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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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纽约客》的舒立特写（有所改编和删减，翻译方可成）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d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d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ge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d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ge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wei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d——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xi……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

回国后，那场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d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做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lu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lu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lu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lu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一个熟悉《财经》及这则报道的人说，揭露从私有化中疯狂获利的行为太容易将中g高层领导子女卷入其中了——这是一个甚至会将改革派对开放媒体的意愿彻底扼杀的禁忌。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d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g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制衡绝对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改善并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触及到政权根本和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也应该得到容忍。”他补充说，“我并不同意对胡舒立的批评，相反我认为她很高明，她使《财经》在当今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狭缝中得以生存。”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dang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d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但她已经和一些中gong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d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之后的舒立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全面推进新闻实物，培养出一个深度报道，尤其是调查记者团队，《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等力作不但震荡了国内业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媒体的实物操作，也赢得了国际声誉。

2009年12月起，舒立和同仁一起创办了财新传媒。在短短的30年里，在政治框架不变的背景下，一个货架的新闻事业由宣传模式和意见取向转型为“信息取向”，由正面倡导的“喜鹊”式新闻文化正在转变为问题意识取向的“啄木鸟”式（舒立语）的新闻批判性文化，这也是罕见的。

母亲胡令升

邢小群在《关于小说<刘志丹>写作的前前后后》中回忆:“给我分配了工作,但没有给我恢复党籍。那还是一九五三年,支部组织委员胡令升(胡舒立的妈妈)对我说”。这里可以知道。邢小群当时在工人出版社文艺组,这里至少可以知道胡令升在工人出版社工作,同时,最低也是工人出版社文艺组支部组织委员。后来胡舒立在工人日报工作,应该也是母亲的关系。

在2010年的上虞新闻网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胡令升曾任《工人日报》编委,因癌症早逝。留下两个女儿:长女曹佐雅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她姐姐姓曹,胡舒立也本是性曹)。次女胡舒立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任《财经杂志》主编。

父亲 曹奇峰

曹奇峰的资料很少,隐约可见可能在全总劳动保护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过。一本叫大河汤汤的书的简介中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曹奇峰出生在南京市燕子矶镇的一户书香世家,自幼识文断墨,知书答礼.后在五十年代,曹奇峰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在大学执教.十年浩劫时期,他不幸蒙冤入狱,落魄江湖数十年.以及日后平反后的沉浮经历。不知此曹奇峰是否是胡舒立的父亲曹奇峰。

网上有人曾说:2010年4月1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副局级离休干部曹奇峰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未能确定此曹奇峰是否是胡舒立父亲。

关于胡舒立父亲的资料非常之少,不知道是否隐藏了什么秘密。

丈夫 苗棣

苗棣,男,195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曾任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文学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电影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电视、电影艺术及电视文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并参加过多种电视节目的创作活动。近年来发表过有关广播电视文化艺术方面的著作主要包括:《论通俗文化——美国电视剧类型分析》、《大众文化与审美》、《解读电视——苗棣自选集》《中美电视艺术比较》《脱口成秀》《美国经典电视栏目》《美国有线电视网》等。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从事广播电视艺术及电视文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并注重中西电视艺术、电视文化比较领域的研究。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电视传播实践,参加过多层次的电视评奖、电视万里和电视节目策划与评价、媒体总体设计等活动。

姐姐 曹佐雅

曹佐雅在美国获博士学位,今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讲授中文和中国文学。

外公 曹杰

比起胡舒立的父亲,他的爷爷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

曹杰教授又名曹士彬,1896年生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县阳湖镇。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湖北汉口、浙江金华、山东济南等法院任推事、民庭之长。1933年9月开始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政法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授。1934年9月即被东吴大学法学院聘为专任民法教授,直至1949年11月调至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任司长,才离开东吴法学院。

曹杰教授是一名学者,在政治上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是中国国民党“一大”、“三大”代表。解放战争时期,他拥护共产党,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大学教授联会”积极支持学生参加发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

当时曹杰教授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后排的家属宿舍区,曹杰的儿子曹奇峰、儿媳胡令升和曹杰夫人的侄女马问清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因此常在曹杰家秘密开会。曹杰夫妇都精心安排,并招待吃饭。

1948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地下党员佘贵林,负责出版进步刊物。国民党特务有天来学校,要抓捕佘贵林,佘闻讯当即逃至曹杰家躲藏,后从曹杰家至苏北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1949年11月曹杰被调至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历任第二司司长、公证律师司司长、

法律宣传司司长、法律编纂司司长等职。参加民主同盟,为民盟北京市委员。

1959年8月任国务院院参事。9月6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阿富汗副首相,曹杰和其他三位参事参加奉陪。六十年代,曹杰曾同其他参事一起,先后到河南、上海等地参观视察,并在会上汇报视察情况。曹杰精通英语、日语,在北京这段时间,还自学俄文七年,后能从事翻译,有一定成就 。

1995年1月15日,曹杰去世,享年九十九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大舅胡旭介

胡仲持生一子胡序介,两女胡德华(序昭)、胡令升(序高)。胡序介曾在国家出版总署干了两年多的秘书工作,后工作于天津南开大学。

大姨胡德华

胡德华(序昭)、胡令升(序高)姐妹二人,在抗战期间在宁波四明山区参加过新四军三五支队的工作,后被派遣至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胡德华曾历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团中央书记、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等职。

大外公胡愈之

胡愈之(1896年-1986年),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绍兴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 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

胡舒立,女,1953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2009年11月辞去《财经》杂志主编,就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院长。胡舒立女士现任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财新《新世纪》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物关系:祖父曹杰,父亲曹奇峰,母亲胡令升,姐姐曹佐雅,丈夫苗棣。外公胡仲持,舅舅胡序介,姨妈胡德华。大外公胡愈之。

胡舒立四舅父之子胡序威撰文回忆:

二爹胡仲持的女儿胡德华(序昭)曾在1938年就读于春晖中学,因战事逼近而辍学。短暂的白马湖学习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其妹胡令升(序高)曾于1944年就读于上虞南乡泰岳寺春晖中学。她们姐妹两人抗战期间曾进入四明山区新四军三五支队工作。后来受党的派遣,先后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胡德华历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团中央书记、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等职。胡令升曾任《工人日报》编委,因癌症早逝。留下两个女儿:长女曹佐雅在美国获博士学位,今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讲授中文和中国文学;次女胡舒立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任《财经杂志》主编。

另见新闻报道中提及:

家族的血脉给胡舒立注入了新闻的基因。其大外公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外公胡仲持也是新闻出版的老前辈,中国近代名报《申报》的编辑及翻译。母亲胡令升则是《工人日报》的编辑。尽管有消息说胡舒立对这样的血脉不以为然,但确实使她获益良多。在一段见诸James McGregor所著的《十亿消费者》的描述中,1953年出生的胡舒立在19岁时敲响了一扇影响她日后一生的门——江苏阜宁图书馆管理员、中国著名战地记者恽逸群的房门,在“文革”中被贬的恽逸群“像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胡舒立,不仅倾囊而授自己多年的知识,还把对中国政治、官僚系统的了解详细解释给她,为困惑的胡舒立指引方向。胡舒立的职业征程始于体制内的《工人日报》。

1983年后,她因一组关于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初露头角。1992年,在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担任国际版编辑。

1998年,王波明决意创建一个更面向大众的财经媒体,他找到了当时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财经记者的胡舒立,后者提出了直至今日都是中国媒体环境下的超前要求——每年近两百万元的记者工资以确保记者诚实,全权负责所有内容,采编独立不受广告经营影响。王波明以罕见的气度全部答应。《财经》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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