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國《王安石年譜長編》出版（中華書局2018年1月）

王安石年譜長編（全六冊）

劉成國 著

中華書局，2018年1月版，166.5萬字。

後記

大約在2011年底，經過反復的思考和掂量，我決定暫時中止已經持續六年的宋代文體研究，重新回到碩、博連讀時的“老本行”，撰寫王安石的年譜。本來，在我最初的學術設想中，這項純粹的文獻考證工作，是要留待五十歲以後經過幾十年的日積月累，再着手進行的。之所以作出這個研究轉向，主要基於以下兩個原因：一是古籍資料數據庫、電子文檔在短短數年內的迅猛發展，導致了中國古代文史研究至少在文獻的搜集、整理和考證層面，獲得了堪稱革命性的突破。史料的搜尋，變得空前的快捷和方便，從而極大提高了学人的工作效率。二是隨着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出版，近些年來王安石又逐漸成為海內外學界關注的熱點。比如2014年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召開的“9至15世紀中國歷史學術研討會”上，二十幾個主題小組中，幾乎每個小組都有一兩篇論文涉及王安石。研究取向也突破了之前以經濟為重的格局，向政治文化、學術思想、禮儀象徵等多個方面延伸。然而與此同時，學界對王安石生平行實的瞭解，仍然基本停留在清代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的基礎上。這對於王安石乃至宋代文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拓展，無疑是個明顯的不足。有鑒於此，我才決定暫時擱置当时業已準備多時的若干文體學和學術思想史選題，改弦更轍。

從1997年開始研讀王安石，到本書截稿，已經駸駸二十年了。儘管在撰寫中幾乎用盡了“洪荒之力”，可由於學力不足和知識結構欠缺，書中的若干缺陷還是比較明顯。比如王安石熙寧四年至九年的行實，就只能主要依賴於《續資治通鑒長編》；雖然積累了一些新法在地方上執行的具體細節的史料，可由於經濟史方面所知甚淺，難以作深入的挖掘和闡釋。由於文獻不足，未能對《辨姦論》這一聚訟紛紜的疑案作出定讞，等等。種種不足，若干不滿，不過，作為一部文獻考證之作，暫時也只能如此了。至於研究過程中種種繁瑣考證的樂趣，由一條新史料、一個小細節出發，層層撥筍，環環辨析，宛如破案般直趨歷史的現場，由此而獲得的知性上的愉悅感，以及自以為可以廓清迷霧最終卻發現仍然與歷史真實若即若離的悵然若失，則甘苦自知，不足道也。

感謝我的家人。自參加工作以來，她们擔負起了所有家務，使我有充裕的時間投身於繁忙的教學和科研中。雖然已經畢業多年，我的兩位導師肖瑞峰教授、沈松勤教授，對我的關愛却一如既往。十幾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張劍兄對我的鼓勵和支持，意義非比尋常。作為二校時的外審專家，他在酷熱的暑假中幾乎字斟句酌地認真審讀完畢全部書稿，提出了若干條富有建設性的批評。就在2016年本書匆匆草成時，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方笑一兄、顧宏義教授為我提供了新的工作機遇，並對本書修訂提出許多寶貴意見。杭州南宋史研究中心魏峰兄、宋代文學同仁會各位同仁，还有眾多師友，日常治學中的請益聆教、切磋砥礪，使我獲益匪淺。在浙江工業大學工作期間，人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為我的研究和著作出版，提供了充裕的經費支持。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為我提供了寬敞的辦公場所，以及高水平的學術交流平臺。中華書局歷史編輯室的胡珂女士，以其豐厚的學養和嚴謹的工作態度，糾正了本書中很多文字上的訛謬，匡我之不逮多矣。以上等等，均銘感在心，不敢或忘。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我已經去世的父親和遠在家鄉的母親，原諒我多年以來奔波在外，未能盡孝膝下。 

 2017年8月19日於杭州嘉綠青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