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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香 | 一代大网红严复和他爆了款的《天演论》

端木赐香 搜历史 2018-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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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中国的书市上爆出一款名叫《天演论》的畅销书,作者严复(1854-1921),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第一位网红。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1866年因家贫、父丧等原因,报考新开张的包食宿、包医药、包分配、包家庭补贴的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作为中国第一批12名海军留学生之一前往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院深造,成绩优异;1879年没来得及按校方安排上舰实习,就被政府招回母校任教;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北洋水师学堂,聘其为驾驶学堂洋文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升会办(副校长),1893年升总办(校长)。总之,这本书爆出的时候,严复已是北洋水师学堂的老校长了。

严复

老校长有点委屈。怀才不遇,易胎动。跟自家兄弟诉苦曰:“北洋当差,味同嚼蜡”。所以,老校长虽是海归人才,但却频频扭头科举,没办法,中国人独重这个,没有这个,自己都想给自己翻白眼。虽然1892年被保荐以道员(正四品)选用,1893年做了校长,他依然参加了自己生命中的第四次乡试,却第四次败北。叔不能忍。

更不能忍的是,甲午战争失败了,自己看着长大的北洋水师就这样玩了水漂。1895年初,严叔开始经营自媒体,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五篇公号:《论世变日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妥妥的标题党,光看标题你就知道啥意思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咱得救亡图存……问题是,没有爆款,回复寥寥。那时候全国人民关注的是另一个网红CP——文凭比严复高了一头,正在北京参国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这对师徒,联手作战能力不弱于江湖上传说的迷你蒙你团队,篇篇爆款,公车上书,几多鸡汤,变法拒和,粉丝如云,打赏似沙。衬得严复的公号阵地,风儿清,月儿明,树叶遮窗棂唉;蛐蛐儿,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声唉……

严复是有干货的。康梁师徒当时顶多到过香港上海,看的也是传教士整过来的西方皮毛,严复留学英国,直接读的亚当·斯密、边沁、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西洋原典。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不管是洋务,还是维新,不管是出过国的,还是未出过国的,加到一起,都没有他一人的西洋学问高。

确实高。1896年夏天起,严复开始译述《天演论》,10月初稿完成,经“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的文化大腕吴汝纶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文化新秀《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看过并提意见,又在《国闻报》增刊《国闻汇编》上连载,三易其稿,1898年6月,《天演论》的第一个单行本——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本隆重面世。

发行疯了。此后的三十多年,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横行市场,青年学生人手一册。颇让人想起江湖上一个笑话,说当年的三陪小姐都人手一本《文化苦旅》呢。

《天演论》取材于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信徒,认同的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批评的是另一个达尔文信徒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进化不同于生物进化。两者要区隔,社会要讲伦理。严复呢,才不管你生物界这虫那鸟的命运,他揪心的是,中国人的命运,不瞅瞅这都啥时候了,中国之外虎狼群伺。所以嘛,社会进化与自然进化没甚区别,同样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中国人再不争气,全玩儿完。总之,他“别有用心”地选择赫胥黎小册子中对自己有用的部分,翻翻译译,拆拆补补,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加、减、改、按,译、评、释、写,除了揉进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外,还揉进自己的三十条按语。怎么说呢?这是三人杂交的新品种。鲁迅说,严复这是“做”了一部《天演论》。更有人说,“变译”出来的,“编纂”出来的,“重写”出来的,“厚译”出来的……要我说,这叫洗稿好不好?

《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作者赫胥黎

严复也反复交待过,自己翻译的这个,并非正路:“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于天演全体精义,少所发明”。发挥,加发明,你懂了吧?

不懂。这会儿中国人正饥不择食呢,亡国灭种在眼前,政治救亡要优先,文化启蒙须退后。《天演论》就像深水炸弹,既把严复炸成了网红,还炸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溜儿一溜儿保国救种、跑步激进的小粉红。

鲁迅这种少年时代就看透人间的,说他在南京读书时一有空闲,吃花生米,看《天演论》……但我更愿意拿我们的朋友胡适之(1891-1962)做例。1898年《天演论》私人木刻版问世时,胡适才8岁;1905年,商务印书馆正式版问世时,在上海读中学的胡适15岁,他在《四十自述》里回忆曰:“《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很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者儿女的名字……”

胡适当时学名胡洪骍,于是改字适之,发文章偶用胡适,报考官费留美时,正式改叫胡适。他说他的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就是陈炯明也是号竞存。他没有举另一个,1904年,有个名叫秋瑾的中国女人东渡日本,改字竞雄。当然还可以补更多,比如1912年一个赴法留学的年轻人,更名叫“张竞生”……

严复的《天演论》确实彪悍,这节奏带的,不只带走一代人,而是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上半期,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被带向了救亡图存的话语体系。

时至今天,还有学者在审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亡国灭种……这么一套话语体系,很可能是建立在一种“误读”的基础上:一是严复对赫胥黎原作的“误译”,二是国人对严复译作的“误读”。双重误会,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一步一步走向乌托邦之构建的激进之路。赫胥黎讲演时明确表示:“进化论并不鼓励对千年盛世的预测。”然而,中国近代不仅仅是“千年盛世”之预测,而是直奔天堂而去。站在这个角度,有学者认为,这种误读,负面影响是主要的,灾难是巨大的。

这应该是严复本人没有想到的。

严译《天演论》

我更愿意把它比喻成一种事故。严复是黑屋子叫醒,但是,叫醒之后,那些奔腾而出的人,先把严复踩死了,接着,就是自相踩踏。是为天堂路上的踩踏事故?

严复很得意于自己的译述价值。自我评价曰:“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三十年内第一人,够谦虚了,但是百年之内误读多,又该怎么解?

严复有自己的清醒。他知道,光叫醒不行,叫醒之后,还得治“众愚”。他的节奏,自然是先谈西学、后谈民主,先谈教育、后谈政治。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见过面,两人三观严重不合。严复以为,“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孙中山说“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孙中山的革命,严复极不赞同,更不会参加,就是立宪,他也不参加,国外的康、梁,国内的张、汤,他都不稀饭。他始终认为.民智太愚,别说跑向共和了,就是走向君宪都是坑。严复理论上认同,民主是个好东西儿,但是实践上,他认为民主对中国是一个遥远的玩艺儿。这一遥远,坏菜了。百年来对他的评价,还是如此参差不齐:

康有为说:“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严复为第一”;胡适说:“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梁启超说:“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外,无如严先生”;毛泽东说:他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傅斯年说:《天演论》最糟,不对原作者负责任,只对自己负责任;瞿秋白说: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不知道“是何居心”!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类似的评价,还可以找出一溜儿一溜儿的。

只不过,我更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启蒙思想家,与他想呼唤的时代,是如何渐行渐远的?

有人把严复的生平大略分为四个时期:

1.甲午战争前(1854-1895),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

2.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1895-1898),维新变法理论家,最进步时期;

3.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1898-1911),虽然继续反封建,但同时逐渐变为保守者;

4.辛亥革命后至去世(1911-1921),虽然仍葆有爱国心,却已成为一个保守老人。

这样划分方便给严复盖棺定论,甚至扣帽子吧。还有扣得更彪悍的,说严复早年先进,晚年保守反动云云。

按我的感觉,严复是早年先进,晚年清醒。

有一个先觉先醒者,想把国人都唤醒。我们常说中国是个睡狮,站在国族的角度,这个没问题。但是若几亿国人也是睡狮呢?你泼点冷水把它们都激醒,会是个什么情形?

全国激进,离天三尺三的情况下,真正的清醒者,依然只是叫醒者,被叫醒者,可能患了黑屋子狂躁综合症加乍见光线失明症。基本可以这样说,伴随着中国外患的增加,国内的政治越来越激进,而这种激进导致的行政不稳定,与行政无效率,进一步加重国人的危机感,于是更加激进。中国的近代史,就此沦入加速循环。大家都希望救国,但救国的节奏与速率,如何把控?没有几个人能沉静下来。严复当然自始至终是教育救国。可是百年树人,大家既没这耐心,更没这见识。我们能看到的是,伴随着大家的激进,却是这老人的保守,伴随着大家的西化,却是这老人的回归。曾经的启蒙者,与这个世界渐行渐远。

1921年,一代启蒙大师与世长辞。他唤醒的世界,并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表现。什么教育救国,干脆顾不上读书了,新的潮流是,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

误读是要命的。严复当年的三观: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是个遥远的东西,因为它的前提,民智民德民力,三者缺一不可。

后生新锐给他颠覆如下:民智民德民力是个好东西,但它们是遥远的东西,因为它的前提,是民主革命。三者也是缺一不可——没有革命的先行,啥民都别指望。

启蒙大师的双面悲剧就此铸成:面对义和团这样的民众,你是特大文化汉奸;面对激进的革命新锐,你是落后保守反动。

悲了个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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