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 | 隋炀帝:爱上江南,死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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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大唐王朝开国(公元618年)1400周年,在追忆大唐盛世之时,我们似乎有意无意地遗忘了,618年也是隋炀帝杨广身亡之年。
1400年前,隋炀帝杨广在扬州江都宫的兵变中被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杨广也算是“死得其所”,他一生的事业发迹于江南,政治生涯中最伟大却也最具争议的功业大运河与江南关系万千重,天下大乱时自避于江南,最后又死于江南,求仁得仁,亦有何憾。
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下诏伐陈,任命刚满二十岁的杨广为隋军统帅,这也是杨广在政治生涯中第一次与江南发生联系,而伐陈的成功也成为了杨广一生最初的功业。
灭陈之初,隋文帝并没有让杨广镇守江南,而是让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但或许是上天注定杨广这一生必然与江南纠缠不尽,开皇十年(590年),江南豪族群起反隋,隋文帝改立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压叛乱,总领淮河及长江以南四十四州军事。
在平叛中,隋帝国上层的主流舆情是铁血镇压,而杨广第一次显露出了他与所有其他帝国上层迥然有异的态度——怀柔江南。在杨广的招抚政策之下,17城不战而降,三百多叛乱的中坚分子归顺大隋。
从开皇十年(590年)任扬州总管开始,到开皇十九年(599年)离任回朝,杨广在江南一呆就是十年,正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了。
在这十年中,杨广愈加表现出他“亲江南”的政治态度。在当时的隋帝国上层中,对江南地区与当地士人普遍持轻视鄙夷的态度。我们都知道,隋帝国及之前的西魏北周的执政基础是都是所谓的“关陇军事集团”,这些奉行“关中本位主义”的关陇贵族非但不像东晋时那样将江南视作“衣冠南渡”的正统所在,反而视江南为“蛮夷之邦”,充满了胜利者的狂妄与优越感。甚至可以说,对于江南人氏而言,全国统一只是象征性的,关陇贵族官爵仍可代代相继,而江南士人却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隋朝中枢,江南豪族也没有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南北关系更像是“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的不对等关系。
对于江南人氏而言,杨广的出现无异于黑暗时代中的弥赛亚一般。何德章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从稿》一书中总结称,“在江南亡国士人看来,杨广在江都的总管府,实际上是一个保护他们利益的小朝廷”。
考虑到此时大隋朝廷弥漫着的“关中本位主义”,杨广可谓是江南在大隋帝国中的唯一一个强有力的代言人了。杨广本人算是“关陇军事集团”中的异类,他在江南呆久了,在文化上也被江南文化所强烈吸引,府中招揽了大量不得志于新朝的江南士人,“置王府学士至百人”。杨广还在江南大搞文化建设,大举修撰图书,俨然以江南文化保护者自居。
杨广为何如此热爱江南与江南文化?除了天生的志趣相投之外,杨广的妻子萧妃应该也起到很大作用。萧妃是著名的昭明太子萧统的玄孙女,天潢贵胄,一生与杨广琴瑟和谐,在文化素养与审美上对杨广的影响恐怕是要远远超过“枕边风”这个层面的。
胡戟先生在《隋炀帝的真相》一书中评价说,“得力于坐镇扬州的晋王(杨广)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工作,南方的形势终于稳定下来了”。
说到这里,我似乎正在塑造一个无心宫廷政治,一心倾慕江南文化的皇子形象。而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杨广对江南的倾心经营,对江南士人的青睐,除了文化审美之外,其中也有用心很深的政治权谋,幕后更有大隋帝国夺嫡之争的大背景。
《隋炀帝的真相》一书认为,“追随杨广的的文人学士,名义上是以读书修撰为名聚拢起来的,而中国的儒生一向是有议政传统的,他们和晋王在一起,也研究政治,窥测形势,筹划着未来的宏图大业,这是雄心勃勃的晋王积蓄政治实力的方便形式”。胡戟先生甚至认为,杨广开启的开府养士之风,直接启示了他之后的李世民和李泰(参与夺嫡的李世民之子)。
杨广积蓄政治实力所为何?自然是为了和太子杨勇争夺储位,只是,杨广的争夺方式也有点另类,他不是在长安中央朝廷中和杨勇斗,而是远居江南的远距离争斗。
对于杨广而言,在江南展开夺嫡之争最大的好处是“进退自如”。杨广在扬州军中有一心腹叫郭衍,当郭衍从宇文述那里得知了杨广的“大志”后欣喜若狂,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郭衍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
简单说就是,如果杨广当上太子当然好,大家一起跟着回长安加官晋爵,如果夺嫡失败,杨广也可以仿效当年的南朝,和北方划江淮而治,做个江南半壁江山的皇帝。
郭衍的话显然很合杨广的心意,“王因召衍,阴共计议”,“由是大修甲仗,阴养士卒”。
说来也很有趣。当年陈朝的江南之地是由杨广带兵“统一”的,现在仅仅过去数年,杨广便又谋划“划江而治”,脱北方而自立,将刚刚统一的大隋帝国重新变成南北对峙的状态。
当然,当时杨广的“划江而治”之计并没有机会得到实践,因为他当上太子了。开皇二十年(600年)岁末,隋文帝废杨勇,改立杨广为皇太子。而杨广在此前后也结束了他在江南的十年经营,回到了长安。
公元604年,杨广即位,第二年(605年),杨广便坐在他的龙舟之上,行驶在他一生最泽被后世的功业——大运河上,出巡扬州,又一次回到了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江南。
大业六年(610年),杨广二下江南,出发前曾作诗“扬州旧处可淹留 ”。此时的大隋王朝,正值鼎盛,隋炀帝也正处于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回到历史的情境当中,可以说,无论是修大运河还是二下江南,都在为当时大隋盛世增光添彩,说修大运河和下江南导致了亡国之祸,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出于各自的目的编排出来的。在那个时代,江南是大隋王朝的明珠,是隋炀帝的明珠,而大运河,则见证着大隋的南北一统。正如唐人皮日休所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同时,隋炀帝的二下江南,也是一种弥合南北之举,用他个人皇权的强力,尽力消除关陇集团对江南的那种鄙夷,以及增强南方人氏对大隋朝廷的认同感。
大隋王朝由盛转衰,直至覆灭,严格说来,这个责任的确要由隋炀帝个人来承担,但转折点却远不是什么下江南,而是隋炀帝近乎偏执的征辽。在天下高唱《无向辽东浪死歌》的歌声中,隋炀帝盛世之君的政治形象被彻底颠覆了。
第一个起兵造反的是杨玄感。杨玄感和他已故的父亲杨素都是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起兵时也得到了关陇集团中很多人的参与,可见此时关陇集团已对杨广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准备弃子了。第一固然是杨广使用民力过甚,征辽不得人心;但第二个原因同样不得忽视,杨广重视江南,打击关陇世袭贵族的组合拳已经引发了关陇集团的极度不满,在关陇集团眼中,杨广就是本集团的“叛徒”,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必须清理门户了。
杨玄感只是关陇集团打倒杨广的第一张牌。杨玄感兵败之后,关陇集团并没有打算放弃,而李渊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关陇集团推出的第二张牌,可以说是王炸了。李渊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虎,是关陇集团中血统最为高贵出身最为纯正的那几个人之一,李渊起兵之后,基本上也宣告了杨广作为关陇集团“弃子”的命运。
大业十二年(616年),杨广启动了即位后的第三次下江南。这一次下江南,和前两次都不大一样了,前两次是“富贵还乡(心灵的家乡)”,是盛世巡游,是南北大一统的宣誓,是盛世大工程的“剪彩”,而这一次,是杨广在天下糜烂之后的逃避,不仅是生命安全意义上的逃避,也是一个曾有一匡天下壮志的君王在心灰意冷之后的心灵逃避。国势至此,他至少可以在江南找到一片心灵上的静土。在这片杨广最为依恋和熟悉的土地上,杨广可以暂时遗忘那些政治上的失意与恐惧。
但从政治上而言,杨广的逃避或许宣告他再无可能彻底平乱一统天下,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江南毕竟是杨广的发迹之地,那里有他熟悉的民众,有他熟悉的人脉,江南进取不足,但作为自保之地,杨广选择江南并非单纯只是政治失意者的“少年情怀”。
或者说,杨广在年轻时曾有夺嫡失败后“划江淮而治”的政治构想,当时虽然没有实践,但当杨广遇见生命中最大的政治挫折之后,他在潜意识中还是想回到江南,重新实践那个“划江淮而治”。杨广应该会这样认为,只有江南才是他真正所属之地,而作为大隋王朝的核心地带的关中是属于关陇集团那些叛徒的地方。
但让杨广没有想到的是,他想逃避,想据江南的半壁江山自保,但随他去江南的关陇人士却并不情愿。从政治上而言,随杨广去的江南的他们也从属于广义的“关陇集团”。当这些人得知自己的皇帝打算彻底离开关陇,在江南生根之后,他们在宇文化及的带领之下,发动了宫廷政变,杀掉了自己的皇帝。
但没有多久,当背叛皇帝的宇文化及带兵北上,正值与李密诀战斗的关键时刻,被裹挟北上的江淮骁果们突然集体逃亡,导致了宇文化及的惨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江淮骁果们算是为自己的皇帝报了仇。
而杨广亦复何伤?他死在了江南,葬在了江南。唐人罗隐有诗云:“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要我说呢,这正是杨广,一个用生命去爱江南的人,命运给他最好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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