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淫棍和恶魔：集“毁”“誉”于一身
无论是艺术上还是学术上，董其昌都是伟大的。他的《画禅室随笔》以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论，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分水岭。而他的书法和绘画风格，则影响了明清数百年。但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一个在艺术上志趣高远、淡雅深邃的大师，同时却是一个淫棍和恶霸。从分裂的董其昌身上，可以再次反证所谓的“人品书品”论是多么不靠谱。
董其昌自画像
董其昌临米芾方圆庵记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
董其昌在当时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沂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他与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 “文人画”人为地分为南北两派。
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
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櫽括前赤壁赋》册，明，董其昌书 董其昌的书法，历来评说褒贬不一。褒者倾其溢美之词，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但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包世臣云：“行笔不免空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讽刺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南北宗说”与董其昌的思想
中国山水画艺术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但由于习惯于一种“述而不作”的思维模式，对山水画的研究缺少一种系统的论述及流派的归纳，而“南北宗说”却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标志着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画派论的发轫。尽管“南北宗说”在理论上还不精确、在逻辑上还不严密，但作为一种新的理伦，它带有思想方法上的拓展与美学观念上的更新。因此，此说一出，在当时的文人画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随着历史的演变，董其昌此说开始“背运”了，特别是近代研究者大多加以否定或贬低。如俞剑华先生在《中国山水画南北宗论》中认为是出于伪造。但因他的声名地位之高，遂使吠声逐影之徒，奉为金科玉律，不仅平地增加三百余年的纠葛，并发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从“伪造说”到“漫兴谈”，遂使“南北宗说”蒙上了扑朔迷离而又甚为灰暗的色彩。我想对于任何理论学说的考查与研究，都不能背离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文化氛围。董其昌的“南北宗说”也应如此。《明史·董其昌传》说他“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咄纳，终日无俗语”。无论是官方的史料还是艺术的传统，都肯定了他对禅学的喜好与研究。其好友陈继儒也在《容台别集叙》中说他：“独好参曹洞禅，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大有奇怪。”而在董其昌大量的诗文题跋、理论著述中都渗透了禅宗观念。
当我们从董其昌所处的历史条件及文化氛围来透视他参禅的思想成因后，再来具体地探寻其“南北宗说”形成发展的轨迹，或许更有说服力。
1585年，他31岁。乘舟过嘉兴武塘时，“余始参《竹篦子话》，久未有契。一日于舟中卧念香岩击竹因缘，以手敲舟中张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
1586年，他读《曹洞语录》，遂悟文章之趣，以诗抒怀。
1587年，仲秋八月，他绘浅设色山水《山居图》赠予与他一起落第而裂衣冠、绝出仕念的陈继儒，题款为：“余尝欲画一丘一壑，可置身其间者。往岁平湖作数十小帧，题之曰‘意中象’，时捡之，欲弃去一景俱不可，乃知方内名胜其不能尽释，又不能尽得，自非分作千百身，竟为造物所限耳。”(《寓意录·卷四》)此段题跋禅宗气息颇浓，而其时，董其昌本人也十分落魄，在浙江平湖一带寄人篱下，教私塾度日。为维持生计，他欲以书法作品出售，终因位卑艺贱，无人问津。
于是，他更执信禅宗，放浪形骸，狂饮狂歌，与失意文人一起结为“陶白斋社”，以仿效陶渊明与白香山，时人呼其为“狂生”(见《容台文集·陶白斋稿》)。由此可见，董其昌是在而立之年后开始对禅宗发生兴趣。
1588年，他34岁。此年是董其昌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秋天他再次去金陵参加乡试，及第。第二年春天，他去北京参加会试，为二甲第一名进士。董其昌虽荣登仕途，但对禅宗之迷恋并没有因地位改变而改变，他先后与达观禅师会于松江积庆寺，探究禅理。并与同时入举的焦竑、朱国桢谈禅论宗，尤为醉心于禅悦之旨。
1594年，已入不惑之年的董其昌出任皇长子的讲官，在京都与王图、陶望龄、袁宗道交往，共探禅学。
1595年冬，他应冯梦桢之请，跋《王维江山雪霁图》，认为王维的笔墨构图有如禅宗可分门庭，“如禅灯五家宗派，使人闻片语单词，可定其为何派儿孙。”(《珊瑚网·名画题跋》)
1599年，董其昌离京还乡养病，途经山东，为女画家李道坤的《林下风画》题跋由此可见，董其昌在不惑之年后，对禅宗已有了较深层的认识与领悟，从而使他较自觉地把禅理渗透进他的艺术创作与理论评述之中，并为他在日后提出“南北宗说”作了心理上的积淀与思想上的准备。
董其昌前雅后淫，晚年专情房中术
为什么说董其昌是个有争议的书法家呢，因为在普通人的观念中，一个书画家应有的修养是清雅，可却和他现实所做之事相去甚远。此人雅淫皆备，也算是书画坛历史上的一大奇人了！
董其昌，华亭人（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华亭派”的主要代表，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
董其昌，一代文儒的美好形象经不起推敲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句话就处于董其昌之口，是书法理论家历史上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足见其在艺术上的造诣颇深。
说起书法来，董其昌是因为考官时才华横溢却因书法不好而被降为第二名录取，随后他才勤于练习书法，后来变得不可收拾，竟成为了一代书法宗师；并且他还精于书画鉴赏，在书画理论方面还有论著，他的“南北宗”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
董其昌尤其擅长于山水画，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还较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不仅在明末清初的画坛，他的作品甚至还影响到近代画坛。一直以来，他的作品都是海内外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
作为书画家和达官贵人，董其昌的头上顶着不少光环，但是他本人的性格却比较乖张。在他做官时就是个极其敏感的人，只要政治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便立即辞官回家，随后又因被上级眷顾，再次起用，反复多次。
董其昌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悠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
时间久了，各种优越感使得董其昌完全蜕变了，从一个初不起眼的角色，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
但董其昌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在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后，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开始骄奢淫逸，贪婪程度让人吃惊，对钱财和女色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本人妻妾成群，却还常常招致方士，专情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
明朝16帝，除太祖，建文，崇祯外，其余各帝似乎都有习炼房中术的爱好，习炼房中术并不仅局限与宫廷，譬如名相张居正因为吃了春药发热冬天都不戴帽子,嘉靖皇帝，服用多年春药后皮肤，胃都出了毛病，无缘无故的发呆，发怒，张居正数日内腹泻暴死也是和服用春药有关。
万历四十四年董其昌抄家案
董大师才艺很高，人品很低，日常生活骄奢淫逸，以致跟家乡百姓结怨。忍无可忍的百姓自发搞了一个抄家运动，纵火焚烧了他的房屋，捣毁家产，令大师全家抱头鼠窜。此事轰动一时，明代的史料笔记(如文秉《定陵注略》等)之中多有叙及，有位无名氏还记录下整个抄家过程，并搜集了与此案有关的官司公文，集成一册《民抄董宦事实》。
只看声讨董宦檄文的开头，读来直令人血脉贲张：“⋯⋯人心谁无公愤！凡我族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照理说，同乡出了一个国内外闻名的艺术大师，是很值得引以为荣的，为什么董其昌反遭人人切齿痛骂、竟欲讨之而后快呢？再细看下文，却原来，董大师在松江府华亭县的居家表现着实叫人吃惊。他非但私生活糜烂，更甚者，大师还利用在官府的势力和能量，榨取民脂民膏。做出此类种种恶行的，竟然是这样一位大师，委实令人匪夷所思。要知道，学书习画一直以来都是古人陶冶情操、涵养素质的重要部分！
民抄董宦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按《民抄董宦事实》记载：从初十、十一到十二，控诉的大字报和传单沿街塞路，连妓女嫖客的游船也粘贴上了，整个华亭县乃至松江府都在大骂董其昌“兽宦”，儿童妇女竞相传播“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安徽、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也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府县政府见百姓拥挤街道两旁，害怕激成大乱，赶紧羁押民愤极大的董家恶奴陈明，当众打了二十大板，并连忙贴出告示，命令聚集的百姓快快散去。董家见势不妙，找来打行一百多人连夜入宅防御，谁知上海、青浦、金山等地听到消息，也赶来报怨，数万愤怒的百姓围住董府。十六日上午，百姓于两方对峙之中趁机放火，边拆边烧，将董家数百余间画栋雕梁、园亭台榭烧成灰烬，大火彻夜不止。第二天，有一个穿着月白绸衣的人经过，恰巧手中拿着董其昌书写的扇子，当即被百姓扯破，这人还不服气，结果被痛打一顿。
百姓之所以声讨董其昌，主要是为打抱不平。当时董大师已六十挂零，老而好色，听说生员陆兆芳家的使女绿英姿色不错，就指使二儿子董祖常带人闯入陆宅，抢去使女，打毁家资。后经当地乡绅劝解，陆生忍气吞声，抱病闭门不出。地方百姓特别是读书人纷纷为之不平，有好事者又将此事写成传奇小说，由说书人到处传唱。对于这一风化事件，后来流传的版本不一，其他书中也有说是孽子董祖常而非其父诱奸了绿英，过后并带人打上陆家，当然，不管是哪种情况，董大师对此都非常尴尬，他怀疑是连襟范昶背后捣鬼，就仗势欺人，逼连襟赌咒发誓。范昶不堪羞辱，又气又急，十多天后发病而死。八十三岁的范妈妈白发人送黑发人，不禁伤心悲愤，过后带着媳妇女仆上董府哭骂，不料遭董祖常闭门毒打，随从妇女还被剥去裤子示罪。这一次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但董大师还不知祸已上身，反到学院、抚台告状，要摆布范氏一门，至此“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看来，董大师一点不懂民意不可侮的道理。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次群体性事件中百姓表现得相当克制，他们见火势只要稍微延及邻家，就会立即动手扑灭，只烧董宦一家住宅。甚至府县也不满于董宦虐待范氏之事，据说松江海防打算点兵出救，华亭县主持工作的吴司理差人说：“不必出救，百姓数万，恐有他变也。”事后，官府捉拿了当地若干参与抄家的地痞流氓，定罪结案。
深谙规则 官运亨达
要说董大师还是比较爱惜自己的羽毛，“未求正法，先求正名 ”，他认为只有将事件定性为“士抄”而不是“民抄”，才能够消除对自己和家族的不利影响——世人将马上可以知道，这棵政治上的墙头草此后依然官运亨通，到崇祯朝一路做到南京礼部尚书——为此大师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官场关系，并用他那技艺高超的书法，卖力地写信托人，还通知了在外地做大官的堂侄董邃初帮忙。最终，此案在拖延大半年后，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做出判决，除将一干地痞流氓定为死罪论斩外，华亭县生员有五人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受杖惩。而对于董大师的行为，三府会审为他作了必要的开脱，只说是家奴作恶，董其昌不一定知晓。
自万历十七年考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以来，董其昌历任翰林院编修、皇长子日讲官和湖广提学副使，已是从三品的高官，如今虽然辞官在家，毕竟官场熟、路子多，所以争取到这样有利的判决结果是肯定的。而且要知道，在明朝，像董其昌这样做过官的乡绅，是享有很多的政治特权的。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似乎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穷苦人，特别地讲究起官尊民卑的礼数来。他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下诏说，官员退休家居乡里时，只在宗族家人之间序尊卑；有酒席聚会时则要另设一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而百姓则须以官礼谒见，“敢有凌辱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官本位社会大环境下，养成了大师的傲慢与偏见，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胡作妄为。而从董大师对同府生员不依不饶的架势来看，他对读书人好像更加嫉恨。也难怪，这些后备官员们能量虽不足于抗衡他董其昌，却足以影响和操纵舆论，传奇小说不就是他们编排出来的吗？若再有闪失，一旦折损了自己的名头，毕竟于往后的仕途有害无益。
董其昌一家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还因为董的一个门生恰巧在华亭县做过一把手。众所周知，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朝最低的，可是他们千里做官，只为求财，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就有一种风气，由门生故吏代为经营家产。高官中就算是“素负清名者”，他的华屋园亭，也无不揽名胜，连阡陌。而且有了这种师生关系，董家在华亭县、松江府可谓威权赫奕，平日稍有睚眦之怨，即嘱托官府拿人。其他小事情，就算理亏，只要送上名帖也就消弭了。《民抄董宦事实》也说董大师每天为“关说公事”就得用上数十张上好的信纸。
权势一大，豪奴悍仆(如陈明等人)自然倚势横行，搞得百姓不能安居。一些市井小民为维持生计，也纷纷投靠门下。另据史料记载，当时更有一种献产恶习：专有一帮流氓地痞，打听到谁家兴旺，官居显要、官场路熟的，“朝夕游于其门”，或相交公子，或相交管家，等到熟识之后，就将他人的田地投献上去。而被害者大都良善之人，从未见官，哭天无路，入地无门，就算尽其所有也不定能打赢官司，更惨的还要家事一空。《民抄董宦事实》没有具体说董家因此兼并了多少地产，但从他举进士前家中仅有四十亩薄田、为避税还偷改了户籍的窘状，到如今“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的阔气情形来判断，董大师一家没少干收纳叛主之奴，籍没他人家业的种种勾当。至少，大师的二儿子董祖常就犯过招集打行诈害温饱之家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或许年轻时候受了穷，董其昌显得十分贪婪，因为自己的字影响颇大，求者不绝，就专门养了一批代笔者搞创收。当时朝廷党争激烈，董大师与各派人物都有往来，八面玲珑，人称“巧宦”。他一面以此避祸，一面又不甘心退出官场(这意味着失去部分特权)，于是做一阵官便告隐退，退隐一阵又出来为官。熟练、圆滑的处世技巧使董其昌大获其利，由中下之家一跃而富甲一方，妻妾成群，奴仆列阵。而毫无疑问，这个为富不仁的董宦，他的发家史也一定是相当罪恶的，所以才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公愤。所以百姓要声讨董其昌，他们也是提出了争取活命以及平等的诉求。这从他们竞相传播“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从这一次的小打小闹，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时的大规模造反，这中间也只二十年的时间而已。而那个时候，活了八十二岁的董其昌大师还并没有寿终正寝呢。
虚名赫奕 德不胜妖
其实，明朝的百姓还不像其他朝代，动辄啸聚山林造反。不过待到民抄董宦发生的明朝末期，由于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百姓已经累积了相当的不满和怨恨情绪。而且当时风气，不但地方官府私派横征，搞得民不堪命，就是退休在家的董大师们也多依仗权势，“视细民为弱肉”，并且上下相护，百姓根本就投诉无门。投诉无门，不满和怨恨迟早都会宣泄出来。事实上，当时在长江流域一带，更准确地说就在全国经济中心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江南四郡，先后几十年发生多起类似的群体性事件，或者按史书上的说法就是：“民变”。不过与造反比较起来，这类民变要相对安全一些。因为百姓不是直接跟朝廷作对，算不上造反的罪名，而且法不责众嘛，也不致遭到如灭族之类极其严厉的报复。可以说，董大师的胡作非为恰巧为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宣泄口。
在一般人的心中，大师们既卓越不凡，为人类世界做过巨大贡献，正所谓道高品自高，私下里他们个个也肯定是谦谦君子，形象无不光鲜亮丽，而其实不然。大师们的另一面有时也很丑陋，甚至比一般人还不如。前些年国外有的学者曾对此做过研究，在中国古代，也早已有人观察到这个现象，古人将之称为“文妖”。对于董其昌，《明史》评价他“性和易，通禅理”，“终日无俗语”，俨然一个道貌岸然、与世无争之人，但从他在抄家运动前后的一系列表演看，却正是德不胜妖的典型。《民抄董宦事实》就说过，“吾松豪宦董其昌”其实是个一心交结太监佞臣、到处收受贿赂的势利小人、无耻之徒——对于董大师的为人，还是要数家乡之人看得更清楚、最直接。事实上，董大师的这次辞官归家，就多少和索贿不成反遭辱有关。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董其昌出任湖广提学副使。提学的职责是监督、检查一个地区的学校和教育事务，一般都是由清议、责任心强的持重之人担当。但董提学多少带有艺术家常见的那种轻狂，到任后似乎有点不负责任，又是在监考期间游山玩水，又是时不时捉弄读书人。轻狂些也就罢了，偏偏他还得罪了当地的一些头面人物，惹得他们挑动好几百读书人鼓噪，并毁了他的办公楼。这简直就是四十四年那次民抄事件的预演！董其昌为何得罪了这些人呢？《明史》上说是“不徇请托，为势家所怨”，责任似乎不在大师这边，不过细细一想，这个说法很含糊，有点为贤者讳的意味。难道这些势家，仅仅就会因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官员不识抬举，不理睬他们托关系走后门的那一套，就敢鼓动知识分子冲击政府机关办公区域吗？
在当时，像董大师所任的这种提学副使，虽说算不上肥差，却是不错的潜力股。因为明朝实行科举取士，读书成为做官的主要途径，因而官员们非常讲究师生、年谊、同乡等关系。古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官场之中充斥上述关系网，自然也就少不了相互照应、提携、收受贿赂直至包庇、串通腐败之举了。这些都是旧时恶习，多说无益，总之事情闹成这样，董其昌颜面扫地，不得不“拜疏求去”。万历皇帝倒挺照顾这位艺术家的面子，《明史》说他的辞职报告递上去之后，皇帝没有准奏，而是令司法机关介入调查。但事已至此，就算是再厚颜无耻的人，这个时候也没法再当什么官了，只好回老家去。
可是赋闲在家的董大师依然不改往日的轻狂，并且再次纵容儿辈和奴仆欺压百姓，终于导致民抄事件发生。真是：“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转自乐雅书画 叶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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