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遗珍｜日本所藏晚宋张逢辰《菊花百咏》的古钞本与和刻本

日本所藏晚宋张逢辰《菊花百咏》的古钞本与和刻本

【节选自《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

卞东波

在搜集域外所存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时，学者们自然会对在中国佚失，而保存于域外的文献感到惊喜。这部分文献，日本学者称之为“佚存书”。这些本来是中国文人学士所撰的典籍，因为各种原因，于流传的过程中在中国本土散佚，而意外地保存禹域之外的其它国家。这些资料的回流必然会丰富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认知，现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譬如，如果没有《文镜秘府论》中保存的唐代诗格文献，对唐代的文学理论，特别是初唐的文学理论研究而言必将缺少重要的一环。这些文献或有域外的刻本，或仅有域外的抄本。还有些文献，既有刻本，又有抄本，但往往刻本与抄本又有较大的差异，所以研究起来有一定的复杂性，晚宋张逢辰所撰的《菊花百咏》正是这样一部文献。

“百咏”诗是宋代出现的一种 大型组诗，一组诗一般都在百首左右。这些“百咏”诗吟咏的对象，或为一地的名胜古迹、地理风光，如张尧同《嘉禾百咏》、阮阅有《彬江百咏》，曾极有《金陵百咏》，董嗣杲有《西湖百咏》，许尚有《华亭百咏》等等，这些皆存于世，《四库全书》中亦有收录。方信孺著《南海百咏》，收录于《宛委别藏》丛书中。又如潘勺有《雁荡百咏》，杨备有《姑苏百题》，陈谔有《鄂渚百咏》。杨蟠亦著有《钱塘百咏》、《西湖百咏》。“百咏诗”中还有一类是对某种名物的吟咏，尤以植物为多，如刘克庄的《梅花百咏》，《宋文·艺文志》著录彭克《玉壶梅花三百咏》一卷、李缜有《梅花百咏》一卷，本文要讨论的日本所藏张逢辰的《菊花百咏》亦为其中之一。

《菊花百咏》正文收诗102首（包括序诗与跋诗各一首），分别是对各种形态菊花的吟咏，全部是七言绝句。每首诗题下，有或短或长的小注，介绍所咏菊花的花色、形态。其编者张逢辰，生平不详。从《菊花百咏》的题署来看，张逢辰，字君遇，号爱梅，槜李（今浙江嘉兴）人。《菊花百咏》前有曹元凯壬午仲春[元至元十九年（1282）]之序，又有陈思顺辛巳年（1281）之序，可以推断出，张氏元初仍活动于世。又《菊花百咏》前又有“介轩许学士奉题百咏诗卷”绝句一首，许介轩生平不详，然《诗渊》第一册页七二八引其《寄林可山》诗一首。林可山，即林洪，自称为林逋七世孙，理宗时人。由此可以推断出，张逢辰应是由南宋入元的文人。从曹、陈二人不用元朝年号，只用干支可以看出，他们可能为南宋遗民（曹在序中还特别强调，他在南宋时的身份是“前从政郎平江府司理参军”）。

“菊花”之意象在中国文学中总与退隐、高洁联系在一起；另外，张逢辰还著有《爱梅吟稿》，又号爱梅，而“梅”亦是傲洁不屈的象征，在宋末元初的历史语境中常与遗民联系在一起。综上所述，张逢辰与可能身为遗民的曹、陈二氏相交，又喜梅与菊，虽然身已入元朝，但在思想上还是以南宋遗民自处的。虽然《菊花百咏》具体的创作时间不得考知，但视为宋人的著述未为不可。此组诗《全宋诗》未收，所以单纯上从文献上来说，已具有重要的价值。

《菊花百咏》在中国书目书志中未见著录，中国已无刻本或抄本传世。在日本有元禄七年（1694）刻本，金文京先生又在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发现一部抄本（与郭居敬《百香诗选》、韦珪《梅花百咏》及佚名《新刊精选吟咏百花诗集》合抄），并指出名古屋蓬左文库也藏有一部抄本（抄于韦珪《梅花百咏》后）【参见金文京《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元朝郭居敬〈百香诗选〉等四种百咏诗简考》，载张宝三、杨儒宾编《日本汉学研究初探》（《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九），喜马拉雅发展基金会，2002年】。此外，日本内阁文库亦藏有一部抄本。不过，金文京先生并没有注意到，此书在中国并非完全没有传本。虽然此书在中国没有刻本或抄本存世，但笔者发现《诗渊》基本收录了此书。所以目前可以确定，此书在中日两国至少有五种传本。这五种传本，有刻本，有抄本，而且刻本与抄本、抄本与抄本之间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显示了《菊花百咏》在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性。这五种传本收诗不尽相同，排列的顺序也没有两本完全一致的。

明抄本《诗渊》共收《菊花百咏》诗99首（包括序诗及跋诗各一首），所收诗基本与其他三本相同，但较收诗最全的龙谷本少三首诗，而且有不少异文。《菊花百咏》刊刻于1282年或其后，《诗渊》所据本可能为《菊花百咏》初印本，则《诗渊》本为目前所能见到的《菊花百咏》最早之传本。虽然《诗渊》本是最早的文本，但比较遗憾的是，《诗渊》本没有过录张书每首诗诗题下原有的小注。《诗渊》本文字讹误比较少，文字基本同于龙谷本，但亦有两本相异之处。

关于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所藏的张逢辰《菊花百咏》一书。金文京先生与杨铸先生先后撰文加以介绍【参见金文京《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元朝郭居敬〈百香诗选〉等四种百咏诗简考》及杨铸《日本抄本郭居敬〈百香诗选〉》（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金文京先生根据字迹与纸张断定此书抄于室町时代末期与江户时代早期，张逢辰创作此诗的时代大概在宋末元初。笔者曾亲自赴该馆调查和目验此书，并将此抄本与现存诸本做了详细校勘。龙谷本是目前能见到的《菊花百咏》最完整的传本，凡收诗102首。龙谷本保存了其他三本都没有的师道国《寄题爱梅兄长菊花吟卷》以及介轩许学士《奉题百咏诗卷》两首序诗。在师道国序诗后，有“爱梅唫稿”四字，这表明《菊花百咏》可能是张逢辰文集《爱梅唫稿》的一部分。龙谷本首有序，末有跋，显然是比较完整的文本，可能是抄自张氏的《爱梅唫稿》原书。另外，就文本的完整性而言也是最完全的。元禄本虽有曹元凯、陈思顺所作的《菊花百咏》序（《诗渊》本与蓬左本无），但元禄本的序文脱误比较明显，而龙谷本则比较完整与准确。如曹元凯序落款的时间，元禄本作“岁囗囗仲春”，关键的年份脱落，而龙谷本则清楚地作“岁壬午仲春”，这对讨论此书的成书时间非常重要。《诗渊》本，诗题下小注全脱，元禄本、蓬左本、内阁本有部分诗题下的小注缺失，而龙谷本诗题下的小注则比较完整。

蓬左文库所藏韦珪《梅花百咏》附有张逢辰《菊花百咏》，两书合为一册，可能抄写于室町时代末期。蓬左本应该也是收诗102首，与龙谷本一致，但由于在《素馨菊》一诗处发生了脱漏与错简，即《素馨菊》最后十个字，被抄成了下一首诗《棣棠菊》的最后十个字，完全是抄写者的失误所致。蓬左本与龙谷本、元禄本应该是同一渊源。不过与元禄本相比，由于元禄本刻印比较粗糙，所以往往是《诗渊》本、龙谷本、蓬左本文字一致而异于元禄本。

内阁文库所藏抄本，共收诗一百首，较最全的龙谷本少两首。内阁本在《缠枝菊》前的顺序同于龙谷本，之后发生舛乱。内阁本的诗题不少地方有误或与其他诸本不同。内阁本还有多首诗题的小注出现了脱漏。且有的诗题下的小注文本不同于其他诸本。尽管内阁本在文本上有不少的讹误，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他诸本有的诗的诗题下无小注，而内阁本却保存着诸本脱漏的小注。

元禄本是目前存世的惟一的刻本，此书已经收入长泽规矩也先生所编的《和刻本汉诗集成补篇》，笔者所见本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的原刻本。此书扉页题“张爱槑先生  菊花百咏  邑上  书肆石梁斋绣梓”，左右单边，无黑口、鱼尾，每半页8行，行16字，版心刻“菊花咏”三字。据长泽规矩也先生所编的《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著录此书刻于元禄七年（1694）。元禄本收诗98首，较龙谷本少四诗。元禄本比其他诸本多出的内容是，此书在序之后，正文之前，有六幅插图，画的是数种形态各异的菊花。元禄本虽然刊刻比较精美，但刊刻时可能不太仔细，所以讹误比较多。

   综上所述，《菊花百咏》的传本之间非常复杂，现存的四个传本皆有差异，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其文本的主体部分基本上相同，可见它们应该有共同的来源，或就是《菊花百咏》的初刻本。由于《诗渊》本、龙谷本、蓬左本、内阁本皆是抄本，而手抄本的文本是变动不居的，文本的形态往往与抄写者的习惯、态度、趣味相关，所以四个抄本之间存在差异并不奇怪。比较这四个抄本，《诗渊》本时代最早，龙谷本最全质量也最高。元禄本虽然是目前惟一的刻本，但刻印质量并不高，讹脱比较多。

 由于《菊花百咏》独立的传本一直保存在日本，中国的传本散见于《诗渊》中，所以其得到学者的关注比较少。但这组102首的百咏诗，在中国文学史与文献史都具有较高的价值。《菊花百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完全以菊花为吟咏对象的组诗，创作于宋末元初，作者可能是南宋遗民，所以菊之意象与遗民之身份之间可能有一定的关联。与张逢辰差不多同时的史铸亦著有《百菊集谱》，史书则记载了131个菊花品种。当时人对菊花的热爱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性。《菊花百咏》所收的一百多首诗，《全宋诗》全部失收，可资补遗。这组诗对菊花品种、形态的描绘既细致又丰富，在植物学上亦有一定的价值。

    《菊花百咏》说明了中国文学作品在域外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必须将中国传世文献与域外汉籍综合起来才能接近原始的面貌。《菊花百咏》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文学价值，且在中国没有完整的传本，金程宇先生所编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收录了元禄本。笔者曾以龙谷本为底本，参校以《诗渊》本、蓬左本、元禄本，将此书整理校勘出版，已收入笔者《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