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府，太对不起年轻人 | 文茜专栏

文 | 陈文茜

图 | 来自网络

房屋并非仅是经济产物，它同时是基本人权，任由房价高涨的政府，是残害基本人权的政府。其意涵不下于迫害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尤其过高的房价对经济没有助益甚至有伤害，等于变相鼓励人们将资金从具备生产效能的领域抽走，投入一滩死水的土地。

 ——陈文茜

宛如，一个年轻女孩，我在星巴克遇见了她，她藏了三周，终于鼓起勇气拿着我的书《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盼我签名。指着其中一行文字：“只要真诚地专注于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人与事，哪怕一无所有，世界不会在我们的眼前倒塌”，然后说：“我相信你，文茜姐……我会专注努力下去。”

宛如是一名念研究生时对文创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毕业时在台北找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文创工作，月薪不算低，折合人民币8000元。她于台北市郊外租了一个小房间，开启人生青春梦。一张床、一个书桌，房租1600元，上班地点在大安区，搭公交车加地铁约一小时。她每天7点出门，晚上加班至10点才下班，回到家里已经夜里11点。洗把脸、冲个澡、喝杯热水，想翻书查阅一下白天工作不熟悉的地方，厚重眼皮已然垂下来，她只能倒头入睡。她的工作是文创，但没有太多宁静的时间蓄累自己的创意能量。

宛如知道自己正在学习，但也正被掏空。

她每个月省吃俭用，吃、住、交通外，薪水只剩4000元。她寄了1000元给乡下的妈妈，剩下的钱400元买书，再偶尔看场电影，或者女孩子给自己添件衣裳……日子如此精打细算，她一个月大概存下2000元，年利息0.9%。

台北的大楼公寓，那些每天上下班她都要经过的地方，仿若一个永远高不可攀的向往。那些报纸刊登的豪宅价格，完全是海市蜃楼，另一个世界。

她想回家，可是家乡没有文创的工作。她只能选择当一名大城市中的小蚂蚁，每日辛苦勤劳之余，偶尔抬头看看台北楼与楼之间有限的窄小天空，“总有熬出头的一天吧！”她如此激励自己。

工作三年，宛如决定增加收入，并且多观察人群，所以她周末到星巴克打工……走出咖啡店，我手上那一杯咖啡是咸的，里面滴落了我许多泪水。我们这一群作者，成长于台湾起飞繁华的年代，我的工作是鼓励现下受挫折的人们。但现实体制的不公、失灵的世界压迫着年轻人，我对此无能为力。剎那间，我觉得自己多么空洞，多么虚伪。

我们坐视台北的房价高涨已到了“暴政”的地步，可是发出怒吼之声的人却少之又少。如今在台北拥有一间像样的房子，已经成为台湾社会阶级的象征。年轻一代渴望工作或者有前途的机会，均聚集于台北。在台北没有一栋房子，代表你的孩子皆是“宛如们”。他们的青春不是拿来做梦的，而是拮据疲困的。由于房租、外食，打从青春时期，他们的生命就铐上了枷锁，沉重无比。父母亲是否拥有一栋台北的房子，对年轻人而言好似印度的“种姓世袭制度”，拥有者的青春是彩色的，非拥有者只能蜗居某个角落，她的青春注定是黑白的。在LED的色彩交错映照的灯会中，宛如走入缤纷世界，她笑着和其中一只象征着奔驰的马灯拍照，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停滞的生活告别。

自从2008年经济大崩坏之后，全球皆实施接近零利率政策，随之而来的便是资金不流入生产机构，反而流入大都会房地产。房价攀升的现象，在瑞士、德国、香港、东京、伦敦、吉隆坡……唯一受到有效控制的是新加坡。但这些所谓房价飙涨的国家，柏林只涨幅10%，瑞士9%，香港约35%，而台北有些地区甚至高达200%。一位过去曾竞选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告诉我，台北的高房价在国际市场上简直毫无道理，他很想问，政府在做什么？

我告诉他香港政府释出大量土地，准备盖公租屋打房；德国准备课的房价暴利税高达40%，若炒房利益超过50%，问责刑事罪，要坐牢。这些国家皆明白一件事，房屋并非仅是经济产物，它同时是基本人权，任由房价高涨的政府，是残害基本人权的政府。其意涵不下于迫害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尤其过高的房价对经济没有助益甚至有伤害，等于变相鼓励人们将资金从具备生产效能的领域抽走，投入一滩死水的土地。

台北房价“大跃进”的真相是全球经济大崩坏后，政府无能且失灵的产物。1%有钱人的资金嚣张肆虐，政治沦为利益团体的工具，政策变成为富人量身打造的提款机。公义沦丧，政府无视一般民众的痛苦，喊了许久的“社会正义住宅”或“房屋平台”，仍如空中楼阁。自2008年以来，产业更空洞化、竞争力更衰退、社会更贫穷化。以致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女孩，只能抓着几句书写者的语句，每日如诵经般，不断安慰自己。

这个政府，太对不起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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