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 | 爱尔兰饥荒，土耳其人救灾，英国女王干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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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遭受大饥荒。当时的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大英帝国富甲天下，然而爱尔兰人收到的大宗救济，却来自“近东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是什么情况？这一切还要从一场改变了爱尔兰历史进程的大饥荒讲起。
奥斯曼帝国素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1839年至1861年间在位
今天的英国，全名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而在19世纪，国名里是没有这个“北”字的。1801年，爱尔兰与大不列颠合并，成为一家。然而对爱尔兰人来说，成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公民，却并没带来多少改善。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没有“北”字
因为虽然英国控制爱尔兰很久了，但爱尔兰人信天主教，英国政府想同化他们非常难，各种政策限制，比如不许买地租地，不许投票或担任公职，不得接受教育，只能居住在特定地区，从事有限的几种职业，但这些苛政都无法逼迫爱尔兰人改宗英国人的新教。
这种隔阂，使爱尔兰发展缓慢，搭不上英国工业革命的顺风车，直到19世纪，爱尔兰人还只得像祖祖辈辈那般务农为生，被限制在社会的最底层。
更要命的是土地兼并问题，爱尔兰岛上大部分土地被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购得，如鲁肯伯爵在爱尔兰占有的土地面积就高达24281公顷（约243平方千米），这相当于三分之一个新加坡的大小了。
凯尔特十字，爱尔兰天主教的象征
这些大地主大多住在大不列颠本岛，一生可能只来爱尔兰一两次，因而他们把自己的土地转租给当地出价最高的中间商，让其替自己打理地产。中间商则将土地割成多块小片，再转租给爱尔兰农民耕作，收取高额地租，仅1842年一年，就有高达六百万英镑（相当于2017年的10.2亿美元）的地租被英格兰与苏格兰大地主收入囊中。
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这么小块的田地作物产出极为有限，每次收获后，除去要交的地租，留给爱尔兰佃农的所剩无几，根本没办法养活自己，因而爱尔兰佃农在种植小麦的同时，开始大量种植对土地要求不高，产量又相对较高的土豆。
一幅描绘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爱尔兰农民的漫画。
得益于高热量作物土豆的大范围播种，爱尔兰人口从1801年的500万涨到了1845年的800万，但经济总量增长缓慢，每个爱尔兰人所能分得的资源反而比先前更少。1845年，德文伯爵记载道，300万爱尔兰人的食物有且仅有土豆，其住处多为连遮风挡雨都力不从心的破败木屋，床和毯子对他们来说都称得上奢侈品了。
同年，一场瘟疫成了压垮爱尔兰的最后一根稻草。绝大多数爱尔兰人的命根子——土豆遭到了枯萎病的袭击，其病原体是一种被称为致病疫霉的卵菌，在其感染土豆后，土豆植株会腐烂，继而歉收，就算有果实，也无法食用。枯萎病此前曾多次在欧洲各国爆发，但这次灾情在爱尔兰尤为严重，原因与爱尔兰人种植土豆的方式不无关系。
感染枯萎病的土豆植株
原先印第安人在种植土豆时，会故意在同一块田里种植不同种类的土豆，避免病虫害蔓延至全部作物上，但在土豆引进爱尔兰后，爱尔兰人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只种植产量最高的品种，这种对单一作物的过度依赖，使得疫情更为严重。1845年，三分之一的爱尔兰土豆田歉收。
次年，灾情蔓延至整个爱尔兰，四分之三的土豆田宣告绝收，当年秋天，爱尔兰存粮告罄，饥荒随之而来，不久就有人活活饿死。1847年，整个爱尔兰几乎连土豆种子都找不到了，田里颗粒无收。
一个爱尔兰农民家庭发现自己种植的土豆染上枯萎病后，个个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如果种不出粮食，那买总归可以吧？可恰恰英国之前于1815年通过了《谷物法》，美其名曰“保护”英国农民及地主免受外国廉价谷物的竞争，以“保护”本国农业，可实际上是牺牲普通百姓的利益，维护地主的利益。根据《谷物法》，进口谷物不仅被课以高额关税，而且当英国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相当于2015年的每13千克240英镑），哪怕国内粮食短缺，进口谷物也将被拒之门外。
《谷物法》的存在使得英国国内粮价居高不下，大不列颠本岛普通农民与工人薪水的一大部分都花在了吃上，生活水准受到了严重影响，而爱尔兰人的日子则更惨，他们的收入根本买不起赖以为生的粮食，有些贫农与自耕农为了取得赖以救命的高价粮食，不得不将自己的田地低价贱卖，这无疑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久而久之，因饥荒而死的人数猛增。
一场反谷物法集会，1846年绘。
与此同时，地主操纵下的爱尔兰各农场却还在向大不列颠本岛出口粮食与牲畜，根本不顾爱尔兰人的死活，仅1847年一年，就有近4000艘货船满载粮食开往英国各大港口，爱尔兰人的救命稻草就这么被搬走了。
一幅描绘爱尔兰民众因买不起面包而发动暴动，冲进面包房的漫画。
在天灾人祸的共同作用下，爱尔兰饿殍遍地，哀鸿遍野，英国政府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发起了赈灾行动，但根本不上心，负责政府救济事务的查理斯·屈维廉甚至对赈灾行动百般阻挠，认为政府不应干涉市场，他宣称爱尔兰大饥荒是“上帝的裁定”，其“降灾”于爱尔兰，是为了让爱尔兰人从中吸取教训。
查理斯·屈维廉
1845年11月，禁不住压力的时任英国首相皮尔绕开《谷物法》的限制，从美洲秘密采购了价值10万英镑（相当于2017年的1700万美元）的玉米，准备在爱尔兰配发，可由于天气原因，这批赈粮直到1846年2月初才运抵爱尔兰。好不容易搞来了吃的，爱尔兰却没几家磨坊还在运转，因为之前都没粮食了，磨坊开着也没活，而仅有的几家还在运转的磨坊也处理不了玉米，必须改用别的机器。
时任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
这一拖又是几个月，当玉米下锅后，烹饪方式又出了问题，使之变得难以消化，灾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赶忙来吃，可吃下去没多久，肚子里翻江倒海，上吐下泻，浑身难受，这还不如不吃呢。皮尔采购的这批玉米，被又饿又气的爱尔兰人戏称为“皮尔的硫磺”。
一幅描绘饥荒中爱尔兰农民形象的漫画，作于1847年。
英国政府赈灾不利，爱尔兰饥荒愈演愈烈，为了做做爱惜臣民的样子，1847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带头向爱尔兰捐赠了2000英镑（相当于2017年的34万美元），各国元首纷纷效仿，美国总统波尔克捐了50美元（相当于2017年的1万2千美元），教宗庇护九世与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则组建了赈灾基金。
维多利亚女王，摄于1845年。
饥荒的消息同样也传到了奥斯曼素丹兼哈里发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的耳朵里，不同于之前那些还终日沉浸在帝国大梦的素丹，时年24岁的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从小接受欧式教育，操一口流利的法语，对西方世界的动向极为关心，他深刻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已不是1683年兵临维也纳城下的那个世界强国了，其早就被工业革命后欧陆诸国甩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的全身像
因而，在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于1839年继位后，他即刻发布花厅御诏，推行坦齐麦特改革（奥斯曼土耳其语：Tanẓīmāt，是阿拉伯语借词，意为重组），其涵盖了方方面面的革新，诸如效仿法国重整财政系统与司法体系，推行现代教育，改善不同民族与信仰的公民的权利以及重组军队等等，力图使“欧洲病夫”现代化，奋力追上欧陆列强。
对内治国理政，对外也要搞好关系，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致力于巩固与英、法两大盟友的关系，以制衡北面居心叵测的俄罗斯。这次他听说过英国治下的爱尔兰闹起了饥荒，马上告诉英国方面自己准备捐1万英镑（相当于2017年的170万美元）给爱尔兰，用于赈灾。可左等右等，英国方面始终没来答复，在素丹再三追问下，英国大使亲自出面交涉，要求阿卜杜勒-迈吉德素丹少捐点钱，1000英镑就够了，因为维多利亚女王自己才捐了2000英镑，要是奥斯曼素丹捐的比英国女王还多，那她爱惜臣民的形象岂不毁于一旦了啊？老脸往哪里放啊？
左为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中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右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胳膊拧不过大腿，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只好表面上答应就捐1000英镑，但同时暗地里把余下的9000英镑拿去买了数千吨小麦，下令将其在塞萨洛尼基（在今希腊）装上五艘货船，直接扬帆驶向6400公里外的爱尔兰都柏林港。
英国政府听闻奥斯曼素丹居然送来几千吨小麦，大惊失色，心想，若小麦成功运抵爱尔兰，女王的颜面又没地方搁了，赶紧下令禁止船只靠岸卸货，奥斯曼船只在都柏林进港不得，转而北上贝尔法斯特，结果又被拒之门外。无可奈何的土耳其水手们遂再次南下，终于在都柏林以北50公里处的德罗赫达（Drogheda）突破重重封锁，于1847年5月初靠了岸，土耳其水手们赶忙卸货，把几千吨的小麦分给饿得已经喊不出声的灾民们。
德罗赫达街景，摄于2007年。
天降“甘霖”，德罗赫达的灾情立刻得到了缓解，百姓们对奥斯曼素丹的善举感动至极，专门写了封感谢信寄到君士坦丁堡，向大恩人致谢，这封信现在还保存在土耳其的档案馆里。
爱尔兰百姓写给奥斯曼素丹的感谢信
1919年，德罗赫达成立了自己的足球队——杜希达联，其采用的队徽正是土耳其的星月标志，以表绝不忘恩之情。2011年，杜希达联合土耳其特拉布宗体育队结成姊妹球队，采用配色相同的球衣，继续向拯救了爱尔兰无数生灵的土耳其致谢。
德罗赫达杜希达联的队徽
虽然德罗赫达获救了，但数千吨小麦对整个爱尔兰来说，仍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在1845年至1852年中，爱尔兰共死亡100多万人，约150万人背井离乡，移民美国、加拿大、英格兰与澳大利亚，整整七年的大饥荒过后，爱尔兰人口由800万锐减至600万不到，至今都未能恢复至大饥荒前的数量。
1740年至2000年间爱尔兰语欧洲人口变化示意图
尽管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的义举只拯救了德罗赫达一地，但这也足以使他个人名垂青史了，而且爱尔兰和土耳其这两个原本素不相识，宗教与文化迥异的国家关系还因此亲近了起来，如今仅德罗赫达一地，每年就有数千名土耳其游客到访，两国还在近几年还互相给予了签证方面的便利。奥斯曼素丹恐怕在九泉之下都想不到，当年的小小善举，竟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泽被后世达百年之久，为土耳其寻得了一个忠实的欧洲盟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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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inealy, Christine (1994), This Great Calamity, Gill &Macmillan, ISBN 0-7171-1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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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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