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闻解读：胡舒立、吴小晖“这类人”交锋背后的秘辛
胡舒立(吴小晖）这类人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能将他们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以此“既得利益”......
因为，对一家企业晦涩的“发家史”，进行“聚焦式”的新闻报道，胡舒立及其领导的“财新传媒”，和吴小晖及其领导的安邦保险，彻底杠上了。
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已基本交锋两个回合。
在安邦保险最新的声明中，更是罕有的，指责胡舒立（财新传媒）“为了利益集团、捏造事实、误导舆论”。
特别是“为了利益集团”六个字，更是将圈内秘而不宣，却众所周知的，传媒界女强人胡舒立的某些社会关系，来了一次无情的撕裂、证实。
其实，对于吃瓜群众来说，围观这么一场传媒与企业的隔空交锋，在这个特殊节点时间，不知是否能体味到，其背后两种力量更意味深长、更白热化、更骇人听闻的——积极试探、小心交锋？
传媒，在这个特殊时代，有着特殊国情的社会中，很少会真的会有企业因相关报道与其走司法程序，因为，这是一个热衷于走隐秘的权利渠道，去实现目的关系社会。
传媒再怎么市场化，还是党的喉舌，其工作人员，依然被称之为党的新闻工作者。
不管你承不承认，没有一家崇尚市场的企业，愿意与其真正交锋。
即使有，也愿意走各自隶属的权力系统，来低调的、隐秘的解决之。
但，如今安邦保险却接二连三发布声明，气势汹汹的要走司法程序，正如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评述的那般：（安邦）居然要靠法律手段来怼媒体，这是要证明别的渠道（隐秘的权力渠道）不管用了？
事实上，胡舒立也好，吴小晖也罢，他们都是一类人。
这类人，在中国社会或称“权力掮客”，或“红顶商人”，或者别的什么。而在西方社会，则对他们有一个比较精确、直白的描述，正如8年前，《纽约客》所写的一篇关于胡舒立的专访文章所描述的：她（胡舒立）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
如果硬要再加一点什么，那就是“既得利益者”。
为便更好理解《纽约客》中，关于“这类人”（既得利益者）的描述，遂将2009年7月20日，那期文章，编译、摘录如下：
这篇长达一万余字的文章，毫不晦涩的写出了胡舒立，这个传媒女强人的许多故事，包括它的传媒经历，社会关系等、理想等等。
其开篇，以《财经》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新闻报道为切入：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
......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
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接着，文章开始以回忆口味撰叙胡舒立的媒体经历，譬如早年工人日报工作，美国游学，及后来的工商时报任职，创办《财经》等等。
其中直言不讳写道：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
当然也从西方媒体视角，写下他们了解的，神秘的萱部：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中xuan部是以半秘密的形式工作的，它的总部没有标志，也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表。它给编辑和发行人下达最新要求和禁令。一些底线是固定的，禁忌的内容包括军事、宗教、民族争议以及政府的内部运作。但其他一些边界却是灵活可变的。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
“通常，巨蟒不会动弹，”
当然，文章也带着颇为赞许的口吻，写出了胡舒立在《财经》初创时，所造就的一大批震撼业界的新闻报道，譬如非典、鲁能及一些落马高官的贪腐历程.....
特别是，对落马官员的报道，是这样写道：
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最后，文章以媒体界曾经一个著名人物——程益中，截然不同的命运来结尾，并为此问及两个相关人。
程益中：《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制衡绝对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改善并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触及到政权根本和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也应该得到容忍。”他补充说，“我并不同意对胡舒立的批评，相反我认为她很高明，她使《财经》在当今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狭缝中得以生存。”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但如今，“啄木鸟”胡舒立，遇到了一个和她几乎是一类人，但有不是“一样人”的吴小晖。
他们，不由自主的，急急如律令般斗法不已。
其结果如何，那就要看，秋末冬初的那场会，如何开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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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闻述评独剑客， 校尉羽书传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