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妍︱开合之际与内外之间：新亚述帝国浮雕纪功门的空间阅读
巴拉瓦特大宫门青铜浮雕饰带残片，描绘腓尼基城邦向亚述王纳贡的场景 新亚述帝国沙尔曼纳瑟尔三世（前858-824年）时期 青铜材质 10 ×28×0.4 cm 出土于伊拉克巴拉瓦特遗址 美国巴尔的摩沃尔特艺术博物馆藏（编号54.2335A）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3期，责任编辑王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公元前9世纪是亚述帝国迅速崛起的时代，也是对外征服与对内建设并举的时代。出土于今伊拉克北部巴拉瓦特遗址的三组青铜门饰浮雕带，重构了亚述帝国早期三座形制宏巨的宫殿与神庙大门，它们延续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造门纪功传统与图像叙史模式，以图文结合、开合有变的动态方式描绘了帝国空间扩张与帝王统治路径的结构性图景，是“帝”与“国”关系的图像化表达，也是新亚述时期疆域地理视野和王权意识形态的视觉化再现。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门”（苏美尔语
对神庙、宫殿等重要建筑物来说，门的营造显得尤其重要，用料不仅选用最为优质的木材[5]，还常饰以各种贵金属、宝石。早在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约前2900—前2350），就已使用贵金属装饰木质门扉与堂柱[6]，此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新亚述时期（前934—前612），金、银、铜等被锻为薄片，做成条带来装饰宫殿及庙宇的大门，几成一时之风[7]。目前发现的亚述金属门饰遗存主要来自公元前9世纪以后的“帝国时代”，饰门带上皆有锤鍱而成的浅浮雕，图像内容多为与亚述王功业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些以金属浮雕带装饰的建筑物大门耗工极巨，造价不菲，是新亚述时期帝国财富、历史事件、文化观念与艺术成就的集中展示。它们不仅构成了亚述艺术研究的核心材料之一，也为后世观想亚述帝国的政治图景与时代风貌提供了重要依据。
留存至今的亚述建筑门饰，以出土于今伊拉克北部巴拉瓦特（Balawat）遗址的三组青铜浮雕带保存最为完整，且其构成的图像体系最为系统。它们由公元前9世纪两位声名显赫的亚述王营造，用以装饰三座形制宏巨的宫殿和庙宇的大门，两组属于亚述纳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II，前883—前859在位），一组属于其继任者沙尔曼纳瑟尔三世（Shalmaneser III，前858—前824在位）。这些门饰浮雕通过对亚述王的形象与功业的描绘，捕捉了帝国崛起过程中一些至关重要的时刻，传达出巴拉瓦特三门超越一般建筑功用的“纪念碑性”诉求[8]，使它们成为承载意识形态与历史记忆的帝国“纪功门”。
巴拉瓦特三门考古发现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亚述学界对其展开了诸多层面的研究，但皆采用在门的闭合状态下进行“平面式”的观读视角[9]（图1），这显然剥离了三门原有的建筑语境，忽略了它们在亚述宫殿和庙宇中分隔空间的建筑功用，以及在日常开合中控制进出的社会效能。本文尝试以“开”与“合”两种动态视角，以“空间”为框架概念[10]，对巴拉瓦特门饰浮雕进行全新释读。同时，借助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提出的“三元空间”理论[11]，对浮雕纪功门在建筑、图像与社会三个层面所营造的“感知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空间”（lived space）加以区分，力求在此基础上对亚述帝国纪功门的浮雕空间方案进行多维理解。
图1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大宫门（1:1复原件）在大英博物馆6号亚述展厅中以闭合、平面的状态展示（作者摄）
一、巴拉瓦特三门的发掘与图像解析
巴拉瓦特遗址位于今伊拉克北部底格里斯河以东，此地在亚述时期被称为伊姆古尔-恩利尔（Imgur-Enlil），意为“恩利尔神所赞许的”。该城大致建于亚述纳西尔帕二世统治初期，与当时新都卡尔胡（Kalḫu，今尼姆鲁德）的修造几乎同时[12]。伊姆古尔-恩利尔城规模很小[13]，但位于亚述政权核心区域的中心地带（图2），与新都卡尔胡、军事要塞尼尼微（Nineveh）形成三角形的呼应之势，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意义。考古学家在巴拉瓦特周边勘测到了向卡尔胡与尼尼微两个方向延伸的道路遗迹，说明伊姆古尔-恩利尔城在当时可能被用作亚述帝国东征的一个前哨站[14]。
图2 亚述核心区域地图，其中虚线标注的是考古学家在巴拉瓦特城址周边勘测到的通向尼姆鲁德、尼尼微等主要城市的古代道路遗迹（David J. Tucker, “Representations of Imgur-Enlil on the Balawat Gates,” Fig. 2）
近代以来，巴拉瓦特遗址经过两次主要的考古发掘。1878年，考古学家霍尔穆兹德·拉萨姆（Hormuzd Rassam）主持了首次发掘，在后来勘断为王宫所在处发现了沙尔曼纳瑟尔三世“大宫门”（SPD）和毗邻的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小宫门”（APD）。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发掘由英国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瓦（Max Mallowan）主持进行，他在玛穆（Mamu）神庙内部靠近神殿前厅的位置发现了亚述纳西尔帕二世的“庙门”（ATD）（图3）[15]。沙尔曼纳瑟尔三世大宫门是巴拉瓦特三门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最著名的一座，相关材料在19世纪末期发掘后不久即被整理发表[16]，而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小宫门和庙门的相关材料，直到2008年才以专著形式完整出版[17]。
图3 1956—1957年考古发掘勘定的巴拉瓦特遗址城区平面图，其中红色标注的三门位置由作者添加[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Fig. 44]
巴拉瓦特三门的主体都以木材建构，皆为双开门（图4）。依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造门方法，门扉以窄木条纵向拼合而成。两侧门轴使用天然形状的整段原木为料，顶端有轴环嵌入周边墙内将其固定，最上方冠以青铜顶饰，轴柱下端呈锥形，嵌入青铜底托之中，在埋于地下的轴石上旋转，带动门扉开合[18]。门扉外侧都有青铜浮雕带装饰，每侧八条。三门出土时木质架构早已腐朽殆尽，依据保存下来的门饰浮雕带的规制，可以相对准确地复原出门的尺寸（表1）[19]。同样，依据轴柱下粗上细的天然形状，还可以通过饰带环柱一侧的长短基本确定铜条在各门上的排列位置[20]。
图4 巴拉瓦特纪功门形制与结构复原图（作者绘）
巴拉瓦特三门上的浮雕饰带以锤鍱的工艺在青铜薄片上塑形，再用镌刻的方式勾勒细节；每条饰带的图像上都附有文字题铭，用以标注所描绘历史事件的细节。沙尔曼纳瑟尔三世大宫门的浮雕带含双层图像，而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小宫门和庙门的浮雕带仅有一层图像。
巴拉瓦特三门门饰浮雕的内容皆属“叙史”（historical narrative）一类。作为“用图像讲故事”的叙事性图像的一个分支[21]，叙史类图像描绘的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在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史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叙史图像已经在苏美尔统治者的纪功碑上使用[22]；及至亚述时期，在纪功碑上以图像叙史已成为王权修辞的一种重要视觉手段[23]。基于图像本身的叙事性，对门饰浮雕的图像解读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浮雕陈述了哪些历史事件？第二，通过怎样的视觉方式陈述事件？第三，选择特定视觉方式的原因与意义何在？
依据刻画的历史事件，巴拉瓦特三门门饰浮雕的所有图像可以归纳为五个题材：征战、狩猎、受俘、纳贡、立碑祭祀。从图像题材在门上的分布情况（图5）和出现频率来看，浮雕可分成三组：第一组是三门共有题材——征战和纳贡。按照图像刻画的场景细分，征战题材又可分为攻城和野战：攻城场景中，敌军在城内据塞坚守，抵抗亚述强攻（图6）；野战场景中，敌军出城抗击，战斗以短兵相接的方式展开（图7）[24]。纳贡题材虽然在相关浮雕带上的阿卡德语题铭中都标注为maddattu，但依据图像表现的事件场景和性质，又可将其细分为“野贡”（maddattu mahāru）和“朝贡”（maddattu wabālu）两种[25]：野贡指亚述王在外征战途中接受异邦纳贡（图8）[26]，通常王身后会跟随战车和骑兵；朝贡则是亚述王在亚述境内（偶尔在核心区域外的亚述据点）接受远藩来朝进贡（图9）[27]，王身后常以一个有显著亚述特色的城门为背景。
图5 巴拉瓦特三门浮雕题材归类示意图（作者绘）
图6 小宫门（左3）上的“攻城”场景[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Fig. 12]
图7 小宫门（右3）上的“野战”场景[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Fig. 28]
图8 小宫门（右7）上的“野贡”场景[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Fig. 36]
图9 庙门（右1）上的“朝贡”场景，左侧城门上题铭“伊姆古尔-恩利尔城”[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Fig. 74]
第二组是两宫门共有的受俘题材。这一题材包括战俘接受亚述王检阅，以及押解迁放两个相关情节。受俘检阅的构图模式与纳贡（尤其是野贡）场景颇为相似，敌城通常刻画在门柱一侧，城中有战俘鱼贯而出，接受亚述王清点（图10）。押解迁放的构图模式与检阅场景相反，俘虏与亚述王的运动方向一致，押解列队位于亚述王的战车之前（在大宫门的一些迁放场景中，不出现亚述士兵，由亚述官员代为押解），进入囚迁之城（图11）。
图10 小宫门（右1）上的俘虏“检阅”场景[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Fig. 24]
图11 小宫门（左8）上的俘虏“迁放”场景[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Fig. 22]
第三组是一门独有的题材。狩猎题材仅出现在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小宫门上，包括猎狮（图12）和猎牛（图13）两种。小宫门上的狩猎场景与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在都城卡尔胡的王宫朝堂浮雕中的狩猎场景相似，但缺少狩猎过后的祭酒情节[28]。沙尔曼纳瑟尔三世大宫门上的独有题材为立碑与祭祀（图14），内容为这位亚述王在征战途中为自己的胜利竖立纪功碑，并向神明献祭[29]。
图12 小宫门（左5）上的“猎狮”场景[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Fig. 16]
图13 小宫门（右4）上的“猎牛”场景[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Fig. 30]
图14 大宫门（右7上）上的“立碑与祭祀”场景（选自Schachner,BildereinesWeltreichs,Taf. 1）
“叙事”图像的核心要素，无外乎所叙之“事”及叙事之“法”[30]。从“事”的层面来看，巴拉瓦特三门的门饰浮雕虽然所涉史实众多，但事件的核心要素却很清晰：一是亚述王构成所有图像叙事的中心人物，亦即故事中的“英雄”[31]；二是所有图像叙事都围绕上述的五类题材进行；三是几乎每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理位置，都以题铭的方式清晰地标注在叙事图像的上方。就叙事之“法”而言，门饰浮雕的图像叙事结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线性叙述——浮雕带上每一个独立的故事都从靠近中心点的亚述王起始，自左向右或者自右向左单线发展；二是对称构图——依照双开门的形制，亚述王在门扉上的位置和行动方向总体上呈现出中心对称的结构。
厘清门饰浮雕图像叙事的题材和框架后，需进一步思考这些图像在三座纪功门上呈现的关联与意涵。每座门上描绘的16个历史事件得以组织起来的视觉逻辑抑或“图像程式”[32]是什么？其背后创作动机与历史契机又是什么？以下将通过对巴拉瓦特三门进行“开”与“合”两种机制下的空间阅读，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二、“合门”与亚述扩张的“认知地图”
当巴拉瓦特三门闭合时，门所统御的“建筑空间”被门扉隔断，门饰浮雕描绘的“图像空间”却随之呈现在观者眼前。三座纪功门各自的16条叙事浮雕带大都刻有题铭，用以标注图像所叙历史事件的性质及发生地。合门下的空间阅读可以从题铭给出的地理信息入手，确定史实所涉的地理方位，借此勾勒出浮雕图像的整体空间维度。
门饰浮雕的题铭皆以阿卡德语楔文书写，直接镌刻在浮雕图像带上方。在题铭中，地名遵阿卡德语传统以限定词标注类别，所涉的地名分属三类：“城”（URU），“国”（KUR）以及“河”（ÍD）。通过这些限定词，可以归纳出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小宫门上共提到六个大的区域，其中包括四个地缘政治区域和两个自然地理区域（表2）。大宫门和庙门上的地理信息依同理可得[33]。随后，将小宫门、庙门和大宫门门饰浮雕上的地理信息按门的建造时间分批标注在地图上（图15），我们会发现所涉地理方位在亚述核心区域（红色标注）周边，从绿色标注的小宫门地理范围，到蓝色标注的庙门地理范围，再到紫色标注的大宫门地理范围，三门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来的扩张趋势极为清晰。此外，亚述纳西尔帕二世修造的两座纪功门，亦即小宫门和庙门，其所涵盖的地理区域大部分重叠，尽管庙门上亚述的疆域似乎向西与东北两个方向推进得更远一些。然而，到了沙尔曼纳瑟尔三世修造大宫门时，帝国的疆域地理框架已经向四面八方全面扩张开来，他父亲所修造的两座门上提到的地理区域大多被弃之不表，可能因为当时这些地区已纳入亚述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图15 巴拉瓦特三门地理信息呈现的“帝国”扩张趋势（作者绘）
巴拉瓦特三门以浮雕图像展示的亚述帝国扩张进程图，在地理空间范围上，与亚述学家基于亚述王“年鉴”（Annals）文本考察得出的帝国初期亚述版图的演变过程（图16）可以完美对应[34]。这种对应暗示门饰浮雕在闭合状态下所呈现的图像空间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亚述王对其帝国霸业的“认知地图”（mental map），抑或帝国扩张早期地理认知中对关键“地方”的“图像志”。地理学家段义孚（Tuan Yi-fu）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一书中界定了人文地理学中“地方”（place）的概念，用以区别于笼统的“空间”（space）。在他看来，“地方”是人们从三重经验（感觉、知觉和观念）的视角生发出来的文化地理观，是有着相对固定的立足点和方向性的空间认知[35]。而所谓“认知地图”，即是建立在经验视角之上，以“特定的认知原则”组织地理数据创建的图像，它“反映了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引导人们空间行为的功能，正如普通地图一样”[36]。
图16 新亚述帝国早期扩张地图（选自Roaf,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p. 164)
巴拉瓦特三门门饰浮雕所勾绘的图像空间正是这样一种帝国地理“认知地图”，它具有典型的“经验性”与“方向性”特征。将亚述王与周边地理空间相连的所有刻画在纪功门上的历史事件，显然都属于一种“经验性”总结；它们提供了以“中央”统辖“地方”的有效方式，同时展示了亚述王对“域内地理知识和物理空间的掌握”[37]。而“方向性”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主要人物亚述王的站位和朝向。在绝大多数门饰浮雕带上，亚述王出现在靠近门扉交合的中线位置，并向两侧门轴方向运动，门轴处常绘有异域城市的图像。当门闭合时，两侧门扉合为一面，形成“中央”与“地方”呼应之势，是一幅完整的帝国霸业图。二是门饰浮雕所涉史事本身的行为属性。简单说来，浮雕刻画的历史事件可分为“出亚述”与“入亚述”两类行为方向。征战、狩猎、受俘、纳贡中的野贡以及立碑祭祀题材多发生于亚述王对外扩张的征战中，具有“出亚述”的方向特征，可称为“外向型”动作；与此相对，纳贡中的朝贡则是自边境之外向帝国中心的运动，具有“入亚述”的方向特征，可称为“内向型”动作。
具体到巴拉瓦特三门，大小宫门浮雕描绘的历史事件多涉及“外向型”动作，王居于亚述中心之外，进行开疆扩土的诸多活动。亚述王“出亚述”的方向特征通常由王身后跟随的战车或亚述营地标示；门柱两侧常描绘的异域城市图像则更为直观地提示了事件行为的方向性。与之相反，庙门浮雕描绘的历史事件大多涉及“内向型”动作，王居于帝国中心之内，在不断扩大的帝国版图里接受朝贡。“内向型”动作中“入亚述”的方向特征通常借助门扉交合处附近常有的亚述城市作为视觉提示，除了以题铭直接标注亚述城市名外（如图8“朝贡”场景中，左侧城门上的题铭“伊姆古尔-恩利尔城”），有时还以亚述建筑的典型符号——守门翼兽拉马苏（lamassu）进行标注（图17）。
图17 庙门（左6）上的“朝贡”场景，右侧城门口有“拉马苏”守门[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Fig. 68]
由此可见，巴拉瓦特纪功门浮雕在经验性与方向性两方面皆具有“认知地图”的特点。在两座宫门上所描绘的事件主要涉及开疆扩土的“外向型”活动，而庙门图像则以迎朝受贡的“内向型”活动为主。当门闭合时，浮雕程式反映了中心与外围相对的空间格局。每个门饰浮雕带上的地理标记成为亚述帝国疆域的外围参照点，而王则居于中心，御内攘外，操控全局。这样的空间方案体现了亚述帝国与其征服地区之间的政治形态关系。
三、“启门”与亚述帝国的“空间生产”
作为功能性建筑构件，巴拉瓦特三门与其他亚述纪念碑的关键区别之一，即是在宫殿与神庙的日常使用中要不断开合。这样的功能属性使得它们在建筑、图像与社会三个层面所营造的“三元空间”中时常处在变换的位置。倘如前文所论，在闭合状态下巴拉瓦特三门的门饰浮雕展现出帝国“认知地图”的空间格局，那么，当门开启时，变换了位置的浮雕图像所体现的空间关系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要进一步勘断“启门”状态的浮雕图像程式，首先要以考古证据支撑起一个可信的建筑原境，对门开启时的多重空间关系进行复原。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38]，巴拉瓦特遗址尽管前后经历了两次考古发掘，但都只在玛穆神庙区进行得较为充分。两座宫门的建筑原境就现有的材料几乎无法判断，不过庙门的原始使用状态，借助20世纪50年代的发掘记录和照片，得到了相对完整的保存。
玛穆神庙在整体格局上呈现出晚期亚述小型神庙的标准特征（图18）。神庙主入口位于建筑西南侧，有一条小路向西与宫殿区相连；入口直通神庙东南端的一个小庭院（5），进入后左转90度向前，依次是小中室（4）、大中庭（3）、前庭（2），最后是一个“凸”状格局的前室（1），前室西北端有一个三层浅台阶的基座，可能为放置神像所用。
图18 巴拉瓦特玛穆神庙发掘平面图[Oates, “Balawat (Imgur Enlil): The Site and Its Buildings”, Pl. XXV]
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庙门发现于系连大中庭与前庭的通道，位置靠近前庭一侧。依据考古报告和现场照片，在庙门出土之时，仍有青铜饰带残片附着在门扉底部，整个门呈现为一侧门扉闭合、一侧与墙面呈直角敞开的状态（图19）。这样直角开启的角度显然并非偶然。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巴拉瓦特发掘的马乔里·霍华德（Marjorie Howard）注意到，在庙门发现的位置，“一些石头和砖块被楔在敞开侧门扉的轴石上，以防止门轴转动，这可能是为了使门无法关闭”[39]。从庙门发掘时的现场照片亦可得见，开启侧门扉与门柱的外夹角处留有一个残存的石堵（图20），应是专门用于规范开门角度所设。由此推测，按照门的原始设计，两侧门扉应该都是呈90度向内推开；启门状态下，门扉外表面装饰的浮雕带将会在门槛内侧相互照应，形成一个小型的浮雕过道。
图19 巴拉瓦特庙门发掘现场门扉开启状态及遗存[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Pl. 30]
图20 巴拉瓦特庙门开启侧门扉遗存，注意门扉与门柱外夹角处的“石堵”残留[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Pl. 31a]
把推开的庙门置于其建筑原境中，会发现浮雕图像空间格局随着门扉的开启，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变化——所有原本面朝轴柱方向的亚述王形象，现在都站在了靠近主神殿的内侧，面朝来访者（图21）。在这种空间格局中，王的身体在方位上更接近神的领域，并在方向上与神保持一致。这种王与神在空间方位与观念秩序中的一致性，可以从更久远的两河图像传统中得到一些印证。一枚阿卡德时期（约前2350—前2150）的滚印上刻画了两河神话中的太阳神沙马什（Šamaš）身披霞光、手持“锯匙”从双子山之间显现的形象（图22）[40]。太阳神两侧有护门神将天门大敞，供其通行[41]，天门门扉上也有条状饰带，形制与巴拉瓦特三门十分相似。当我们将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庙门以开启状态与印章上描绘的天门并置，会发现饰门浮雕中的王、印章上的神、实际神庙中的神，三者在空间位置和方向上存在十分明显的类比互映关系——王介于人神之间，为背后的神明征战狩猎，并代表神明受俘纳贡[42]。
图21 巴拉瓦特纪功门庙门“启门”空间方案（作者绘）
图22 描绘太阳神出“天门”的滚印及其现代印迹，阿卡德时期（约前2350—前2150年），蛇纹石（Serpentine），高3.8厘米，直径2.45厘米；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馆藏号BM 89110
从空间逻辑上来看，启门状态下门饰浮雕内外格局的转变也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深意。如前所述，每条浮雕饰带上的亚述王在门开之时，都居于内侧，朝外站立。联系浮雕图像的叙史内容，在征战、狩猎时，亚述王会将敌人和猛兽“推”出门外；而在纳贡、受俘时，他会将贡品和俘虏“迎”进门内。这样的视觉格局不但与事件逻辑相统一，而且在方案动机上与亚述时期的一些其他材料形成巧妙呼应。比如考古遗址中时有发现的护门神浮雕板（图23）[43]，门神的双臂常刻有楔文铭文：“善者进，恶者出！”[44]这类浮雕板或小塑像一般被埋在门道下，用以庇佑行人安全进出，并防止恶灵进入。当门开启时，门饰浮雕上的亚述王所从事的活动以空间朝向来看，同样是“善者进，恶者出”的性质——“善者”包括贡品和俘虏，而“恶者”则是敌人和猛兽。此处的亚述王，则既为守门之主，亦是护国之君。
图23 亚述时期埋于门道的小型“护门神”浮雕板，出土于阿淑尔（Aššur）城，赤陶土制，公元前8-7世纪，现藏于德国柏林佩加蒙博物馆（作者摄）
无论是空间结构还是图像逻辑，启门状态下的浮雕图像程式都体现出一种“内外相对”的立体格局。门扉的开启导致闭合状态下平面化的图像空间被打破，浮雕中的形象随着门扉空间位置的变换，深入到建筑空间中，并随着人在门道中的进出活动，形成一种图像、建筑与人交错互动的社会空间，门饰浮雕也由单纯依附于空间的二维图像，进入到三维“空间生产”的颠覆性转变[45]。启门状态下浮雕中亚述王的形象与行动，与闭合门扉上一样，仍然是整个图像程式运作的枢纽所在——他介于人神之间，迎善拒恶、护国安民，这样的空间方案体现了亚述王权的意识形态秩序。
结语：浮雕纪功门与亚述“帝国”图景
新亚述帝国初期巴拉瓦特三门门饰浮雕的图像空间方案表明：当纪功门闭合时，门扉上的图像体现出“中心”与“周边”相对应的空间方案，反映出亚述帝国与其征服区域之间的政治形态关系；当门开启时，门扉上的图像则体现出“内部”与“外部”相对应的空间方案，反映了亚述文化观念下神、王、民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图24）。无论是闭合还是开启，饰门浮雕所体现的空间方案都囊括了一种亚述导向的世界秩序，其中亚述王作为世界的统治者和秩序的维持者，永远居于中心和内部的位置，御内攘外、迎善拒恶。这样的空间方案设计，以一种艺术性和功能性兼备的方式，展示出公元前9世纪帝国崛起之时，亚述王以“亚述之地”驭“亚述之轭”的雄心伟业[46]，以及亚述王统治下四海会同，九服来朝的帝国图景。
图24 巴拉瓦特纪功门开合之际所体现的空间关系与“世界秩序”（作者绘）
为何新亚述时期的纪功门会呈现出以上的空间方案特质？这显然与此时期尚处于萌生阶段的帝国政体与文化气象紧密相关。埃里克·克莱恩（Eric H. Cline）与马克·格雷厄姆（Mark W. Graham）合著的《古代帝国：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伊斯兰的兴起》（Ancient Empires: From Mesopotamia to the Rise of Islam）一书里对现代英文中“empire”这一概念进行了词源与语义上的梳理，认为“帝国”一词源于拉丁语imperium，原本只用以描述罗马帝国的统治与征服，后扩展为一种更为广泛的政治模式概念；而“帝国”政治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权力”（power）所指，二是“疆域”（territory）所指[47]。按照这样的界定，“帝国”秩序从空间上来看至少应厘清纵与横两个方向上的关系——横向表现为统治核心与周边疆域之间的关系，纵向则是统治者与所御邦民之间的关系，两者皆体现为“帝”与“国”的关系。
巴拉瓦特纪功门门饰浮雕的空间方案，正是在纵与横两个方向上突出体现了亚述扩张的“帝国”特质，并进一步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将“帝国”概念赋予形式与图像化的表达，成为一组完整而连贯的视觉图景。
首先，门饰浮雕展示了新亚述时期的帝国地理视野。通过将亚述王的理想形象与不朽功业（征战、狩猎、受俘、纳贡、立碑祭祀等）保留在纪功门所铺陈的帝国空间之上，门饰浮雕对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和沙尔曼纳瑟尔三世统治下不断扩大的帝国疆域进行了经验视角的绘制，并形成一种“认知地图”，展现了公元前9世纪帝国早期“亚述威芒”（melemmu ša Aššur）笼罩下真实与想象的地理空间[48]，以及拓展中的边疆与亚述统治核心之间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联，体现了帝国时代的亚述世界观。
其次，门饰浮雕凸显了新亚述时期的帝国权力结构。福柯多次强调，在一个文明创造性构建其权力、历史和知识结构的话语方式中，地理空间的建构是核心运作方式之一[49]。纪功门上的图像与地理方位在此意义上恰可视为一种以视觉化的地理空间建构为媒介的权力隐喻。它们体现了亚述王对国家权力和疆域知识的掌控，这在美索不达米亚王权政治与疆域国家的形成与演变中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50]。
最后，门饰浮雕的空间方案反映了新亚述时期的帝国扩张模式和统治路径。公元前9世纪，在两位雄心勃勃的帝王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和沙尔曼纳瑟尔三世治下，亚述对外区域扩张的格局已经由公元前13世纪的“点状模式”（oil-stain model），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型的“网状模式”（network model）；而帝国网络上日益细密的“节点”，即是对一些重要的地缘区域与自然区域的征服[51]。帝国扩张的“网状模式”发展到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最终形成对世界文明史影响深远的“行省制”帝国模式[52]，这一极具开创性的制度革新的萌芽，已经可以在巴拉瓦特纪功门门饰浮雕的空间方案中初露端倪——在三门地理空间的扩张趋势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从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到沙尔曼纳瑟尔三世，亚述控制的区域网络节点不断变多变密，体现了帝国疆域的扩大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分布在纪功门周边的诸多地理区域，通过王的功业与亚述核心区域相连，展示了“中央”统治“地方”的直接路径和有效手段，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帝国驾驭“四方天下”（kibrāt erbetti）模式的图景再现。
注释
* 本文研究得益于哈佛大学艾琳·温特（Irene J. Winter）教授在笔者攻读博士期间多方面的学术指导。初稿成于笔者在2017年OCAT主办的“比较主义视野下的‘浮雕’研讨会”（雅希·埃尔斯纳研讨班第三期）上的学术报告，感谢埃尔斯纳教授以及所有参会学者给出的有益意见。
[1] 事实上，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门”的概念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门道”（阿卡德语bābu），即建筑中墙体开口以为通道的“不可移动”部分，材质上通常与建筑整体一致，以泥砖结构为主；另一部分是“门扉”（阿卡德语daltu），表示控制门道开关的“可移动”部件，材质上以木质为主（从标示木材的限定符号“GIŠ”可见）。本文探讨的巴拉瓦特浮雕纪功门显然属于后者。关于“门道”与“门扉”两个概念的详细释义，参见Martha T. Roth (ed.), 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in Chicago, Vol. 2, 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 14-17；Martha T. Roth(ed.), 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in Chicago, Vol. 3, 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p. 52-55。
[2] 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门”的仪式性含义，参见贾妍：《 “逾界”与“求诉”：从〈伊施塔入冥府〉神话的两大主题看古代两河流域伊施塔崇拜的一些特质》，《丝绸之路研究》2017年第1期。
[3] Ernst Heinrich, Bauwerke in der altsumerischen Bildkunst,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57, p. 7; Fig. IV-1, IV-3 on p. 270, p. 277.
[4] Cf. Gwendolyn Leick, A Dictionar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Architec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 66. 造门的主要原料为木材，在自然资源贫乏的古代两河流域，木材，特别是适合建筑之用的木材，十分稀有昂贵。在泥砖修建的各类建筑物中，门作为可移动的木质结构中最大的部件，不仅拥有极大的功能价值，还具备相当重要的商品价值。
[5] 在现存已发表的新亚述时期王室铭文中，经查证共有九种可用于建造宫廷及庙宇大门的优质木材类型，包括：erēnu（雪松）、ašūḫu（冷杉/松）、šurmēnu（柏）、burāšu & daprānu（两种桧木）、musukkannu/meskannu（一种昂贵硬木）、liāru（针叶树）、taskarinnu（黄杨木）、ušû（乌木）。Cf. J. N. Postgate, “Trees and Timber in the Assyrian Texts”, in J. N. Postgate and Marvin A. Powell (eds.), Trees and Timber in Mesopotamia, Cambridge: Sumerian Agriculture Group, 1992, pp. 187-189. 这些珍贵木材中最受推崇的非雪松莫属，以早期苏美尔城邦为背景的《吉尔伽美什史诗》里，前往黎巴嫩雪松林采木造门是塑造吉尔伽美什英雄形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拱玉书译注：《吉尔伽美什史诗》，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7—118页）。
[6] 如早王朝第三期乌贝徳（Tell al-‘Ubaid）遗址的宁胡尔萨格（Nin-ḫursag）神庙（约前2500年）保存了用铜箔包裹堂柱的遗迹。Cf. Leonard Woolley, Ur Excavations I: Al-‘Ubaid: A Report on the Work Carried out at Al-‘Ubaid for the British Museum in 1919 and for the Joint Expedition in 1922-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pp. 15-17, Plate XXVI, Plate XXXVIII. 目前发现最早的、较为明确的金属门饰遗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末的新苏美尔时期。考古学家在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舒尔吉（Šulgi，约公元前2094—前2047年在位）的建筑遗址中，发现门的余灰中有金叶残存，“表明门扉上原应有贵金属覆盖物”。Cf. Leonard Woolley, “Excavations at Ur, 1930-1”, Antiquaries Journal, Vol. 11 (1931): 343-381.
[7] 关于亚述时期文献及考古材料中所见的贵金属条带饰门的证据，笔者在2014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中进行了详细梳理。Cf. Yan Jia, Imperial Doors of Assyria: Monumentality, Spatiality, and Rituality of the Neo-Assyrian Architectural Doors from Balawat,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Harvard University, 2014, Table I-1, “Summar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 for Assyrian metal-banded doors”; Appendix A: Textual Evidence of Metal-Banded Wooden Doors from 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
[8] 关于“纪念碑性”的讨论，参见巫鸿：《中国早期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9] 对于巴拉瓦特三门浮雕进行的专门研究，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如：Thomas Hertel, “The Balawat Gate Narratives of Shalmaneser III”, in J. G. Dercksen (ed.), Assyria and Beyond: Studies Presented to Mogens Trolle Larsen, Leuv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r Nabije Oosten, 2004, pp. 299-315；Andreas Schachner, Bilder eines Weltreichs: Kunst-und kultur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 zu den Verzierungen eines Tores aus Balawat (Imgur-Enlil) aus der Zeit von Salmanassar III, König von Assyrien, Turnhout: Brepols, 2007；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eds.), 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8。
[10] “空间”问题是美术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巫鸿在《 “空间”的美术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倡导，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大趋势导向下，当下美术史研究应力求通过对“空间”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探讨和建构，使其成为能够突破传统美术史“图像”（image）与“形式”（form）两线双轴主导范式的一个框架性概念，进而在“方法论的高度”引导学科发展。参见《 “空间”的美术史》，钱文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12页。
[11] 亦称为“空间生产”理论，由列斐伏尔在1974年出版的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提出。Cf.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Anthropos, 1974.
[12] 伊姆古尔-恩利尔城的具体修造年代在亚述历史记载中未有详述，不过从玛穆神庙奠基石板上“与尼姆鲁德西北宫修造铭文几为一式”的记述，可以推断它的修造年代与新都卡尔胡大致在同一时期，应该都在亚述纳西尔帕二世继位的第五年间或稍后时期［David Oates, “Balawat (Imgur Enlil): The Site and Its Buildings”, Iraq, Vol. 36 , No. 1/2 (1974): 174］。巴拉瓦特玛穆神庙奠基铭文的具体记录，参见A. Kirk 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1114-859 B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 319-321。
[13] 伊姆古尔-恩利尔城占地不足4公顷，仅为卡尔胡的1/6。有关巴拉瓦特遗址的大小、位置、历史和类型特征，参见J. N. Postgate, “Imgur-Enlil (Balawat)”,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Vol. 5, No. 1/2 (1976): 66-67；David Oates, “Balawat (Imgur Enlil): The Site and Its Buildings”, Iraq, Vol. 36 (1974): 173-178。
[14] Cf. David J. Tucker, “Representations of Imgur-Enlil on the Balawat Gates”, Iraq, Vol. 56 (1994): 108-110.
[15] 为标注方便起见，三座巴拉瓦特纪功门在文中一些图表上将分别采用如下缩略形式：APD=Ashurnasirpal II’s Palace Door，即“小宫门”；ATD=Ashurnasirpal II’s Temple Door，即“庙门”；SPD=Shalmaneser III’s Palace Door，即“大宫门”。“玛穆”有可能是亚述“梦神”之名，据推测，伊姆古尔-恩利尔城里出现“梦神”神庙，有可能与亚述王出征路上经过此地接受“梦谕”相关。Cf. David Oates, “Balawat (Imgur Enlil): The Site and Its Buildings”, Iraq, Vol. 36 (1974): 175.
[16] 关于沙尔曼纳瑟尔三世“大宫门”的重要早期出版物包括：Walter de Gray Birch and Theophilus Goldridge Pinches, The Bronze Ornaments of the Palace Gates of Balawat (Shalmaneser II. B.C. 859-825), London: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1902；Eckhard Unger, Zum Bronzetor von Balawat: Beiträgezur Erklärung und Deutung der assyrischen Inschriften und Reliefs Salmanassars III, Leipzig: Eduard Pfeiffer, 1913；Leonard W. King (ed.), Bronze Reliefs from the Gates of Shalmaneser, King of Assyria,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15。
[17] 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 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2008.
[18] 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建筑门扉的结构及技术方面的梳理，参见Muayad Said Basim Damerj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tecture of Doors and Gate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Tokyo: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of Ancient Iraq, 1987, pp. 127-135；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 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pp. 24-25。
[19] 此表中巴拉瓦特纪功门复原后的尺寸主要基于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 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p. 12, pp. 24-25, p. 50, p. 72。
[20] 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 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p. 13; 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More Thoughts on the Balawat Gates of Shalmaneser III: The Arrangement of the Bands”, Iraq, Vol. 77 (2015): 59-74.
[21] Carl H. Kraeling, “Narration in Ancient Art. A Symposium: Introdu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61, No. 1 (1957): 43.
[22] Irene J. Winter, “After the Battle Is Over: The ‘Stele of the Vultures’ and the Beginning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H. Kessler and M. S. Simpson(eds.), Pictorial Narrative in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allery, 1985, pp. 11-32.
[23][28] Irene J. Winter, “Royal Rhetoric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Neo-Assyrian Reliefs”, Studie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Vol. 7 (1981): 2-38, 14.
[24] 关于这两类战斗方式在亚述战争中的具体区分，参见Israel Eph’al, The City Besieged: Siege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9, pp. 1-2。关于两类战斗方式各自的技术特点讨论，参见Israel Eph’al, “Ways and Means to Conquer a City, Based on Assyrian Queries to the Sungod”, in S. Parpola and R. M. Whiting (eds.), Assyria 1995: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of 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 Helsinki, September 7-11, 1995, Helsinki: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 1997, pp. 49-53；Israel Eph’al, “On Warfare and Military Contro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Empires: A Research Outline”, in Hayim Tadmor and Moshe Weinfeld (eds.), 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Biblical and Cuneiform Literatures, Jerusalem: Magnes Press, Hebrew University, 1983, pp. 88-106。
[25] 这两种分类方式大致与莫西·埃拉特（Moshe Elat）依照征收方式的主动性与强制性建立的分类方式一致，参见Moshe Elat, “The Impact of Tribute and Booty on Countries and People within the Assyrian Empire”,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Beiheft 19 (1982): 244-251。关于亚述帝国贡赋类型的讨论，参见Mario Liverani, Studies on the Annals of Ashurnasirpal II 2: Topographical Analysis, Roma: Università di Roma “La Sapienza”, 1992, pp. 155-156；Shigeo Yamad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syrian Empire: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s of Shalmaneser III Relating to His Campaigns in the West,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0, pp. 236-241；JürgenBär, Der assyrische Tributund seine Darstellung: eine Untersuchung zur imperiale Ideologie im neuassyrischen Reich, Kevelaer: Butzon & Bercker, 1996, pp. 3-10。关于亚述时期maddattu（贡赋）的专门讨论，参见国洪更：《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4—85页。
[26][29] Shigeo Yamad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syrian Empire, pp. 237-238, p. 273.
[27] Mario Liverani, Studies on the Annals of Ashurnasirpal II 2, pp. 155-156.
[30] 关于“叙事”的定义，参见H. Porter Abbott,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2nd ed,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Seymour Chatman, “Towards a Theory of Narrative”,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6, No. 2 (1975): 295。
[31] Roland Barthes,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in Image, Music,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pp. 107-108.
[32] 在亚述艺术研究领域，关于“图像程式”的讨论由艾琳·温特的尼姆鲁德西北宫朝堂浮雕“程式”研究开创，过去几十年间在学界蔚然成风（Irene J. Winter, “The Program of the Throne Room of Assurnasirpal II at Nimrud”, in Prudence O. Harper and Holly Pittman (eds.), Essays on Near Easter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Honor of Charles Kyrle Wilkinson,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3, pp. 15-31）。
[33] 巴拉瓦特三门浮雕上饰图题铭的具体内容，参见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 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pp. 30-45, pp. 54-69；A. Kirk 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858-745 B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p. 140-148。
[34] Michael Roaf,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Equinox, 1990, p. 164.
[35]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36] 关于“认知地图”的定义和讨论，参见Tuan Yi-Fu, “Images and Mental Map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65, No. 2 (1975): 205-13。
[37] Michelle I. Marcus, “Geography as Visual Ideology: Landscape, Knoweldge and Power in Neo-Assyrian Art”, in Mario Liverani(ed.), Neo-Assyrian Geography, Quaderni di geografia storica, Roma: Università di Roma “La Sapienza”, 1995, p. 194.
[38] 巴拉瓦特考古发掘的主要障碍之一在于遍布于遗址之上的当地居民的坟墓，参见David Oates, “Balawat (Imgur Enlil): The Site and Its Buildings”, Iraq, Vol. 36 (1974): 177。
[39] John E. Curtis and Nigel Tallis (eds.), The Balawat Gates of Ashurnasirpal II, pp. 48-49.
[40] 关于沙马什所持“锯匙”符号含义的辨析，参见Piera Ferioli and Enrica Fiandra, “Arslantepe Locks and the Šamaš‘Key’”, in M. Frangipane(ed.), Between the Rivers and over the Mountains: Archaeologica Anatolica Et Mesopotamica Alba Palmieri Dedicata, Roma: Universita di Roma, “La Sapienza”, 1993, pp. 282-284。
[41] 这枚滚印收录在《大英博物馆西亚印章图录》系列。参见Dominique Collon, Catalogue of the Western Asiatic Seals in the British Museum: Cylinder Seals II: Akkadian-Post Akkadian-Ur III Periods,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2, pp. 85-86, No. 172, Pl. XXV；Dominique Collon, First Impressions: Cylinder Se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87, pp. 34-35, Fig. 103；Rainer Michael Boehmer, Die Entwicklung der Glyptik während der Akkad-Zeit, Untersuchungen zu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äologie, Berlin: de Gruyter, 1965, pp. 71-86；Henri Frankfort, Cylinder Seals: A Documentary Essay on the Art and Religion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9, pp. 95-110。关于相关神话主题的探讨，参见Christopher E. Woods,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Cosmological Conceptions of the Eastern Horizon in Mesopotamia”, Journal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Religions, Vol. 9, No. 2 (2009): 183-239；Wayne Horowitz, Mesopotamian Cosmic Geography, Winona Lake, Ind.: Eisenbrauns, 1998, pp. 266-267, 331。
[42] 关于亚述王作为“神的代理人”身份的讨论，参见Peter Machinist, “Kingship and Divinity in Imperial Assyria”, in G. M. Beckman and T. J. Lewis (eds.), Text, Artifact, and Image: Revealing Ancient Israelite Relig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 pp. 152-188。
[43] 关于亚述时期“护门神”形象的讨论，参见Carolyn M. Nakamura, “Dedicating Magic: Neo-Assyrian Apotropaic Figurin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Assur”, World Archaeology, Vol. 36, No. 1 (2004): 11-25；Anthony Green, “Neo-Assyrian Apotropaic Figures: Figurines, Rituals and Monumental Ar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igurines from the Excavations of the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Iraq at Nimrud”, Iraq, Vol. 45, No. 1 (1983): 87-96；Margaret Huxley, “The Gates and Guardians in Sennacherib’s Addition to the Temple of Assur”, Iraq, Vol. 62 (2000): 109-37；Carolyn M. Nakamura, “The Matter of Magic: Material Figures of Memory and Protection in Neo-Assyrian Apotropaic Figurine Rituals (First Millennium BC)”,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2008。
[44] Joachim Marzahn and Beate Salje, Wiedererstehendes Assur: 100 Jahre Deutsche Ausgrabungen in Assyrien, Mainz: Von Zabern, 2003, p. 182, Abb. 6; Walter Andrae, Das wiedererstandene Assur, Leipzig: Deutschen Orient Gesellschaft, 1938, p. 33, Abb. 15; Jeremy A.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An Illustrated Dictionary,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 p. 17, Fig. 9.
[45] 关于列斐伏尔理论体系中“空间中的物”与“物的空间生产”相互转化的探讨，参见Andrew Merrifield, “Place and Space: A Lefebvrian Reconcili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18, No. 4 (1993): 523。
[46] J. N. Postgate, “The Land of Assur and the Yoke of Assur”, World Archaeology, Vol. 23, No. 3 (1992): 247-263.
[47] Eric H. Cline and Mark W. Graham, Ancient Empires: From Mesopotamia to the Rise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4.
[48] “亚述威芒”（melemmu ša Aššur）是亚述王室铭文中表示帝国势力范围的一种常用表述，在沙尔曼纳瑟尔三世的铭文中使用尤为频繁［A. Kirk 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858-745 BC), p. 8, 14, 15, 68, 69, 71, 80, 83, etc］。
[49] Michel Foucault, “Questions on Geography”, in Colin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1980, pp. 163-177. 关于福柯对空间与地理学的探讨，参见J. W. Crampton and S. Elden (eds.),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Hampshire: Ashgate, 2007。
[50] Piotr Michalowski, “Mental Maps and Ideology: Reflections on Subartu”, in Harvey Weiss (ed.), The Origins of Cities in Dry-Farming Syria and Mesopotamia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Guilford: Four Quarters, 1986, p. 145.
[51] Mario Liverani, “The Growth of the Assyrian Empire in the Habur/Middle Euphrates Area: A New Paradigm”,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Bulletin, Vol. 2 (1988): 81-98.
[52] Daniele Morandi-Bonacossi, “‘Landscapes of Power’: The Political Organisation of Space in the Lower Habur Valley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Bulletin, Vol. 10 (1996): 19-20.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史学一般项目“亚述帝国崛起与文化扩张研究”（批准号：16BSS 014）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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