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琰哲︱郎世宁《海西知时草》考——兼论中西计时方法在清宫绘画中的表现
清 郎世宁 《海西知时草》 轴 纸本设色 纵136.6cm 横88.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4期，责任编辑王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清宫御书房中收藏有一幅名为“海西知时草”的画作，为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所绘。海西知时草即为含羞草，为西洋舶来之物，被法国传教士汤执中进献入宫。乾隆帝观察到其不仅具有开合特性，而且开合时间在午前午后有所差别。这种对精确计时的认识属于西洋分秒计时范畴。此时西洋分秒计时在清宫生活中被广泛运用，清宫院画中也出现表现钟表计时的画作。同时乾隆朝宫廷还使用中原农耕节令，院画家依照岁时节令图绘特定题材的年节画。乾隆朝宫廷生活中两种计时方法并置存在，交替运用。中西计时方法各有其使用范围，对应着不同的实际需求，并通过宫廷绘画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时间与空间，是事物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也是人们观察与认识世界的两种角度。对于距今二百余年的清代乾隆朝宫廷绘画来说，由于西洋传教士画家所引入的具有明暗关系与进深透视的海西线法，使得此时绘画对物象空间的表现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精确程度。这是以往学界谈论较多的话题。其实，西洋传教士不仅带来了海西线法，还带来了西洋钟表与分秒计时方法。这一舶来的计时方法，同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清代宫廷绘画的绘制。时间的运用，亦与图像的表达发生关联。那么，乾隆朝宫廷人士如何看待和使用时间？此时的宫廷绘画如何对时间进行图绘？
已有多位学者针对清王朝的时间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他们或从历史学的角度，选择宫廷生活中的日常一天，按照时间顺序还原皇帝的饮食起居、政务处理、家庭生活、宗教文艺活动等[1]；或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满、汉、朝鲜、蒙古等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群如何认识时间，理解明清朝代的更迭[2]。而针对乾隆朝宫廷绘画中有关时间呈现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本文从乾隆朝宫廷画家绘制的富有时间涵义的画作入手，尝试从图像的视野，探讨不同文化影响下的计时方法并置问题。
一、 西洋“臣子”进献与《海西知时草》绘制
在清宫御书房中，收藏有一幅名为“海西知时草”的画作。此画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本幅，宣纸，纵四尺二寸五分，横二尺七寸五分。设色画，盆中知时草。”[3]
这幅《海西知时草》构图及物像十分简单，未设背景底色。画面中心绘有一个木质台座，上面放置着一个平底长方青瓷花盆，花盆白地并饰以青花菱形纹样。盆内种植着一株蜿蜒生长的小草，全株枝干上长有锐刺，细密的叶子呈羽状，正盛开着粉红色的球形花朵。无论是木质台座还是长方花盆，都具有近大远小的明显透视关系，极富立体效果。小草的枝叶及花朵被细致描绘出明暗向背，颇具写实性。画面左下方有画家题款“臣郎世宁恭绘”，并钤“臣世宁”“恭画”印二方。由此可知，这幅《海西知时草》是由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以海西线法绘制而成。郎世宁将其擅长的状物写貌工夫很好地运用到此图的绘制中，逼真再现出“海西知时草”的生长原貌，亦使此画带有植物图谱的性质。
在《海西知时草》画幅右上方，有乾隆帝御书的诗文题识：
西洋有草，名僧息底斡，译汉音为知时也。其贡使携种以至，历夏秋而荣，在京西洋诸臣，因以进焉。以手抚之则眠，逾刻而起，花叶皆然。其起眠之候，在午前为时五分，午后为时十分，辄以成诗，用备群芳一种。
懿此青青草，迢遥贡泰西。知时自眠起，应手作昂低。似菊黄花
乾隆癸酉秋八月，题知时草六韵，命为之图，即书其上。御笔。
其后钤“乾”“隆”“笔花春雨”三印。
从乾隆帝御笔题诗中可以得知，此画作于乾隆十八年（1753）秋八月。乾隆帝为“海西知时草”所写的诗作亦被收入《御制诗文二集》中，诗名为“知时草”[4]。
面对这样一幅构图简单、刻画入微的画作，有几个疑问尚待厘清：
第一，“海西知时草”来自何处？
据乾隆帝在题诗中的说明：“其贡使携种以至，历夏秋而荣，在京西洋诸臣，因以进焉。”可知画中这株青青小草并非中国物产，而是来自海西，并由西洋“臣子”进贡给乾隆帝。这株“海西知时草”来到中国后只经历过夏秋两个季节，说明它很有可能是在春天被携带而来，来华时间尚短。
第二，“海西知时草”具有何种特性？
乾隆帝在题跋中明确提及这株小草具有不同寻常的特质——“以手抚之则眠，逾刻而起，花叶皆然”，并赞叹其“知时自眠起，应手作昂低”。从文字的形象描述中，可以清晰知晓“海西知时草”被触碰后花叶关闭，过一段时间复又打开的特性。这株奇特的小草引起了乾隆帝浓厚的兴趣，不仅自己作诗吟咏，还命郎世宁图绘之。
第三，“海西知时草”是否是含羞草？
“海西知时草”所具有的“以手抚之则眠，逾刻而起”的开合特性，与我们今天熟知的含羞草十分相像，这也令人怀疑“海西知时草”是否就是含羞草。其实，乾隆帝在题跋中提及了这株小草的名字——“西洋有草，名僧息底斡，译汉音为知时也”。可见其有两个名字，一为“僧息底斡”，二为“知时”。“僧息底斡”明显是外文名称的中文音译。含羞草的拉丁文名“Mimosa Pudica”，与“僧息底斡”音译明显不符；有学者认为“僧息底斡”为意大利文名“Sensitiva”的音译[5]，但从重音推测，“僧息底斡”与含羞草的法文名“Sensitive”读音更为接近。后文将论及进献此草的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e）是法国传教士，由其母语法语音译而来也在情理之中。
这株小草被汤执中进献入宫后，乾隆帝对其青眼相加，在音译名之外，还特别颁赐汉名“知时草”。此名是乾隆帝据其特性所起，算作对其的额外恩赏。是年冬天，为照顾含羞草喜温暖湿润而不耐寒的特性，乾隆帝还特别下令清宫造办处为其量身打造玻璃罩，以供保暖[6]。制作玻璃本就是汤执中的专长之一，他进宫后首先供职于御用玻璃厂多年，为皇家研制新型玻璃[7]。
将郎世宁画中的“海西知时草”与含羞草本株（图1）相互对照，无论是葱郁青翠的羽状叶片，还是蜿蜒枝干上的尖锐凸刺，抑或粉红娇嫩的球冠花朵，都几乎完全一致。郎世宁十分写实地还原出植株的形貌特征，故《海西知时草》所绘确为含羞草无疑。
图1 含羞草
第四，“海西知时草”是由谁携带而来并进献给乾隆帝的？
乾隆帝在题跋中虽然没有明确写出西洋贡使之名，但不难发现知时草进入宫廷与法国传教士汤执中有关。作为法国耶稣会士，汤执中在中国的身份首先是传教士，同时他对植物学颇有兴趣和研究，这也使其具有第二重身份——植物学家。汤执中来华的目的一方面是传教，另一方面则是为法国巴黎皇家植物园服务，搜集中国的植物标本寄回法国。在当时清廷政策的限制下，西洋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受到颇多限制，采集标本也十分困难。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汤执中不得已采取了迂回策略——他计划向乾隆帝进献当时中国人未曾见过的异国花卉，以引起皇帝的兴趣，从而为采集植物标本打开方便之门。在1742—1757年间，汤执中数次与法国巴黎皇家植物园园长裕苏（Bernard de Jussieu）通信，言及拟向清廷引进栽培多种欧洲园圃花草，希望他设法从法国寄来植物的种子与球茎，如康乃馨、水仙、矢车菊、西番莲、旱金莲、郁金香等，其中包括含羞草[8]。
关于这株含羞草是否于1753年直接通过法国巴黎皇家植物园寄往中国并到达汤执中手中，学界尚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1753年西洋来华贡使只有二位葡萄牙使者。他们于三月抵达广州，五月初到北京，八月离开中国，因此应是他们带来了含羞草种子[9]。另有学者认为葡萄牙贡使五月初到达北京后，将含羞草种子交到汤执中手中，由汤执中培育到秋季进献给乾隆帝[10]。
寄送及进献含羞草不管是汤执中凭一己之力完成，还是多国贡使合力为之，总之献草入宫引起皇帝兴趣，从而有利于进一步传教与交流，是其根本目的。1753年，在这种背景下，含羞草作为异国珍奇被进献入宫。
有趣的是，这株青青小草还以“知时草”之名，进入乾隆朝官方纂修史书《清通志》中，所载内容与乾隆帝《知时草》诗基本一致，可见皇帝的重视及相关影响[11]。
二、 西洋计时与清宫绘画
如前所述，“海西知时草”即含羞草被献入清宫后，引发了乾隆帝的兴趣，不仅自己作诗吟咏，还命郎世宁为其图绘。乾隆帝的兴趣当然来自含羞草“知时自眠起，应手作昂低”的开合特质，但绝不仅限于此。从乾隆帝赐名“知时草”来看，更能引起其查究兴趣的在于含羞草的“知时”特性。乾隆帝在《海西知时草》题跋中提到，此草“其起眠之候，在午前为时五分，午后为时十分”。乾隆帝观察到“海西知时草”不仅能够开合，还能精确地把控开合速度，而且在午前午后的开合时间有所差别。
乾隆帝的观察是否准确？从植物学的研究来看，恐怕并不准确。与乾隆帝同时代的英国园艺学家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在其1735年出版的《园艺家辞典》中即有对含羞草的记载，在述及其开合特质时并没有提到午前午后的时间差[12]。现今植物学研究亦表明含羞草在受到外界触碰时，会发生叶羽合闭、叶柄弯曲的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叶片又会张开、叶柄亦会调直。这是原产于美洲热带的含羞草为适应当地狂风暴雨的环境，保护自身少受侵袭所产生的应激反应。至于叶片的开合速度则与刺激的强烈程度及空气湿度、光线明暗等因素密切相关，时间长短并不固定[13]。可知乾隆帝观察到的含羞草“午前为时五分，午后为时十分”的开合时间并不准确。不过，乾隆帝的这一错判并不影响本文的讨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误解，才提示出清宫人士对精确计时的关注。这也是乾隆帝将其命名为“知时草”的真正原因。
那么，“海西知时草”所“知”的时间是怎样的时间？“五分”“十分”的开合长短是中国传统的时刻计时，还是西洋舶来的分秒计时？
中国传统计时方法早已有之。商代以干支计日，西汉武帝太初历以十二地支为十二时辰以计日，同时将百刻计时与自然特征计时并用。后几经变化，直到梁武帝时将十二时辰与一百刻共同使用以计时[14]。但百刻与十二时辰共同计日使用起来并不方便，因为一百刻不能被十二时辰整除，所以每个时辰中含有八个大刻及两个微刻。换算成现在的计时方法，大刻时长14.4分钟，微刻时长2.4分钟。每个大刻分为60分，因此中国传统计时中的每分对应的是现代计时的0.24分钟[15]。这套计时方法使用起来比较复杂，却一直延用到清代初期。
中国传统计时工具有圭表、日晷、刻漏、香篆等，但因观测条件限制，计时并不十分精确。水运浑仪、水运仪象台等水力机械钟，大明殿灯漏、五轮沙漏等机械计时器等，虽计时较精确，但多体量巨大，难以普及使用[16]。
传统计时工具与计时方法在明末清初发生巨变。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将自鸣钟引入中国，西洋分秒计时方法开始为中国人所知[17]。清朝初期，由于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清宫开始使用西洋钟表。康熙帝不仅在宫中使用西洋钟表以计时，而且在养心殿造办处增设修理及制造自鸣钟的作坊[18]。西洋计时方法的采用使得清宫计时变得更为精确。
康熙帝曾作《咏自鸣钟》：“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19]可见，精确到分的自鸣钟已成为康熙帝安排生活及工作的必需之物：无论是上朝议事、批阅奏折，还是安眠休憩，都会用到。乾隆帝也曾作《咏自鸣钟》诗，其中“秒分暗自迁”“钟指弗差舛”等句，亦在喟叹西洋钟表报时准确、计时精微[20]。
西洋计时方法在清宫中得以广泛推行还与清廷在天文历算上对西洋传教士的重用有关。在西洋天文知识传入之前，中国人根据日月至合运行轨迹和位置，将黄道附近星象划分为二十八组，称为“二十八宿”，又将其与四宫、四象、四季相互配属，反映恒星月的运行周期[21]。清代负责观测天象、修订历法的机构为钦天监，始设于顺治元年（1644）。是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决定采行西法观测天象、修订历法。这一做法源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编成的《时宪历》远较当时钦天监所编《大统历》精确[22]。康熙朝钦天监监正多由西洋传教士担任，他们负责制造天文观测仪器并掌管观象台。乾嘉文士赵翼曾言：“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历书，多用西洋人。”原因是由于“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23]。
西洋传教士为清廷制造了新式天文仪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于康熙十二年（1673）主持督造了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天体仪、象限仪、纪限仪共6座仪器。德国传教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于康熙五十四年设计制造了地平经纬仪。乾隆年间，奥地利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主持制造了玑衡抚辰仪。这些采用欧洲天文学度量制和仪器结构的天文仪器，替换了观象台上原有的浑仪、简仪等中国传统仪器，大大提高了天象观测精度[24]。在院画家徐扬绘于乾隆二十六年的《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中（图2），可见当时京师观象台上的部分西洋新式天文仪器。
图2 徐扬 《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之“观象台”（局部） 纸本设色 48.9×1342.6cm 1761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西洋传教士还给清廷带来了不同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宇宙新知[25]。其对中国传统“天圆地方”说的颠覆，引起中国传统士人的激烈反对。康熙初年，曾发生一起震动朝野的新旧历法之争。传统士人代表杨光先、吴明烜与西洋传教士代表汤若望、南怀仁针锋相对，争执不下。康熙帝令双方各用其法测验日影长度及行星位置，又派海图等大臣予以验证，证实南怀仁根据六仪所测与实际结果“逐款皆符”，而吴明烜所言“逐款皆错”[26]。面对这样的检测结果，康熙帝不仅为汤若望平冤昭雪，还重新委任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清廷重新启用西法观测天象，采用西方占星术制定与王朝政治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27]。
与此同时，康熙帝做出改革计时方法的决定。他于康熙八年二月初七日下令：“窃思百刻历日，虽历代行之已久，但南怀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应将九十六刻历日推行。”[28]因此，自康熙九年开始，清宫不再以百刻计日，改为九十六刻计日。九十六刻可被十二时辰整除，每刻为十五分钟，使用起来更加简便。因此，当乾隆十八年乾隆帝玩赏这株含羞草时，他所观察到的“五分”“十分”的开合时间差，已不是中国传统的时辰刻分，而是西洋的计时分秒。
西洋分秒计时法在清宫被广泛使用，通过钟表指针的应时声响来报时，已成为生活常态。康熙朝，宫中已多使用怀表、挂钟、座钟等西洋钟表，至雍正朝，宫中钟表陈设已相当普遍，凡重要宫殿皆有钟表用以计时[29]。乾隆朝时御制钟表颇多，是清宫钟表制作的鼎盛时期，同时宫中园囿的钟表陈设更为普遍[30]。皇帝离宫出巡，自鸣钟处亦需派太监携带钟表随侍。
受到西洋计时方法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清宫院画中出现了不少表现钟表计时的画作。雍正朝院画家所绘的《十二美人图》，画中家具陈设极为写实。其中一幅《持表对菊图》（图3），表现的即是一位古装美人手持珐琅怀表倚桌而坐的情景。怀表，当时被称为“时辰表”。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怀表指针指向20点整；美人背后所悬条幅中还有雍正帝所书“每怜异域钟偏巧，断送时光只几声”“检书怕睹鸳鸯字，手执时钟叹岁华”等诗句，感叹钟表报时声所提示的光阴逝去[31]。《十二美人图》中还有一幅《捻珠观猫图》（图4），画中仕女背后高几上摆放着一座木楼式自鸣钟。院画家精确绘制出表盘中的时针指向：13时38分。
图3 佚名 《十二美人图》之《持表对菊图》 绢本设色 184×98cm 清 故宫博物院藏
图4 佚名 《十二美人图》之《捻珠观猫图》 绢本设色 184×98cm 清 故宫博物院藏
位于宁寿宫花园西北角的倦勤斋于乾隆三十八年建成，原本是作为乾隆帝逊位之后颐养天年之所。倦勤斋中墙面所装饰的颇具视幻效果的通景线法画，主要由院画家王幼学带领画院画家及学生柏唐阿共同绘制而成[32]。在倦勤斋西殿二层楼梯转角处，有一处足以乱真的通景线法画（图5）。迎面而来的是一位手持纨扇半撩门帘的婉约女子，清宫档案称之为“掀帘美人”[33]。在美人身旁还绘出了宛然若真的屋内陈设：两座漆木几案，几案上分别摆放着线装书册、玉磬、青铜觚、白瓷瓶等古物文玩；门帘旁绘有一件西洋自鸣挂钟，表盘指针被具体而微地描绘出来，精准地指向11时18分。
图5 清宫倦勤斋西殿二层楼梯转角处美人掀帘通景线法画（局部）
可以说，西洋钟表所发出的滴答声响伴随着皇帝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安排。不论是郎世宁笔下的《海西知时草》，还是雍正朝《持表对菊图》《捻珠观猫图》等仕女画，抑或倦勤斋中“掀帘美人”通景线法画，这些图绘精微的清宫院画都反映出，西洋计时方法以其精确便利的特点在宫中得到广泛使用。
三、 中原节令、西洋计时的并置使用
虽然乾隆朝是经济、文化、军事实力颇为强盛的时期，但西洋舶来的自鸣钟，此时仍是珍贵的奢侈品，仅皇家及少数权贵阶层才得享用。广大民众无缘体会钟表计时的便利，时辰仍是他们广泛使用的计时单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乾隆朝宫廷在使用西洋时间的同时，还使用着中原农耕节令。
与西洋人不同，中国人并不将时间看作具体的时间点，而倾向于将时间理解为时机、时节，看成一段时间的过程[34]。在以农为本的汉人文化中，四时节令被赋予了重要意义，遵循时令成为农业生产与政治统治的首要规则。满族人原本并不熟悉中原汉人所使用的农耕节令，但随着入关日久，且需统辖广大的农耕地域，对收成影响甚大的岁时节令逐渐被皇帝重视。中原农耕节令亦融入清宫生活之中，在艺术层面，表现为皇帝命院画家于特定岁时节令绘制特定题材的画作，以此表达对四时和畅的期盼、对良好收成的祈愿。
在特定年节时令绘制的画作，在清宫中被称为“年节画”“年例画”“年节备用画”。每逢重要节令，清宫内务府都需组织院画家绘制岁轴节画。一般由皇帝直接派员传旨，院画家绘成后再由专人取回呈皇帝阅览。图绘《海西知时草》的郎世宁，在供职清廷期间，就曾经多次绘制年节画[35]。
年节画的绘制有着明确要求，一是要求图绘内容带有相应节令的风俗活动、景物意涵[36]，二是要求在相应节令时间前绘制完成，以便能够在节日中悬挂以装饰殿宇。一般来说，一年之中有几个较为重要的节令需绘制应景画作，如元旦、立春、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九、下元、冬至等。另外，除去对单一岁时节令的表现，院画家还有对中原农耕节令的成套图绘，如《十二月令图》[37]。
现仅以新春元旦为例，述及清宫院画对中原农耕节令的图绘表达。元旦即岁朝，为一岁之始，象征着除旧布新、否极泰来。每当临近年关，懋勤殿翰林便会拟写吉词岁轴，如意馆画院处等画家绘制年节用画，绘成后再交养心殿等各处悬挂张贴。如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如意馆就接到要求赶制年节画的旨意：“沈源持来司库图拉押帖一张，内开年节备用绢画，唐岱、陈枚、孙佑、沈源，每人画三副，记此。”院画家们接旨后不敢怠慢，赶在年前绘成上交——“于本月二十八日，司库图拉将画得绢画十二副呈进。”[38]另如乾隆三十四年是如意馆绘制年画岁轴较多的年份。仅在此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就下旨令院画家徐扬奉旨绘制《岁朝图》横披一张，谢遂绘制雪景年节人物画一幅，启祥宫分画年节画十一张、岁轴对十副[39]。
其实，不仅院画家每逢新春需要绘制应景画作，乾隆帝自身也十分重视元旦岁朝，经常亲绘“岁朝图”以庆新春。除了清宫造办处档案的记载，现亦有多幅乾隆帝御笔画作留存，如作于乾隆二十八年仲春的《岁朝图》[40]、作于乾隆二十九年春日的《岁朝图》[41]（图6）等。这些御笔作品多绘如意、柿子、佛手、梅花、水仙、松柏、灵芝、青铜古玩等象征平安祥瑞的花卉器物，上题新作诗文，以此讨得新春好彩头。
图6 弘历 岁朝图 纸本设色 90×50cm 1764年 故宫博物院藏
在特殊的年份，乾隆帝还会绘制具有特殊寓意的“岁朝图”用以祈愿。如乾隆三十七年新春伊始，乾隆帝就特别绘制了一幅《开泰图》（图7）。此画是乾隆帝仿照明宣宗《三阳开泰图》的子母羊画意，同时结合郎世宁《开泰图》的海西画法造型，与宫廷画家、词臣画家共同绘制而成的新春祈福之作。乾隆帝还将新撰的《开泰说》题写其上，感怀民众艰难及为君之道。乾隆帝之所以有此做法，源于乾隆三十七年元旦恰逢立春，是百年难遇的“岁朝春”。民间向来认为得遇“岁朝春”为吉兆，预示着此年定会风调雨顺。而在前一年即乾隆三十六年，全国各省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是收成欠佳的灾年。“畿南秋沴”即直隶秋季大雨所造成的永定河泛滥之灾尤其令京师上下震动。乾隆帝之所以在乾隆三十七年开春特别绘制《开泰图》，正是借“岁朝春”这一寓意吉祥的好日子以祈福，希望能够安抚灾患、国泰民安[42]。
图7 弘历 御笔开泰说并仿明宣宗开泰图 纸本设色 127.7×63cm 1772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由上可知，在乾隆朝宫廷绘画中体现出了此时清宫生活中所使用的双重计时方法，即中原农耕节令和西洋分秒计时。中西计时方法各有使用范围，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统治需求：想要管理农业、约束水患，可采取中原传统的农耕节令；想要精确计时、与西洋人打交道，则可采用西洋舶来的分秒计时。而在实际日常生活中，计时方法却又是中西合璧，可以相互转换、并存使用的。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写到，姐妹们为宝玉过生辰开夜宴，玩得正酣之时，薛姨妈派人来接黛玉回去。众人便问是什么时间了，“人回：‘二更以后了，钟打过十一下了。’宝玉犹不信，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十分了”[43]。这里的“子初初刻十分”为中西计时方法的并置混用，“子初初刻”为传统计时，而“十分”则为西洋计时。“子初初刻十分”以现在的计时方法换算即23时10分。《红楼梦》虽是小说，但从中可知当时人对中西计时方法的转换使用早已习以为常。无论是中国传统时辰的“二更以后”，还是西洋计时的“钟打过十一下”，抑或是“子初初刻十分”这样需要进行转换的中西合璧计时方法，清人已运用得十分熟稔。
中西计时方法的并存，亦可从宫中计时器具之陈设窥见一斑。清宫众多殿宇前设置有日晷，晷面刻度多为西法测算的九十六刻，已非中国传统的百刻计日。虽然日晷可以测量日影以计时，但此时更多带有象征意义。清宫交泰殿中同时陈设着两种计时工具（图8），一边是中国传统的铜壶滴漏，另一边则是西洋大自鸣钟[44]。铜壶滴漏制造于乾隆十年[45]，编入《皇朝礼器图式》“仪器”类中（图9）。乾隆帝曾撰写《御制漏壶铭》，称“九十六刻成一日”[46]。之后因年久失修且计时不便，铜壶滴漏被废置不用。大自鸣钟作为西洋机械计时装置，同样编入《皇朝礼器图式》“仪器”类中（图10）[47]。它不仅作为礼仪象征陈设在交泰殿，而且因计时准确一直在使用。乾隆朝文人沈初曾这样描述铜壶滴漏与大自鸣钟：“交泰殿大钟，宫中咸以为准。殿三间，东间设刻漏一座，几满须日运水贮斛，今久不用。西间钟一座，高大如之，蹑梯而上，启钥上弦，一月后再启之，积数十年无少差。声远，直达乾清门外。文襄每闻午正钟，必呼同值曰：表可上弦矣！”[48]可见洪亮悠远的自鸣钟钟声可直达乾清门外，入值大臣所携怀表都需参考大钟报时来校准。
图8 清宫交泰殿中的铜壶滴漏与大自鸣钟
图9 《皇朝礼器图式》“壶漏”
图10 《皇朝礼器图式》“自鸣钟”
乾隆朝宫廷绘画如实表现出此时清宫生活中双重计时方法的交替应用。这不仅反映了满清王朝政治统治的日常形态，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西交流方面的包容性。需要指出的是，乾隆朝宫廷中中西计时方法的并置运用，并非时间观念变革的体现。时间观念的深刻变革，直至晚清近代才真正发生。随着公元纪年的引入、大型自鸣钟楼的建造，传统的时间观念与计时方法受到挑战，西洋分秒计时成为民众认识时间的主流[49]。时间观念的变化自然并非一蹴而就，本文所考之重心在于，乾隆朝宫廷人士已显露出对中原、西洋两种不同计时方法的理解与接受，并通过宫廷绘画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注释
[1] 吴十洲：《乾隆一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2] 欧立德：《这将是谁人之天下？——17世纪初叶满人对历史进程的描述》，戴福士：《走向另一个唐朝或周朝？顺治时期中原人的观点》，金载炫：《与中国时间斗争、时空的国族化：李朝后期的记时》，约翰·艾尔沃斯克格：《蒙古的时间进入了清的世界》，梅欧金：《“天主实义”在福建：在两个世界、两种时间之间》，赵世瑜、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均出自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赵世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3]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8页。
[4] 爱新觉罗·弘历：《知时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3页。诗中另有小注：“内府藏琥珀中有小草，茎、叶、花、萼随冬、夏二至以渐荣枯，谓之灵珀。”
[5][15] 郭果六：《试析〈郎世宁海西知时草〉轴》，《故宫文物月刊》2005年第10期。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3页。
[7] 杨伯达：《清代玻璃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4期；E. B. 库尔提斯：《清朝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米辰峰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 年第1期；Emily Byrne Curtis：《耶稣会士汤执中：乾隆皇帝宫廷里的玻璃工匠与植物学家》，刘祐竹译，《故宫文物月刊》2012年第8期。
[8] 简·基尔帕特里克：《异域盛放：倾靡欧洲的中国植物》，俞蘅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83—88页；张湘雯：《海西集卉——清宫园囿中的外洋植物》，《故宫文物月刊》2016年第3期。
[9] 刘晓源：《脉脉含羞西洋来》，《紫禁城》1988年第2期。
[10] 王钊：《观乎动植：康乾时代的清宫博物绘画研究》，北京大学哲学系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
[11] “知时草产西洋，名僧息底斡，译汉音为知时也。贡使携种以至，历夏秋而荣。以手抚之则眠，逾刻而起，花叶皆然。其眠起之候，在午以前为时五分，午后为时十分，实为遐方异卉，仰经睿题。”（《清朝通志》卷一二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53页）
[12] Philip Mille, The Gardeners Dictionary, London, 1735, Vol.Ⅱ.
[13] 参见G. Roblin：《含羞草：植物应激性研究的模型》，田秀英、罗志军译，《重庆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江一唯：《含羞草的叶片运动机制》，《当代化工研究》2019年第2期。
[14][24] 参见吴守贤、全和钧主编：《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424页，第484页。
[16][17] 参见郭福祥：《中国古代水力机械钟的发展历程》，《时间的历史映像：中国钟表史论集》，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第46页。
[18] 参见关雪玲：《中国钟表》，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钟表》，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19] 爱新觉罗·玄烨：《咏自鸣钟》，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8册，第606页。
[20] 爱新觉罗·弘历：《咏自鸣钟》，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5册，第725页。
[21] 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1—371页。
[22] 本杰明·艾尔曼：《科学在中国（1550—1900）》，原祖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
[23] 赵翼撰，李解民点校：《檐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页。
[25] 当时欧洲对于宇宙体系有多种不同理解：一是教会所信仰的托勒密地心体系，二是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为代表的日心体系，三是由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建立的介于日心体系和地心体系之间的折中宇宙体系，即地球围绕太阳转，其他行星围绕地球转。清廷所接受的宇宙知识来源于第谷的宇宙体系（参见本杰明·艾尔曼：《科学在中国（1550—1900）》，第118—123页）。
[26][28] 《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6页，第387—388页。
[27] 黄一农：《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星占术的态度》，《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29] 郭福祥：《雍正朝宫中钟表的来源与使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30] 参见王子林：《明清皇宫陈设》，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郭福祥：《乾隆时期宫廷钟表收藏考述》，《故宫学刊》第7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
[31] 诗文条幅虽落款董其昌，但从诗文内容到书法风格来看，都应出自雍正帝之手（杨新：《胤禛美人图揭秘》，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32] 聂崇正：《故宫倦勤斋天顶画、全景画探究》，《美术研究》2000年第1期。
[33] 巫鸿：《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75页。
[34] 参见朱利安：《论“时间”：生活哲学的要素》，张君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7页。
[35] 畏冬：《郎世宁与清宫节令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2期。
[36] 薄松年：《宫廷节令画钩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
[37] 陈韵如：《时间的形状——〈清院画十二月令图〉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22卷第4期，2005年。
[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7册，第774页。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2册，第553—554页。
[40][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8册，第48页，第777页。
[42] 赵琰哲：《节令、灾异与祈福——清乾隆朝〈三阳开泰图〉仿古绘画的趣味与意涵》，《美术研究》2014年第1期。
[43] 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94页。
[44] 巫鸿：《时间的纪念碑：巨形计时器、鼓楼和自鸣钟楼》，《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梅玫、肖铁、施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3页。
[45] 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宫火灾殃及交泰殿，铜壶滴漏与大自鸣钟同毁于大火，后于嘉庆三年仿原样制重造（刘月芳：《故宫交泰殿铜壶滴漏制造年代辨误》，《文物》1993年第11期）。
[46][47] 允禄等编撰，牧东点校：《皇朝礼器图式》，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135页，第139页。
[48] 沈初：《西清笔记》，广陵书社编：《笔记小说大观》第12册，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9296页。
[49] 关于晚清近代中国计时方法及时间观念转变的研究，参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李侑儒：《钟表、钟楼与标准时间：西式计时仪器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1582—1949）》，（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版；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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