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心语 | 庄梅茜：从灵光一闪到学术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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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心语”栏目首期将向大家分享的是庄梅茜博士于《国外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加式客位与西方中心主义》一文背后的写作故事～

（点击上图可直接查看原文）

作者简介：

庄梅茜，中国传媒大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硕士，澳洲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浦江人才计划入选者。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社会学，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草根政治与基层治理。

引文格式（GB-2015）：

庄梅茜.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加式客位与西方中心主义[J]. 国外社会科学,2022(1):33-43.

（1） 这篇文章的撰写灵感来自何处？前期是如何构思的？

实际上，这篇文章的撰写灵感最初来自于我对后物质主义反题——民粹主义和权威人格研究的长期关注, 这一块的理论主要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建立和发展，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关注自由民主社会为何会向法西斯主义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转战美国后，对美国社会和整个社会科学界影响及其深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产物就是进步主义，而后物质主义就是一种进步主义。进步主义还包括身份政治，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等一系列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政治正确”的西方思想主张。从知识的谱系学来看，这一块研究在西方的发展是完全建立在“左-右”的意识形态谱系框架上，而且主要关注的就是西方白人和移民/有色种族的群际关系。Inglehart早年在建构后物质主义时，具有很强欧洲中心色彩，完全就是左翼进步主义人士的肖像画。但是后来的作品，尤其是和Christian Welzel合作后的作品，又有明显想把这个概念一般化的倾向，将后物质主义描述成是全球性的代际间的文化变迁现象。直到2019年Pippa Norris和Inglehart出版了Cultural Backlash这本书，才又再次明确将后物质主义和民粹主义放回到“左右”谱系上讨论，将民粹主义狭隘地定义为右翼民粹主义（相应地，比如拉克劳就将民粹主义界定为是左翼的，总之都是偏狭隘的定义），后物质主义则是左翼进步主义，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就像钟摆一般在两头之间摆动。很明显，后物质主义理论奉行的是一种普遍性和历史线性论，它常常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特定的历史发展路径。

以上的思考一方面是基于我所受的政治社会学和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训练，另一方面也受到我过去在澳大利亚，与西方同事和普通人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困惑。我认为他们讨论的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和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什么相关性和可比性，但他们还是很喜欢用这些概念去解释中国，这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视角扭曲。身为一名研究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文化的学者，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理论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前期构思的时候，我致力于建立一个多维度分析的框架，它能够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差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点，同时融入现代化理论和跨文化研究的典型误区，使之对当前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变迁有更深的洞察。

（2）您能谈谈文章的写作过程吗？期间遇到了哪些挑战呢？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已经完成了一篇批判西方权威人格的英文论文。所以在这个议题上，核心问题我都想的比较清楚了。但是要把这个比较具有颠覆性的观点有效传递给国内读者，让大家充分理解后物质主义理论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主要原因在于，一直以来，西方比较政治与政治文化理论在引进中国学术界时，我们对它们的态度更多是学习和应用，而非审视与批判。放眼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这个理论的整体性批判也很少见，大多数批评都是针对具体的测量方式上的。如何让读者理解并信服我的观点？我使用了三个策略，一是通过大量引入后物质主义理论中的文化细节（包括），让读者通过充分解除这些具象化的图景，充分意识到它西方中心/自我陶醉（self-absorbed）的一面。二是通过对该理论进行一定的知识谱系学分析，包括将其反题民粹主义/权威人格的讨论也一并纳入进来。三是进行了一点点跨学科的视角融合，包括组织学和人类学的支持性视角，来论证后物质主义理论线性进步思维及其狭隘和偏见。我认为跨学科视角的融合对批判性分析而言是非常强有力的工具，因为它可以用来挑战既定的知识界限，提出更加多元和全面的分析。在批判后物质主义理论时，人类学可以补充关于文化和社会结构对理论接受和实施影响的理解；组织学的视角可能揭示结构性力量如何塑造和传播理论概念。此外，因为后物质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这些概念都比较复杂，所以在行文中尽量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来介绍，可能不为所有国内读者所熟知，所以需要先从最基本的概念讲起，然后逐步引入更深层的理念和批判。我认为以上的写作策略可能对于批判性概念剖析是普遍适用的。

（3）完成初稿后，您是如何进行修改与完善？

这篇文章的撰写属于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初稿完成后，文章主要结构上没有再进行大的修改，但是围绕行文逻辑，论述内容和语言风格方面的小规模的修改做了好几轮。当文章初稿完成交给编辑部，到编辑部给出回馈，这里已经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的间隔让我的大脑暂时脱离创作过程中的细节，有助于跳出原先紧密编织思想和文字的模式，这是写作中常见的“冷却期”或“距离法”策略。当我再回到初稿时，就经历了一个陌生化的过程。在修改时，我尽量把自己想象成是读者一般，这样更容易发现表述不清或逻辑不顺的地方，而且能够从读者的视角发现文章的潜在问题。其中我做的比较大幅度的修改就是删除掉了多余内容，主要是我尝试从后物质主义的反题也就是威权人格进行论证的部分。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对后物质主义的批评的出发点其实是西方的权威人格研究。在行文时，可能想要展示这个理论创新的念头过于急切，会不知不觉中做出大量输出。再次审视时，发现这部分内容的篇幅过长，有喧宾夺主之嫌，破坏了文章整体结构的平衡。

我觉得“冷却期”/“距离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修改策略。在初稿完成后，作者可能会立刻投入到修改过程中，但若能在两者之间留出一段时间（例如几天或一周），再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会带来不一样的洞察力。这段时间的间隔让大脑暂时脱离创作过程中的细节，重新审视时能更好地捕捉到可能忽略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编辑和作家常建议在写作后有意地放下文稿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审视。

（4）您与其他学者有哪些交流与合作呢？这些交流对您文章起到何种帮助？

前面我讲到，西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和权威人格理论是一体两面的，但无论是哪一面，颠覆性的，整体性的批判都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后物质主义理论，在西方基本属于是个政治正确的东西，批评起来非常敏感。两者相叠加，使我对于自己的想法不够有信心（尽管这些想法在我脑中很早就成形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想通了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写出来）。我真正有信心落笔，把关于后物质主义的批判的想法付诸纸上，是在批评权威人格的英文文章的观点得到国外两位学者的一致认可之后。其中一位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历史系教授Martin Jay，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知名学者。几乎是在我写作权威人格理论批判的同时，他在Polity上发表了一篇观点几乎一样的文章。后来我给他发电邮进行了交流，他非常肯定地指出，后物质主义和权威人格这对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而更多的是西方社会彼此攻击的理论工具而已，而且指出我的文章通过实证量化的方式恰好对他的理论批判提供了佐证。另一位是《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杂志的主编James Liu, 他则更多的是站在台湾“本土心理学”的角度认可这些概念跨文化效度低的问题。在得到这些确认后，我自信大增，立即开始落笔撰写《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加式客位与西方中心主义》这篇文章。

（5）文章完稿后，您有何新的发现或心得体会吗？

后物质主义只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在大量阅读和思考之后，我现在更加确信了很多我们目前在广泛使用的概念框架是大有问题的。我的一个心得体会是，当前我们在广泛使用的很多政治文化和行为的概念都是西方学者受到具体的问题意识的驱动，沿着自己国家与社会的文化历史脉络发展出来的。由于一开始，这些研究活动都是自然而言的进行，而没有本土自觉自省意识的推动，研究者往往会将自己所处社会的历史文化特征纳入到想要建立的概念工具中。这些概念本身作为地方性知识，去解释西方局部地区的社会政治现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理论发展过程中，这些地方性知识却在西方知识-权力的文化霸权推动，经由跨国问卷数据调查的操作化，不但被逐渐升级为普遍理论，而且甚至被构建为 “社会事实”，并机械套用在非西方国家与社会中，导致视角扭曲，结论偏差，即政治学西化现象。这种西化现象在国内的政治文化与行为研究中非常突出，但是却一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现在我们强调建构中国学术自己的话语体系，那么除了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中中国理论外，我认为另一方面，尝试着将某些源自西方的所谓普遍理论降级为地方理论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去发现所谓的普适性/一般化概念背后特殊的历史文化脉络，叙事和价值取向，反思它的外部效度和跨文化可比性，再结合比较视角和多样化的实践经验，对原理论进行修订甚至是重建。这里面可能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批判的着眼点，比如就后物质主义/权威人格的概念构建而言，是历史上从反犹主义，法西斯到当代种族歧视一路发展过来的关于群际关系的关注。再比如，就政治行为研究而言，我认为像“参与”，“抵抗”，“革命”，“公民权”这些概念可能都是从改革宗的新教（加尔文教）到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一路发展来的产物，不应该将它们作为一般性的概念来理解。第二个批评的着眼点我也在研究中，但有些问题还没完全想清楚。

〇 策划：中文编辑中心

〇 排版：黄荣禹 严静

〇 审校：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