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 这篇爆款文，让胡适被骂了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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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主要批评了思想界高谈抽象主义忽略具体问题的倾向。具体而言，胡适批评了三种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针对胡适的文章， 爱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文化同仁李大钊写了商榷文章。由此，胡李之间，展开了一场小小的论争。现在学界大都已经认定，两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属于朋友之间“茶杯里的风暴”。论争之后，两人往来不断，依旧是好朋友。胡适起草《争自由的宣言》征求签名时，李大钊签名表示支持。当李大钊被杀害后，胡适非常伤心，写有文字悼念。可以说，胡李两人的交往，最终以善始善终结束。不过，后来，这场“茶杯里的风暴”被刻意扩大化，上纲上线之后，胡适形象一落千丈，可以说，1950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就是1919年胡适这篇文章。考察一下“问题与主义”之争时知识分子对“主义”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胡适形象。考察“问题与主义”的如何被左翼学者拔高与扩大，可以看出胡适形象污名化的过程。
青年胡适
一、 知识分子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态度
1919年7月20日，胡适此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1号。此文引起蓝公武与李大钊也发表了争论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在“问题与主义”上出现了分歧。
其实，早在1919年年初，《新青年》编辑部同仁就在“主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1919年1月27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
《新青年》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内部有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了这个争端了。[1]
胡适的态度不用多说，他之后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针对的，主要就是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点，晚年胡适并不讳言，在提到这篇文章时，他曾说：
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2]
胡适之外，当时的陈独秀也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点，在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也可以找到印证：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指胡适）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3]
“仲甫”即陈独秀。可以说，“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时，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胡适一边的。
陈独秀
陈独秀之外，鲁迅也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疑虑重重。1934年，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针对记者的“苏联的存在与成功，对于你的思想的路径和创作的性质有什么改变”的问题，鲁迅答道：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4]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鲁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抱着疑虑的态度。
通过考察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思想，可以发现，在当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支持胡适的占了多数。李大钊明显处于少数。与这一情形相类似，当时，五四学生们也大多支持胡适的主张。
1919年7月26日，青年学生曾琦看到胡适此文后，给他写信说：
《每周评论》卅一号所登的大作，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的议论家，痛下砭鞭，我是万分佩服。我常说：“提倡社会主义，不如研究社会问题，较为有益”，也和先生的意思差不多。[5]
1920年6月26日，金毓黻在日记中评论胡适此文说：
“胡适之谓多研究问题，少提倡主义，所言实有至理，余拟恪遵而力行之。”[6]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青年毛泽东站在了胡适这一边。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发表于1919年7月，两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呼吁组织问题研究会，共同研究当时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胡适在《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写道：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7]
这段话中，胡适所提到的问题，都被毛泽东收录在了《问题研究会》所列举的71个问题当中。[8]
可以说，当时绝大多数的青年人还是非常赞同胡适的主张的。胡适的这篇文章，不仅没有损害他的形象，反而提升了他的个人威望。
二、 “新启蒙运动”中的胡适形象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遭到批判乃至上纲上线，起源于19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关于新启蒙运动，学者李亮表述如下：
20世纪30年代，以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张申府、柳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口号，弘扬五四启蒙精神为旗帜，发起了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史称新启蒙运动。[9]
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是陈伯达。他第一个注意到了胡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中，陈伯达先是刻意拔高了李大钊的地位，他写道：“我们必须特书一人，已故的五四主要启蒙人物——李守常的哲学思想。”[10]陈伯达已经将李大钊称为五四的主要启蒙人物，将其地位提升到了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并驾齐驱的层面。不仅如此，他还评价李大钊是“真正起来向五四主要启蒙人物谬误思想作争斗的(如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争斗)的‘第一人’”[11]。这里，陈伯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为了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两种，正确思想的代表是李大钊，错误谬误思想的代言人是胡适。这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叙事。后来的历史叙事中，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分为的左派与右派。胡适被认定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代表，恰恰起源于陈伯达的这一文字。不仅如此，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被称作是胡适与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这一论调的起点，恰恰源于陈伯达对胡适的定性。
陈伯达把胡适归为五四运动错误思想代言人
新启蒙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艾思奇则从哲学角度给了胡适另一顶帽子。1933年12月，他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将胡适的哲学称为唯心论哲学。二十多年后，举国批判胡适的时候，批判的恰恰就是胡适的唯心论哲学。
除此之外，1935年8月，他还在《抽象名词和事实》中评价胡适“只顾眼前，轻视理论”，“罪证”，自然又是他的问题与主义之论。
七七事变之后，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家，大多到了延安，他们观点进一步影响了毛泽东对胡适的定性。当时，毛泽东与何干之、艾思奇、陈伯达有频繁通信往来，书信中提到胡适，多带贬义色彩，要求他们多批胡适。
1939年2月20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谈到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信中写道：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章太炎）、梁（梁启超）、胡（胡适）、冯（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12]
在这里，胡适成为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的代言人。在领袖的启发下，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家开始有意识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历史改写，改写的侧重点就在于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改写成李大钊、鲁迅等人。1940年，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中，陈伯达再次将李大钊从“主要启蒙人物”拔高到“五四运动的指导人和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之一”。[13]
这里，既有对李大钊的个人神化，又有对五四历史的改写。
1942年5月4日，艾思奇在《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中再次提到胡李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写道：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五四文化运动中最大的两个代表人——胡适与李大钊中间的，思想方法上的争论，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诞生后第一次遇到的重要的思想战。[14]
艾思奇的这篇文章，伴随着1950年代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成为了人们的共识。最终，胡适成为了五四运动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这也成为了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下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典形象。
艾思奇给胡适扣了一顶唯心论哲学的帽子
三、革命领袖笔下的胡适形象
如果说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领袖地位的确立，源于陈伯达、艾思奇等党内理论家的鼓吹，那么，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领袖地位的确立，则源于毛泽东对他的评价。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方向。[15]
在革命领袖关于五四的论述中，伴随着鲁迅、李大钊地位上升的，则是胡适地位的下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胡适，但是有许多话，矛头都暗指胡适，比如：
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的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16]
在这里提到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思想，无疑指的就是胡适的思想。此文中尤其提到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所打退”，这也造就了后来胡适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形象：“美帝国主义的忠顺奴才”。
同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还写道：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17]
这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的就是胡适。其意思也就是说，五四初期胡适有贡献的，但是随着运动深入，胡适和敌人妥协，成为了革命的敌人，也成为反动分子。这就造成了1950年代胡适的另一个经典形象：妥协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第14部分“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中，他写道：
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18]
文中说的“欧美派的文化人”，其实指的也是胡适。这段文字下面有个注释，注释中写道：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19]
这种认定，造就了胡适的另一个经典形象：“帝国主义扶持下的文化买办。”
除此之外，在《新民主主义论》的第15部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毛泽东还重点批判了“全盘西化”的主张。
众所周知，在1930年代，大力提倡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一对胡适的论述，随着1950年代的上纲上线，早就了胡适的又一个经典形象：“崇洋媚外的文化西崽”。
通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褒鲁贬胡。1949年之后，这种倾向变成了历史现实，鲁迅的地位越来越高，终而被神化与圣化，而胡适的地位，则越来越低，成为人人唾弃的反动分子。
1949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党的另一位理论家何干之，继承陈伯达、艾思奇的思路，继续批判胡适，他在《人民日报》中发表《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的文章，进一步将李大钊与胡适对立并割裂开来，并将两人的论争定性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这种论调，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慢慢演变成为了195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状况，到了1954年的胡适思想批判中，达到高潮，无数知识分子为了政治正确，必须与胡适划清界限，上百万言的批判胡适，都是遵从这一叙述完成的。
由此，大陆完成了胡适形象的脸谱化。从1950年代到改革开放，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大陆的胡适形象基本如此。胡适形象的再次改变，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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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夏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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