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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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017年3月11日16:16分，胡耀邦夫人李昭安详离世。
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胡耀邦的这句话，正是对每年其忌日里，那些无限缅怀与无尽追念的回答。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在其女满妹的回忆里，他走得太出人意料。当日清晨，静静斜倚在床上的胡耀邦，在等待妻子来看他时，被秘书握住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那一晚，时任央视文艺部主任的邹有开在返京的列车上，听到广播里胡耀邦离世的消息后，悲痛难抑，遂而写下：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没有太多人知道，后广被传唱的《好大一棵树》是如此而来，正如没有更多人清楚这样一组数字：
300多万人因胡耀邦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因其而被正名；1703个县曾留下其考察调研的足迹，3000封普通百姓的来信，在其6年的高位任期内均被亲自批阅。
直言快语的胡耀邦，于1987年1月16日辞职后，终归于沉默。（新华网/图）
整个80年代，随着胡耀邦于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报道高峰也随之而来。胡耀邦生前最后一次上《人民日报》头版是1989年4月9日，肖劲光逝世，胡耀邦等人献了花圈。生前最后一次报道胡耀邦活动则是1989年4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胡耀邦等在主席台上就座。
头版文章透露病情。1989年4月，胡耀邦的人生进入倒计时。1989年4月1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日本，离京前的记者会上，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发问，“胡耀邦是不是在星期六的一次政治局开会的时候病倒了？”李鹏回答，胡耀邦同志最近身体欠安，正在医院治疗。他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这是《人民日报》仅有的一次直接透露胡耀邦的病情。4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人民日报》头版沉痛宣告，胡耀邦同志逝世。
进入1990年代，相关报道再次进入一个低潮，整个90年代只有50篇涉及，其中相关标题文章为零，一些文章涉及也多是一笔带过，极为碎片化，如1993年8年18日文章《春兰秋菊记平生——记大型传记《邓颖超传》的出版》提及，“在８０年代初的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要抓紧时间为老一辈革命家写传，向人民奉献宝贵的历史教材。并指出不仅要为已经去世的革命家写，活着的也要写，他特别提到，要为邓颖超写传。”再如1995年4月21日，伍绍祖回忆录《永生难忘的教材———忆我的妈妈熊天荆》则提及“胡耀邦同志在我妈妈去世后的第三天得知消息，次日他就要出国访问，专门给我写了一句话：我对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的熊天荆同志谨致深切的哀悼！”
进入新千年，相关报道同比90年代略有提升，特别是2005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时隔16年后”胡耀邦“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标题中，如《深切缅怀我们的老部长胡耀邦同志》《胡耀邦传（第一卷）出版发行》等等，当年一年累计相关文章达到9篇，且出现整版报道。
2006年1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8版读书版面推荐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传》（第一卷）以及胡耀邦小女儿满妹所著《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两本书。作者满妹书中写道：“对于父亲的回忆和思念，在父亲谢世后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清晰” “希望本书能够带给大家历史的真实。我热切地盼望着能有一天，当读者浏览这本拙作时，能够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那段艰难困苦的真实历史有更多一些的了解，从而冲淡我笨拙的文笔所带给你们的苦涩。”
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社会各界再次掀起一股纪念小浪潮。由刘一君执导，王宁、易莉、张哲人、王子轩等人主演的电影《青春激荡的岁月》11月24日全国公映，这也是我国首部以胡耀邦同志为主角的电影。
襟怀坦荡
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
人们可能奇怪，胡耀邦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警觉？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真实的胡耀邦，襟怀坦荡、赤诚纯真的胡耀邦。他曾说，那时我既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
他始终坚信，他不遗余力为之奋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利民兴邦，受到人民拥护的；他竭力主张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政策界限，对学生闹事采取疏导的方针等，都是符合民主和法治原则，并且是由书记处议定，得到小平、陈云同志同意的。
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更加成熟了，中国不会出什么事的。尤其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对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准备六中全会文件时，小平同志还对他说：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曾几何时，言犹在耳，怎么就风云突变？
他没有想到，最后竟把闹事的原因，归咎于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耀邦同志的纯真与赤诚，实在是可敬、可爱、可叹！
耀邦不恋权力
他没有做最高领导人的野心，“不愿动华国锋”（杜导正记录赵紫阳所言，胡德平《为何“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也不愿接华国锋职务。他“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胡德平日记，1980年11月23日）“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胡德平日记，1980年12月27日）他下台后向老部下冯征倾诉苦衷：“有人藉辞职报告落井下石，对我进行诽谤，以‘生活会’为幌子，诬我想当军委主席，逼小平同志让位。”
光明磊落
夫人李昭书写的“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八个字，刻在江西共青城耀邦陵园的右侧。李昭了解丈夫，解释题词，说耀邦“有畏”但“无愧”。因为他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所以坚决、公开、多次支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加剧了元老们对他的误解。早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时，他就坚决执行“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档案）。他告诉李锐，“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李锐《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
他不回避分歧，1985年5月10日接受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采访，陆称他和湖南同乡某元老：“你们是南北呼应啊。”他回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传到这位元老耳朵，心情可想而知。
勇气非凡
中共中央为他盖棺定论，篇幅不长，干货不多，最大亮点就是“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1989年4月15日）
不知何故，《讣告》未单列他另一不可磨灭的功绩：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率先策划、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大批老干部因此解放，重返工作岗位，焕发人生“第二春”，包括批倒批臭他“生活会”的那位主持人。他做部长期间的中组部，真正成为“干部之家”、“正义之家”。针对“两个凡是”，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有人质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斩钉截铁回答：“照样平！”他平反冤假错案的业绩，胡绩伟称赞，“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胡耀邦选取改革开放突破口》）；
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郭道晖在他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称赞，“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
民主宽容
胡启立视他为“导师、兄长、最亲近的朋友”、“影响和教育最多，精神上、心灵上受惠得益也最多的人之一”，在《我心中的耀邦》中回忆，耀邦“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1981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一位省委书记公开反对：“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耀邦温和回应：“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田纪云说，“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胡启立也说，“党内外一致公认，耀邦任总书记时是党内民主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95周年感言》）耀邦在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36年后依然有生命力：“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
耀邦勤政亲民。胡启立回忆，耀邦几乎没有家庭生活，虽然家在中南海边上，只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吃一顿饭。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经常批阅文件到深夜。1984年1月，他到贵州、广西等贫困地区考察民情，快70岁的人连夜赶路，半夜实在抗不住，就在望谟县县委书记办公室睡了几小时。第二天中午到广西一小镇，带领随行人员坐在路边小摊吃贵州米线，三毛钱一碗。吃完米线，老百姓才发觉原来是总书记，围过来热烈鼓掌，他站起来，恭恭敬敬给大家鞠了个躬，上车就走了。胡启立还点明，“从那以后，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害、群众还比较困难的地方去慰问。”（《我心中的耀邦》）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全国2000多个县，接地气跑了大半，但也因此挨批。一元老当面指责他：“整天到处乱跑，……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
耀邦真诚平等。1982年1月5日，他与出席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座谈，讲到中共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不仅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要“风雨同舟，鱼水相依”。会议休息期间，一位熟悉的记者鼓起勇气，当面质疑“鱼水关系”提法不恰当。他从善如流，当面诚恳接受，肯定质疑“有道理！”会后审查会议新闻稿时，反复推敲，把“风雨同舟，鱼水相依”改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方针延用至今。1983年7月15日，耀邦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作《形势·理想·纪律和作风》的报告，直言“如果不争取在今后两三年使党风有个根本好转，我们就对不起人民，党就还有动乱的可能。”现场的党校学员张宏遵平生第一次当面听他讲话，“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真。纯真，率真。……他燃烧的热情和雄辩的逻辑不知不觉就征服了你，让你愿意现在就站起来，跟他走。”（《大悲无泪祭耀邦》）
1979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他写给一位青年的公开信，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
正直反贪
耀邦正直反贪。胡启立回忆，耀邦认为反贪腐反特权，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95周年感言》）“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他还神色凝重地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我心中的耀邦》）
这句话字字千钧，胡启立记住了，但中共高层忘本没记住的决非个别，近三年打掉的“老虎”就100多只啊！1984年，某政治局委员儿子涉嫌经济犯罪，躲入其父在中南海驻地，耀邦批准办案人员搜查取证，果然从床底下搜出大量现金，这就是有名的“警车开进中南海”掌故。他因此彻底得罪了这位政治局委员，也把一些心虚者吓得“人心惶惶”。
耀邦自知自警。1981年6月29日，他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党主席后的闭幕会上，有个18分钟讲话，说了三点意见，不仅谦虚得体，而且滴水不漏，方方面面尊重照顾，情商蛮高的。首先开宗明义，充分肯定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元老（时任中央副主席）尤其是邓小平的贡献。其次，挑明“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再次，“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邓小平听了耀邦的讲话，尤其是对他第二点意见最后一段的自我评价很满意，随后有个更简短的讲话，即席风格明显。“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而且重复强调第二遍，“我们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重大决策是指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大选择是指全会选举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耀邦受屈受辱。历史如此吊诡，政治如此险峻。短短五年半，选择耀邦似乎证明是“不正确”的。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有他自身原因，有人兴风作浪，也有人轻信谣言。在1月10日至15日的“生活会”上，邓力群是最卖力的急先锋，紧咬耀邦1月10日违心检查中“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的大帽子，上纲上线，作了长篇发言（邓力群自称三个半小时，现场亲历者朱厚泽回忆是五、六个小时），说了六大条批评意见。邓力群事后辩解，“我发言的基调是平和的。……是诚诚恳恳地帮助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情，我说到有些地方的时候，还掉了眼泪。”还轻描淡写地说，大家都“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与人为善，没什么压力。”（《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但耀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委屈，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女儿回忆，父亲下台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想到家里来看望，他一一婉言谢绝了，怕连累了人家。“十几个月里，他足不出户，终日不语，……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满妹《父亲胡耀邦去世前后的日子》）
他的秘书说，耀邦想写回忆录还遮遮掩掩，对于党内斗争“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刘崇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
耀邦闲赋后，也明心迹：“我可以不做事，但我还要做人。”（夏榆《胡耀邦：可以不做事但要做人》）
耀邦不足之处。金无足金，人无完人，耀邦难免有缺点，多人也提及。杜润生说他，“天真，他宽厚，有时承诺过多，有时失于严谨，但瑕不掩瑜，无损于他的光辉。”（《深切的怀念》）任仲夷说他，“总是以善心待人，毫无防人之心。”（《他永远活在人心》）吴江说他，“是一个天真的人，一个好像没有多少政治机心的人。”（《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
罗小朋说他，“不能耐心倾听，喜欢自己占去大部对话时间。在地方视察中，极易冲动，许多心血来潮之举，后果严重。与学者交往面过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献给2012和中共18大》）杨继绳说他，“好即席发言，轻易表态，难免有疏漏，被人抓着了不少辫子。”但知识分子就是喜欢这位平民领袖。他逝世后，《科技日报》记者张戈非纪念稿的一句话，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声：“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杜导正《感受耀邦的民主作风》）
耀邦感受温暖。即使在政治高压之下，党性没有压倒一切，可贵的人性光辉顽强闪烁。习仲勋一进“生活会”会场就质问：“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1987年1月15日最后一次“生活会”散会后，耀邦坐在怀仁堂台阶上伤心大哭，田纪云默默陪伴（另一说是习仲勋扶他起来），万里当晚让人送来他最喜欢吃的狗肉。“生活会”后，邓力群主持起草1987年中央19号文件，对耀邦1月15日检讨《我的表态》作了修改，未送耀邦本人认可，又擅自在文件中加上“耀邦同志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强烈暗示和误导全党、全国，耀邦本人承认文件所述的一切“事实”和结论。针对邓力群起草中央文件时所做的手脚，胡启立为耀邦主持公道，1987年6月2日给赵紫阳和薄一波写信揭露，因此给自己惹了麻烦，受到一位重量级元老的约谈警告，“你不懂马列，邓力群懂。以后你不要同他作对。”而且约谈时未事先告知胡启立，就悄悄录音。（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温家宝公开承认，耀邦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
中国有幸，幸有胡公！最后以胡公耀邦自撰的那句对联为结语：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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