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涛︱批校本的层次类型及梳理方法刍议——以清人批校本《文选》为例
筠山录钱陆灿批校 《文选》 上海图书馆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11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批校作为一种知识传衍手段，形成了阅读史中的独特物质形态——批校本。批校者的多次叠加，过录者各取所需的转录，由一人之本到多人参与的汇评汇校，都令文本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在既往研究中，存在着将批校和过录混淆、把批校者张冠李戴等诸多问题，这与研究者对批校本层次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直接相关。笔者以清人批校本《文选》为例，将批校本的层次类型从参与“人”的维度划分为三大类六小类，分别辅以例证区分辨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梳理批校本层次的三种方法：一是观澜索源的脉络分析；二是对批校内容进行整体比勘；三是从批校者的“互文”对话中寻求线索。
批校本作为一种古籍版本形态，虽然历来受到收藏家的重视，但进入研究视野相对较晚[1]。近年来，随着文献研究的深入和评点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批校本受到学界青睐，或被征引利用，或被个案考证，或被辑录整理[2]。与此同时，收藏机构公布的古籍影像和出版界影印出版的图书中，批校本也随处可见。然而，在研究和整理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将批校和过录混淆、把批校者张冠李戴等等。这与研究者对批校本层次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直接相关。本文拟以笔者调查到的82种清人批校本《文选》中的典型个案为例，探讨批校本的基本层次类型，并对如何辨别和厘清批校本的复杂层次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批校中的圈点、标抹符号等暂不涉及；批校与过录所用底本不同造成的文本差异十分复杂，亦暂不讨论。
一、 批校本的层次类型
此处所言批校本，包括名家手批本与过录本，不含刻印的评点之本[3]。过录本是抄者阅读的产物，通常保存了手批本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在手批原本不存的情况下，其价值更为凸显。过录本有一人专录一家批校者，也有一人录多家批校者，更有多个过录者录于一本之上的情况。有时，过录者还会施加自己的按断。过录本的存在，对手批本的传播和批校内容的丰富起了重要作用，是手批本得以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正是由于过录者的存在，增加了批校本层次的复杂性。下面拟以清人批校本《文选》为例，从“人”的维度着眼，将批校本分为三大类六小类，分别举例分析其层次构成。
（一）同一家的不同批校本
即同一家批校在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副本之上。读书活动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由于目的、时间、载体的变化，同一家进行多次批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造成了批校本在“源头”上的差异。通过这些差异，可以反窥批校者不同时期的批校特点。正如杰克森所云，读者的批校不仅可以反映其私人生活、读者的社会功能和他们所觉知的自己的社会功能，而且可以展示读者阅读时的学习、思维过程和心理状态[4]。清初钱陆灿集录明末清初孙月峰等诸家批校，又间出己意加以按断，形成了他自己的批校本《文选》，影响深远。上海图书馆藏有筠山录钱陆灿批校本《文选》，目录末录有钱氏跋语：“余第一阅本为邓生木上取去，第二阅本则杨生凫令临一副本见还，此本则孙生天士所临也。”[5]卷二三前衬叶又录钱氏跋语。据此可知，钱陆灿从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二十四年间，至少批校《文选》四次。他先后赠给邓木上、杨凫令、孙天士，最后自藏一本。这三人均为钱氏学生，邓木上为金陵万竹园主邓旭之子邓焮，钱陆灿曾馆于邓旭金陵万竹园。杨凫令即杨乔年，武进人，工书，名列常州书法“后四家”。孙天士，即孙闳达，字天士，号逊庵，江苏南通人。清康熙三年进士，官太原知县，著有《逊庵诗稿》《自知编》等。钱陆灿没有写过《文选》专著，其选学研究心得仅以批校形式传世。这四个本子，批校内容最多、传播最为广泛的是孙天士本。这一点从存世本批校内容多据孙本传录可以得到印证。钱陆灿批校《文选》，有因子女早丧而以读书纾痛的动因，更有教学的实际需要。他为孙天士批校之时，已经见过《文选瀹注》等书，掌握资料更为丰富，所以此本批校内容明显多于其他三本。这体现了钱氏掌握材料的变化与心境的不同。
除了钱陆灿、潘耒等人外，清人中批阅《文选》次数较多的还有许巽行。巽行字密斋，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数十年以校勘《文选》为业，校订异文，申说字义。光绪五年（1879），其玄孙许嘉德复加按语，整理刊刻成《文选笔记》一书。卷前有嘉德识语云，“高祖密斋公校雠《文选》凡十三次，痛削五臣沿习之旧，悉还李氏原有之文”，并且“皆有更正之文，而多未加载笔记”[6]。此外，俞正燮的两次批校本、顾广圻的不同校勘本、梁章钜的两个批校本，也都属于这类情况。批校者因为时过境迁思想变化、掌握材料不同、批校目的差异，进行了两次以上的批校。正如程章灿所云：“对流传版本进行校订，正讹补缺，从而制作某一新的文本，甚至催生一种新的文献……衍生文献虽然有所依傍，但它绝非没有原创性，相反，其原创性恰是隐藏于对原典的依附之中。”[7]同一家陆续在不同本子上进行批校，成为清代新的《文选》学著作生成的基本范式。
（二）同一人（家）的汇校汇评本
同一人（家）不断将新获得的资料和心得汇集于一本之上，逐步形成了汇校汇评本。这种情况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批校者长期批阅一书，所见材料不断变化，阅读感受逐渐深化，于不同时间批校于一本之上；二是过录者痴迷一家，将名家不同时期的批校本汇集于一个底本之上。
1. 批校者不同时期批校于一本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梁章钜批校本《文选》，是此种批校本的典型。梁章钜是清代著名的选学大家，著有《文选旁证》。他在《文选旁证自序》中说：“束发受书，即好萧《选》。仰承庭训，长更明师。南北往来，钻研不废。岁月迄兹，遂有所积。”[8]此序作于道光十四年（1834），距其“束发”（约1795），整整四十年。梁氏批校本《文选》，至少明确记载了两个不同的批阅时间。卷六首有朱笔“嘉庆甲子（1804）二月初旬校”的识语[9]，是卷内最早的时间节点；卷五五末用朱笔写有“嘉庆乙丑正月初六日，章钜手录并识”一句，则是接近此次校读尾声时所记。虽然不是每一卷的识语都得以完整保留，但这些简短的记录非常清晰地表明，1804—1805年间，梁章钜曾以朱笔校读此书。而各卷保存的墨笔识语，是梁章钜数年后又一次批校的证据。卷一有墨笔记“戊辰（嘉庆十三年）初冬校于赛月亭之背树轩”，卷三○记“庚午重阳后三日，补校于赛月亭”，卷三五记“庚午八月十六日，重校于补萝山馆”，卷五八记“庚午九月七日重校于赛月亭”等等。上述几条识语，既明确记载了校读的时间和地点，而且说明校读是不断累积进行的。从内容来看，梁氏在这两次批校中主要利用的资料有孙月峰《文选瀹注》、何焯评点《文选》、于光华《文选集评》、方廷珪《文选集成》、林茂春《文选补注》、段玉裁《校文选》等。将其与梁氏所著《文选旁证·凡例》所举诸家比对，会发现批校本已具《文选旁证》之雏形。又以批校所引林茂春语与《文选旁证》比勘，会发现有诸多差异[10]，于此可看出梁氏不同时期的取舍倾向。当然，梁章钜这样标注批校年月的做法一目了然，非常容易看清批校层次和材料来源。如果没有标注，就需要从内容去寻绎并辨析批校层次。
梁章钜批校《文选》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2. 过录者将同一家不同时期的批校录于一本
同一家不同时期的批校被过录于一本之上的情况，以名家何焯最为典型。当然，随着书籍的流转，单纯录一家而又显示出源自不同时期批校的本子，已经非常罕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佚名录何焯批校本《文选》，未见他处著录，最为接近此种类型。此本卷中有过录者识语五处。卷一首记：“从《义门读书记》中补入，以后凡云‘何云’者据本此。”卷一末记：“以上四篇评语旧曾借相传何义门先生本录出。近得杨耑木先生本，更为详密，因为增入，而以杨云别之。以后悉照杨本，故不复别署云。”卷四首记：“以下悉照杨本，其有从他本附入者，以〇别之。”卷一六首记：“此卷旧从别本批阅，兹将杨本评语增入，不复别署，而以〇别之。”卷二四首记：“以下评阅俱从吴阊本增入，故不复以△别之。”[11]据此，此人所录至少包括《义门读书记》、相传何义门本、杨本、吴阊本等四种不同来源的何焯批校，内容互有差异，当分别源自何氏不同时期的批校传本。过录者将其陆续录于一本之上，虽然中间杂有他人评语，但其目的乃是集录何批。此外，于光华在《文选集评》刊刻之后，也发现了何焯的初评本，并且增补到《重订文选集评》一书中[12]。虽然后者不属于专录一家者，但也可从侧面证明此类情形的存在。
（三）不同家的同一批校本
这种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过录者汇集诸家批校于一本的汇评汇校本；二是过录者在汇评汇校的基础上，还施加了自己的按语；三是收藏者得到的本子上已经有前人批校，他又在其上增录了他人批校或者记下了自己的按语。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流传、层累，形成了不同人的同一批校本。这样的一人或多人参与的汇评汇校本，是批校本中层次最为复杂的，其中大多数并未标注批校者姓氏，需要仔细辨析内容源流、辨别笔迹同异，进行综合梳理。
1. 过录者汇集诸家批校于一本
汇集诸家批校于一本，往往是过录者（也即阅读者）充分理解内容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批校本的价值。这样的本子从内容来源讲，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过录者汇集诸家批校本于一本；二是过录者节录汇评本内容而成。第一种情况有的卷前会清楚交代，比较容易识别。第二种则一般不留痕迹，需要仔细辨析。国家图书馆藏阮元录冯武、陆贻典、顾广圻校并跋本《文选》[13]，属于第一种情形。阮元在过录前辈、时贤校勘时，亦步亦趋，非常严谨。除了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笔校改文字，还过录了冯武、顾广圻的识语，乃至冯本的涂改、顾本的签条也都一一过录，并标明叶数，而且细致记录了冯武、顾广圻和自己批阅《文选》的具体时间。此外，王同愈批校本《文选》也是此类中比较典型的例子[14]。过录者的重点是汇集前人、时贤的批校内容，较少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发挥按断，属于比较纯粹的学习，而非深入的研究。
王同愈批校《文选》 私藏
明末，已经有《文选瀹注》《文选尤》等汇录数家评点于一本的刻本问世。南京图书馆藏佚名录俞玚、何焯批点《文选》，过录何焯康熙辛巳秋日识语后，又有朱笔识语云：“余幼时最爱《文选》，十二三岁时，每于师案窃取俞批《文选》抄录。甲申年意欲补全，值冀北之游中止。直至庚寅夏，始借友人本以竟龆龀之志，并借义门何师批本校录，可称二美具矣。”在卷二九末又有朱笔识语一行：“乾隆己丑二月花生日前一日点阅毕。”[15]可见，至迟在乾隆中期，俞玚与何焯二人的批校已经出现了汇集本，且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其后的很多批校本，多是俞、何合璧本。随着于光华《文选集评》的刊刻，初学者纷纷过录或节录此书内容到一个本子之上，促成了第二种类型的汇评本的大量问世。从乾隆年间的诸多佚名过录者到晚清的曾国藩，无不受惠于此。这些批校本第一眼给人以朱墨灿然之感，最易使人误以为诸家手批本，只有比勘批校内容，才能正本清源。
佚名录俞玚、何焯批点 《文选》 南京图书馆藏
2. 过录者汇集诸家批校并加有按语
有时，过录者在汇集诸家批校内容的同时，也会加入自己的按语。上海图书馆藏谭献批校本《文选》即属此类中的典型。卷中数十条跋语，记述了谭氏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十四年间数次用力于此本。从具体时间到所用参校本，都翔实记录，绝非一般阅读目的的批阅所能比拟。跋语与《谭献日记》中的记载[16]相互印证了谭献曾计划撰写一部《文选注疏》的事实。谭氏主要参考了余萧客《文选音义》、胡克家《文选考异》、梁章钜《文选旁证》、王念孙《读书杂志·余志·文选》等书[17]。他不是长篇累牍地过录前贤批校，而是在底本上标注相关符号，简明扼要地注出是“胡校”还是“何校”，是“梁曰”还是“余云”。遇有心得时，则加上自己的按语。通过卷二《西京赋》中的13条按语，可以看出谭献在这个本子上所作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充分利用梁章钜《文选旁证》、胡克家《文选考异》的校勘成果，并予以补充、完善。有意见不同者，也予以标出。如他认为有的胡校有些武断，保留异文比较好。有时他还根据文意等推测原本情况，得出与胡校不同的结论。二是不厌其烦地校何校、胡校未及之处，列出校记。三是根据校勘及文义，辨析李善注之真伪，进行适当考证。这显然是在为计划撰著的《文选注疏》做准备。
谭献批校 《文选》 上海图书馆藏
3. 不同批校者（或过录者）的层层累加
有时，批校者（或过录者）所用底本上已有他人批校，他在此基础上又加了批校。从书籍再生产的角度看，也就是读者阅读使书的内容有了新的增值，正如程章灿所言：“读书是中心，抄书、校书、藏书、刻书等，既是读书的准备，也是读书的方式；而编书、著书、注书等既是读书的延伸，更是对书的利用和再生产，也是书的传播流通的另一种方式。”[18]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任侠、高步瀛批校本《文选》。此书原有清任侠父子墨笔批校，卷前高步瀛跋云：“是书原有评点，不知出何人手，向读时□□误处，而评尤谬妄可恨也。今迻录吴挚甫先生评点，只好用绿色笔以别之。而旧评之尤诞者，亦间乙去，俾初学知所去取焉。戊午二月，阆仙识。”[19]翻检可知，高步瀛对清人任侠批校进行了大量勾抹涂改，并添入了吴汝纶集成的桐城派评点。高氏对任侠评点进行否定与驳斥，又将桐城派历代名家评语集于一本，最终形成了多重的批校层次。
有前人题跋或“凡例”固然给人以指引，但有时候也要仔细辨析。因为有的题识文字已经产生误会，会以讹传讹。如上海图书馆藏王帆洲录诸家批校本《文选》，卷前有王帆洲朱笔跋语。他直言买到此书时即有部分“丁屺山批评”，但不全。于是他十多年间四处借阅，节录诸家评注于其上[20]。之后，书归藏书家张玉山，张又作题识以表看重。审卷内批语，墨笔乃据汪由敦本系统过录，但已经失去“汪由敦按”及卷三后面的识语。朱笔内容多有标“邵子湘云”者，均与何焯、俞玚评语相合，却与《重订文选集评》等书所录“邵云”不同。故而笔者颇疑其或是过录自邵子湘的过录本，或因邵氏过录时未标批校者姓氏，故二次过录者误将邵氏过录的何焯、俞玚评语当作邵氏自己的批语。
王帆洲批校 《文选》 上海图书馆藏
二、 梳理批校本层次的方法
正是因为批校本的层次纷繁复杂，故常常会发生利用者误判的情形。有时，研究者欣喜若狂地发表论文，认为辑录出了新的材料，然通盘细审，却可能是价值不大的过录内容。利用批校内容时张冠李戴的情形更是时有发生。要想摆脱这种状况，需要对批校本层次的复杂性高度警惕，多维度地对其进行观照、梳理。下面就此谈一点笔者的浅见。
首先，批校本的传播有一定规律，即通常是自内而外、由师门授受的过录到友朋间的转录流播，由本地向其他地区扩散。循此脉络，由众多的“流”上溯至“源”，可以厘清一些重要的名家批校本之基本面貌。如上文所说的何焯批校本，由于传播最为广泛，成为有清一代《文选》批校本中最为复杂的一个“族群”。存世的过录本何批中，单纯的何批极少，更多的是杂糅了俞玚、钱陆灿等人批校的本子。尤其是俞批，与何批彼此混杂，难以分清，却往往被称为“何义门”评本。《义门读书记》《何评文选》和《文选集评》的先后刊刻，对何评《文选》的广泛传播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其后的很多过录“何焯批校本”，大多由这三种转录而来。与此同时，何批本旧貌也越发模糊。因为这三种刻本不但所辑的何评本不同，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削或增改。如海录轩本《何评文选》卷八扬子云《羽猎赋》下，何批云：“《按子云奏此赋得为郎给事黄门漫题一绝》：‘待诏承明四十余，客言词丽似相如。《上林》《羽猎》方驰骋，可得雕虫悔壮时。’”[21]而在较早的过录本何批中，却保留了“康熙冬壬午，书以自嘲”[22]的时间落款。汪由敦录何批之外，偶有所见，加以按语，与何焯批校形成互补或对话。用混杂了诸家批校的“何批”本，与比较严谨的汪由敦本对照，既可总结出汪氏对《文选》的用力之处，也有助于复原何批旧貌。此外，汪氏过录何焯批校本《文选》，有着由内而外、由族人到佚名者的传播过程，在清代有着比较广泛的转抄传播经历。我们可以汪氏过录本及转录本为中心，反推寻绎，探究、复原何焯批校本《文选》的原貌。
汪由敦批校 《文选》 上海图书馆藏
其次，将批校本置于古代阅读史的大背景下，对批校内容进行系统参照、整体比勘，梳理其层次及源流关系。在不断转录的过程中，过录者作为批校内容和形式的传播者，往往会因学识所限，造成批校内容的张冠李戴。比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影印了《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天头有佚名录“邵二云曰”批校。范子烨在《前言》中云：“‘邵曰’为邵长蘅之批语，而‘邵二云曰’则为邵晋涵之批语。两家的批语约计有三万余言。”[23]这些批语后来被赵俊玲收录到《文选汇评》中，也是列于“邵氏”名下。细翻《集成》一书，卷内很多的“邵曰”“邵二云曰”被人涂去，表明此前的收藏者发现了些许疑点。
笔者发现，浙江图书馆藏金守正录潘耒等批校《文选》等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答案。浙江图书馆藏本过录潘耒识语后，有金守正跋语，非常清楚地介绍了潘耒批校本的来源，并且发现了其中有何义门评语羼入的现象。此本最大的价值，是非常完整地过录了潘耒为其子潘其炳批校的内容，包括文辞赏玩、篇章结构的分析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很多叶韵切音，正是潘氏《类音》一书的重要资料来源。此本与上海图书馆藏本不属于同次批本，与兰州大学图书馆所藏同源，但批校内容保留得更全。将之与“邵晋涵”批校本《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邵曰”“邵二云曰”对比，可发现评语几乎99%相同，只有少数用语略异。这是《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批语过录自潘耒批校的铁证。潘耒曾代柯维桢撰《文选瀹注序》，又被张之洞《书目答问》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入“《文选》学家”[24]，足见其在清代《文选》学界举足轻重之地位。邵晋涵主要成就在史学和小学方面。当然，从其所作《拟鲍照舞鹤赋》来看，他也肯定是熟读《文选》之人，但与其同时的人所录比他长一百多岁的潘稼堂评语与“邵二云曰”内容相同，显然潘氏才是真正的作者。
金守正录潘耒等批校 《文选》 浙江图书馆藏
既然批语源自潘耒，那《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这个本子又如何有了“邵曰”“邵二云曰”的标注呢？这说明邵二云确实是批阅过《文选》的，而他过录的对象当系潘耒批点本。在他抄录评语过程中，除了个别地方，绝大多数没有逐条标明是潘稼堂语。后来，《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转录其批校本，误以为是他本人手批。可见，我们不能轻信批校本中的“某曰”“某案”等字眼，而应系统比勘批校内容，这样才能厘清批校层次及源流关系。
再次，重视批校本中的“互文”信息，发掘批校本所展现的对话线索。就批校内容而言，后者对前人有时会有回应，或赞同申说，或反驳考证，这也有助于厘清批校本的层次。如上文提到的《文选》卷八扬子云《羽猎赋》末有何焯题诗，在苏州图书馆藏赵豹三批校本上，其后又有墨笔一则，当是赵氏笔意：“是年冬十二月，圣庙召先生暨海宁查初白慎行、武进钱䌹庵名世、休宁汪紫沧灏于南书房，试诗文，赐先生与灏癸未科一体会试。明年，又赐先生、灏、蒋文肃一体，殿试改翰林吉士，特达之，知子云远不逮矣。”[25]针对何氏自题绝句，赵氏征引史实，道明何焯相比于扬雄的幸运之处，表达了自己对扬雄与何焯不同命运的感慨。又如上文所言高步瀛录吴汝纶集评本，所用底本上有名为“任侠”的评语。高氏在跋语中就多有诋毁，并且对很多任侠的评语都进行了涂抹，甚至将其斥责为一介腐儒[26]。又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孙尔周批校本，也是汪由敦过录本系统的一个传抄本。孙氏在过录何义门、钱陆灿、汪由敦等人批校时，并非单纯抄录，而是偶发己见，其中颇为重要的，是对文章段落划分、主旨把握的“总评”，足见他精通文章结构和章法。如卷一二在总结何义门所云“畦径分明”后，笔锋一转云，“然浩淼离陆，变化错综，观者已茫乎不知其畔岸矣”[27]，与何氏的品评形成对照。这些不同批校者之间的“对话”，不仅有助于厘清批校本的层次，而且可以使我们鲜活地感知古代文学批评的语境、氛围，值得关注。
高步瀛录吴汝纶集评《文选》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孙尔周批校《文选》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文选》自身版本的复杂性，为其批校本的复杂性已然做了铺垫。撇开这一点不论，批校者的多次叠加，过录者各取所需的转录，由一人之本到多人参与的汇评汇校，都令文本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不过，只要我们对批校本层次的复杂性有高度警惕，多维审视，通盘分析，认真细致地进行比勘，还是可以大致做出区辨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期望更多的学人加入讨论，共同深化批校本的研究。
注释
[1]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十章第三节《批校本》开列专节介绍，韦力《批校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为第一部研究专著。
[2] 目前对批校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个案考证，仅程章灿《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3期）、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袁媛《批校本研究的困境与尝试》（《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论文集》上，北京大学2019年）等少数几篇论文，简要分析了批校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路径。
[3] 韦胤宗总结道：“批校最本质并起决定性作用的特征有两个：其一是它永久地附着于事先存在的文本上，是一种回应性的书写材料；其二它必须是手写的。”（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
[4] 转引自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
[5] 张凤翼纂注：《文选纂注》目录，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筠山录钱陆灿批校并跋，上海图书馆藏。
[6] 宋志英、南江涛选编：《〈文选〉研究文献辑刊》第4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7] 程章灿：《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及其他》。
[8] 梁章钜撰，穆克宏点校：《文选旁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9] 萧统辑，梁章钜批校：《梁章钜批校昭明文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本段所引识语均据此本。
[10] 详参南江涛《梁章钜批校翻刻汲古阁本〈文选〉及其价值——以〈魏都赋〉为例》（杜泽逊主编：《国学季刊》第3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和《林茂春〈文选·赋〉简端记》（《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7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
[11] 萧统辑：《文选》，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清康熙二十五年钱士谧重校本，佚名录何焯批校，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12] 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重订凡例》云：“义门先生《文选》评本，凡三易稿，故或纪年或用又曰以别之。世所传写，皆晚年所定，初次则支分节解，于初学尤宜。华幼时所受业于家泉庄先生琰，亦系晚年定本。丙戌春，晤宜兴吴丈怀雍振鹭于羊场旅邸，得见初次评本，另抄一帙，藏诸箧笥。”（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13] 萧统辑：《文选》，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清乾隆二十七年杨氏儒缨堂重修本，阮元跋并录冯武、陆贻典、顾广圻批校并跋，国家图书馆藏。
[14] 南江涛：《王同愈批校〈文选〉述略》，《国学学刊》2018年第3期。
[15] 萧统辑：《文选》，清翻刻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本，佚名录何义门批，南京图书馆藏。
[16] 范旭仑、牟小朋整理：《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40页。
[17] 萧统辑：《文选》，清乾隆间云林周氏怀德堂翻刻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本，谭献批校并跋，上海图书馆藏。
[18] 程章灿：《教化有根 斯文有脉——〈江苏文库·文献编〉前言》，《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2期。
[19] 萧统辑：《文选》，明潘惟时、潘惟德刻本，高步瀛录吴汝纶评点并题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20] 萧统辑：《文选》，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清康熙二十五年钱士谧重校本，王帆洲汇评，张玉山题识，上海图书馆藏。
[21] 萧统辑，何焯评：《文选》卷八，清海录轩刻本。
[22] 萧统辑，何焯评：《文选》卷八，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本，汪由敦批校，上海图书馆藏。
[23] 范子烨撰：《〈昭明文选〉邵氏批语迻录稿》，《文史》2006年第1期；后作为《前言》收入《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一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引文见该书第1册《前言》第3页。
[24] 范希曾编，瞿凤起校点：《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页。
[25] 萧统辑：《文选》，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清康熙二十五年钱士谧重校本，赵豹三跋并录钱陆灿批校并跋，汪昉跋，苏州图书馆藏。
[26] 赵俊玲编著：《文选汇评》，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27] 萧统辑：《文选》，清乾隆间云林周氏怀德堂翻刻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本，孙尔周批校，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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