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国家能力？——从自主与有效谈起|【国家理论】专题

编者按

国家能力是国家理论的基础性概念，也是比较政治学关注的重点。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以来，学界围绕着国家能力的争论从未停歇，对于相关概念的界定、操作化测量等等问题并未达成较为广泛的共识，以至于这样基础性的理论陷入了滥用和误用的“理论贫乏”的困境。本文文章综合以往学者对国家能力的观点，对国家能力的概念进行厘清和重新界定，提出了衡量国家能力的操作化指标，并对部分国家进行了经验性评价，对当前理解和评判国家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如何理解国家能力？

——从自主与有效谈起

（原标题为：《国家的自主与有效：对国家能力概念的重构及测量》，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

唐宇，政治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引文格式（GB-2015）：

唐宇.国家的自主与有效：对国家能力概念的重构及测量[J]. 比较政治学研究,2023,24(01):42-64.

内容提要

学界对国家能力概念的认知可分为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国家—社会合作论三种路径。尽管它们的理解重心存在较大差异，但均不同程度地割裂或杂糅了国家自主性及有效性维度，难以实现对概念的完整界定。依据“结构—能动”相统一架构，本文将作为制度组织和行为主体的国家结合起来，提出一个合成式国家能力概念框架，为经验分析提供更全面的阐释。通过将自主性纳入能力范畴，可做出自主性能力和有效性能力的二分，各主要与政策过程的制定和执行阶段相契合。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综合性测量指标体系，在区分能力强弱的同时即完成概念的操作化建构，对亚洲东部国家的案例验视初步说明了概念框架的适用性。国家应推动自主性能力和有效性能力平衡发展，二者稳步集聚才能为建设强国家提供持续动力。

关键词

国家能力；结构—能动理论；自主性能力与有效性能力；政策过程分析

“回归国家学派”的兴起使国家能力成为被广泛关注和使用的高频概念。相关研讨极大拓展了本论域的学理空间，但也使有关此议题的研究面临诸多困境，首要而基础的问题就是———对能力概念的界定十分杂乱，迄今难以达致基本共识。

政治学对国家能力的理解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宏观方面，国家—社会互动关系构成阐释概念的基本框架，国家能否实现意图和目标就取决于与社会的作用结果；微观方面，对能力的分析离不开对自主性概念的考察，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不同流派的争议焦点，囊括了能力内容、生成机制、发展路径等核心命题。

源自国家—社会关系框架的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国家—社会合作论路径几能涵盖对能力概念的认知视角，而自始即紧密联系的自主性和能力概念在演进中却各趋关注国家实践进程的局部面相：自主性侧重国家相对社会及国际体系其他主体的独立程度，能力强调国家渗入社会以贯彻意志的效力层级。自主性与作为能力要旨的有效性构成国家性 （stateness）的核心维度，在更实质的层面呈现出视角二分——自主性反映对国家资质的结构化分析，有效性体现对国家行为的能动化考察。但社会理论致力使“结构—能动”（sructure-agency）方面相统一的主张提醒我们：既有研究忽视自主性、倾向将有效性视为国家能力单一（或主体）内容的做法可能使其内涵出现缺失。这种情况在前述三种认知路径中表现为对两种维度的割裂或杂糅。

将国家结构和能动方面结合起来可能是一种改进尝试。考虑到能力概念已在社科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本文因循“国家学派”的理论进路，将自主性纳入能力，使之与有效性一起构成一个逻辑自洽、具有可操作性的合成式概念。此外，学界对能力的理解还存在总体把握和具体考量之分：前者分析国家作为统一实体与社会等主体互动过程中的整体表现，后者认为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在不同政策领域及层面都存在力量差异。鉴于研究重心仍在于宏观的国际—国家—社会关系层面，具体考量的做法可能会使操作化工作陷入琐碎和“顾此失彼”的困境，故本文坚持总体把握做法，将国家看作一元化主体。

一、现存认知路径的差异、缺陷及可能突破

随着国家重新成为政治分析的焦点，“国家学派”拓展出国家研究的科学化取向。国家能力通常被笼统界定为国家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细化出如官僚制、合法化、基础性、财政能力等亚概念类型。但透过字面阐释，各种理解无不以讨论“国家介入社会”问题为核心：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国家—社会合作论这三种代表性路径基本囊括了对介入过程的观测视角，凸显对能力构造机理的不同认知；自主性与能力是进行理论演绎的基本范畴，二者间的作用机制驱动产生差异化的介入模式，于递承演化中呈现能力概念变动的内容构成。

基于韦伯（Weber）和欣策（Hintze）的国家观，国家中心论路径从国家组织特质及位置属性出发，认为国家具有“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此即国家自主性。自主性作为国家的固有特征而普遍存在，国家独立于社会并具有自我偏好，国家能力是“国家实施战略与政策的能力”。斯考切波（Skocpol）、诺德林格（Nordlinger）等据此将自主性视为国家能否实现目标的焦点，自主性的状况决定能力的强弱，能力是自主性在实现程度方面的概念表达。这种从国家端看待概念演生逻辑的做法代表“国家学派”的原初立场，但自主性之于能力的单向作用意味着二者实质上是一致的，这无疑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而由于“很少在宏观层面特别明确地阐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该路径在考察国家—社会互动过程时受到很大限制，“完全的国家中心论”视角也是“隔绝式”的，很难在经验层面获得广泛认同。

社会中心论路径质疑乃至弱化自主性的功用，拓展出“社会影响并制约国家”的分析进路。米格代尔（Migdal）指出，现实中的国家只是“一系列松散联系的碎片”，对“自主的实体”的假设是一种“对国家的想象”。国家与社会相互型塑，但自主性高不一定意味着能力就强，国家往往无力塑造社会，社会对国家的抵制才是理解能力问题的关键。对能力生成重心的观察开始转移到“社会”一端，国家须在社会中（state in society）才能施展力量，能力强弱取决于国家能否成功争夺社会控制。尽管米格代尔开启了能力研究的实证进程，但现实中他所描述的“网状社会”并不能随意地消解国家的组织特质，国家循于安全逻辑仍有生存空间，可能与社会相互强化以实现共同利益，并不总是展现出“你进我退”的态势。

国家—社会合作论路径于上述对峙中产生。不同于“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对立”，研究者转而强调二者相互赋权与共存共生，倡导“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比如曼（Mann）对“基础性权力”的构造、埃文斯（Evans）对“嵌入性自主”的阐析、维斯（Weiss）对“治理性互赖”的论证等，无不聚焦国家之于社会的协调能力（coordinating capacity），观测视角也被引入更微观的过程。现代国家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制度化协作机制要求国家既“不会为强大的寻租集团所操纵”，又“能够和具有具体市场信息和激励的企业沟通互动”，这种理想状况固然可期，但合作论者对“渗入”形态、“嵌入”方式、“互赖”程度等问题的讨论是语焉不详的，模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组织界分，对“嵌入自主”等概念的运用也属“一种事后解释”。

认知路径的递进演变反映出“对国家能力本质的主流认知经历了国家自主性到基础性权力的转换”，能力内涵在短期内急剧拓展，内容愈趋含混复杂，困境包括：各路径都无法构造出一个通则式概念，从特定案例中提炼内容要旨的办法可能导致生搬硬套、时空错位等错误；三者均未深究能力概念的构成内容，遑论对其实现程度、比重变化等问题的关切；不仅遮蔽了国家运行过程中的某些关键阶段，还会使对同一国家的强弱判定出现偏差。

在各路径的差异背后，正是对自主性的不同理解驱动着对能力的认知变换，能力通过更具象的存在形式促成与自主性在关系模式上的知识更新。自主性与能力相互区别但又紧密相关，而现存认知都无法构建起二者的有效关联，所描绘的只是国家—社会互动过程中的零散片段，缺乏能在总体上完整诠释经验要素的分析架构：国家中心论者的主要目标是挑战各种“社会中心主义”论点，分析重心在于佐证自主性而非阐释能力，两个概念被认为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逻辑，自主性是更基始的存在，能力更像自主性的依附物而非与之相异的确定性范畴；社会中心论者将能力从自主性中抽离出来，但在分析过程中淡化自主性对能力的影响，很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机制；随后产生的合作论路径尝试弥合由社会中心论者造成的自主性和能力之间的分野，尽管努力消解国家—社会间的冲突态势，但受到“将经验性国家理论哲学化”的影响，在概念阐释中也回避自主性的效用，未使之同能力概念有机整合。

事实上，结合西方国家理论传统及研究者对能力“主体—中介—对象”内在结构的揭示，自主性主要关注国家是否实现自治，即国家相对社会及其他主体的独立程度；能力主要关切国家能否成功获得有效权威，即国家渗入社会以贯彻意志的效力层级。自主性与能力强调的有效性构成国家性的两大核心维度，二者具有同等价值，自主性的意义在于：首先，自主性非越强越好，但绝不等同于“专制性权力”。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它更多意味着独立自主和中立无私，所谓“社会对国家的渗透性越强往往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弱小”、“在国家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应该保持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防止国家为社会特殊利益所俘获”；其次，有效性的实现和维持也离不开自主性的保障。自主性对应着以制度逻辑为核心的国家特征，有效性侧重以此为基础的目标指向。前者是后者的物质基础，后者为前者提供效能；再次，自主性对后发展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国家的构建必须经历统一、强大和规范三个关键阶段，自主性至少与前两个阶段相关涉。后发展国家须在统一和强大阶段强化自主性才能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如果国家不能自主，就侈谈实现富强等长期目标。

要完成自主性与有效性的结合还有必要从更实质的层面进行反思。我们注意到，斯考切波是通过对国家“结构”及“行为”的反复强调来佐证论点的。同样，曼也认为“制度”和“功能”是理解国家概念的基础视角。他们对国家的二元化理解与波兰尼、格尔茨、古德斯通、贝茨等是一致的，“首先强调的是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国家的组成结构和决策方式，然后才是结构运作所处的具体环境”，这种分析进路实际上受到社会理论“结构/能动”这对“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的影响，能动指“个人或团体影响其环境的能力”，结构是“界定行为者可能采取的行为范围的物质条件”。如此可以获得对国家的更深刻理解，为越过“保护带”抵达概念“硬核”提供切入路径。

国家中心论路径体现为结构性视角，主要表现是：无论是对国家组织特性的强调还是对国家位置属性的剖析，都是通过确认国家的可识别结构来说明其组织自主与主体自为的；尽管研究者强调国家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但其归根结底仍受制于具体的结构背景。斯考切波指出国家的自主行为是在一系列结构性要素的作用下实现的，而“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自身逻辑和利益的结构”，通过对行为者施加影响才能构建起以制度为核心的权力基础。

社会中心论与合作论路径则关注特定背景下的国家—社会互动过程，反映为能动性视角。无论是社会抗拒国家还是国家与社会协作，国家的基本偏好、与社会接触的具体策略以及如何实现目标等问题始终是二者的共同关切。国家的行动模式及实践历程还反映为以结果为导向的研究进路，关键内容就是国家何以提升行动效力。

综上所述，通过对两种维度及三种路径内含分析视角的阐释，可以初步构建起一种研究指向：首先，自主性和有效性涵盖国家的组织和行为特征，分别揭示出国家力量的结构性基础及能动化过程。将之结合可以更好地将国家的主体、中介和结果联结起来，以便全面考察国家之于社会的实践进程；其次，单从任一维度所强调的内容上看，自主性意为免受外力控制及依凭自我意志，有效性指国家面对社会约束的统治力度，而现有认知未能使其在形式上兼容：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者割裂了二者的关联，只集中关注国家结构或能动的某一方面；合作论路径表达出结合二者的态势，但其操作方式模糊不清，使之陷入杂糅状态；再次，以一种平衡视角看待自主性和有效性维度在能力概念中的配置，将之视为一组不可分离的核心要件，可以更好地反映一种现实——国家既无法完全隔离于社会，但也不能湮没于社会之中。

二、概念重构：对自主性能力和有效性能力的理论合成

介针对概念构造方面的不足，研究者也一直在尝试改进，较典型的两种做法为：以福山（Fukuyama）、维斯等为代表的西方学人，主张将自主性转化为国家能力，构建起“治理”“治理性互赖”等有影响力的议题；国内学者以自主性囊括能力，倾向构造合成式自主性概念。两者以相反方式进行概念吸纳，而都围绕中心概念加以理论合成，但都存在消弭被吸纳内容的倾向：前者未能从更基础的视角审视议题，后者未能以可靠案例验视概念。鉴于能力已获得广泛应用，本文将自主性纳入其中，尝试构建一个合成式概念框架。

“国家学派”将国家视为一个具有特定活动边界的行动主体，自主性和有效性表现为这一主体的资质条件和作用于外部环境的力量空间，这是构建合成式概念的逻辑起点。由于结构侧重主体的组织要素，能动反映主体的意图目标，它们可进一步通过“实践”勾连起来：“有了结构，个体的创造性行动才有可能实现；反过来，个体的重复行动加在一起，可以再生产和改变社会结构。”能力因而表现为由国家主体衍生出来的合成式内容：国家的构成、边界、位置等对应于结构方面，国家—社会的互动过程对应于能动视角。能力是联结国家—社会关系的节点，互动过程表现为自主性与有效性的相互作用，既有对结构方面的型塑，又有在能动方面的交融，现代国家在交界面上生产着权力、价值等要件，展现出利维坦的整体效能。

如果将自主性与有效性一起纳入能力内容，国家能力即是由自主性能力和有效性能力组成的合成式概念，在经验分析中往往以“对政策过程的研究”作为分析框架，以便透视国家—社会间的复杂关系和国家的行动过程。在这一框架中，政策制定和执行这两个关键阶段与合成式能力概念的核心内容基本契合：诺德林格区分出四种国家—社会的偏好组合，展现出自主性在政策制定阶段的主导影响；米格代尔提出的四类能力发生于政策执行环节，有效性差异就是各种能力“实际取得的效果”。“国家自主性的程度与代议机构对行政权力的制约能力和压力集团的活跃程度有直接关系”，有效性大小则受制于竞争社会控制的政治过程。国家能力可界定为国家自主制定并通过社会有效执行政策的能力，包括中央政府在政策过程中呈现的两方面力量：自主性能力是国家不受国内外特定势力干涉、能够独立制定政策的能力；有效性能力指国家通过社会贯彻意志以实现自我意图的能力。

相较曼对“专制性”与“基础性”权力的划分，合成式能力概念旨在更完整地看待国家的制度和行为逻辑，努力克服在“专制”“基础”表述中可能存在的价值倾向。 如前文所述，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对专断性的提倡，在更多情境中表现为对国家公共属性的述说。而作为国家的固有特性，强制不仅贯穿国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演进始终，还在其化身为特定观念和弥散性符号中得以充分彰显。现代国家通过对自主性能力的强调才可能实现对个体的支配和塑造，在与有效性能力衔接时，自主性能力的变化往往意味着国家对自身功能的调适，以实现整体机能的有序运转。

在国家构建的不同阶段，自主性能力和有效性能力也各对应着不同关切：前者侧重亨廷顿（Huntington）所强调的政治秩序，后者关注秩序确立后的持续发展。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稳定的政治秩序在发展时序上具有优先性，一国在立国初期应专注制度建设，强化自主性能力更为紧要；进入发展阶段，国家应致力于调适与社会的关系，维护和巩固合法性，凸显有效性能力的影响。两种能力在实际运行中绝非相互绝缘的，它们始终相互支持、互为倚靠，合力促成国家权力的整体施展：在政策制定层面，自主性能力发挥显性影响，反映国家能否独立制定政策，有效性能力提供隐性支撑，通过促成与社会沟通使国家及时收知需求反馈；在政策执行层面则正好相反，有效性能力发挥着显性影响，促成国家达成目标，转由自主性能力提供隐性保障，赋予贯彻过程以必要的政治权威。

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国家能力状况处于交替转换的动态变化之中，自主性能力与有效性能力通过不同的配置生成四种相异的形态（表1）

弱自主性—弱有效性能力的组合构成弱国家（weak state），此情形常见于一些缺乏前现代政权史的国家中。由于政治制度并未实质性确立，内外部环境限定国家职能的发挥。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很难规避内外各种势力的牵绊，在政策执行中也无力聚合资源以巩固自身结构。它们大多政治衰败、社会动荡、经济不振，几乎被动接受外来援助或制度移植。在发展过程中也难以实现改革性突破，以地方强人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始终构成对国家的巨大阻挠。

具备强自主性—强有效性能力的是具有完整力量构成的强国家（strong state）。这类国家秩序巩固、经济持续繁荣，保持着与社会属性相异的制度化权力，也能将目标意志贯彻到社会当中。强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可以灵活确定发展目标，其自主性和有效性能力基本构建起相互强化的联结机制，国家和社会可以各守其序、互利共生。任何一例强国家的出现还代表着国家构建史上的成功典范，而如何强化国家能力也始终是各国领导人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以上两种情形之间还存在两种形态，本文称为“中能力国家”（intermedia state），这两种模式表征出能力的“蹩脚”状况，各存明显瑕疵。

中能力国家Ⅰ是强自主性—弱有效性能力组合，它们在决策上不受相关势力干涉，但在执行中却显得步履维艰。现实中有两种情形：一是传统集权国家，权力构成较为封闭，对社会不能形成稳定统治。该类国家实际是非现代的，本文不做详细探讨；二是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在精英—民众间已建立起集中的动员型政治，领导人可以自主设定政策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对社会未进行有力整合，其碎片化情状将国家力量排除在传统规则之外。国家与社会是相互隔绝的，在政权之下，一个强大的“网状社会”依旧存续着。长此以往，不仅国家目标难以实现，由传统社会滋生的离心势力还会与政权间发生意想不到的冲突，使国家体制整体衰微。

最后是由弱自主性—强有效性能力构成的中能力国家Ⅱ，现实中往往对应于一些非原生的发达国家。尽管它们常被视作国家成功的典范，但单方面的国家“有效”无法遮掩其先天缺陷——自主性能力十分孱弱，不仅在对外交往中受制于人，在对内治理时也为特定势力所俘获。如果这种失衡状况无法改观，它们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国家主体性将遭到严重侵蚀。特别当面对重大危机时，这些国家很难挣脱结构性枷锁，在发展方向上的错误可能会酿成难以预料的灾难。

在确立起对不同国家的归类的同时，合成式概念也对一些变体国家具有解释力，例如：俘获型国家指国家的公益性遭到特定势力渗透和把持，或为私人资本，或为民粹力量，反映出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的权力缺失，对应于弱国家或中能力国家Ⅱ的情形；掠夺型国家指政府对人民和社会进行劫掠的情况，本质上属一种非现代国家，其能力构成处于未成型态势，可划入双弱类型；食利型国家的自主性主要源于其资源基础，统治者“无需关注汲取机构的建设就能发财致富”，形式上可能表现为强自主性—弱有效性能力组合，总体上与社会缺乏稳定的制度化联系。

合成式国家能力概念构建起自主性与有效性维度之间的关联，反映出国家结构和能动方面的统一。而任何理论模式都不可能与现实情势完美契合，要使概念具有经验分析上的可操作性，还需构建起与概念结构相对应的测量指标。

三、国家能力的强弱差异：测量指标体系及案例验视

米格代尔曾表示：“社会科学家们设计的各个指标无一能够成功地揭示国家能力之间的差别。”国家活动的广泛性及能力内涵的繁杂化确实给测量工作带来较大挑战，但本文在确立概念结构的基础上仍尝试构建一个综合指标体系，以区分能力的强弱差异。

现有研究普遍以有效性作为能力的主要内容，在指标建构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定量研究者验证了不同维度相互独立或强化的趋势，构建起一些复合性测量标准：福廷（Fortin）以税收、基础设施、腐败程度、产权保护、契约履行等评测能力强弱；亨德里克斯（Hnedrix）评估了19种衡量方式，指出官僚质量和创收能力是国家能力的主要内容；李（Lee）等主张以人口年龄信息衡量国家能力并以之开展跨国分析；在一项新近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既有测量方式进行了全面评述，认为税收占GDP比重、制度化、国际国别风险指南（ICRG）数据集组成的综合性指数可以对能力进行全面估量。

既有研究基本将强制、汲取和行政厘定为能力的核心维度，合成式能力框架也基本涵盖了这三项内容：作为国家根本属性，强制是国家实现自主并开展行动的保障，是自主性和有效性能力的共同基石；国家存续依靠社会汲取资源，行政（即执行）则是与之相对应的方面，二者均构成有效性能力的中心内容。进一步地，为应对指标取舍的信度和效度问题，本文参考相关做法并结合概念框架筛选和改进指标——针对自主性和有效性能力分别确立指标和测量内容并交代设计策略和原因；以此为基础，结合案例对测量体系进行验视，在实际运用中考察适用性。

（一）衡量自主性能力

为避免陷入由权力性质问题引发的争议，我们对自主性能力的理解侧重对国家公益属性的关切。由于国家处于“国内社会政治秩序—跨国关系的交汇面上”，自主性包括对外自主和对内自主两个方面，但要对之进行衡量是很困难的——既缺乏研究成果的支撑，也因国际-国家-社会关系的宏大性而难以提炼出与内容吻合的指标。尽管如此，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根本上离不开两种基础性取向：对外须谋求主权独立和完整，对内需维持中立性地位。按此逻辑，可以国家主权内容及制度化理论为基础，尝试做出衡量。

首先，由于“安全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是民族国家的主权行为的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鼎足支柱”，结合韦伯国家“垄断疆域内暴力”及国家经济自主知识，可选取“外国驻军”和“经济自主发展程度”指标来测量对外自主性。这是因为安全主权即政治主权，如一国不能在领土上建立起独立的防务体系（而允许外军驻防），很难想象在对外活动中能独立自主；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但一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能否保持自主反映其是否为外来势力所渗透，可以假设，若过度依赖外部援助，该国将很难实现经济自主。

其次，基于制度化理论，杰克曼（Jackman）提出“制度实际年龄”和“领导人代际更替年龄”两大指标，具有一定可靠性；由于二者往往同步增减，在操作中可合并为一项指标作为衡量参考。本文还关注国家领导人的出身和履历背景，将其与“产业部门的集中度、雇佣情况、销售情况和行业高层协会”等进行比照，综合反映国家的自主水平。

（二）衡量有效性能力

有效性能力表现为由汲取和执行组成的互动结构，税收指标是测量汲取的核心标准，公共产品质量常被用以反映执行强弱。研究者围绕测算精细度存有一些分歧，如针对国家税收总额占GDP比重指标,罗杰斯（Rogers）等认为应代之以最难征收的所得税标准，而相比大部分研究以多维政策绩效作为分析对象，福山等强调须排除那些与国家关键职能无关的内容。这些指标反映西方国家征税体制和政治过程，后发展国家受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施政理念等影响，可能会以非税收形式作为获取资源的途径；一些国家可能主动变更征税项目、降低额度甚至减免税额等；

当然，部分国家还通过简单移植发达国家制度，可能在短期内取得统计上的良好绩效。另一方面，现实中即便是能力最强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均表现不俗，弱国家可能在某些方面运转不错。政策施行还受到执政者动机、偏好等影响，这都会使测量出现偏差。综合参照既有文献，本文构建起以“中央政府总收入占GDP比重”为主，以世界治理指数（WGI）中“政治稳定与不存在暴力”“政府效能”两指标为辅的测量体系。相较税收，中央政府总收入可更全面地反映国家通过国库运营、国企经营增补收入的事实；从数据水准和完整度方面考虑，WGI数据能较好对行政效度进行考察。至此，本文构建出一个综合性指标体系，维度内容、测量指标、资料来源信息如表2所示。

（三）案例验视

亚洲东部各国相互毗邻且文化相近，在发展历程中几乎面临相似境遇，各国大多也已形成较固定的“费改税”“分税管理”为主的体制，政局基本保持稳定，为观察国家能力状况的优良场域。本文选取区域内20个国家以验视衡量指标，呈现能力差异。

自主性能力包括对外和对内两方面内容，在具体测算时对“外国驻军”“经济自主程度”“制度及领导人更替年龄”“领导人出身及经历”四个指标进行赋值：在某一方面被认定自主计为0.25，不自主计为0，在各方面均实现自主计为1。需指出：由于安全主权的重要性，只要一国仍存在或允许外国驻军即被判定为对外不自主；对经济自主程度的判断则通过考量各国在不同阶段接受外援的情况得出；另通过计算制度及领导人更替年龄，参考领导人出身及经历，综合判断其对内自主情况。由此可大致测算出各国的自主性能力表现：总分≤0.5的为弱自主国家，0.75的为中自主国家，只有得分为1的才是强自主国家（见表3）

在有效性能力方面，“中央政府总收入占GDP比重”指标采用的GRD数据基本覆盖各国在1980-2020年间情况。考虑到数据缺失、制度差异、突发事件等可能影响数据表现的情形，拟用策略为：将数据划分为1980-1991、1992-1997、1998-2007、2008-2012、2013-2020年五个时段，通过比较各时段内平均值大小来呈现能力变化态势；2012年后，各国都基本进入较稳定发展阶段，可集中分析其在2013-2020年间三项指标的综合表现——通过计算平均值，运用Stata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三者只有一个公因子，旋转后的因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进一步采用回归方法，将之合成为一个反映有效性能力的综合性指标，各国综合得分在表6最后一列显示。

为研究方便，本文将得分为正的国家判定为强有效性能力，将老挝等视为弱有效性能力。参考能力的长时段变化态势（表4），除新、马、斯三国出现明显递减趋势外，大多数国家均能保持能力的稳定态势，这说明表4和表6的分析结论基本相符，印证了“国家初始能力水平是随后能力水平的强决定因素”的观点。

综上分析，基于对各国能力强弱的判定，合成式能力概念框架得到初步验视，20国的能力差异呈现出二维分布（图1）：马来西亚、中国、越南的自主性和有效性能力都较强，三国是区域内的强国家；印度的自主性能力较强，但有效性能力偏弱，是案例内唯一的中能力国家Ⅰ；蒙古、日本、新加坡等属中能力国家Ⅱ，自主性能力较弱但有效性能力较强，其中日、韩、新三国也是被认定的发达国家；数量最多的是以孟加拉国、缅甸、泰国等为代表的弱国家，其自主性能力容易遭到内外势力的侵蚀，有效性能力受到结构性束缚，可能长期徘徊于能力谱系的孱弱一端。

四、结语

国家能力概念的模糊不清阻滞着国家理论的科学化取向。本文因循“国家学派”的研究进路，切入既有三种认知路径的理解分歧，认为它们割裂或杂糅了国家自主性和有效性维度，使能力概念的含义愈趋含混繁杂。对此，可以结构-能动相统一的架构构建起一个合成式能力概念框架——国家能力包括自主性能力和有效性能力两个方面，二者结合有助于更细致地考察国家力量的结构性基础和能动化过程，并能深化对国家活动逻辑和模式的理解。

以合成式能力概念框架为基础，本文还尝试构建了一个综合测量指标体系，通过对亚洲东部20国的案例验视初步说明了框架的适用性。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能力十分孱弱，其中一些国家还表现出能力失衡状况，可能存在潜在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只着眼于有效性能力会忽视国家安全、制度建设、观念认同等重要事项，自主性能力作为重要的保障性前提，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发展发挥着持续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双强”国家，能够在政治文明建设、经济持续繁荣、社会和谐治理方面取得成功，离不开国家能力的强力支撑。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以合成式能力概念对如国家构建、冲突与战争、产业转型和发展等议题进行实证分析，或能为理解其中的作用机制提供更缜密的阐释。当然，本文对自主性能力和有效性能力的合成式建构是初步的，仍有待更充分的论证，亟待继续回答的问题包括：在理论层面，两种次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证，它们之间的联结机制也需进一步挖掘；在经验层面，对能力强弱的评测仍需更严格的验证，进一步提高测量信度和效度、聚焦维度—指标—案例之间吻合度的工作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议程。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方南

〇 排版：张睿

〇 审校：杨晔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