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满楼 | 民国报业大王之死——蒋介石为何非要杀了史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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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4年10月13日，《申报》馆主史量才由杭州返回上海的途中突遭暴徒袭击，不幸身亡。次日，《东南日报》以整版的幅度对此案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其中云：
昨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左右，史量才一行六人乘汽车驶至海宁县博爱乡闸口里（俗称老闸口）处时，路旁突出匪徒六人，黑衣长褂，手持木壳枪，喝令司机停车。司机黄金才系一生手，立即刹车，匪徒即用枪轰击，黄金才当场毙命。坐在司机旁边的邓祖询系史量才儿子史咏赓的同学，也同时中弹毙命。
此时，坐在后座的史夫人、其内侄女沈丽娟及史咏赓急忙下车逃避，匪徒放过两个女子而专门追击史咏赓，连放二十余枪，均未命中。史量才亦下车奔逃，匪徒二人持枪追击，最终在半里外某草棚将史截住，迎头一枪，从史氏左耳贯入，右额穿出，立即毙命。
史咏赓被匪追击，渐向笕桥航空学校奔来，该校步哨闻枪声即奔往察看，史咏赓获救，而匪徒已乘坐预停于道旁之京字试车七十二号黑色别克汽车向杭州方向远逸无踪。
按《东南日报》的报道，凶手刺史志在必得，目标明确，其先杀司机，次杀副座上的邓祖询，只追击男性而不及女子，从容不迫，经验老道，事成后又全身而退，这都是经过训练的人员才能做到的。
多年后，曾任军统要职的沈醉将谜底轻轻揭开——此案确为军统特务所为。据其所述，特务们事前将车辆停在浙江警官学院内，并特意准备了两个车牌，一个是京字72号（后来才知道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行凶后，特务们在途中换了两次车牌。手枪也是特意准备的，因为史量才乘坐的是防弹保险汽车，所以选用的是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手枪。副驾驶座的那位同学，被误以为是保镖所以被打死。
事后，蒋介石、汪精卫假模假样地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缉拿凶手，并悬赏一万元破案。而背后，特务们却领取了五千大洋作为犒赏。特务们还开玩笑说：“如果是自己破自己的案，哼，倒可以多拿五千奖金!”
二
史量才被刺后，某记者在《北洋画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胡适之批评史量才》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胡适评论史量才的一段话，说他“唯近年以来也不大安于现实，所以有人骂他，只顾推销路，迎合一般年轻人好乱的心理；尤其是以‘自由谈’供左翼作家作用武之地，最为一部分人所不满。”
史量才
胡适这话未见记载，很可能是记者借名人之口、说自己的话。不过，其中说到“自由谈”的问题倒是事实。《申报》“自由谈”栏目历史悠久，开始由周瘦鹃主持，一般刊登“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小说作品，但1932年12月史量才邀请黎烈文为栏目编辑后，“自由谈”大量发表左翼作家的杂文，“自由谈”转而成为准时评栏目，社会影响日发显著。
为此，国民党方面曾与史量才交涉并要求撤换黎烈文，但被史量才一度顶回，说：“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尽管如此，黎烈文还是于1934年5月离开《申报》。由此，说“自由谈”导致史量才被刺，似乎言过其实了。
1933年1月3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鲁迅杂文（署名何家干）
事实上，“自由谈”问题只是双方矛盾的一例，1932年的“禁邮事件”更是让史量才与国民党方面发生了直接的冲突。1932年7月，教育部长朱家骅联合上海市教育局长、CC系要人潘公展向蒋介石控告《申报》及史量才，其中大意是：
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其报业权威，勾结上海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如《申报》的《剿匪评论》、对中央大学学潮的评论、《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登载陶行知等人的文章、黄炎培做《申报》设计部部长等等，都不利于党国。
更为用心险恶的是，控告信后还附录了相关剪报，其中尤以1932年 6月30日到7月4日由陶行知、黄炎培、杨杏佛、史量才等策划的《剿匪评论》系列最为惊心，其中包括：
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上既一面造‘匪’，政府复一面剿‘匪’。在此矛盾之行为下，‘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
一部分‘剿匪’军队，剿匪其名，剿民其实。……所谓‘匪’者，即扰害地方鱼肉人民之意，是则今日勒种鸦片、公卖鸦片、勒收苛捐、搜刮民财者，迹其所为，无一不积极‘造匪’。‘匪’而应剿，则此辈‘造匪’者，固独不应先为剿灭乎？
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民，如沦地狱，是正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当时蒋介石忙于“剿匪”，《申报》的各种评论他未必看到，但如此这般的剪报作为证据呈送上去，蒋介石焉能不勃然大怒？事实也证明，蒋介石当即在报告下用红铅笔批了“禁止申报邮递”六个大字，并交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
《申报》办在上海租界，本埠报纸由报馆派车直接送达，外埠则全靠邮局递送。按1935年《申报概况》中的介绍，当年每日发行量在15.6万份，其中上海5.6万份、江苏3.5万份、浙江1.4万份、安徽1.2万份、江西0.8万份，山东、河南、湖北均在0.6万份。1932年《申报》发行量略低于1935年，那么上海之外的发行量接近于10万份，相当于《申报》日发行量的三分之二。这下，史量才有些惊慌了。
事后，史量才通过《申报》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秦墨哂与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关系以图缓和。在杨永泰的帮助下，蒋介石表示《申报》可以恢复邮递，但提出三项条件：
一是《申报》时评必须改变态度；
二是陶行知、黄炎培、陈彬龢离开报馆；
三是《申报》由国民党派员指导。
《申报》报馆
史量才与黄炎培、陶行知等商量后，众人均认为，为报纸的生存，需要妥协。最终，黄炎培、陈彬龢于当年8月15日辞职；陶行知参加《申报》工作未曾公开，不在辞职范围，但不再刊登其文章。对于最后一条，史量才坚决反对，其表示：《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方面也作了妥协，其以《申报》办理第一、二项条件为前提，恢复《申报》邮递。这次的“禁邮事件”，前后共达35天。
三
1932年，史量才的职业生涯正值鼎盛，他当时不仅是一代报业大王，同时也是实业家、银行巨子，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望，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新闻界更可以说是呼风唤雨。然而，这次的“禁邮事件”充分说明：笔杆子、钱袋子毕竟干不过枪杆子！
事实上，史量才对本次事件也确实耿耿于怀。据当时《新闻报》的记者陆诒回忆：在1932年12月29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办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史量才慷慨陈词，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此后，陆诒在民权保障同盟的好几次集会上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
从时间线索与事件脉络上看，史量才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并非一日。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申报》风格趋向激越，刊登了不少责问国民党当局的时评。如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因内外交困而暂时下野，《申报》竟发表时评《欢送》，这不免太易遭人忌恨了。
尤为触怒蒋介石的是，其离开南京前下令杀害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申报》于12月20日率先刊登了宋庆龄的宣言《国民党不再是革命集团》，而这是最初各报所不敢登载的。据说，史量才还以轮值日报公会会长的身份召集各报发问：“为什么我们的报纸没有她发表言论的阵地？”之后，多数报纸才相继刊登了宋庆龄的宣言。
说到这里，有一细节颇值注意。1931年11月8日，蒋介石为缓解“九·一八”事变后的困窘局势而邀请上海各界领袖17人到南京开座谈会，其中就包括了史量才、黄炎培等人。这次的座谈会加上之后的餐叙，蒋介石也算是折节下士，宾主双方各畅所言，尽欢而散。然而，会后诸人合影时，站在前排中心位置不是蒋介石，而是史量才。这一不大不小的礼仪错差，颇让人感到有些吊诡。
1931年在南京召开的各界领袖座谈会合影，史量才居中，蒋介石在其左侧。
据冯亚雄在《<申报>与史量才》一文中的说法，史量才被杀原因有三，其中第一条就是这次座谈会期间，某次某要人盛宴招待，席间有故意宣传当道之威力者，谓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不以为然，故作嘲弄，谓：“我只能在报言报，约略估计，有数千万读报者拥护。”此言即出，合座为之默然。事后有人认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对他不满，他不该在酸辣汤中再加一把胡椒！
冯亚雄是史量才的友人，其说的“千万读者千万兵”不免太过夸张，报人徐铸成则提供了一个“百万读者百万兵”的说法：“我曾听说，蒋对《申报》和史不满，已非一日。当时也在上海地方协会挂名的杜月笙曾拉史到南京见蒋，企图调和他们的‘矛盾’，谈话并不融洽，蒋最后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然回答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听说，不久就发生了沪杭公路这一血案。”
而作为本次座谈会的亲历者，黄炎培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版本：“有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恰。临别，史握着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百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百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颜色。……”
黄炎培以为，史量才当时“雄心不已”，其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被推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拥护十九路军抗日作战，“已招蒋介石忌了。”同年10月，国民党在上海组织首次临时参议会，史量才仍为会长。在此之前，上海的银行家、实业家们为与南京政权博弈而于1932年1月18日成立“壬申俱乐部”，史量才被推为理事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量才不仅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也成为上海地方势力与南京政权博弈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显然是权力中心难以容忍的。如沈醉后来说的，在行刺史量才之前，戴笠即指示行动组，称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会长后企图搞上海市独立活动，让上海脱离国民党统治。这一毫无根据的说法，显然是有人在疑忌他的地位了。
史量才追悼会
四
此外，史量才被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有着莫大的关系，杨杏佛之死即为前车之鉴。杨杏佛当时兼为民权保障同盟与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但如此名望的人物仍被军统特务公然行凶，而且作案情形极其猖狂。据沈醉回忆，蒋介石指示刺杀杨杏佛主要是为了恐吓宋庆龄，并且特别指定在法租界宋庆龄宅附近执行暗杀，以起到恐吓作用。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出中央研究院，由军统老派特务赵理君带队的特工小组即拦车扫射，在此光天化日之下、都市繁华之所，杨杏佛和司机被当场打死。
杨杏佛
以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的关系，加之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深度介入，史量才想不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也难。此外，《申报》大量报道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各种消息，即便在杨杏佛遇刺后，《申报》仍有详细的后续报道。种种因素加起来，为强人所忌的史量才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这似乎也完全符合逻辑。
史量才被刺后，号称民国“报业枭雄”的龚德柏提供了有另一种说法，说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其实已经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但执行人于先一晚饮酒大醉，未能看到电报。等执行完了回来再看电报，史量才已经被刺死了。这种说法，几同儿戏，只能说是特务们放出来的另一个烟雾弹罢了。
倒是《东南日报》对本案说了实话，其表示：尽管“蒋委员长再电严缉凶手”并“悬赏一万元”，但“此种有庞大组织之暗杀团体，其实际参加行刺之暴徒，对于暗杀之动机，往往亦不能知悉。故此后纵有凶犯获缉，对于此案之背景，一时恐亦难查明。”
委员长的再三严令及重金悬赏，对破获史案本身毫无意义，不过是做做文章、当遮羞布一用而已。事实上，蒋介石本以暗杀起家，执掌权柄后仍不忘故伎。此种作为，既非政治家所取，亦可见其器量之窄小、手段之拙劣。如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就并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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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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