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初年》：一个平凡的中国家庭持续了30多年的大故事

2019年11月，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新著《人生初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是一部科学观察著作，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名中国儿童成长的语言日志。孩子的父母作为语言研究者，有意识地观察记录了这个乳名叫“冬冬”的女孩零到六岁半的语言及各方面发展。据考察，这是世界上跟踪记录儿童语言发展时间最长的科学研究。

这部书里充满了故事。读者能够直接从书中读到的是一名中国女孩的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但读者未必能了解的是书背后一个平凡的中国家庭持续了30多年的大故事。这部书因何而缘起，又因何而成就？书的字里行间又流淌着冬冬父母30多年来怎样的爱与坚守？

为了使读者了解这部书背后的故事，“语标”公众号于近期推出三期专访《李宇明：我的教授职称有一半是女儿的》《白丰兰：丈夫李宇明眼中的“史官”》《冬冬：我怕别人知道我是谁的女儿》，带您走近《人生初年》的三位主人公——李宇明教授、白丰兰老师以及女儿“冬冬”。现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2019年12月，李宇明教授在家中接受语标专访。（标哥 摄）

语标：李老师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在您家里采访您，我们语标希望通过连续的报道，让大家更了解《人生初年》背后的故事。当您还是学生的时候，跟邢福义先生学的是现代汉语语法，但您真正成为一名学者之后，学术研究之路却似乎是从儿童语言研究起家的。现在回想起这个起点，您觉得是个偶然还是个必然？是您一贯以来的学术兴趣促使您做这件事，还是因为人生走到了某个路口，必须去做这个选择？李：这是偶然的选择，但偶然中有必然。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不断进入中国，特别是结构主义理论、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在20世纪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不仅影响了语言学，还影响了心理学、哲学和信息科学等。乔姆斯基认为在人类大脑中一定有一个不受后天制约语言习得机制，因此，研究儿童语言就显得很重要了。美国一些动物学家和心理学家把自己的孩子和黑猩猩一起抚养，以此观察黑猩猩和人类的孩子发展的共性和差异，解决人类语言起源问题。他们发现一岁左右，黑猩猩的智力超过了人类的孩子。但过了一岁后，孩子有了语言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此外，回答个人的发育和人类的种系发育是什么关系，也是语言学界一个有很重要理论意义的课题。还要回答，孩子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和人类语言发展的过程有没有相似性。因此，儿童语言研究在语言学中的地位，特别是在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所以，研究儿童语言的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科学的一个重大课题。当时既然我有机会，我当然愿意观察儿童语言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我研究儿童语言是有必然性的，因为很有研究的价值。
语标：研究儿童语言是当时的一个学术思潮吗？李：说不上是一个学术思潮，直到今天也没有形成。当时刚改革开放，中国和世界还没有很好的交流，只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才略略知道这些研究的意义。在我读硕士的时候，很多老师，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杂志也讲其中的意义，但还达不到思潮的程度，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儿童语言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儿童语言学是需要研究的，这是必然性，但我走上研究儿童语言的道路，确实有偶然的因素。

冬冬和父母（1985年4月）

语标：什么样偶然呢？

李：最重要的偶然，就是白老师身体不好，要更多地管家和照顾冬冬。其次，我也很爱孩子，喜欢跟孩子打交道。既然要养育孩子，观察她语言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这个工作能够做下来，要特别感谢白老师！俗话说，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她常年生病在家，有更多的机会跟孩子在一起。她把研究孩子的成长，观察孩子的语言，当作她人生很重要的使命。这种使命后来就成了我们家族的使命，凡是来我们家帮忙的亲戚和朋友，全部都动员起来了，只要听到冬冬说一句话，有笔有纸就记下来。要记下原句是很困难的，人类记忆最大的特点就是记意义，原句反而很难记住。特别在外面，没有笔没有纸的时候，大家都嘴里念着冬冬说过的话，像和尚念经一样，生怕把那个句子念错了。

语标：当时随后记录下来的材料又是怎么整理的呢？

李：那时候住房条件很差，我们一家人住在19平方米大的地方，房间里摆着床，桌子放在窗户下。为了不打扰家人睡觉，用家具把桌子围起来，这就是工作的地方了。白天记录下来的材料，晚上我就去整理。有时来不及，就大致梳理，第二天白老师再整理，所以《冬冬日记》里有很多白老师的笔迹。记录冬冬的语言，其实是一个有学术准备的人，在一个特殊时机做的事情。

李宇明教授作七绝《访信阳旧居》，故地重游，百感交集

语标：开始做决定的时候，心里是满心期待的，还是稍带有些无奈、不得已？李：一个人当爸爸，是一种期待；不仅当爸爸了，还能够记录孩子的语言，也是一种期待；记录的儿童语言，竟然对社会还有用，更是一种期待。更重要的是，能让白老师参与其中，夫妻之间有共同的追求，让她以病床为伴的生活更加充实，生命更加有意义，理所当然的是期待中最为迫切的一个环节。对一个学者来说，研究对象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能否找到一个有填补空白意义的选题。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巧合的话，我首先要做的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了。 语标：记录儿童语言发展是一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彰显价值的事情。您和白老师不间断地记录了六年半，您在此过程中得到的来自外界的评价和反馈是怎样的？李：儿童的语言，就算记录再长点时间，也很难完全了解这些材料的意义，直到今天书里的多数材料都还没应用过。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就是希望这些材料能够为社会所用。当年我们申报青年基金项目，学校科研处就有老师开玩笑说：“李老师啊，成人的语言都还没研究好，研究儿童语言干什么呀？是不是你生了孩子，想弄点钱给孩子买积木和图书呀？”很多人认为，研究儿童语言价值不大。但当时的评审组组长朱德熙先生、许嘉璐先生、李行健先生都很支持。成功申请到项目之后，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研究，即使记录了一年多后，我们也很难直接说清这些语言记录的意义。当然，之后也利用了这些材料做了些研究，比如，出了《1～120天婴儿发音研究》，研究了一岁左右儿童对语言的理解情况等等，但当时的成果，基本是研究方法的发展。那时我和华中工学院的唐志东先生合作，他有个男孩，我有个女孩，我们各自观察各自的孩子做对比研究。我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陈前瑞，他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儿童语言调查方法的。我和他合著的《语言的理解与发生》实际上就是在他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

2016年，李宇明教授和中外博士生在一起。（标哥 摄）

语标：1990年前后，您发表了很多与此相关的文章。李：是的，最初的文章有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也有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当时心理学方面的刊物，我并不了解，能在上面发文章我很激动。后来，受邀参加了很多学术会议，也认识了很多心理学的教授，比如朱曼殊先生，朱智贤先生、林崇德先生、许政援先生等等，他们都愿意跟语言学研究者合作，语言学界做这种研究的人太少了。在中国，首先是心理学家研究儿童语言，语言学没有跟上。语言学者去做观察，心理学家很欢迎。我的很多成果，实际都来自于心理学家的启发。我刚出道时，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关心和提携，让我在大会上发言，很是幸运。还有一次让我印象很深刻，北京语言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吕必松先生、张志公先生、胡明扬先生主持了一个16人的语言学习理论座谈会，我是作为从事第一语言研究、儿童语言研究的身份参加的。第五届中国语言学会年会，我也是报告人之一。到现在，社科院江蓝生先生还笑我：因为当年我走上台，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我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和一个爸爸，上来讲某某题目。”实际上，当时我刚开始做了一点研究，就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破格获得副教授和教授职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童语言研究的成果。所以我有时候说，这个教授里面有一半是女儿的。但我们家冬冬说，她没有一半，她只有三分之一，妈妈也有三分之一。 

语标：您的这些成果和荣誉是不是一直都驱动您继续做研究呢？李：我当时三十多岁，在中国重要的语言学杂志上，基本都发表过文章。在华中师大工作，后来因为我负责了语言理论实验室教研室的工作、文学院的工作，又到学校工作，再加上很多朋友建议，我一定要回归老本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儿童语言研究就慢慢放下了，保存的资料大部分也都没有用到。最近几年，很多人提醒我，如果这些儿童语言资料不用，或者不共享，就只能退休了再慢慢研究了。还是把这些材料贡献给社会吧！白老师用了好多年来整理这些材料，就是修改，前前后后也经历了11遍。这个工作几乎是贯穿我们家庭几十年的工作。

2019年12月，李宇明教授家餐桌上方的小书架，

上面摆满了他的部分学术著作。（标哥 摄）

语标：为什么在2006年决定要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李：此前，我们一直生活在奔波中，从信阳到武汉，再到北京，工作地点多次转移，白老师身体也瘫痪了好多次。2005年3月，白老师下决心做了双膝人工置换手术之后，白老师也从植物变成了动物，又能重新站起来了，就决定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但这么多的原始材料该怎么整理？当时真不知道，都是一边整理一边商量。

李宇明教授作五绝《等候》，表达在手术室外等候妻子的焦虑之情

 语标：多年之后再整理，再看当年的《冬冬日记》，您心里的感受是怎样？李：在《人生初年》的《致读者》中，我说整理《冬冬日记》，也就是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人生初年》，就像重养了一遍孩子。重新体会那个年代的环境：有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事儿、欣慰的事，后悔的事儿，酸甜苦辣、五味杂陈都在其中。还有打孩子的事儿，把孩子扔到幼儿园没去接的事儿，还有孩子坐到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摔得鼻子流血……很多场景历历在目：当时我身板灵活，车技很好，带白老师上医院看病，接送冬冬去幼儿园，全靠一辆26的自行车：冬冬坐前面，我骑上去，双手掌把，一只脚踮地，然后白老师坐在车座上，我脚尖一用力，自行车就开始飞奔了。当时学校有老师说，李老师一家三口在自行车上的样子，是“华师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些美好的记忆，只有凭借当年的记录，才能重新获得。当然，《人生初年》能整理出来，关键还是白老师。如果我自己整理，那可能是若干年之后的事情了。

日记插页（1988年5月）

语标：您说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了解了您家庭的故事，很多人一方面很敬佩，另一方面可能也为您感到遗憾，或者觉得您是不幸的。您自己怎么看？白老师的身体状况对于您的人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李：大家都希望有健康的身体。很多人找对象的时候让我当参谋，我就说一句话——要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标准。如果家里有一个人身体不健康，我们就会经常牵肠挂肚，会走不远。现在很多人都出国留学，当博导了也出去学习，在国外待几年。我只能短暂地出国访问，因为会牵挂白老师。虽然如此，很多事情还是要从两面看。白老师的身体状况，让我知道健康的重要性，知道怎样去关心人。从一个身体不是很健康的女性身上，能看到她是多么坚强。人类的坚强，不是表现在健康人身上，而是表现在不健康的人身上。如果白老师是个健康人，也许我还没有那么多其他人没有的体会。 语标：您会觉得有些失落吗？李：一个完整的家，应该要有情感，要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观。最好的家庭，有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克服。我自己很满意我的这个家庭。恩格斯当年讲婚姻和爱情的时候一直强调，人还是要有爱情。这是非常重要的。

冬冬与父母（2011年7月）

语标：最后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让年轻父母很困惑的问题。现在年轻的父母们都要工作，也很忙，陪孩子的时间比较少。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让他们在工作和家庭间找到平衡？您工作也一直很忙，但把冬冬培养得十分优秀。李：忙，是有价值的体现，说明他对这个社会很有意义。但有时候所谓的忙，是一种借口。再忙，也应该负起家庭责任，包括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照顾家庭病人的责任。以前白老师身体不好，家里没有人帮忙的时候，我出外开教材会，就带着冬冬去过庐山、长沙、桂林。因此，冬冬还有一个绰号，叫“老教材”。忙是一种常态，特别是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虽然忙，也要花时间在教育孩子上。如果孩子教育出了问题，将来不忙了 ，想想会非常后悔的。前段时间，有位老师给我讲过一个例子：有个孩子的父母特别忙，就把孩子交给奶奶管，奶奶管不了，就天天给他玩了手机，玩了两三个月后，这个孩子就不能完整说话了，“巧克力”只能说一个“力”，“吃饭”只会说个“饭”，最后连跟人说话的意愿都没有了，不愿意跟人交往，就喜欢自己玩手机。孩子妈妈找到了这位老师。孩子成长确实需要各种媒体，需要充盈的体验，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跟人交往是最自然的一种方式。这位老师建议家长，停一停手中的工作，请请假，多陪陪孩子。三个月之后，孩子慢慢好起来了。家长非常开心，说虽然工资奖金扣了好多，但是很值得。

2015年，李宇明教授在课堂上。（标哥 摄）

语标：家长应该抽出时间多陪陪孩子。李：是呀，再忙也要培养好下一代。培养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难道不是很有意义吗？陪伴孩子，这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家长不能只顾自己，孩子才是社会的未来。我经常跟白老师说，可能别人认为我们未必很幸福，但是我们自己感觉到很幸福，因为我们、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都相互陪伴，都很健康。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满足。古代人说，齐家才能平天下，意思是先要把家庭建设好。事实上，大多数人也都是能够兼顾的。通过这本《人生初年》，读者们了解到一个家庭的努力和奋斗，但这只是个小故事。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书，讲一个大故事：让全社会更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关心孩子的教育，特别是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比如尊重孩子，不要把孩子关在家里闷头学习，要多到大自然里面去。首先身体要好，心理要健康，然后才是学习的问题。孩子不是家长的私人财产。只要教育得当，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成材。希望家长能多关心孩子陪伴，千万不要吝啬时间、吝啬爱。同时，幼儿园的老师，也要按照教育规律和孩子的发展规律来教导孩子们。 语标：谢谢李老师的建议，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李：也谢谢你们。

2019年12月26日，白丰兰老师（中）在商务印书馆《人生初年》出版座谈会上发言。

语标：去年您刚做完手术我到家里来看您的时候，当时您还在整理这本书的书稿。现在书出来了，封面上却只有李老师的名字。其实您在这里面付出了很多，做了很多工作，为什么不在书上署您的名字呢？

白：李老师是要我们俩个同时署名的，是我坚持不署名。这是因为，从开始提议记录日记，怎么样记录，怎么样处理材料，怎么样再现当时的日记面貌等等，都是李老师策划的。最后的定稿以及书稿中精准的点评，也都是李老师的手笔。我只是参与了记录，做了书稿的整理，只能算是一个记录者、整理者和参与者。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李老师的学术助手。2005年，我做了双膝的人工置换手术。通过一年多的康复，整个身体状态好了很多。2006年11月份，同学们把《冬冬日记》的日记文字输进了电脑，我就开始了语言日记的整理工作。最初的整理，我有过很多想法。曾经想做点虚构，或写成散文……其实，我已经写了若干个小片段，还很动情地写了前言。后来，李老师觉得书中不能掺杂太多的个人解读，解读太多，可能限制这部书的使用面。所以，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书，是一部用白描手法、纪实性的作品，虽不是用论文形式来表达的，但它确实是一部学术著作。未来，可能有人会使用这部书中的语料做研究，如果引用的时候，也要打上我的名字，多三个字，岂不是浪费资源吗？（笑）
语标：当初我们以为，这部书是从冬冬真正能说完整的句子开始的，其实是在冬冬出生前一天，就开始动笔记录了。那么，当时决定着手去做这件事，是您和李老师共同的想法，还是李老师有语言学家的敏锐——在女儿出生之前，早已做好记录的准备了？白：当然是李老师的主意。读大学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青年学子热血沸腾，陈景润成了榜样。我和李老师谈恋爱，第一次约会地点是河南郑州的西柳湖。我俩湖上泛舟，说起未来，我认为家庭是第一位的，事业是第二位的；李老师说他要做陈景润第二，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差点就因为这个第一第二的分歧，而Byebye了。（笑）我们能走到一起，是因为有很多的共同点。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患了类风湿关节炎，是终身疾病，但李老师仍给了我一个病床上的婚礼，我很感动。1995年，这件事曾经有过铺天盖地的报道。当我们知道有了孩子后，李老师就找来了很多关于儿童语言学和儿童心理学的书，开始了阅读和思考，所以记录冬冬的语言是有准备的。

慕田峪长城（2002.4.7）

语标：即使现代有手机、录音笔、摄像机这些设备，记录语言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恒心。您当年没有这些设备，就是用铅笔、纸片儿，再加上您的身体又不好，做这件工作就必定有很多别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了下来？您有没有想过放弃？

白：没有，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放弃。我和李老师的做事方式，一直就是既然做了就要坚持，绝不半途而废。这也是我们对冬冬最基本的要求。记录冬冬日记，的确不容易。那时，我的类风湿还在发展中，非常严重，白天黑夜地疼痛，一般的止疼药，根本起不了作用。病情即使缓解了一段，稍不注意，就又复发了。类风湿复发瘫痪在床，一家人都要围着我转，但即使如此，对冬冬的语言记录也没有停下过：要么李老师记，要么周围的人记，包括亲戚、朋友还有学生。

冬冬日记原本和录音磁带（1985-1991）

但那时最难的问题是，一家人怎么生存下去！在1986年4月，冬冬刚刚一岁多，我突然就不行了，要到湖北当阳一个土医生那儿接受土方治疗。李老师一边上课一边带冬冬，生活了17天。这件事在日记里有很详细的记录。同年8月，冬冬刚上托儿所，原本在家帮忙的侄女也去了学校食堂上班，全国第一届中青年语法讨论会在华中师大召开，李老师是会议组织人之一，冬冬却在那时生病了，几天几夜高烧不退……想起当时的焦虑和无奈，这会儿的心还在疼。最难的时候，是家里只有我们三口人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李老师要上课、做家务、管冬冬和我，所以就有了日记中冬冬的两段话：一个是“人而不勉，不如蜘蛛。……妈妈不如蜘蛛”；第二个是“爸爸选的妻子有点不对。”
语标：记录冬冬的语言是您卧病在床时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这件事也成为了您五次瘫痪又五次站起来的信念，或者说也成为了支撑您人生的事业呢？白：当然是我每天必须要做的工作，也是我的一份事业。我有事情做，做的还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生活才充实，才觉得人生没有虚度。但支撑我的并不只是这一部书稿。李老师还让我当学生们的“政委”，保持跟学生们的互动。当冬冬上了小学，李老师回归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他写作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为他找语料，初稿完成后我又做校对。李老师到教育部工作，开始把研究方向转为国家的语言规划，我也开始查阅卢戆章等人关于“切音字”的书籍和文章。这些年，李老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拉着我一起关注。

烟台（2018.8.15）

语标：在整理这部书的过程中，您对这部书的认识，有没有不断地升华、深化？

白：有。当时是很原始的文字记录。记录时，大多只有一些提示语，在何处、干什么，但孩子说话的记录，绝对是原汁原味的。当决定要把这些资料整理成书时，首先要考虑此书的受众，考虑可读性，还要考虑句子和事件之间的串联等等。（李：白老师当年是想当作家的，写了很多优美的散文，还想写小说，当年文学才能没能得到发挥，现在都在这部书里了。写这部书都是白描手法。用白描，想要把事写清楚是很困难的。这是她文学才能释放的一个机会。）白：怎样才能讲好一个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把有趣的点、段凸显出来，是需要用心的。这部书稿前后修改了11遍。在写作过程中，每一遍改写都很投入，但数量太大了，写着写着，就不是自己想要的表达了。在对冬冬的陪伴和教育中，她给了我和李老师很多快乐，我们也常常反省自己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得与失。孩子在某方面表现好，我们俩都高兴得不得了；孩子有哪点做得不好，我们又会拿着放大镜去看。我们内心深处，对孩子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许多焦虑，只是我们两个人私下交流的。冬冬看到的，是我们俩很平和的一面。
 语标：现在书已经出版了，这个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您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新的期待吗？白：你觉得我会停下来吗？我一定不会。冬冬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记录她的学习和爱好，包括她的生活和情感等等。冬冬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读博士后，李老师让冬冬写日记，冬冬说“我太忙了，真写不了”，我说咱们就用电子邮件保存下来吧，这件事交给我来负责。因此，我保存了冬冬所有的电子邮件和每一次电话聊天的内容，还有微信上的视频、语音、文字等等。老大点点出生后，我们更不会放过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老二涵涵出生后，亦是如此。所以李老师说我是“把现实变成历史”的家庭史官。李宇明教授作七绝《天伦之乐》，记录第三代的成长《人生初年》快出版的时候，我曾想把这本书里最有趣的东西再做成一本书，叫《童言童趣》。六月份，李老师说，咱们把《童言童趣》放一放，先把两个外孙女的材料再整理整理，争取能给《人生初年》写个续篇吧。你们看，李老师又给我派任务了。（笑）

北京密云水库（2019.8.7）

语标：这让我们非常期待！虽然工作量非常大，但对读者来说又会是一场盛宴。

白：《人生初年》里的材料虽然很复杂，但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而且是相对单纯的文字和录音材料。记录两个外孙女的材料，是通过微信、邮件、飞信、语音、视频等工具。大外孙女在美国生活到五岁半，接受的是双语教育。要整理成文，恐怕还要很长的时间。我和李老师已经商量好了，我先做第一遍整合，冬冬做第二遍去伪存真、补充材料，李老师做最后一遍的定稿。《人生初年》受关注、受欢迎的热烈程度出乎我意料，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从见到书的那一刻到现在，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我是个病人，一辈子能做且做成了一件对社会有用的事，我觉得值得了！
 语标：您的贡献真的非常大！（李：病人有颗英雄心。我年轻的时候说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心很大，但是身体不好。）白：我也对李老师说过，有他这么好的丈夫，有这么一个有责任心、阳光向上的好女儿，我也应该成为这个家庭中合格的成员。特别是冬冬的成长，一直都很符合我和李老师对她的期待，她很上进。（李：冬冬不愿意像一根藤似的，攀着爸爸的“高枝”往上长。她身边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她的爸爸是谁。）白：冬冬在华师附中读初中时，李老师就是华中师大的副校长了，有老师来家里给她辅导作文，她很不高兴；高中时，李老师去学校检查工作，老师叫她一起去吃饭，她很生气，说：“爸爸是爸爸，我是我，干嘛把我给扯上？”她一路走来，真的是靠她自己的实力。

北海公园（2016.6.22）

语标：这说明李老师和白老师对冬冬的教育非常成功！听您讲完这些故事，我觉得《人生初年》这部书是全家共同完成的著作。虽然封面上只有李老师的名字，但其实作者是以李老师为代表的全家。谢谢您给了我们这么宝贵的采访机会，我们学到了很多。谢谢白老师！

白：我也谢谢你们，辛苦了！

2019年12月，冬冬在家中接受语标专访。（标哥 摄）

语标：《冬冬日记》是一份十分宝贵的资料，但是对于您来说，《冬冬日记》的宝贵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绝大多数人五六岁之前的事情是很难记得的，而您儿时的事情却通过这本日记详细地记录下来了。日记有十几本，您后来读过吗？读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呢？

冬冬：原来的《冬冬日记》和这部整理后的三卷本的《人生初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整地读下来。上学时有的是时间，但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人而言，过去无需回忆,未来更值得憧憬。自己有了孩子，已经能体会到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倒是很有兴趣阅读了，但遗憾的是失去了整块的阅读时间。直到去年，爸爸妈妈把《人生初年》交给出版社后，让我挑选一些小时候的照片和录音，我才开始慢慢地重温了一下自己的童年。但书中记录的绝大多数事情，我都没有了印象，觉得自己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做出那样的事。（笑）当然，因为有爸爸妈妈原汁原味的记录，那肯定都是真人真事。 语标：这份珍贵的材料对于您的成长，包括您的事业、家庭而言，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影响？冬冬：当然有。我觉得父母能够记录下这么多翔实的材料，首先意味着他们对我的关注和满满的爱。而父母的爱，对于孩子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很多科幻小说里面，都有通过时光穿梭机或者任意门回到过去的情节。其实，大家都希望时光倒流，回到幼年时，再看看自己曾经忽略的或者不再记得的事情。《人生初年》对我来说就像时光穿梭机一样，让我回到自己的童年，从“第三者”的角度重温那时父母对我的爱，以及我对他们爱的回应。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父母现在对我的爱和当初对我的爱一样地浓厚，而且有增无减。我非常地幸运。（爸爸：而且这份爱，还传递到了第三代上。）冬冬：对，完全传递到了第三代。 语标：听说您现在也在记录孩子的语言？冬冬：是的，我是在记录，但我主要使用的是现代化手段，用手机录音、录像的方式来记录，而整理、转写的工作，更多的是妈妈在做。毫无疑问，养育孩子是人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有时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现代社会，是快节奏的社会。每天忙完工作回到家，已经很疲劳了，还要耐心地倾听完她们一天的生活内容，辅导完学习，做完游戏，梳洗完毕，讲完睡前故事……特别是在这些繁杂的日常任务中，还要无数次地给两个孩子进行分享教育、友爱教育，既要尊重她们处理问题的年龄特点，又要公平地解决你争我夺的纠纷等等。当父母，特别是当两个年幼孩子的父母，真的太累了，太难了。如果还要抽出时间来记录，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爸爸妈妈让我记录两个孩子的语言发展，最初我“消极反抗”过，但没有用。（笑）从《人生初年》的记录、整理到出版，就能看出我爸爸妈妈的个性，他们想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们反复地、软磨硬泡地、甚至“威逼利诱”地让我坚持把观察、记录孩子们成长的事情做下去，我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平均每天记录10分钟左右，一周保证70分钟的录音、录像。当我每次发回记录孩子语言的视频时，妈妈都会给我正面反馈。这种正面反馈机制非常好，现在我已经不觉得是负担了，只要时间允许，基本上我都会录像、录音记录。开始录像后，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视频记录语言，是一种主动与孩子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要保证至少10分钟的有质量的陪伴，这和无意识交流的效果完全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我变成了更好的母亲，变得很有耐心且有意识地去引导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去思考或评论一些问题。这不管是对我的自身修养，还是对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有利的。 语标：从一个被记录的人变成主动的记录者，这种身份的转变有没有让您对爸爸妈妈曾经做的工作产生特别的感受？冬冬：当然是有的。商务印书馆的公众号推介了《人生初年》，我在转发的时候写了一句话，说：“生儿育女才知父母难，读罢此书更感父母恩。”只有自己也是记录者时，才知道要记录、想坚持需要有多大的毅力，才能够把这件事坚持下来。我现在只是拿着手机，动动手指把它录下来，就感觉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更何况爸爸妈妈所处的是只能用铅笔、纸片记录的时代。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特别是为了记录而主动引导孩子讲话，是很费心思的。（妈妈：冬冬刚从美国回来时，对大女儿点点用祈使句比较多。开始用视频记录语言以后，还不到一个月，这种情况就少了很多。）冬冬：对，是这样的。脱口而出的话，当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回看视频时就会发现，原来我这句话是不合适的，这个表情是不恰当的，这种反应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应该表现出来的。（笑）所以这些记录工作，不但对孩子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也能帮助父母很快的成长。

北京植物园（2005.4.25）

语标：既然说到孩子的教育，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对您的教育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冬冬：提到对妈妈的印象时，“陪伴”是我内心第一个冒出来的词。我对于妈妈的记忆，并不是在人生前六年，六岁之后的记忆更深刻。现在很多人都说，教育孩子就要让他独立，但是妈妈对我的教育更多的是陪伴。在某些教育家看来，这不一定是好事：孩子做作业时应该独立，父母不要伴读。但是我的妈妈，就一直在旁边陪着我，不管夜有多深。陪在我身边的她，从不干涉我的自由。我可以做功课，可以看闲书，也可以听音乐，她就只是在旁边静静地看着、陪着。其实这与妈妈回忆里的姥姥很像。妈妈曾经告诉过我，恢复高考后，她准备参加高考复习功课的时候，姥姥在昏黄的灯光下，也是默默地陪着她，是这样的吗？（妈妈：是的。姥姥是文盲。夜晚，我复习功课的时候，她就拉个小凳子坐在我身边，一会儿低头看看书本，一会儿抬头看看我的脸，那叫一个认真啊！我调侃地问：“你认识这些字吗？你说说我在干什么呀？”她就笑笑。这个记忆对我来说特别深刻，深刻到过去了几十年，至今还都记忆犹新。这大概就是母爱吧！） 语标：那对爸爸的印象呢？冬冬：爸爸用自行车接送我上托儿所、幼儿园，一边走，一边教我背诵诗词；给我买好吃的零食，陪我一起玩耍；带我去小提琴老师家学小提琴，去湖北歌舞团学跳舞……这些对于病中的妈妈来说，都是不太可能去做的事情。除了这些琐事，爸爸给予我的，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标杆”。印象中的爸爸，总是在专心致志地伏案工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爸爸能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人生初年》附上了在我出生时爸爸妈妈写给我的那段“寄语宝宝”，其中谈到了爸爸妈妈希望他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一路走来，我知道爸爸妈妈希望我是健康的、善良的、幸福的，也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精神独立、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说实话，有这样的父母我是幸福的，不过压力也会很大，因为父母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说胜于蓝，至少要和父母所取得的成就差不多时，才能成为他们的骄傲吧。可是，当父母已经到了一定高度，而自己怎么追赶都可能难以企及时，就会产生很大压力。在内心深处，我很害怕别人知道我是谁的女儿，我怕自己不够优秀，配不上“李宇明的女儿”这几个字。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我还要继续不懈地努力，才能配得上“李宇明的女儿”这个称谓。 

武汉东湖拾贝（1986.4）

语标：您觉得爸爸妈妈给您的教育，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冬冬：小时候，爸爸的研究生导师邢福义爷爷和爸爸商量，说将来要收我当邢爷爷的博士生，这样的话，我就是爸爸的师妹了。（笑）虽然后来我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基本上我还是依照爸爸妈妈最初的期待成长的。在爸爸妈妈对我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教育模式，就是欣赏式教育。欣赏和表扬，并不等同于溺爱；欣赏和表扬，它可以引导孩子走得更好。尊重、平等和无条件的信任，对任何孩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在成长中得到认可，但能这样对待孩子的父母，可能并不是多数。 语标：《人生初年》书里对您的介绍是“中国某医科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教授”，没有指明您的工作单位。您是不是不太希望大家过于关注现在的您？冬冬：《人生初年》的这种表述，并没有不想让大众知道我工作单位的意思。这本书的主角是个学龄前的孩子，而不是今天的我。我的今天，只是代表这种教育方式的可能性而已，并不代表我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有多成功。我相信，在任何一个父母的心里，只要孩子身体健康、心灵健康，有理想抱负并愿意为之努力奋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孩子。按照这个标准，我觉得，我可能还能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孩子。但是在我的科研领域中，我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科研工作者，恐怕还不是今天就能下定论的。很多人读了这部书以后，可能会好奇地想知道这个孩子后来的发展，我不可能符合所有人心中的预期，因此这种虚化的处理非常好。

冬冬与她的研究生们（2018.10）

语标：谢谢您跟我们分享了李老师、白老师和您一家人这么多不为人知却极其动人的故事。

冬冬：也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