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克劳利 | 达伽马初到印度，听到的欢迎辞是：“见鬼去吧！谁让你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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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绕过非洲之角去往印度的航道的发现，是航海史上的伟大突破，但也预示着世界秩序被彻底打乱。欧洲边缘的小国和穷国葡萄牙出于对黄金的贪欲和对宗教的狂热，建立了第一个全球帝国。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于1498年5月20日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开展香料贸易。他是第一个从欧洲航海到印度的人。他最初看到的印度，是什么模样呢？
雨停之后，他们第一次观察到了印度：昏暗的阴影中，高高的山峰屹立着。这是西高止山脉，与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几乎平行。他们能看得见林木繁茂的山坡、一块狭窄的平原，以及拍击白沙滩的波浪。
葡萄牙人目睹这景象，一定百感交集。309天之前，在赖斯特罗，他们曾看着自己的亲朋好友涉水走进海水，为他们送行。他们航行了1.2万英里，已经损失了不少人。而在他们的远航之前，葡萄牙人还经历了更漫长的旅程，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恩里克王子最早的一批探索之旅、沿着非洲海岸艰难南下、探索河流、损失了许多船只，以及航海和死亡的许多代人。葡萄牙人第一次模糊地看到印度，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时刻。达伽马结束了欧洲的孤立。大西洋不再是一道屏障，而变成了一条将两个半球连接起来的通衢大道。这是全球汇聚的漫长过程中一个标志性时刻，但佚名作者写下的这本日记，并没有体会到自己的重大成就，而稍晚的葡萄牙史料对此也只有一些含糊的暗示：瓦斯科•达伽马慷慨赏赐了领航员，呼吁水手们祷告，并“感谢上帝，是他把他们安全送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地”。
达伽马
他们抵达的时刻正是雨季的开端，此时一般不会有任何船只造访这片海岸。岸上的人们立刻对葡萄牙人产生了兴趣，既是因为这种船只很新颖，与在印度洋航行的任何船只都不同，也是因为他们到来的时机不符合常规。四艘小船赶来查看这些陌生的访客，并向他们指出一段距离之外的卡利卡特。次日，这些小船返回岸边。达伽马派了一名犯人与这些当地人一同上岸，这个犯人名叫若昂·努涅斯，是个改宗犹太人，命中注定他要执行葡萄牙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登陆。
海滩上的人们误以为他是穆斯林，将他带到两名突尼斯商人那里，他们会说一些卡斯蒂利亚语和热那亚方言。双方会面之时，都大吃一惊。努涅斯发现对方用属于他自己的大陆的语言向他说话：“让魔鬼把你抓走！谁带你来的？”
长久的期待没有迎来高潮，反而一下子泄了气。在这个瞬间，世界一定都大失所望。葡萄牙人绕过了半个世界，却发现对方用和他们的母语差不多的语言说话。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联邦，从直布罗陀的大门到中国海域，比葡萄牙人目前能够理解的要广大得多。
努涅斯相当沉着和机智地答道：“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
这可能是对曼努埃尔一世发布的航行指示的相当好的描述。突尼斯人同样感到难以置信。他们无法理解，葡萄牙人怎么可能作这样的航行，目的又是什么：“卡斯蒂利亚国王、法兰西国王或者威尼斯共和国政府为什么不派人来？”
努涅斯大力捍卫葡萄牙的尊严，回答说，因为葡萄牙国王不允许他们。两名突尼斯商人带他到他们的府邸，请他品尝精美食品——小麦面包和蜂蜜，然后热情洋溢地陪他回到船边。其中一人刚爬上船，就高呼道：“好运气！好运气！好多红宝石！好多绿宝石！你们应当好好感谢神，因为他把你们带到拥有这些财富的国度来！”“我们听了这话，大感震惊，所以虽然听到了他的话，还是不敢相信。”佚名日记作者写道，“在距离葡萄牙这么遥远的地方，居然有人能听得懂我们的话。”
与友好穆斯林的会面可能和之后发生的事情一样，让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仿佛葡萄牙人在透过望远镜的错误一端，端详着自己的世界。无知和孤立的是欧洲，而不是他们跌跌撞撞地闯入的这片大海。而且他们真是超乎寻常地幸运。其中一个突尼斯人，被称为孟塞德（可能是伊本·塔伊布），将帮助他们理解这个新世界。他对葡萄牙有些怀念之情，他于若昂二世在位期间曾经看到过葡萄牙船只在北非海岸经商。他为葡萄牙人介绍和指引了卡利卡特迷宫一般的风俗习惯，这种帮助是极其宝贵的。他告诉他们，这座城市由一位国王统治，即扎莫林[1]，意思是“海王”，他会“非常高兴地接待将军（达伽马），因为后者是一位外国君主派来的使者；如果将军航行的目的是与卡利卡特建立贸易联系，并且如果将军为了这个目的带来了恰当的商品，扎莫林会更喜悦。因为扎莫林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对贸易征收的关税”。
卡利卡特虽然没有天然良港，但凭借其统治者治国有方和对商人公正的美誉，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马拉巴尔沿海香料贸易的主要中心。15世纪的一位访客写道：“不管一艘船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只要在卡利卡特停泊，都会受到不偏不倚的公正待遇，被征收的关税与其他船只并无二致。”这里有一个规模相当大、根基很深的穆斯林贸易社区，被称为玛皮拉人，他们是穆斯林水手与低种姓的印度人的后代，也有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商旅（所谓“麦加商人”）。所有人都与高种姓的印度教统治者和睦相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这两个群体之间互惠互利。中国人在一次大航海过程中注意到了卡利卡特的这种互惠关系。编年史家马欢写道：“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2]葡萄牙人则注定要扰乱这种和谐共存的关系。
扎莫林一般与其他高种姓的印度教徒一起生活在距离城市一段距离的一处宫殿内。他在卡利卡特城内也有一处宅邸，居高临下，可以从那里俯瞰港口，查看船只穿梭来往，并征收税赋。他通常也在这里接见外国商人与使者。达伽马还在城外，于是派了两名犯人当使节，和孟塞德一起去拜见扎莫林。
扎莫林立刻给出了友好欢迎的答复：他向使者赠送了礼物，表示自己愿意会见这些奇怪的访客，并带领随从返回城内。他还提供了一名领航员，引导葡萄牙人的船只去一段距离之外的更好的锚地，那是一座安全的港口，葡萄牙把那个定居点称为班达里[3]。达伽马同意转移自己的船只，但根据自己在非洲海岸的经验，他非常谨慎，不肯径直驶入领航员指示的锚地。葡萄牙人在这个新世界活动的时候，猜疑和误读对方动机是家常便饭。
在船上，几位船长就下一步如何是好，展开了激烈争论。他们已经以最大的恶意揣摩伊斯兰商人了。多数意见是，让总司令亲自上岸的风险太大。他们相信，即便当地大多数居民是基督徒，城内穆斯林商人在商业和宗教上对基督徒抱有敌意，所以不能让总司令亲自上岸。达伽马在一次演讲（可能是编年史家虚构的）中坚持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已经以国王使臣的身份来到了印度。他必须亲自去谈判，哪怕拿他自己的生命冒险。他打算带少数人同去，并只作短暂停留：“我不打算在岸上待很久，那样就会给穆斯林机会，搞阴谋诡计反对我。我计划只和国王谈话，三天后返回。”其他人必须留在海上，由他的兄弟指挥。每天要派一艘武装小艇接近岸边，与岸上保持联络；如果他不幸遇害，其他人应当立刻启航离开。
5月28日（星期一）上午，也就是他们抵达卡利卡特一周之后，达伽马带领十三人出发了。队伍当中包括译员和佚名日记作者，所以能够记录下真实的第一手史料。“我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日记作者写道，“将射石炮搬运到我们的小船上，还带上了喇叭与许多旗帜。”一方面，他们尽量摆排场；一方面又做好武装防御的准备。饱经风霜的水手们还因为船只的颠簸而步伐不稳，就这样踏上了印度次大陆的土地（它“隐匿了那么多年”）。他们尽其所能地摆出威武雄壮的姿态，在喇叭声中登陆。19世纪画家将以浪漫化的笔触描摹这个场景。
扎莫林的总督以截然相反的风格迎接他们。对步履蹒跚的水手们来说，岸上的欢迎委员会的景象一定让他们大为警觉：一大群人，有的蓄着大胡子和长发，戴着金光闪闪的耳钉耳环，许多人上身赤裸，手里利剑出鞘。这些人是“奈尔”，即印度教一个武士种姓的成员，自青年时代便宣誓捍卫自己的国王，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葡萄牙人误以为他们是基督徒，于是迎接的场面似乎很友好。一顶配有雨伞的轿子（专供权贵使用的交通工具）已经在等候达伽马。六名轿夫轮班将轿子抬在肩膀上，快步前进。其余人只能尽可能跟上。卡利卡特离海滩有一段距离，他们沿途吸引了大量群众围观。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在一座房屋停留，吃了带有大量黄油的米饭和非常香甜可口的蒸鱼。达伽马非常警惕，或者已经感到心焦，拒绝用餐；总督及其随员到邻近一座房屋用餐。他们之所以分开吃饭，可能是因为种姓制度的要求。
然后他们登上两艘束缚在一起的船，驶过一条河。两岸有许多棕榈树，他们身后有一大群其他船只跟随，河岸也有人在观看。河岸沙滩上停放着大船。“他们全都出来看我们，”日记作者写道，“我们下船后，总司令又一次坐上轿子。”随着他们接近城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女人抱着孩子从屋里出来，跟着他们在路上走。在人群层层包围之下，日记作者似乎感到浑身不自在，还有点晕头转向。他东张西望，努力观察周围的一切：这些人的外貌十分陌生，他们“面色黄褐”，与葡萄牙人见过的非洲人十分不同；男人们有的脸剃得干干净净，有的蓄着大胡子；女人们按照他的看法“全都矮小丑陋”，但佩戴着沉甸甸的金项链和金手镯，脚趾上也戴着镶嵌宝石的脚戒，似乎炫耀着东印度的财富。一般来讲，他看到的人“十分友好，显然性情温和”，但最让他惊愕的是此地人口极多。
他们进城后，被带到“一座大教堂……像修道院一样大，全是石质建筑，表面覆盖砖瓦”。这其实是一座印度教神庙，但这段记述里没有迹象表明它并非某个非正统的基督教派别的教堂。神庙外有两根石柱，可能是湿婆神的林伽[4]。走进神庙，他们看到中央有一座圣所小堂，门是青铜的，“圣所内有一幅小圣像，他们说是圣母像”。我们不知道在翻译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多少误会：葡萄牙人可能需要用阿拉伯语交流，由一名懂阿拉伯语的当地人将其翻译成马拉雅拉姆语，即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语言。达伽马跪下祈祷；祭司们洒了圣水，“给了我们一些白土，这个国家的基督徒惯于将白土涂抹在自己身上”；达伽马把他拿到的白土搁到了一边。他们离开的时候，日记作者注意到，墙壁上的圣徒戴着冠冕，“形态各异，口中的牙齿伸出一寸远，而且有四五支胳膊”。
走出神庙，来到大街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山人海，让他们根本无法行进。他们不得不暂时躲在一座房屋内，然后唤来卫兵，敲锣打鼓、吹奏喇叭和笛子并鸣枪，才清出道路。为了围观这些异乡来客，人群挤到了屋顶上。他们抵达宫殿的时候，差不多已是黄昏。“我们走过了四扇门，每一次都要拼命挤进去，对围观人群推推搡搡。”入口处有人因为拥挤而受伤。最后他们终于来到国王的觐见厅，“那是一座宏伟的大厅，周边是一排排的高高的座位，就像我们的剧场里一样，地板上铺着一张绿天鹅绒的地毯，墙壁上悬挂五光十色的丝绸织物”。端坐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他们航行了1.2万英里来寻找的那位印度君主。
后记：
瓦斯科·达伽马的远航令所有人惊讶。他离家一年，行驶了2.4万英里，给欧洲的世界地名词典增加了1800个新地名，并揭示了关于东印度的新信息宝库。它很快将迫使全球很大范围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基督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进行全新的战略筹划，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商业冲突与战争。在达伽马发现印度的一百年后，英国、荷兰及法国等欧洲国家开始挑战葡萄牙在非洲、印度洋及远东海权的独霸局面，开始了新一波殖民行动。
[1] 注意，扎莫林是卡利卡特君主的头衔，不是名字。
[2] 出自马欢的《瀛涯胜览》，其中称卡利卡特为“古里国”。马欢，回族，字宗道，号会稽山樵，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信奉伊斯兰教；明代通事（翻译官），曾随郑和在1413年、1421年、1431年三次下西洋，亲身访问占城、爪哇、旧港、暹罗、古里等国；并到麦加朝圣。他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
[3] 班达里，古港名。故址在今印度西南岸科泽科德附近。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有专条记述。据14世纪中期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所述，中国商船常来此港。《元史·食货志》市舶条译作梵荅刺亦纳。《郑和航海图》译作番荅里纳。
[4] 林伽是印度教某些派别崇拜湿婆神的象征物，形似男性生殖器像。“林伽”在梵语里是“标志”的意思。印度全国各地湿婆庙宇和家宅湿婆神龛主要供奉林伽，拜人形湿婆像的很少。林伽以“约尼”为底座，约尼是女性生殖器像，象征湿婆的妻子夏克提。信徒用鲜花、清水、青草、水果、树叶和干米供奉林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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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罗杰·克劳利《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由该书译者陆大鹏供稿，已获作者授权。
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夏晴朗
这是第 196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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