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粟裕何以成为“危险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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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上，除了有邓小平同志三落三起的故事，还有粟裕大将三次蒙冤忍辱负重的经历。粟裕1958年被诬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经历多有见诸报端，前两次蒙冤的经历则鲜为人知。

“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

粟裕参加了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多次负伤。1933年11月伤愈出院后，他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当时，正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被敌蚕食，逐步缩小。与此同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扩展到野战部队，部队里的气氛远不如过去那样活跃。军团政委萧劲光抵制错误被撤了职，中央派乐少华来担任政委。乐少华曾与王明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搞宗派，在部队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乐少华刚到七军团上任，部队在一个大庙里开会欢迎他，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粟裕从战场回来。粟裕曾回忆说：“军团长寻淮洲见我到了会场门口，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说了几句，乐少华就在会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我在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

在闽赣边界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红七军团阻击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粟裕后来回忆：“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乐少华和军团长寻淮洲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同志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乐少华同志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再说什么。但从此却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对乐少华来说，只有政委才是红七军团的最高领导，不承认他的最高权威，就是反政治委员制度。粟裕被列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另册后，受到了“限制和监视”。1934年11月，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立红十军团时，粟裕被迫离开了野战部队，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后在方志敏力荐下，于是年冬才重新担任主力红军十军团参谋长。

“参与叶飞、黄道分裂省委活动”

1935年年初，红十军团在安徽怀玉山被国民党14个团包围，军团领导方志敏被俘，两千多主力全军覆没。仅粟裕、刘英率800多人突围至闽浙赣根据地的崇山峻岭中。2月，根据中央指示，以突围部队为基础，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率部队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就在这艰难险恶的斗争中，粟裕再次蒙冤。

1935年10月，挺进师与闽东特委负责人叶飞等会师。为协调浙江与闽东、闽北根据地的行动，浙闽领导人经协商达成共识，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等11人组成，刘英为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共青团书记，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特别是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发生了误会，产生了矛盾。临时省委本应妥善处理好矛盾，但刘英却想“统掉”闽东，几次提出把叶飞留在省委工作，借以调离闽东。粟裕不赞成，同时对刘英派往闽东独立师任政委的人选也认为不当。1936年2月，粟裕写信给闽北特委书记黄道，请黄协调。刘英得知后甚为不满。

5月，刘英到闽东根据地召开临时省委会议，叶飞等闽东四人退出省委。秋天，又发生了挺进师诱捕闽东特委书记叶飞的“南阳”事件。当时粟裕正活动于闽浙边境庆元县境，刘英以省委名义送来一封信，要粟裕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并派出一支武装监督。幸好在押送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乘机脱险。随后，刘英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所谓“分裂省委”的问题，会议足足开了半个月，对叶飞等人缺席批判，粟裕则成了主要斗争对象，说他参与“叶飞、黄道的分裂省委活动”，“全盘否定浙西南工作”，违抗省委指示，放跑叶飞等，并派了一个班监视粟裕，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接着在组织上又给粟裕留党察看的处分，撤销他挺进师师长、军区司令员等职务，降为省委办事处主任。

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违心地作了“申明”，这场党内斗争才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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