关系的分析而团结起来。之后，两位学界巨擘Warren Miller和Elinor Ostrom各自主张，政治科学应当通过合作项目汇集大部分乃至全部方法，共同解决被Ostrom视为本质上是集体行动问题的重大实质性议题。其他一些APSA主席则选择了提供如何从不同子领域和方法论流派汲取见解，以此作为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最佳途径的例子。还有一些主席直接倡导学科多元主义，强调专业多样性的贡献，同时也强调仅从事常规行为研究所带来的智力成本。近几十年来，有数位主席特别批评了学科在阶级和种族这两个常常交织的问题上的有限处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多位主席担心方法论严谨性的追求被过度强调，从而忽视了对大型重要问题的探索。他们认为这种失衡导致学科尴尬地迟于认识到如20世纪50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抗议活动、70和80年代宗教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及二十世纪后期加剧的民众对建制派领导人不信任等现象，而这正是近年来民粹主义起义的动力源泉。

在进行这一论述时，Putnam在2002年指出，尽管学科总体上取得了知识进步，但它历史上一直在“科学主义”和“行动主义”之间摇摆。【译者注：Putnam的主席致辞已经全文翻译，见于：与出租车司机对话——使政治科学与现实政治连接起来 | 名家讲座002：Robert D. Putnam】他认为我们必须始终追求两者。尽管Putnam将年轻时期的Rogers Smith视为一种异议声音，但我一直全心全意赞同他得出的结论：“更精确总是更好”，但同时，“一个对重要问题的大致答案好过对琐碎问题的确切答案”。Putnam担忧回答重大问题的重要性在专业领域中随着时间逐渐“减弱”，但他也看到了转向热烈追求两者的趋势。

在许多方面，我们的学科如今确实找到了更好的平衡点。以现代美国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为例，即过去一代人中经济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的问题。政治科学家如Larry Bartels、Martin Gilens和Gordon Lafer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既分析结果又探究机制，无可争议地展示了国家和州层面的政策制定者是如何给予并仍在给予富人他们想要的不平等政策，而不是倾听大多数美国人的政策偏好许多政治科学家正在卓有成效地探讨这一现实对民主、民众不满情绪以及环境和经济政策等多个领域的含义。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贡献。

但在面对我们与世界今天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时，我们必须关注如何做得更多。阻碍我们前进的因素至少有三个。首先，是工作本身的纯粹智力难度。政治科学并非火箭科学，而是更难。人类的政治行为受到如此多变量的影响，以至于很难找到具有高度特异性和广泛时空适用性的规律。在一个社会或时代被视为义务甚至神圣的精英赠予行为，在另一个社会或时代可能被认为是侮辱或腐败。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所带来的巨大复杂性：不同于火箭，我们的研究对象可能会根据对我们研究成果的理解改变其行为，例如“破窗理论”对执法政策的影响。而且，我们将很可能永远在探索人类政治行为受外部变量决定的程度及其无法完全解释这一伟大谜团的过程中挣扎。

面对这些困难，我们常常聚焦于较小、更容易处理的经验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希望通过积累可靠的经验发现，最终能够应对更大的主题并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构建。但如果只尝试进行小型研究——如果比自然科学界更加推迟寻求结合这些研究来解决重大问题——我们就不能惊讶于那些为我们的研究付费的人抱怨说，我们将他们最关心的一切都归结为不断呼吁进一步研究。

第二个同样深刻的因素是，正如Charles Lindblom在其1981年的主席演讲中所论，要认识到并且摆脱我们在政治思考中受到自己社会中主导制度、实践和规范塑造的假设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那些社会中的强大力量似乎准备反对任何质疑有利于和增强它们安排的情况下。我们内在的认知和心理局限以及外在的政治压力可能导致我们不去反思那些若重新审视则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政治世界并不总按常规假设的方式运行的前提。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在学科工作中融入适当的质疑前提的形式。

第三个更为世俗但依然至关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我们在现代市场系统和机构中完成专业劳动，这些系统和机构奖励多种类型的工作，但其中一些类型的回报比其他类型更容易获得。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一样，我们政治科学家共享一个专业领域，但我们工作的部门、项目和高等教育机构彼此竞争。这种竞争可以激发卓越，但在某些方面尤其是这样。

为了赢得声望和吸引资源，许多机构都希望拥有高排名的院系和项目。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政治科学家也希望在高排名的院系、项目和机构中工作。当前的排名主要基于教员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行政人员（尤其是今天的CEO式管理者）有时主要通过引用次数和在高度排名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评价这些成果。学者当然也会受到同行在已发表评论和保密信函中的评估，这些评估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计数。然而，将排名与频繁发表和广泛引用的研究相联系，为学者提供了激励，促使他们选择那些从大型主题中提炼出符合子领域文献偏好的狭窄问题集的研究项目——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标准的定量方法相对明确地解决。相比其他项目，这类项目更有可能产生一系列文章，有时被视为“最小可发表单元”，并在高排名的期刊上发表，并获得在类似平台研究相似学术议题的他人的引用。我们目前的学术市场并不鼓励学者寻求系统性地将其工作与其他研究大型主题不同维度、特别是使用不同方法的学者进行整合。

这并非恶意之举。这类研究中有许多做出了宝贵的智力贡献。同时，也容易夸大市场力量的影响：近期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官员和奖项得主名单足以表明，我们的学科不仅包含了丰富多样化的研究（在方法、实质内容和作者身份方面），而且往往奖励此类研究。即便如此，我们的学术市场体系确实给学者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对年轻学者而言，让他们倾向于从事主要关注更为狭窄、更具技术性且更为常规的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可能最终会或不会对广大公众感兴趣的大型话题有所启发。

此外，即使我们的工作确实能阐明这些大型话题，我们在努力打动学科期刊审稿人过程中形成的写作习惯常常阻碍了我们将见解传达给更广泛的受众。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政治科学家们坚信我们学科中的许多人正在进行杰出的学术研究。但在撰写资助申请时，我们常常将自己的研究描述为试图填补我们封闭式文献中的空白。或者我们似乎只是向政党工作人员、立法者或其他官员提供关于战术的技术建议。这些努力有价值，但我们往往未能向更广泛的受众清晰传达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正在经历的重大问题，或是他们能够认识到对他们至关重要的议题。

我们这个职业还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追求高排名的机构，特别是那些已经富有和享有盛誉的机构，通常只对教学给予较小的重视——因为教学较不显眼，而且我们缺乏严谨的方法来评估有效教学，特别是在其长期影响方面。尽管如今对公民教育的支持再次得到加强，表明即使是这样，许多公众仍然更加看重我们的教学而非研究。当学费越来越高而教授授课越来越少时，我们会疏远支持者。

同样，许多大学将服务简单定义为在机构内部支持其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而不是直接积极地与外部世界互动。这种公民参与反而可能被当作是逃避学术职责的行为遭到贬低。因此，一些政治科学家认为，我们的学术市场未能适当地赋予未在主要学科期刊上发表但对公众有益的研究和服务应有的价值，这一倾向仅部分通过依赖谷歌学术引用来评估学术地位得以缓解。另外，包括欧洲的政治科学家在内的其他人指出，当前的主要指标不仅以社会责任之名悖论性地不利于政治科学研究的相关性；研究指标同时也妨碍了对教学的关注。

现代学术生活的这些方面可能会使我们学科通过教学或研究做好事的能力减弱。它们会妨碍我们深入全面地探索时代的重要发展，包括日益敌视学术自由的政治潮流。它们会在我们试图说服越来越多对我们价值产生怀疑的人时给我们带来阻碍。在对当代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分析中，社会学家Steven Brint指出，美国大学和学院的研究资金和入学率都非常高。但他记录了对学术界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并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好地与我们声称要帮助并寻求其支持的外部参与者建立联系，而又不能成为他们的附庸。我们还需要更多地关注提高教学质量以提升学生学习成效，某些衡量标准显示学生的学习成效正在下降。

虽然在政治科学领域早就展开了许多有价值的举措来完成所有这些任务，但学科现状使得进步变得困难。我们是一个具有多元性的学科，不仅在方法和实质兴趣上有分歧，还包括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和使命，以及广泛的身份群体。尚不清楚我们如何才能团结一致，携手面对我们时代的政治和职业挑战。但是勇者无惧，所以以下是我的一些想法。

知识诚实的基本价值

我们应该从所有学术工作的基石价值观——知识诚实开始。它是所有有效研究方法的生命维持核心。如果没有诚实地对待我们试图推进的确切假设、主张和论点，没有明确什么样的证据和理由可以支持或反驳这些主张，以及我们是否已经尽全力系统地收集和权衡所有此类证据，并对替代解释进行深思熟虑，就根本无法追求真正的知识。当然，正如Arthur Melzer所展示的那样，政治学者在传播其政治研究成果时一直面临着特殊的伦理问题。学者们可能面临针对自身及其合作者的严厉政治报复，并且他们可能会判断，公开他们的发现将不利于实现理想的政治结果。

这样的担忧远未过去，也并不局限于在专制政权下工作的学者。Jennifer Hochschild曾考虑放弃她关于民主承诺如何威胁法院下令种族隔离的研究，因为她担心这会损害民主或种族融合，或者两者皆有。Robert Putnam曾因他的研究显示人口多样性可能侵蚀社会资本而犹豫是否发表和宣讲他的Skytte奖讲座。Peter Singer等人创办了《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允许作者使用笔名发表文章，因为涉及堕胎等敏感议题的作者曾收到死亡威胁。尽管我们在如何传播工作成果上存在真实关切，但我相信，即使那些怀疑“无私客观性”的可能性和可取性的人（比如我），仍然认识到为了获得洞见，我们必须对自己和同行尽可能诚实，关于我们的观点的来源、证据、偏见和局限性。为了真正学习而追求知识诚实的努力实际上可能是所有政治科学家和所有学术界人士共有的唯一承诺。

然而，我们往往未能达到这一标准。近年来，起始于社会心理学，所有社会科学学科都面临着许多有影响力的已发表研究无法复现的问题。有人认为原因与出版压力有关：由于编辑喜欢统计上显著且违反直觉的结果，而在数据清理、缺失变量的插补、统计模型的选择、显著性度量、报告的结局以及其他定量研究步骤中存在大量主观判断，即使是出于好意的学者也可能最终呈现令人兴奋的“发现”，而其他类似研究却无法得出相同结论。而且，有意选择性地挑选结果、P值操纵、伪造数据、抄袭和其他滥用行为确实会发生，甚至有可能被同事忽略。

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学科近年来积极寻求解决这些问题。在对不可复制结果的焦虑加剧之前，许多量化政治科学家已经开始正视观察性研究中的遗漏变量和其他弱点，通过开创性的随机现场实验来应对这些问题。实验转向的贡献无可否认，尽管围绕它是否解决了所有方法论问题、其伦理维度以及过度强调实验是否会不必要地限制政治科学家提出的问题等方面的重大争论仍在继续。最近，无论是量化还是定性学者，都在努力通过鼓励学者和期刊在线提供完整数据集；在得出结果前公布研究设计；采用更严格的统计显著性测试；通过协作在不同地点实施相同的实验；以及奖励报告零发现等多种方式，促进研究的可复制性和知识诚实。

这些举措同样引发了由Tim Büthe和Alan Jacobs引导的质量透明度讨论中有价值的问题探索。这些问题包括透明度倡议是否会不利于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如在专制政权中使用机密访谈的研究；对在所有社会中都需要保护隐私的弱势和边缘群体的研究；以及人类学研究，研究人员力求尽可能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发展分析类别等。从事这类工作的学者，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边缘化群体的成员，可能会受到类似的不利影响。作为一个学科，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解决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认识到无论我们的方法或兴趣如何，我们都共享着以尽可能诚实严谨的方式进行研究，并致力于形成和回答重要问题的承诺和义务。

学科的责任

在实现知识诚实的全面要求方面，我们学科还可以做更多的努力，以便更好地应对当今的政治和专业挑战。正如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当前的战略计划所言，我们宣称整个学科致力于实现并传播关于“重要理论和政治问题”的“发现”。然而现实情况是，我们的多元化或者说碎片化意味着，与自然科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很少尝试整合我们的研究以构建关于我们所研究的所有内容更为全面和连贯的解释。即使我们经常暗示，我们那些特定的经验性探究本身可以揭示更大的问题，但我们却很少试图展示这些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我们认为如此的。相反，特别是在对提高引用次数影响最大的期刊文章中，我们往往没有充分发展甚至没有明确表述我们具体研究主题对于更广泛学科承诺的重要性。

2019年5月《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提供了例子，展示了我们如何塑造杰出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呈现方式，从而掩盖了他们工作对这些更大学科承诺的贡献。例如，Taylor Carlson的实验室实验表明，人们通过社交网络获取的政治新闻与通过传统新闻媒体获得的新闻存在显著差异。Adam Zelizer与共享办公室的同党派议员进行的实地实验显示，正如依赖访谈的研究者长期建议的那样，这些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会从被视为志同道合的政策专家那里寻求指导，以决定采取何种立场，而不是始终自力更生。

那么，这些发现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两位作者更多关注其对学术界关于政治信息来源和线索采纳过程争论的影响，而非阐述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能如何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方式。Zelizer在结论部分简短地担忧同质化的线索采纳可能会加深极化；Carlson则认为社交沟通可能存在我们需要理解的偏见。但不仅由于实际的研究和发表限制，还因为审稿人告诉他们应关注学术文献，因此他们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文章中仅止步于这些简要的建议，并未详细展开为何及如何认为线索采纳和社交沟通可能导致许多非政治科学领域的人士应该关注的结果。

此外，当我们为我们的发现提出主张时，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使用何种方法，所有结果总是概率性的、可修正的。这是因为，正如Quine以来的大多数现代认识论所论证的，所有具体发现总是至少隐含地嵌入在更大的解释框架——关于政治和世界如何运作的大图景之中，这些大图景有助于我们判断为何特定发现不仅是可能真实的，而且可能是具有更广泛的实证和规范意义的。但是，我们常常几乎没有提及体现我们工作在学术界之外重要的大图景元素。这些做法导致虽然政治科学研究经常能够严格确立具体的因果关系或描述性发现，但我们通常无法诚实地声称已经充分阐述或辩护了将它们视为重要结果的理由。结果，许多非专业读者对我们的研究的重要性表示怀疑，甚至质疑我们是否真正渴望从事重要的工作。

发展我们的宏大图景：政治的螺旋上升

因此，我建议我们需要找到方法，将我们特定的研究更明确地置于能够显示其重要性的广阔政治视角之中。此外，当政治科学家研究相似宏大图景的不同元素时，我们应该比现在更频繁地尝试对他们的论点进行系统的综合分析。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可能会相互强化，增强我们学科的集体贡献，或者它们可能产生冲突，提出关于这些宏大图景的重要问题。有时，那些接受同一宏大图景但使用不同方法在不同维度工作的学者会发现他们可以彼此有效地合作，正如Miller和Ostrom所倡导的那样。

我们学科的多元性使得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不太可能就任何单一的政治宏大图景达成共识。但我认为我们并不需要这样做。我们只需要对我们已经在无形中运作的宏大图景做出更加明确、清晰和精确的表述即可。举个例子——尽管只是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所说的宏大图景：几年前，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即通过呈现政治发展作为“政治螺旋”的组成部分，来捕捉其更广泛的意义。虽然这一提议主要针对我的历史制度主义同行，但它并不仅限于他们，因为所有政治行为都发生在历史序列中。

如图1所示，“政治螺旋”描绘了政治发展通常经历的阶段。政治现象总是从一系列既存的人类和自然背景中产生。这些背景包括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组织和实践；人类身份认同感；以及关于生活方式的思想，所有这些都在具有不断演变特征的物理环境中发生。这些背景构成了任何关注的螺旋的第一阶段；我们通常关注它们，是因为至少生活在这些背景中的一些人会对它们采取政治行动回应。他们的境遇可能导致他们对自己及他人被如何治理感到不满。这些感受往往激发新的政治思考和行为。

图1：政治螺旋

这种思考通常包括人们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利益所在，甚至是作为政党成员、社会运动活动家、面临威胁的社区成员等不同身份下应有的政治身份，并因此有些人可能决定设定新的政治目标和策略。这些新兴的想法、身份、目标和策略构成了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拥有新形成的或重新动员起来的政治身份与目标意识的人们与其他具有重叠利益和目标的人们结成联盟。这些联盟随后与竞争对手展开竞争。联盟之间的冲突可能发生在选举斗争中，无论选举的形式化程度如何，是否足够自由公平，也可能是通过武力进行。无论是哪种方式，这些冲突通常使一个联盟获得对大多数现有执政机构的权力，或是创建新的机构，以便实施政策实现其目的。这些制度创新和政策构成了第四阶段。第五阶段的特点往往是，无论是否预期，这些治理变革重塑了许多构成第一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物理环境。第五阶段经过修改后的环境迟早会在第六阶段催生出新的思想、身份、利益、目标和政治行动，随着政治螺旋按照同样的基本阶段继续发展，但内容有所改变。

该模型并未假定这些变化都是改进；政治生活可能螺旋式下滑，也可能停滞不前。同时，并不能保证在第三阶段中取得的胜利会是永久性的。随着政治螺旋的发展，当前的失败者日后也有可能变为赢家。但螺旋模型确实认为任何特定的变化其意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在更大发展序列中的位置。当然，如图1中标注的细线所示，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沿着特定螺旋的主要方向发生。联盟形成任务以及有效治理特别可能导致一些回溯，对许多行动者的既定目标甚至身份认同进行重新考虑。尽管如此，大多数政治行为都可以有用地图示为沿此类螺旋发生的。实际上，我怀疑我们大多数人设想自己正在研究的政治现象都在螺旋所描绘的那种发展模式中发挥作用。

然而，我们可能会依赖其他类型的宏大叙事。政治螺旋模型的一大优点是它可以容易地与许多其他更具体主张的宏大叙事相结合。这些包括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将政治视为由个人经济利益驱动的观点、描绘政治为社会群体间竞争的视角、追溯人类发展阶段至技术或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分析、以文化为中心视政治从根本上为冲突文明的解释等等。那些基于其中一种叙事框架工作的学者可能选择援引它们，而不提及政治螺旋模型或任何类似的模型。我的论点并非为了历史制度主义；它仅仅是倡导让我们的宏大叙事变得更加明确。

这样做会涉及什么？继续使用螺旋模型，以Carlson关于社交媒体的研究为例（如图2所示）。如果我们把1990年视为第一阶段，在那时今天的社交媒体尚未存在。但是新颖的互联网技术已经出现，科学、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行动者正迅速形成并讨论如何将其应用于更广泛的公共用途：第二阶段。1991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这一由多个政府赞助的研究机构将其万维网技术免费提供给所有人。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允许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互联网与商业网络连接。随后几年里，企业家利用网络创建社交媒体公司。他们在不同地区受到不同的监管制度约束，有时会改变CERN和国会作出的决策。这些政治过程构成了第三和第四阶段。这些发展形成了现代第五阶段，通信背景与1990年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Carlson所展示的那样，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获取到显著多样的政治新闻，而非传统的媒体渠道。

图2：政治与社交媒体的螺旋

Carlson在其文章中不可能详尽记录这个螺旋的所有阶段，但简要概述这些阶段可能会有三个宝贵的作用。首先，这有助于读者理解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如何生成她所研究的现象的——探索政治如何塑造世界无疑是政治科学的独特责任。其次，这有助于其他政治科学家思考她的发现如何与他们关于相关主题（比如跨国组织、新自由主义监管体制或言论自由规范）的工作相契合、挑战或者被挑战。最后，将她的结果置于这个更大的政治背景下，可以立即让普通读者明白为什么社交媒体传播独特政治信息的兴起不仅仅在智力层面上有趣，还让人们面临重大的政治抉择，即是否继续实施有助于创造当前时刻及其困难局面的政策，还是选择一条不同的监管路径。

同样，Zelizer关于州议员如何依赖同党派人士提示的研究成果可以放置在一个表示州政府为何随着时间承担更多且多样化责任的螺旋中，以及为何美国政治党派变得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同质化、对立更加尖锐的原因。但他可能更愿意引用一个不同的宏大叙事，也许是一个聚焦于个人和机构决策作为政治生活基本构成要素的叙事。无论他引用何种宏大叙事，都可以增强其研究成果对普通读者的相关性，并暗示它们与其他学者工作（包括Carlson，因为社交媒体的兴起很可能加剧了党派极化）之间的关联。

诚然，目前我的建议确实带有风险。如果学者提出一项研究的发现如何适应一个作者在特定论文范围内无法充分论证的更为宏大的政治叙事，一些期刊评审人、编辑和读者可能会觉得引用的宏大叙事缺乏说服力而拒绝接受该论文。另一些人则可能相信宏大叙事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报告的发现对其有多大增益。尽管这些风险真实存在，但如果我们将学科整体的社会化导向隐藏那些对于研究工作更广泛意义至关重要的假设和观点，那么我们就无法达到我们的目标。只有当我们感到有必要展现容纳我们成果的更广阔画面时，我们才更有可能强化我们的个体学术产品，发现合作的机会，并真正实现我们声称的目标。此外，我们也更能说服怀疑者了解并理解我们的研究为何及如何影响许多人的生活。

至于V.O. Key担忧的政治哲学（包括政治理论史和规范性、分析性和批判性政治理论），是否能轻松地与我们各种实证研究人员在同一学科屋檐下共存的问题？在这里，认识到宏大叙事的角色也是有益的。毕竟，许多不同流派的政治理论家或多或少都会推进这样的宏大叙事。大多数行为学研究都预设了一种或另一种宏大叙事的真实性，无论是Bentley、Truman和Dahl的集团多元主义，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个体理性选择世界，或是左倾的阶级霸权叙述。但所有这些宏大叙事都有待商榷。理论家们提供了相互竞争的解释，可以提出实证研究线索，这可能会加强或削弱当前实证大叙事以及从Plato和Machiavelli到Fanon和Foucault等经典人物提出的宏大叙事在实证和规范上的可信度。在现代政治科学领域内，像Walzer、Connolly、Mansbridge、Fraser以及其他理论家提供的政治图像能够帮助研究者提出关于多元主义界限、协商政治、政治怨恨来源等问题的关键议题。

深入探究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尤其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那些可能正在塑造和限制我们理论与实证工作的未经检验的预设，即便此类研究有效地挑战了主要理论中的实证和规范性假设。对政治理论主要著作的理解也能避免学者们重复造轮子。而且，尽管这些思想家们的观点可能是永恒的，但他们都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背景下生活过，因此在相应情境中理解他们的著作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上许多最重要历史时期的政治发展螺旋。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政治理论家还能帮助我们设想出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前不满情绪的替代性政治共同体和制度。因此，我认为政治理论的各种形态不仅能够为所需拓展的智识伙伴关系做出贡献，而且同样能从中受益，这一点或许比Key所认为的更为突出。

在我们的研究中的进步

现在，我转向另外两种加强我们研究贡献的方法。与之前呼吁发展宏大图景不同的是，并非对所有政治科学家都适用这一要求，因为我们始终需要使用多种方法研究众多主题。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是对我们学科提出的要求，旨在认识到一些我们过去可能低估了的重要工作类型。其中一个是实质性的，另一个是方法论的。

（一）政治身份

实质性的呼吁是开展更多将人的身份视为因变量的研究——即把身份看作观念、类别、分类、制度、成员资格以及行为模式和表现，它们并非纯粹的“自然”或超政治性质，而是由政治过程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在这方面，当然已经有许多优秀的工作可以作为基础。在过去一代中，包括女性主义、残障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和酷儿理论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有效地颠覆了许多关于身份的旧有假设。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学者长期以来研究了种族、民族、宗教和民族主义政治，并且数十年来，将这些身份视为构建而成的观点已在主导地位，超过了将它们描绘为原生性的作品。建构主义也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主要但存在争议的学派。

尽管如此，政治科学仍然需要更加重视政治在形成人类身份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实证工作中。虽然现在普遍认为许多身份是相互交织的社会建构，但我们仍常常将身份模型化为固定的、政治外生的独立变量，影响诸如投票行为或政治效能感等问题。正如Christopher Achen和Larry Bartels所指出，“身份概念”仍未被充分整合进政治行为的研究中，特别是“政治精英在构建具有政治相关性”的身份和分歧方面的作用“需要更好地理解”。

虽然我长期持有类似观点，但我之前对政治螺旋的描述并未突出强调随着政治螺旋的发展，预存的身份（塑造个人和群体利益、价值观和目标的认知）是如何经常被修改的。这种忽视意味着我的宏大图景未能充分挑战我们学科中深深根植的倾向，以及大多数人类思想，即将我们在任何第一阶段发现的身份视为本质上先于政治的，源于生物、经济、社会学或其他被认为不是主要由政治产生，但却驱动政治系统的身份。因此，我要强调的是：我相信每一个第一阶段都先于一系列塑造我们在那里发现的所有人所有身份的政治螺旋。这些身份可能在政治过程中作为独立变量发挥作用，但我们不应假定它们最初是先于政治的。相反，我们应该始终考虑这样的假设，即任何特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治行动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并且可以通过政治行动被复制、大大改变甚至消除。

我们可以决定某些身份在作为因果变量的角色中最具政治意义，我们也可能得出结论，有些身份（如阶级或政党身份）在生活中最为深刻地决定我们的命运。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排除所有人类身份均是由政治构建的可能性，我确实指的是所有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经济、宗教、语言、文化、国籍、地区、家庭等身份。政治不仅塑造了许多被视为政治身份的事物，例如党派归属和国籍，其影响力还延伸至看似纯社会属性的身份方面，比如人们的姓名和爱好。抵抗白人统治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非裔美国人常常选择与欧洲后裔发音相似的名字的不同拼写方式。征服和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许多东亚人打棒球，而许多南亚人则更喜欢板球。我认为，在比我们理解的更为广泛的程度上，所有人之所以成为他们现在的样子，部分原因在于政治创造了定义并偏爱某些身份的政策和机构，同时歧视和惩罚其他身份。

这一现象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然而，作为一个学科，我们一直专注于研究政治如何“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分配资源”，用Harold Lasswell的著名说法，或者关注谁和什么对谁拥有权力。直到最近，研究政治如何以及为什么塑造人们感觉自己是谁的主题并没有成为我们学科的主流主题之一。但是，如果我们不理解人们如何变成自己——即人类身份（尤其是主导和从属身份）是如何构建、维持和争议的，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谁得到了什么，或者谁统治了谁。

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研究政治如何塑造身份可能会动摇学者们不愿挑战的权力结构。虽然20世纪时，大多数美国主流白人政治科学家开始摒弃19世纪末该学科兴起初期所推崇的种族理论，但许多人选择不关注政治对种族身份和等级制度的构建，而是几乎完全忽视种族问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演讲中几乎完全缺席种族议题，这有力地支持了David Easton对于本学科大体上忽视现代民权运动的兴起及其推动的多种抗议运动的哀叹，即使他自己也忽视了那些被认为是学科主流之外的学者对这些议题的关注。

我怀疑在今天，许多政治科学家抵制研究身份政治，是因为他们反感我们现在所称的“身份政治”——在这种政治形式中，身份再次被当作外生的因果变量对待，而非视为政治构建的结果。分析人士也有理由担心，将基于社会现实和对人类生活影响差异极大的身份形成的政治过程混为一谈。或许最根本的是，认为所有人类身份可能部分是过去和现在政治活动的产物，会让人感到沮丧。我们可能会担心没有一种身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可以牢固地作为我们关于何种选择、何种价值观以及何种目标适合我们的信念的基础。

然而，我们的学科历史强烈表明，如果我们不更深入地探索身份形成的政治理论，并利用所有能够提供帮助的方法，我们将无法理解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主要政治发展。进行这样的探索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许多宗教信徒（不只是化石燃料行业的高管）忽视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为什么一些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群体支持那些并不能最大化其财富反而加剧他们相对不平等的政策；为何诸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metoo运动、民主社会主义者、激进伊斯兰组织以及当今新的民族主义等运动都在搅动现代政治格局；以及其他更多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的主题。

（二）公民参与的研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建议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一组特定的方法：现在通常被称为“公民参与式研究”的方法。这意味着通过深入沉浸于社会群体、组织和政府机构，并尽可能与之建立尊重的合作关系来进行研究，这种方式不仅影响我们研究的问题，还影响我们对答案的探索。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公民参与式研究并非简单的实地工作。它并不关注仅仅以内部学科争论为主要视角构建调查工具和实验设计，然后去遥远的地方实施这些设计，而不是仅仅将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我们的学科需要这种实地工作；但我们也需要学者在决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以及哪些答案具有说服力和帮助性时，倾听他们的合作团体和组织的意见的研究。

一些现代学者反对此类研究的呼吁，认为这是要求采纳John Dewey式的进步改革者的愿景。这些批评者担心我们会为了服务于政治事业（通常是左倾的），牺牲他们所称的科学客观性以及我所说的学术诚信。然而，要成功进行公民参与式研究，学者必须运用适当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同时也不应中止对他们合作伙伴的所有批判性判断。公民参与式研究不仅要真正致力于深入理解公共问题，还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供帮助，而部分学习过程正是来自于这种帮助。然而，公民参与式研究始终涉及伦理问题，即研究人员应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协助与其合作方的目标。例如，在最近的Metaketa倡议中，研究团队在设计和实施针对选民信息的广泛相似干预措施时，寻求与六个国家的地方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合作。他们努力设计能够促进累积学习的研究，同时也关注其公民研究伙伴的关注点。然而，如果这样的研究涉及传播有利于合作伙伴在当地政治竞争中获胜的错误信息，则代表了不道德的同化，而非诚实的学术研究。

尽管存在实际的伦理和智力风险，而且由于行为革命以来，政治科学家有时被认为过于激进，但我们可能在这方面做得太少，而非太多公民参与式研究。我们所做的工作也倾向于与政治科学家在意识形态和人口统计学上有强烈共鸣的群体。虽然这种联系可以产生积极效果，但作为一个学科，我们必须从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学习。如果我们中有更多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更密切关注非洲裔美国组织的多样性，在70年代更关注日益恐惧的原教旨主义者以及日益自信的LGBTQ倡导者，在21世纪初更关注工业化衰落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愤怒工人，我们可能会更早地意识到美国生活中一些最重要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新的民权目标和宗教右翼势力崛起，为什么LGBTQ权利在保守政客选举胜利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仍取得进展，以及为什么民族主义和本土形式的民粹主义如今再度兴起等问题。

此外，如果我们中有更多人积极与所有这些群体合作，以伦理可辩护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关切，那么黑人社区、保守宗教团体、同性恋活动家、工人和农民可能会比今天在美国许多人对学术界和政治科学抱有较少的怀疑和鄙视。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也可能存在同样的情况。出于对当前政治现状和专业现状的认识，尽管我不能保证更多的公民参与式研究一定能让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做得更好，但我深知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因此在未来尝试做更多的这类研究是值得的。

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进步

（一）APSA倡议

所有这些论点构成了一个案例，支持近年来包括许多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当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在内的许多政治科学家已经采取的一系列专业倡议。正如apasanet.org详细描述的那样，我们现在设有常设理事会政策委员会，致力于公共参与、教学与学习以及会员与职业发展、出版物等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成立了新的地位委员会，以确认社区学院、临时教员和第一代学者的重要性，并努力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有一本专门关注政治科学教育的期刊，以及在会议和APSA总部举办更多关于教学法的专题讨论会和研讨会。我们发布了报告，探讨如何改进我们学科向公众传达其价值的方式，加强公民教育，并对职业内部及更大范围世界中多种不平等现象的持续深化进行了研究，同时提出了应对策略。

在此基础上，我作为主席所组建的“新伙伴关系任务组”，由一群多元化且能力出众的政治科学家组成，由Robert Lieberman担任主席。该任务组发起了新的针对关键问题的研究合作项目，首先是一个由Frances Lee和Eric Schickler领导的国会改革项目，该项目与两个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R街研究所合作进行。此外，该任务组还启动了研究型机构与教学型机构之间的新型教学合作关系，以及一个在线APSA教学资源库；并建立了一个新的APSA夏季学院，专注于公民参与式研究，同时还设立了一个表彰杰出公民参与式学术成果的APSA奖项。另外，该任务组还赞助了一项公共学者计划，资助研究生将政治科学期刊文章翻译成简洁易懂的摘要，以促进公众理解和教学工作。

（二）期刊的优先事项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举措来增强我们专业为自身和他人做好事的能力。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运营期刊、部门以及课堂的一些方式。期刊编辑和审稿人必须始终努力确保我们研究的学术诚信和严谨性。但是，为了履行呈现重要发现的承诺，我们应当不鼓励仅撰写最低限度可发表的内容，而是鼓励有时追求最大程度上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为此，出版政策不应歧视综述性文章、使用机密来源的工作、与非学术界人士合作完成的作品，或是提出新可能性的归纳性项目，即使我们在继续改进因果检验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全面的发展和包容。

（三）院系的优先事项：内容和教学

我最后的建议可能会显得更加颠覆性。考虑到我们学科的最高目标以及政治科学在许多较脆弱机构中受到的挑战，我认为在建设我们的院系时，我们不能将提高排名作为首要目标。引用和声誉指标固然重要，但不应主导我们在招聘、晋升、研究类型选择以及教学方式与强度等方面的全部决策。作为一个学科，如果我们拥抱更大的院系多样性，就能更好地彼此合作并作出最大贡献。在很多机构中，通过引进从事不同子领域和方法论研究，但在实质兴趣上有足够交集以至于该部门能够宣称集体照亮特定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研究者，从而创建独具特色的院系是合理的做法，这要比那些拥有不同实质重点的其他院系更具优势。尽管大学的行政人员和支持者永远不会停止为高排名院系感到自豪，但他们可能对那些因在理解和应对世界主要政治挑战方面具有明显作用而赢得良好学术和教学声誉的院系更加青睐。

我们也需要院系敢于在招聘和晋升决策中支持公民参与式研究，即使它尚未成为学科核心，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变得更加重要。最重要的是，在几乎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政治科学系的教学质量而非数量变得至关重要——部分是通过重视那些能有效评估和改进自身教学，并帮助他人提升教学质量的同事，就像我们重视产出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的同事一样。如果我们专业领导者传达出实际上并不认为教学重要或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将消解当前困难时期我们学科的一个主要积极发展动态，即多地对公民教育的新重视。

最终，虽然我们许多人从研究政治中获得智力上的乐趣值得赞赏，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只有通过造福于依赖我们的人们，才能获得进行这项研究的机会。我个人发现学习政治无尽迷人，也一直坚信Aristotle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政治和政治科学具有架构性。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公众和私人空间，包括商业、文化及意识领域，这些都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因此，了解为什么一些政治创造物得以持久，而另一些则衰败；为何有些有助于其居民成长繁荣，而有些却使人受到限制，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理解和建构项目只是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追求许多其他有价值的幸福形式的步骤。

秉承这一精神，John Adams曾写道：“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以便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自由地研究数学和哲学。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学习数学和哲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和航海建筑、导航、商业和农业，以便他们的后代有权去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挂毯和瓷器”。我怀疑我们永远无法停止研究政治，或者遗憾的是，战争；而我个人会始终更倾向于政治而非瓷器。但在做我们的工作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寻求帮助创造一个不仅政治科学，而且数学、哲学、航海、商业、建筑、农业以及绘画、诗歌和音乐都能繁荣的世界。如果我们始终坚持这些更广泛和崇高的目标，并努力与彼此及我们服务的对象共同追求这些目标，那么我们和他们很可能会发现政治科学能够做出许多有益的事情。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编辑、排版：焦磊

〇 审校：郭瑞涵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