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 爱卿说得很好，但朕就是不听——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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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句话用在司马光对宋神宗的期望或许很恰当。

宋治平四年十月初二（公元1067年11月18日），距今950年前的一个初冬，20岁的赵顼即位不到一年，还没来得及改换年号，他就是后来重用王安石变法的神宗。这一天他召见了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司马光向英姿勃发的皇帝进呈了他编写的编年体史书《通志》前几卷，这部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西汉。并应皇帝之命为其讲解开篇的三家分晋的大事件，强调名分之重要。神宗听后龙颜大悦，认为历史经验很重要，有利于国家治理，并当场为这部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并答应赐予序文。

此前一年，司马光已将前八卷进呈给英宗皇帝，英宗粗览后十分高兴，勖勉司马光继续编写下去，并同意其成立专门编写的班子——书局，聘请助手，允许他借阅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等皇家图书馆、档案馆的图书资料。

可以说，这部书是在英宗、神宗父子两代皇帝的亲切关怀下编撰而成的，宋神宗对这部卷帙浩繁的史家巨著寄以厚望，希望“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司马光也正是怀着这样的勃勃雄心来编撰此书，这部书编好后，确实达到了皇帝陛下所期望的水准，正如宋末元初的大学者胡三省对此书的评价：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残卷

作为仕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大臣，司马光编撰这部书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想留给后世，更希望能对在位的皇帝治理国家有所助益。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神宗尽管很看重这部书，也十分尊重司马光，但在他执政的十八年里，司马光不断被边缘化，直至告别政治中枢，未老而闲居。对司马光的进谏，宋神宗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爱卿说得很好，但朕就是不听！

这是司马光的悲哀，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悲哀。历史学重视总结往昔的经验，历史学者从政，愿意从历史中去找方法，寻答案，他们大多是保守主义者，对大幅度改变陈规旧章的做法总是抱有怀疑，他们的政治态度多趋于保守。司马光就是这样的学者和政治家，而对一位血气方刚、想大有作为的青年皇帝来说，经验主义者的话总不如能为他描绘伟大蓝图的理想主义者的话中听。神宗最终选择了理想主义者王安石。

王安石是司马光年轻时的好友，也是一生的政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中华文化在北宋臻于最辉煌时期所培养的精英。所谓“三岁看老”，在少年时两人就呈现了不同的性格，这对日后他们的政治态度颇有影响。司马光出生在父亲任光县知县的衙署里，少年时跟着父亲宦游四方，从小就显示出少年老成，有决断力，他七岁时在洛阳砸缸救小伙伴的故事流传至今。其为文平实，长于说理。比司马光小两岁的王安石亦出生在官宦之家，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也跟随父亲宦游各地。其为文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从中可以看出少年即有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两位日后政坛上的对手碰到一起了，司马光任三司的判度支勾院，王安石也从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调任度支判官，两人相互仰慕已久，这番成了同事，自然过从甚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品德和才华很佩服，称赞他“今之德行文辞为人信者”。两人的共同上司是一位牛人——三司使包拯。没错，就是民间传说的那位“包青天”。

有一年暮春，三司衙门院内花红柳绿，包大人搞团建，请司马光、王安石一起喝酒赏花。司马光平素不饮酒，但上司的好意，他没法拒绝，跟着饮了几杯。王安石也不喜欢喝酒，他却一点不给包拯面子，不管包大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劝酒（看来中原大地爱劝酒有传统），就是一口不喝。尴尬的包大人一点办法也没有。这顿酒估计喝得很无趣。

包大人：你真的不喝？来人呐……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司马光为人处世比较通达，善于替别人考虑。而王安石呢，就是典型的“拗相公”做派。两人的衣着也可看出差别，司马光一生重视的是个“礼”字，他生活简朴，但十分注意仪表，注重细节，生活起居有规律。而王安石不修边幅，生活邋遢。两人同事时，司马光写诗对满身虱子的王安石提出委婉的批评：

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

王安石依然我行我素，对司马光的规劝当耳边风。日后主持变法时，更是如此。这样性子的人，才能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言。

神宗即位时，宋朝自“澶渊之盟”以来，和北面的契丹、西北的西夏维持了六十余年的和平，虽然每年支付巨额“岁币”，但大宋在和平的环境下，经济、文化诸方面呈现繁荣，当然也积累了许多毛病。其中“积贫积弱”为主要体现。“贫”不是说宋朝的官府和百姓没钱，事实上当时百姓的生活比起前朝要富足得多，指的是百姓赋税繁重，国家收税几倍于唐代，但花费太多，出现了财政赤字。说白了就是挣得多，花得更多。“弱”则是宋代鉴于唐末藩镇割据，重文轻武，又由于百年无事，军队战斗力不强。

熙宁元年，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分析近百年来太平无事的原因与隐忧，指出当时危机四伏，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这话正中神宗的下怀，他要重用这位有见识、有才能、做事执着的王介甫先生，厉行变法，来富民强兵。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是副宰相的职位。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此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推行新法。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就是宰相。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事财政方面的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军事方面的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这变法的动静太大，一开始司马光就表示强烈的反对。对国家财用不足的现实，司马光也承认，但他建议解决方法是节流，而不是想办法另立名目去向老百姓收钱。他特别反对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成立新的机构三司条例司，他认为原来机构就很健全，进行精简、改良即可，没必要另起炉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敏锐地预测到新设一个机构，不管目的多么伟大，最终要蜕变为一个只管个人与部门利益的食利集团。

司马光（左）和王安石（右）

对由国家来放高利贷的“青苗法”，司马光一开始就预测到一定会违背制度设计的初衷，变成盘剥百姓的恶法。

王安石对“青苗法”的设计不可谓不好。其主要内容是：诸路以见存常平、广惠仓的一千五百万石钱各为本，如是粮谷，即与转运司兑换成现钱，以现钱贷给广大乡村民户，有剩余也可以贷给城市坊郭户。民户贷请时，须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贷请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贷请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别于五月和十月随二税偿还，各收息二分。最终达到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还兼有抑制民间高利贷、保护和赈济民户的目的。——这叫官府和百姓双赢，何乐而不为呢？

多美的政治蓝图呀！可法令未行，司马光与变法派大将吕惠卿辩论时，就一针见血指出这个新法将产生的恶果：

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获，责以谷麦。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之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司马光举民间富户趁贫户生计艰难时放高利贷盘剥穷人为例。这些富人手中还没权力，如果官府放贷给百姓，那更不得了，一定会民不聊生。

结果也真如司马光所料，各地很快出现了“抑配”，即违背百姓的自愿原则，进行摊派，让百姓包括不缺钱的富户必须贷款。如此州县官有政绩，而办事的小吏有油水。许多地方官府提高青苗钱的利息，远远超过民间富户给穷人贷款的利息。“青苗钱”发放十户为一保，来规避风险。下户急需借贷，但却没有偿还的保障，而上户则不需要借贷。这种上户（富户）保下户（贫户）的措施目的原本是保证下户借贷能得到担保。但由于上户不需要、不愿借贷，地方官府便进行抑配。当下户无力偿还借贷时，自然会连累上户等人，损害了上户。青苗钱成为了搜刮形式，使上户变得贫困，而下户无力偿还则深陷债务。有些地方官为了避免下户无法偿还，仅将青苗钱贷给上户，违背了赈济目的。

其他均需法、市易法、免役法的结果大抵和青苗法差不多。变法之初，宋神宗和王安石天真地认为只要选人得当，选派德才兼备的人做州县官，就不会出现虐民的后果。他们低估了人趋利的本性，而王安石的几位变法助手吕惠卿、蔡确、章惇的品行已经被历史证明很不堪，特别是吕惠卿，最终因为争权夺利背叛了王安石，两人反目成仇。

神宗想一改祖宗对于北方强敌示弱的姿态，要在军事上振作，这也是他用王安石变法来聚敛财富的根本原因。对强大的契丹，宋朝不敢动手，于是选择了国小民贫的吐蕃和西夏。熙宁六年，在王安石主持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

元丰四年（1081年）宋朝“五路伐夏”，对西夏进行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刚开始占领西夏两千多里土地，宋朝想趁热打铁，据称有30多万大军分五路进攻，最后惨败。

对于轻易起边衅，司马光也是坚决地反对。他对历史上汉武帝这种穷兵黩武，不惜民力开边的皇帝毫不留情地批评。他在《论横山疏》中对神宗皇帝说：“或怀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中国获安则善矣。不必以逾葱岭，诛大宛，绝沙漠，擒颉利，然后为快也”。

对于和西夏的关系，司马光以富人和穷人做邻居打比方，很有意思。他说：

一个富家翁的邻居是个穷人，首先要“待之以礼”，尊重双方的条约，自己不亏礼数；然后在穷人实在过不下去时资助他一些钱粮防止其铤而走险；建好围墙做好自卫准备；如果对方先侵犯边境，则抓住对方理亏扎扎实实教训一顿。而今天的朝廷就像一个富翁，贪图穷邻居家一些小财物。敞开大门与之赌博，胜了，赢得的不过是穷人家那些细微价贱用处不大的物品，对富人的财产增值毫无用处；如果输了呢？富人家的房屋、田产、财物全部为穷人所有。而对赌博这事，穷人天天玩很精通，却是富人的短处。穷人天天盼着富人与他拿自家的财产来赌一把，只是没有门路，今天富人主动先招呼穷邻居来赌博，穷人多爽呀。

司马光并非没有看到宋帝国的种种弊病，也非反对改革，只是他认为不必大动干戈地折腾。他把帝国比喻成一个老房子，虽然墙壁、屋顶有破损，但梁柱没有坏，可以一点点修补，不能拆掉重建。

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宋神宗和同样想有所作为的宰相王安石将司马光的话视为陈腐之言。劝谏皇帝无效，司马光想说服老朋友王安石，写了三封有名的《与王介甫书》。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是“性不晓事而复执拗”，他在三封信中指责王安石“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建功心切让王安石不顾常识了。他批评王安石听不进不同意见，而重用谄媚逢迎之徒，“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矣！”后来吕惠卿对王安石果然如此。

王安石哪能听从司马光的话呢？回信一一驳斥。

皇帝和好朋友都听不进去自己的逆耳忠言，司马光不得不选择逃避，闲居洛阳十五年，与邵雍、程颢、程颐等人交游，并在几位助手和嗣子司马康的帮助下，于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了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元丰八年，《资治通鉴》成书后第二年，宋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年仅九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起用司马光，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回到中枢后，几乎是尽废新法，也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此时，司马光的人生也开始了倒计时。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同一年的十月，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

高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大宋的政局又翻烙饼，皇帝用新党章惇为相，以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为罪，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司马光等被称为“元祐党人”，朝廷下诏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而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

大宋的政局翻烙饼，过世的司马光也受连累。获宋哲宗赐忠清粹德之碑后没多少年，得了顶奸臣的帽子，名字被刻上了元祐党籍碑。

宋徽宗这个文艺范的皇帝更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犯了比神宗更冒失的错误，宣和年间与金国结盟，夹击辽国。辽国亡了后，不但没能如愿地收回燕云十六州，反而引狼入室，酿成靖康之耻，金人南下攻陷汴梁，俘虏了徽、钦二帝。南宋偏安东南后，把王安石视为引起国家遭受厄运的罪魁。靖康元年（1126年），王安石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而司马光被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令绘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

死者已矣，两人的荣辱变迁，司马光和王安石本人都不知道了。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锋，可以说是经验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也是史学家和文学家之间政见的竞争。王安石赢得了生前，而司马光赢得了身后。一部《资治通鉴》成为近千年来中国从政者的教科书。

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夏晴朗

这是第 13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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