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茨克丨欧洲的保守主义：一个政治和哲学观念的历史及其疑惑问题（节选）

皮茨克（Dominik Pietzcker）：德国传媒应用技术大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关系学、德国政治史。

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保守主义是真正的欧洲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欧洲人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某种痴迷。起初，保守主义是在思想层面对抗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以及1789年的平等主义理想，而后在19世纪初成为政治层面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支撑复辟和崛起的民族主义。尽管一些学者如帕纳约蒂斯·康迪利斯（Panajotis Kondylis）声称，保守主义不过是或曾经是法国大革命前旧政体留下的阴影，但几个世纪以来，它确已成为一场持续不断、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按照社会进步和政治极化的逻辑，保守主义始终站在公共政治舞台中心的右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陷入迷失方向和意识形态强烈对立的时代，保守主义未能区分右翼和激进右翼之别。曾经的保守主义（爱国主义、精英主义、英雄主义、宗教信仰等）变成了公开的反动和法西斯主义——这些现象在当今欧洲社会依旧可见。要想更好地理解政治思想的演变，保守主义是必须加以分析和思考的意识形态之一。它仍然是欧洲历史上的一头恶魔。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15——斯多亚主义与现代伦理困境（下）》第46-62页，全文共十节。根据译者韩天雪博士的建议，节选第一、二、五、六、八、十节推送，在此感谢！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如需查考完整原文，敬请购买《伦理学术》第15卷实体书，或查询知网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伦理学术15——斯多亚主义与现代伦理困境（下）》

2023年秋季号总第015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4年2月

欧洲的保守主义：

一个政治和哲学观念的历史及其疑惑问题（节选）

多米尼克·皮茨克/著  韩天雪/译  叶 瑶/校

只因为我痛恨革命，人们就把我称作保守派的同伙。但这个称号非常模棱两可，我无法接受。倘若保守指代一切优秀、美好与公正的东西，那我无可反对。然而，除了许多美好属性，它还包括许多丑恶、不公与缺漏，因而，保守派的同伙比过时与丑恶的同伙好不到哪里去。——艾克曼：《歌德谈话录》


欧洲的保守主义与其说是思想史的一个参照点，不如说首先是一种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归类，它因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模糊不明。除了作为政治潮流，保守主义也是一种观念史现象，以及解释人类命运的尝试。它以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面貌登上历史舞台，但在20世纪也暴露出自身的“革命”属性。保守主义似乎易于辨认，实则很难精准把握。它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又充满争议，但究竟要如何评价它，是视之为积极还是消极，仍旧处于晦暗之中。保守主义是彻头彻尾的矛盾现象，是欧洲历史的魔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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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危险思想的模糊性

保守主义想要维护、维系现状，保卫之，以飨未来，但恰恰不直接说清楚到底要保护和维系什么。比如托洛茨基想要保存俄国革命，想将之扩张为恒久的世界革命，但要是因此把他称作保守主义者，那就有失偏颇、差之千里了。要说明保守主义这个概念，不仅要关注其形式，也要追问其内容。正因为保守主义概念不明，其范畴的边界极其模糊，所以它特别适合政治论战，而它本身的历史无疑也由之开始。迄今为止，保守主义代表着传统主义、进步怀疑论以及关于维持经济现状的要求——这些并非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新创。不过，在当前这个科技、地缘政治和经济状况极具分裂的时代，保守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下文将尝试至少对欧洲的保守主义做一番思想上的盘点，同时为了更精确地把握此概念，拟从保守主义作为思想史现象、作为政治运动以及作为时代现象三个方面展开详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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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的思想史层面

保守思想或态度总是与真实的社会状态处于批判性的关系与竞争中。在此意义上，与民主的雅典相比，禁欲且好战的斯巴达是保守的；塔西陀在《历史》中对罗马帝国做了毫不留情的道德批判，其立场是保守的；最后，倘若把诸如16世纪新教主义的宗教改革运动视为进步，那么宗教法庭便是保守体制的回应。改变的意愿与惯性的强力之间一直存在着对抗性的——黑格尔主义者或者会称之为辩证性的态势。在更宏观的意义上，欧洲保守主义也始终是回应式的（reaktiv），尤其对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而言，后两者分别是现代理性主义在哲学和政治领域的执行者。

在思想史层面上，保守主义的奠基性文本是《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由埃德蒙·伯克于1790年以书信体写成。伯克的文章深入讨论了法国大革命，明显带有否定的倾向，同时包含对君主立宪及其支持阶层——世袭贵族——带有感伤色调的理想化。伯克认为个体自由和君主制传统比平等和启蒙更重要，没有什么比不受控的暴民推倒宫殿、铲平阶级特权、把王侯丢进监狱甚至予以处决更可怕的了。伯克写道：

所有那些使权力变得温和、使顺服者得以自由、使不同人生相互和解的美妙幻境，它们还以平滑的同化方式将使私人生活变得舒适与柔和的微妙情感融入政治生活，终将消逝在这场‘光明’且‘理性’的、意欲征服一切的的崭新王国里。

伯克详细称赞了法国贵族的德行，并且概述了世袭贵族的社会意义：

贵族是社会秩序的优雅修饰，是精致社会里的柯林斯柱。……对贵族的偏好，的确体现了自由与慈善的理念。

法国大革命以反对教会闻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神论的。作为第一个批评，伯克也谈及宗教主题，给出了人类学和自然法的论证：

我们知道，且骄傲地知道，人类从构成上来讲就是宗教动物；无神论反对的，不仅是我们的理想，更是我们的本能，因此它不可能长久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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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

通过抵制1789年的事件，保守主义确立了自身在整个欧洲的思想史地位，但“保守的”这个概念直到1818年才出现，它是浪漫主义作家勒内·夏多布里昂（René de Chateaubriand）在巴黎创办和领导的极端保王派杂志《保守者》的名称。

作为拿破仑的对立面，夏多布里昂很早就呼吁在法国和欧洲革新君主政体和天主教。因此，夏多布里昂触动了保守主义最主要的两根弦：一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浪漫主义态度；另一是尝试进行基督教信仰的宗教革新，在南欧针对天主教，在欧洲北部针对改革宗或新教，主要是普鲁士。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反正从未同情过法国大革命，自诩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无论在精神上还是政治上都与西方话语相去甚远。

因此，19世纪早期的保守主义与夏多布里昂一样，融汇浪漫主义和复辟思想，并享有天主教会的庇护。在视觉艺术领域，也可明显看到宗教主题的复兴——著名的例子如罗马的德裔拿撒勒画派充满宗教启示意味的田园画。如今，这被称为媚俗（Kitsch）。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ître）和胡安·多诺索·科尔科斯（Juan Donoso Cortez）是19世纪的两位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他们拥护教会的权威及其所具有的双重职能：作为社会机构和赋予人类生存以宗教上的意义。突然的宗教转向明显背离了18世纪清醒的理性主义。

宗教性，或曰至少是对宗教的向往，无疑是19世纪保守主义的显著特征。德国浪漫派如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和亚当·缪勒（Adam Müller）都转向了天主教信仰，并且在晚年更多涉及神学问题而非文学或法学问题。在亚力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身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对超时空价值的忧郁热望。

但是“浪漫主义”这一常被提及、早已用烂的词，究竟表示什么呢？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有何共通之处？用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的话说，浪漫主义‍表达了对于混沌的隐秘向往，这种混沌一直在为充满奇迹的新生奋斗，它隐藏在创作的有序表面下，也可说隐藏在创作的怀中：原始之爱的灵在此再度行于水面之上。

所以施莱格尔说，浪漫主义“接近宇宙奥秘。”简言之，浪漫主义地思考就是认识事物的真正秩序。像任何意识形态一样，结构性的保守浪漫派要求绝对真理。

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浪漫派》（1919）中尖刻地描绘了保守知识分子的形象，将其称为在机会主义的权利诉求与内心情绪之间摇摆的浪漫主义者：

浪漫派的无根性，他在自由抉择时坚持重要政治理念的无力，他对每一次最切近、最强烈的印象的内在抵抗，都有其独特原因。如果考虑对政治的浪漫派下一个定义，那就不能从心理学或社会学出发，而是要与整个思想状况联系起来。

施密特在此影射的19世纪后拿破仑时代的思想状况究竟何谓？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大陆上流行两个概念：人民和民族。对于支持复辟者而言，人民不是政治主体，但对于哲学家而言，人民的主体性则愈加重要。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后一位代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着重强调了人民和民族这两个概念。

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颇为奇特，极其夺人眼球，毕竟当时根本没有德意志民族。费希特的民族概念将两种思想推至顶峰：人民及其通往自由的教育。类似于民族“使命”的字眼首次出现，转世思想与宗教救赎的神话被投射到了民族这一政治概念上。

这种概念层面的挪移转换正是德国浪漫派的典型特质，但凡他们想在政治上发声。在复辟和浪漫主义时期，欧洲的政治理念退回到1789年以前。但是历史车轮不能倒转，或者说倒转必以损害社会发展为代价。卡尔·施密特认为，浪漫主义：

作为一种整体现象结束于比德迈时期，算不上可耻、但也非什么悲剧性的结束。革命时的内心分裂变成了田园牧歌，市民阶级热衷于浪漫主义，在其中看到自己的艺术理想和复元神丹。从革命到田园牧歌的反题循环到此完结。……庸人喜爱浪漫派，为之着迷，在如此关系之中，占上风的显然是庸人。

6

得势的保守主义

作为经济上日渐崛起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从浪漫派那里继承了对灵魂、情感和个人艺术表达的漫无边际的热爱。沙龙是审美与情感对话的场所，它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对于确保自己已取得的社会、经济及物质地位的需求愈发强烈。资产阶级既有浪漫主义的敏感，又有经济领域的自由至上，还有政治秩序上的保守严苛。资产阶级“新贵”对于改变财产关系全无兴趣，相反，殖民主义在19世纪愈演愈烈，为欧洲资产阶级提供了大幅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获利何其多也——虽然也会亏掉一些。确保自身现状是资产阶级最首要的政治诉求之一。这也体现在德国建国时代的建筑风格上：资产阶级的别墅和代表性建筑往往形似中世纪的堡垒。

历史学家托马斯·尼珀迪（Thomas Nipperdey）本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保守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曾就德意志帝国行将建立前的政治秩序设想写道：

1850年代，德意志各地政府执行的是‘回应’政策。它企图重建保守官僚国家的权威和秩序，抵御自由主义和其他一切导致革命的思潮。

准确来说：德国保守主义在19世纪变得激进，除了前述已知的合法的动机，它还日益表现出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征。1871年，德意志帝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建立，它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迟到，另一方面，君主制的思想在此时早已陈腐过时。军国主义和大国野心的混合体，加之高科技效率与运作卓越的行政管理，都对未来毫无益处。

德意志帝国从头到脚的基质和形态都是回应式的，藉之，保守主义也许是历史上头一回拥有了巨大的自由行动空间，并懂得在经济领域大加利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划时代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归根结底是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资产阶级惊人的经济崛起。经济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同德意志帝国的贵族精英一样，都是保守、反动且民族主义的。对于迅速上升的工业与金融新贵巨头来说，至高荣誉乃是由皇帝晋升为贵族。

与保守立场的政治化并行，世纪之交诞生了一种审美精英主义的艺术形式。尽管它强调自身的非政治性，但仍保有精神贵族主义的内核，而后者又建立在保守导向的世界观的基础上。这一艺术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神秘“新帝国”的预见者与奠基人。昂贵收藏本的出现，以及努力让资产阶级生活变得和谐与特别，都属于保守唯美主义在整个欧洲引起的现象。

德国保守主义在经济上空前成功，但在国家政治方面，从一开始就力不从心。在外交、权力政治与军事上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判断错误中，德意志帝国挥霍掉了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取得的几乎所有东西：殖民地、声誉、生存保障，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和信任，更确切地说，是每一个政治体系的稳定和信任。

1918年11月，保守政权施政近五十年后，德国完全垮台了。军事失利与德皇仓皇逊位、赔款要求与民族耻辱、内政紧张局势与柏林及鲁尔区持续不断的近乎内战的处境，导致了德国社会的内爆，导致了暴力意愿与激进化，简言之：导致了现存关系的反常。这种系统内爆的结果也包含保守主义将自己归入政治极端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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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保守主义的复兴

很明显，保守主义无法阻挡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对文明的大肆横冲直撞。事实上，它还助长了它们。1945年后保守主义在西欧又经历了复兴，并在冷战期间达到了政治顶峰。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是战后欧洲的两位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二者都有正直高贵的道德品质，虽秉持价值观赏的保守立场，却罕见地在内心与行动上都能抵制极权主义。在第三帝国时期，康拉德·阿登纳曾多次被盖世太保囚禁，夏尔·戴高乐则在战争期间领导了法国在伦敦的流亡政府。1950年代，德法关系的迅速复合，关键就在于两位政治家之间良好的私交和精神步调的高度一致，这超越了民族利益和国家特质。两人都是严格的天主教徒，对于责任和义务有着严格的理解。对他们而言，权力是工具性的，而非意识形态的。建立稳定的欧洲和平秩序是两人最重要的政治计划。戴高乐和阿登纳也许是欧洲最后两位顶尖的保守派政治家。毕竟，他们成功地在社会上推行了自己的政治愿景。阿登纳搭建了联邦德国与西方的联系，戴高乐实现了法国总统制的稳定。二者都为各自的国家带来了可持续的丰硕成果。

1945年后，西方仍然广泛存在的反共主义发挥余热，巩固了复辟主流。1945至1960年间，保守派政党在全欧洲获得了稳定的、有时甚至是绝对多数的席位。“我们生活在反动的时代”，德国工会领袖威利·布莱歇尔（Willi Bleicher）在20世纪60年代坦言。

在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在政治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诸如经济繁荣、个体独立等问题，但维持现状也是重大议题。社会风气明显自由化的同时，经济价值始终不失份量。从欧洲的角度来说，从冷战直至20世纪90年代，有很多东西需要维护。首当其冲的就是安全与和平、富裕与自由。听起来似乎是陈旧的选举口号，而今又出人意料地重新变得正当时。苏联解体后，人们忘记了这样一种历史常识，即曾经拥有的东西唯有通过可信的方式才能捍卫与保存。今天，欧洲正在为这种有害的自我遗忘付出高昂的代价。

10

作为价值体系的保守主义

我们再次生活在剧烈巨变的世界中：欧洲的战争、新的历史性地缘战略格局、以巨大生态破坏为前提的超速技术创新。近年来，确定性和繁荣叙事正在崩坏而损耗殆尽，至少西方对此感受明显。倘若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理念，而是作为文化观念，保守主义在如今又有什么样的解释呢？

保守主义思想无非是有意识地对一种有约束力的价值体系展开表述，后者是可以得到明确指称的。它并不是盲目的发现或乏味的模仿，而必须经由每一代人、每一个个体重新创造并且内化。但它仍是一种等级体系，而不是将诸价值平等、任意地并置，这正是保守主义持久而显著的特征。各种思潮、体系、不断反复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成为政治领域的论证模版，唯此，“左”和“右”的政治取向才有意义的。

在实践层面上，保守主义可为当今的问题、挑战和风险提供合适的回应。例如阿登纳与西方的联系、戴高乐的现代化爱国主义，或者瑞士的中立宣言——后者虽说在道德上有嫌疑，但在政治上却极其高效并且始终如一。然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把包括保守主义在内的任何政治信念夸大为绝对。在政治上，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唯一标准。不惜一切代价的保守主义，或是为了保守而保守，都将是危险的激进状态。

今天的保守主义思想表达了一种清醒态度，即出于内心的信念而坚持价值等级体系（因此拒绝平庸化倾向）、怀抱绩效理想（因此接受某种社会不平等），以及认可根本上非理性的美学标准的有效性（因此可以从跨跃时代的思想中获益）。就此而言，保守主义也梦想美丽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并不是新创造的，而是要持续新发现的。马克斯·韦伯、T.S.艾略特、卡尔·曼海姆或者也包括阿尔诺德·盖伦早已提出了这方面的观点。说白了，这终究是同一件事。‍

在乌托邦式的公平社会中，人对人的剥削可能会终结，但由于人的劣根本性，这种社会可能在早期阶段就夭折了。暴力、贪婪和不道德是人类常态，共同体有理由对此感到恐惧，而保守主义的计划就是遏阻之。所以，没错，某种对人类和社会的悲观主义的确存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不会被认为是受了意识形态的玷污，对审美的偏好则被当作有效论据。为了美而美的价值取向显然是一种保守主义态度。看向世界的保守目光与其说是政治上或世界观上清晰偏好的结果，不如说是对一种不易把握的审美敏感性的体现，后者又源于其自身的社会化与批判性反思。

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学术作为志业》一文中写道：

美学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确有艺术品存在。美学试图探索这一事实背后的成因，但并不追问艺术王国是否可能是残暴之国，是否是此岸之国，因而在最深处是反神性的，以及在其最深刻的贵族精神中是反博爱的。

艺术王国是保守的，韦伯在影射斯特凡·格奥尔格时如是写道。面对时间及其破坏力，艺术恒久存在。在政体和权力形势、意识形态和帝国缔造、兴起而衰落之时，艺术也许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恒久不变的东西。这既不令人振奋，也不令人欣慰，但确实是值得保持的事实，因为（以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话作结）“丑恶会悄声走下九泉”（das Gemeine geht klanglos zum Orkus herab）。

（本文译、校者单位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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