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瞳 | 从胡适到张爱玲，有谁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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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问世的道路很曲折，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知道的人不多，写了书只小范围阅读，都是亲朋好友。写长篇小说是个耗损人心力的事情，写到最后往往是拼体力耐性。曹雪芹是精工出细活，呕心沥血，一部书磨蹭十年才写了一半，除了会喝酒写字之外，也不见他有别的挣钱本事，潦倒是必然的，乃至于“三餐不继，举家食粥”。
跟曹雪芹同时代的袁枚，进士出身，又做官，所以有银两支持自己的小情小调，写过《随园诗话》。那时官场的小资们出这种诗话是种风气，无非一些吃喝玩乐的讲究，酒余饭后的赏玩。但《随园诗话》却因为一句话跟红学结缘。袁枚写道：曹楝亭的儿子叫曹雪芹，他写了一部《红楼梦》，里面提到大观园，应该就是指我的随园了。
这一句话被后世的红学家多次提及，里面提到的曹家信息很被大家考证了一番，最后发现袁枚是瞎说的，曹楝亭根本不是曹雪芹的爸爸，而是他爷爷，至于大观园是不是他家随园就更不值得深究，小说里的园子自有它的虚构空间，可大可小，美轮美奂，而袁枚家的那个破园子是满足不了大家的想象力的。
但《随园诗话》却因此成了最早提及《红楼梦》的史料。可笑的是，袁枚本人却完全没有读过《红楼梦》，因为他接着说：《红楼梦》里写了很多妓女，真是妙啊。这话后来被郭沫若单独挑出来狠狠地讽刺了一下。
二十年代，在胡适还没有出来扛红学大旗之前，红学是索隐派的天下，王梦阮，沈瓶庵有《红楼梦索隐》，蔡元培有《石头记索隐》，这派的武功一言以蔽之，就是猜谜。
王梦阮说黛玉是董小宛，因为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蔡元培说薛宝钗是高士奇。因为薛就是雪，而林和靖咏梅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刚开篇便定了基调：“红楼梦那是政治小说”，蔡元培是有政治抱负的，所以把红楼梦也往政治上靠，然后就开始对号入座，用的方法是老派文人最拿手的治经学，事事往孔孟思想上靠，所以才硬说《红楼梦》是反清复明。
大体上索隐派都是这么个套路，沾边儿就靠，猛一眼看上去属于捕风捉影，仔细看看，他们的初衷是好的，都是为了帮曹雪芹做注脚，为死人代言谈何容易，所以两百年来，他们自己的阵营也是四分五裂，统一不了。有明珠家史说，有清世祖出家说，上面说的王梦阮和蔡元培就是一例，他们各说各的十分过瘾，彼此之间还互相瞧不上眼，其实要划分起来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面世时，正好赶上胡适在提倡科学的研究方法，于是很不幸，蔡元培被胡适拿过来开了刀。其实蔡先生并不把这个当成学问，只是闲着无事猜个谜，但被胡适在学术高度上挤兑了一下，不得以只好口齿不清地辩解，但抬了一阵子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这篇文字当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那一年是1921年。
胡适《红楼梦考证》
胡适说研究《红楼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版本。这后来成为考证派红学的研究方向。后头这派又分裂出一支成曹学，当然这是后话。
针对索隐派，胡适提出了科学的考证，其实是他一贯主张的方法论，简言之：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潜台词，不要再猜谜了！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凭心而论，还是很粗糙的。那时候甲戌本还没有被发现，甚至脂砚斋的脂本都没有被意识到，胡适手里只有程本跟戚本。现在我们都知道戚本是响当当的脂本，但那时胡适却认定戚本晚于程本，因为上头左一条批，右一条批，乱七八糟的，哪有程本干净漂亮。这种类似挑苹果的褒贬方式听起来很可笑，犯下的错误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我却不忍心指责，因为胡适对红学的功绩在于但开风气，而不是完善光大。反面观之，在当时资料不充分，认识不全面的情况下，胡适给红学指出科学的研究方向，多么难得。
胡适列举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曹家的史料，虽然很不完全，不过整个框架初见端倪。好像门捷列夫开出了元素周期表，后面的人负责按图索骥。
1927年“甲戌本”这一红学史上最珍贵的版本被发现，后头更多的版本被接二连三地发现，掀起红学一个又一个高潮，这跟胡适提倡版本研究也有关系，这样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海外，八十年代俄国人发现了《红楼梦》孤本竟然也知道通知北京，中苏关系都零下二三十度了，红学家们依然风尘仆仆奔赴列宁格勒，鉴定了“列藏本”。
“红楼梦甲戌本”后来被胡适带到美国，捐给了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05年的时候上海博物馆重金购回，做了一段时间的镇馆之宝，不展出、不借阅，但是07年的时候悄悄出版了影印本。
胡适应该是第一个重视曹雪芹的人，他很明白地说，《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虽然关于这个大有商榷之地，但比较蔡先生只管往皇室贵族上牵强附会，眼光不晓得高明多少。
1923年，也就是在《红楼梦考证》出版两年之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问世，这样考证派红学两大巨头胜利会师，站在一面红旗底下热烈握手。而第三员大将，周汝昌，此刻还是个小朋友，也许正在摇头晃脑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后的。
俞平伯的考证方法跟胡适的一致，只是跟文本扣得比较紧，他对曹家历史兴趣不深，却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边讨论一边生气，拍著桌子大喊：后四十回绝对不是原著！嗓门儿大的险些把高鄂吓活了。
清代的小说家们地位不高，庙宇之上的人写小说是解闷儿杀时间，写完折子请完安，弄个闲情逸致玩玩也颇风雅；市井之中的人写小说是指桑骂槐泄私愤，能弄俩小钱打个小酒不用学孔乙己。
曹雪芹就是这样，兼着感怀身世，顾影自怜，写了一辈子没写完，高鄂拿过来给磕磕碰碰续完，其实是学雷锋做好事，照顾瘾大的王爷贝勒，还不留名，一开始硬说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结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镜，一二三四五给列出了铁证如山。
不过俞平伯毕竟还是持冷静的文学分析立场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高鄂的续书，多少人把黛玉从棺材里拎出来摁着膀子跟宝玉拜了堂，高鄂笔下愣是不给续命灵丹，保证了《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尾，没有去媚俗，这点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说“续书是失败的，但是光荣的失败”，只是这夸奖听起来蛮不是味儿。
俞平伯先生是搞学问的，而且性子有些执拗，所以下笔颇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红楼梦》给抖落一遍。他的《红楼梦辨》可以跟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放在一起看，一个笔走龙蛇，一个温文尔雅，姿态虽不一样，但道理倒是说得都透。
俞平伯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对《红楼梦》持冷静态度，他并不把《红楼梦》提高到一个高山仰止的境界，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来说，这样的冷静十分必要，后来的周汝昌对《红楼梦》就缺少这样的距离，周老到了后期，八十多岁了，自己家人生日都不大记得了，但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一心一意梦在红楼里了。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就很大张旗鼓地说，《红楼梦》是部优秀的作品，但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并不高。
1923年说这话到没什么，但1952年再版的时候，俞老还是只字不改，这就要出问题了。
《红楼梦辨》1952年再版的时候，改书名叫做《红楼梦研究》，内容并没多少改动。只是没想到1923年跟1952年，已是“换了人间”。
很多人都说当年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直接掀起了后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但李希凡和蓝翎那时二十几岁的样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这样的浪头？五十年代初，文艺界在巨手的指引下，开始批判俞平伯和他的研究，但不明就里，批得毫无章法，后来领袖亲自写了信函，大家才明白过来，噢，真正要批判的原来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才赶紧调整批斗方向。
所以说，此事的最终目的，不是教导大家怎么看《红楼梦》，也不是打倒胡适，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一统江山。所以人民日报的编辑班子因此大换血，又扯出胡风集团来杀鸡儆猴，一个《红楼梦》搞这么大声响，不要说大洋对岸的胡适始料未及，我猜曹雪芹在棺材里也目瞪口呆。
外边闹得如此厉害，此时的周汝昌却躲在四川写他四十万字的《红楼梦新证》，他哪里知道书斋外头，“这世上的戏都唱到哪一出了”呢？这书，看名字就知道跟胡适一脉相承，交到编辑手里，编辑直哆嗦——还真有不怕死的啊！
要说编辑还是很厚道的，把文中许多“胡适”变成“妄人胡适”，大体看了看，就这么着吧，往前台一推，是死是活全看自个儿命硬不硬了。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果然也受到批评，因为太明显了，考证方法完全是胡适的，也同样是坚持自传说，跟胡适简直一个鼻子出气，不批斗他批斗谁？
周汝昌这才知道害怕，专门撰文扯上鲁迅来自保，但鲁迅又没提倡什么方法论，也不搞红学，扯大旗忒也牵强，眼看蒙混不过去，周汝昌连惊带吓，竟然住了院，而已想不到的是，这场迫在眉睫的祸事居然逐渐风收雨住，泯于无形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周汝昌及《红楼梦新证》的殊遇，乃是得益于领袖关怀，更深一层的内情，则要么是领袖慧眼，爱惜周氏其人其书之价值，而又或是当时整风运动已经轰轰烈烈，没有必要再来一根导火索了。总之，历史就是这样面目不清。
《红楼梦新证》正如前面所说，是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列举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关于红学、曹家的史料。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百度，一条一条的史证都是他细心在故纸堆里搜寻的，为了了解曹家的获罪经过，他甚至还去故宫查取了康熙朝后期的大量奏章，态度之认真，考证之仔细，证据之全面，令人肃然起敬。
周老那时才三十几岁，四十万字的书写得文风古拙，但意气风发，隐隐有风雷之气，虽是罗列史料，但读起来并不艰涩。
他以前是学西语的，芳官改名叫“温都里纳”，他竟然能考证出这是法语“玻璃”之意。至于画出荣国府地图，对照贾宝玉曹雪芹年表，总结各个版本脂批差异，列举程高本跟脂批本文字高低，没有一般的功力和眼光是做不到的，看完《红楼梦新证》，我只有一种感觉，《红楼梦》话说到头了。
周老是喜欢湘云的，从年轻那会儿就开始，他在做完历史考证之后，曾对脂砚斋有了一番猜测，他说脂砚斋只怕是个女子，而且是个娇憨女子，说不定就是湘云！周老跟胡适一样，一口咬定曹雪芹就是贾宝玉，又中了“红袖添香好读书”的毒，不忍心看曹雪芹写这么伟大的书还耍光棍儿，所以给安排个姑娘。到了晚年，更是一门心思地把湘云往宝玉房里拉。
在这点上，还是张爱玲说的对：曹雪芹是曹雪芹，贾宝玉是贾宝玉，苹果跟桔子，两码事。
张爱玲后来在美国用了十年的时间也写了《红楼梦魇》，是认认真真地做学问的样子，至少比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更像话。但她的长处在于描画，而不是研究，周老看了《红楼梦魇》之后，越洋跨海地给她点了个赞，礼貌性地夸她心细敏锐。
《红楼梦》仅仅一本小说而已，研究这许多年，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出现，总有研究到头的一天。大家为了不重复旧话不走老路，只好削尖脑袋地惊世骇俗，涌出一堆一堆的神嘴。
八十年代末有霍氏姐弟推出《红楼解梦》，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大家多少年没看到不重样儿的了，一群老夫子当中突然出现个小妖怪，众人反应不过来都蒙了。
说到底《红楼解梦》不过是上个世纪索隐派借尸还魂，但是，态度并不招人喜欢，没有坚实的旧学底子，他们的研究路子是大胆假设，绝不求证。说出的话都不大靠谱，连黛玉是雍正皇后这样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假设。
后来刘心武老师也来凑热闹，自己创建了个秦学。他很久以前写过《秦可卿之死》，文学家玩票客串一把红学家，颇让人耳目一新了一回，但年老之后不知道怎么想的，决定也挤身红学了，而且专门研究秦可卿，举出秦学的大旗。
而另一位小说家二月河就要低调得多。二月河在没写清朝皇帝之前是搞红的，搞了半天无人喝彩，后来还是红学家冯其墉给他指了条路，说你这不是搞学问的架式，你应该去写小说。二月河恍然大悟，这才大红大紫，他写《康熙大帝》也夹了私货，里头魏东亭的人物原型就是曹雪芹的爷爷曹楝亭。二月河名声响了，被各地的红学会叫去撑场面，但他挂名而已。
李希凡当年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子，现在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我曾经见过一张他年轻时跟俞平伯的合影，那是在《红楼梦学刊》成立酒会上，1980年，他笑嘻嘻地欢言得所憩，俞老举酒杯冲他照着，面无表情，恩怨尽在不言中。
至于红学，现在是一片死水，毫无波澜，不过这样也好，应了曹雪芹的那句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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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夏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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