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师生春节回家调研乡风民俗，听老乡说困扰道心声——
人情债 真想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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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怪圈！湖北老人为帮儿子凑钱买车，提前4年办了70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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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吃酒席场景 来源：温州网
来源：人民日报 长江日报记者张维纳
在湖北秭归县，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为帮儿子凑钱买车，提前4年给自己办了七十大寿。
在湖北公安县，为逃避万元礼金，一位在外打工的村民，临近春节却不“敢”回家，“躲”在打工地福建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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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将目光聚焦在“农民送人情的压力越来越大”的问题上，这也是他们连续第4年在春节期间“观察家乡”。
“我们去年一直在关注农村的扶贫问题。从去年11月份开始，先后派出两批调研团队深入湖北鄂西农村进行调研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农村生活中人情往来已经变味，大家都痛苦却无人敢言。”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桂华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今年春节前后，研究中心的师生们利用回乡时间，走访调研，获得大量数据和案例，这是他们观察家乡理解家乡的一种方式。
新春佳节，万家盼团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雷望红的姨妈，却不“敢”回老家，而是“躲”在打工地福建过年。再三追问才明白，“春节回家至少要送出1万元礼金，不回来是怕送人情。”
在中部农村，这种“乡村人情故事”并不稀奇。这个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团队的师生们，共同聚焦了一个现象：农民送人情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农民希望政府引导、乡村自治，走出变味的人情泥潭，营造健康的乡里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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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次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不止一次听到农民说，中央八项规定好，农村能不能也有这样的规定，引导人情往来。这一方面体现了农民对八项规定的高度认可，也同时表达了改变人情现状的迫切心情。”春节前后，该中心副研究员桂华，博士生刘成良、雷望红等人回家、调研，获得大量数据、案例。
送人情集中在春节前后。有个山区贫困县30多万人，2015年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近6万人。春节前后一个多月，一些村组几乎每天都有人请客。按当地风俗，一户办事，同一村民组的都会去贺喜。许多农户隔三差五赶场子、送人情，有时一天要送三四份。
请客的名目多了，办酒席的规矩也渐渐乱套。在湖北中部一个县，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为帮儿子凑钱买车，提前4年给自己办了七十大寿。最不可思议的是如今一些地方办丧事，安葬老人不再是主要任务，办酒席、收人情成了重头戏。
结婚宴席也在变，过去只有初婚才大办酒席，现在很多再婚夫妇照样大宴宾客，一些村民认为有滥办敛财之嫌。成大叔有一儿一女，儿子结了两次婚，女儿也结了两次，都办了酒席。有村民就咬着牙说：“去他家吃喜酒都吃了4次，他要是离婚再结婚，绝对不去了！”
礼金标准逐年上涨。在有的地方，目前“行情”是，一般农户每次送出200元，特别贫困的送100元，姑舅姨等近亲送1000至5000元不等。几个农户的人情账单显示：2010年前后仅50元，现在100元“送不出手”。近亲的礼金涨得更凶，一般千元起步。
此外，近些年还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农民认为，酒席规模大小反映“朋友圈”的大小和人缘好坏，为了面子千方百计扩大人情范围。一个包工头去年办酒席，四处请客，共收礼金60多万元，还有人一次就收了90多万元，而这些人情故事却很快成为“有面子”的“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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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来源：温州网
人情负担越来越重，一些农户感觉快被“掏空”了。
大体上，一个普通农户的人情“朋友圈”约200户，每户五六年办一次酒席比较普遍。按这个节奏，平均每户每年要送30多次礼金，人情开支一万到两万元，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在两万多元。农民家庭收入约三成用于人情消费，有的家庭占到一半。
在湖北中部一个县，贫困户、低保户每年人情开支都达到5000多元。粗略一算，不少农户家庭人情支出超过了贫困线标准的人均年收入。一些农民说：村里绝对贫困的很少，多数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情负担太重，有农户表示：“应付人情都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钱来搞项目增收！”
办酒席要花钱，长远看没有“赢家”。办酒收礼，再还礼，再办酒……在湖北一个贫困县农村，办一桌酒席加上烟酒，共需300多元；一般有200户送人情，酒席成本大概两万元，收礼金约5万元，办一场能赚3万多元。农民都清楚，赚的钱总是要“还”的，办酒席最终还是亏的，但不办酒席亏得更多。最终陷入怪圈：人人争着办，不办亏更大，再不情愿，硬着头皮也得办。
有个农户过去办酒席，朋友送了礼金。后来这个朋友也办酒席，这个农户感觉吃不消，没去喝酒，也没还礼。结果，对方直接上门，把过去送的钱要了回去，闹得很不愉快。
在湖北中部一个县，还人情的时候还要加钱，以显得“更加厚道”。只要沾亲带故，这次收500元，下次要还1000元，再下次变成1500元，像滚雪球一样玩起“人情+”。亲戚间一次送一两万元的，大有人在。互相攀比，水涨船高，加重人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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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来源网络
“在农村，人情比吃饭都重要。饿肚子可以忍一忍，人情关系不维持，会被人看不起，今后在村里没法做人。”
2016年6月，雷望红老家的群众中忽然热传一个消息，据说乡政府正在酝酿出台“限酒令”，规定只能办满月酒、白事、婚嫁酒和高寿酒（80岁以上的整十岁），7月1日实施。
这一消息传开，许多村民拍手叫好。谁料，没过几天形势急转。当时高考在即，一些村民听说消息后，纷纷赶在7月1日前为子女办升学宴。有的孩子才上高一，也提前办了升学酒。到了7月1日，传闻中的“限酒令”并未出台。
对一些酒席的规范，不少地方进行了探索。春节前，贵州凯里市出台规范操办酒席行为的试行办法，引发热议。
清爽乡风，除了乡亲们期待的政府引导，也要鼓励乡村自治，激发村民自觉，对此，多地探索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把红白理事会建设作为重点，使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社会风气也得到改善。
以山东为例，截至去年10月，全省就建立起红白理事会8.6万个。红白理事会由群众推举出德高望重、热心服务、公平公正、崇尚节俭、有一定礼仪特长的人士组成，按照统一标准、流程和仪式，免费帮助群众全程操办红白事。
雷望红试探着问过妈妈，村里要有红白理事会这样的机构，老百姓会支持吗？妈妈毫不犹豫地说，“我第一个举双手赞成，我敢保证，其他村民都会同意。”
采访中，桂华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在农村，高额的人情往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怪圈，“今年你收成好，送礼送出100元，等明年收入不好了，你还是要给100甚至更多。”桂华解释，农民收入不稳定，但老百姓的刚性需求水涨船高。“这不仅体现在人情上，盖房买车等消费也是这样。”在一个村里，如果大家都没买车，会觉得走路骑车也不错，但当一个村里1/3的人都买车了，走路的人就会觉得不好意思。
桂华向长江日报记者列举，红白喜事、孩子出生满月、老人做寿、乔迁新居、学生升学、孩子参军......一一罗列下来，农村的人情往来都有一二十项。“这些还是按规矩办的事儿，如今有一些不是规矩的事儿也搬到了台面上。”桂华说，在湖北农村，以前老人过了60岁才办寿，如今有人还要办36岁的、40岁的、50岁的寿宴，“现在大家是争着办比着办，你不办亏得就更多。”
面对这样的怪圈，桂华说，虽然人人都痛恨，但大家都好面子，身处其中的人不可能站出来打破。“靠大家自觉解决不了，需要依靠外部力量来推动。”桂华建议，当地民政办或者美丽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可出台一些倡议性文件，村委会再召开村民大会，让老百姓自己坐下来讨论，依靠村民自治走出来。
小编有个同事老家在洪湖，过年回家，镇里到处挂着横幅：狠刹人情风。据他说效果不大，一方面是过年期间没人管，另一方面也没人好意思管。父母一年还是要送大几千元的人情出去。你今年回家也发现类似情况了吗？你老家是哪里的，你们那儿的礼尚往来变味儿了吗？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留言，讲讲你看到的听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