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雪松︱启蒙、生意与政治的张力——以开明书店为中心的考察

1948年5月出版社部分编辑同仁合影，前排三人从左至右为叶圣陶、章锡琛、傅彬然，后排四人从左至右为徐调孚、金仲华、顾均正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4期，责任编辑李松睿，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五四运动后，“新书业”成长为出版领域崭新的行业分支，它既传达了代际更替、行业变迁、思想嬗迭等多重内涵，亦重塑了文化呈现形态，在1949年以后更成为新出版体制的结构性因素之一。开明书店作为“新书业”的代表，集聚了一群具有相同理念的“五四”知识分子。出版社做教材“生意”，以新文学“启蒙”。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政治属性被强调，开明书店陆续切割两项业务，选择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组建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时，开明人一系列关于出版的制度设想，被新中国吸纳与落实。开明书店的案例启示我们，研究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应立体化地审视“启蒙”“生意”“政治”的内在张力，以此激活此路径的分析能量。

　　1920年1月，孙中山在致海外同志的信函中，高度肯定了刚刚过去的五四运动，并断言其背后的推动力来自出版业：“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1]十年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李泽彰这样强调新文化运动给出版业内部带来的冲击：“到了这个时候，风气一变，莫不以发行新文化书籍为急务。”[2]1947年，沈从文则勾连起“新书”与“出版业”，认为二者共同推动了行业分野：“随同五四运动的发展，为推行出版物，中国产生了个新书业。”[3]

　　“新书业”作为一个描述性与规范性兼具的概念，既指由“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掌舵，以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书籍为主营业务的出版社，又引申为此类出版社所构成的行业。正如上海新书业公会在成立宣言中所说，“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文化骤更一新面目”，其参与人员系“多数著作家，感于时代之需求，往往投身出版界，努力于出版事业之经营”[4]。在彼时读者眼中，“新书业”“营业的目标都很集中，既不印行中小学教科书，也不出版大部头的国故书，所以他们全副的力量都可以从印行新书上完全表现”[5]。如果将考察的时段向后延展，“新书业”作为1949年后私营出版业改造的主要对象，它与社会主义出版体制之间的内在关联亦会浮现。

　　从1928年12月5日上海新书业公会宣告成立[6]，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各类新书店层出不穷。在“新书业”中，既秉持启蒙理想，又赚取丰厚利润，最后更获得政治认可的开明书店，于中国现代出版史留下了深刻印迹。基于此，本文选择开明书店为研究对象，辨析开明人的代际特征，解读出版社的生存策略，梳理从业者的行业构想，在个案基础上，阐释以1949年为界出版业不同形态之间的继承与嬗变。同时，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研究范式的演进之路，为学术空间的拓展贡献个人的思考。

一、开明人

 

　　关于开明书店，胡愈之有过这样的评价：“从办杂志开始，靠几个知识分子办起来的书店，开明书店是第一家。”[7]胡愈之特别凸显知识分子的地位，点出了开明书店在竞争激烈的出版业挑战已存势力并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即“出版”作为一种组织方式，成功集聚了具有相同理念的知识分子。

　　“开明人”是开明书店同人的统称[8]。时人寒山子认为：“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周予同、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傅彬然诸先生，都是同一风格的人。他们当然也做书的买卖，讲究一点生意经，但他们的重心在文化，以文化事业为主要目的。他们以教育家的态度来开书店……‘开明人’就是这样一种人。”[9]叶圣陶则使用“同志”一词概括开明人：“开明书店是一些同志的结合体。这所谓同志，并不是信奉什么主义，在主义方面的同志，也不是参加什么党派，在党派方面的同志。只是说我们一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一点事，不求名，不图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是这么样的同志。”[10]

　　不过，无论是寒山子，还是叶圣陶，他们的话都是陈述性的，并没有触及开明人身份的关键所在，答案需要从出版社人员的信息入手寻找[11]：

　　由上表可以看出如下特点。首先，开明人是基于“地缘”的结合。他们都来自江苏、浙江两省，其中浙籍成员更是占据绝对多数。中国现代出版从业者大多来自江浙一带，是彼时出版业的“潜规则”[12]。“地缘”是出版社与求职人员彼此选择时优先考虑的因素。例如，范洗人在数番生意失败后，尽管未有出版从业经历，仍被章锡琛、夏丏尊邀请入社，且委以重任，“地缘”即是其中重要的考量[13]。其次，从业者之间存在“学缘”关系。曹聚仁说：“在我的心目中，‘开明’又仿佛杭州‘一师’的同学会，编辑部同人不是‘一师’的教师，便是‘一师’的同学，而夏丏尊先生，是不争的领袖。”[14]正是在夏丏尊主持开明书店编译所前后，丰子恺、傅彬然、贾祖璋等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陆续进店。再次，出版社高层还通过“亲缘”加强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在章锡琛与王伯祥、章锡珊与傅彬然、夏丏尊与叶圣陶、夏丏尊与贾祖璋间都存在或直接或间接的联姻。“地缘”“学缘”“亲缘”在开明书店核心成员中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说明维系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依然是出版社高层之间的纽带。

　　上表最重要的信息为核心成员的学历与就职经历。虽然开明书店核心成员系“五四”一代，但除周予同、吕叔湘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外，绝大多数为中等学校毕业生，有留洋经历的仅有夏丏尊、范洗人、吕叔湘三人。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后，学历程度、留学与否日渐成为知识分子内部层级划分的依据。在此意义上，开明人只能算作基层知识分子。与此密切相关，开明人进入社会的第一份职业多为中小学教师，且任教年限都不短。质言之，他们既是启蒙思想的第一批接受者，同时又是新思想的基层传播者。高度一致的知识体系、情感结构与人生经历，使这群人形成了非同一般的集体认同，故叶圣陶才会说“开明书店是一些同志的结合体”。核心成员的思想理念同样延及普通员工。民国私营出版业中经常出现的工潮，在开明书店从未发生过，工作十年以上的同人占到了总数的15％，上述两例佐证了开明书店对普通员工的凝聚力[15]。

1950年开明书店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前排左起第5—8人,分别为徐调孚、范洗人、朱达君、王伯祥

　　研究者刘昶将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喻为“革命的普罗米修斯”，因为这一群体将共产主义思想普及到社会最底层，并将后者组织起来，点燃了农村的革命之火[16]。开明人教学生涯的困境与挫折，迫使他们离开教育界，转而投身出版业，由此进入都市，实现了阶层跃迁。但曾经的基层教员身份，所领的微薄薪金，眼见的凋敝农村，使他们对社会不公有着切己的体认，其思想光谱中当然有渴求变革的底色。他们蓄积的政治热情，在出版工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20世纪40年代起，开明书店慢慢发展为周恩来点名保护的“第三线书店”，就是此逻辑的必然结果[17]。

　　1949年以后，新政权树立了阶级认同的唯一正当性，传统因素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以叶圣陶为代表的老一辈开明人检讨：“私营书店——私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就没法摆脱雇佣观点，也就是不会有主人翁感。”[18]除了“雇佣观念很浓重”外，傅彬然认为开明中人“只了解出版业的文化意义，了解到它的政治意义的人是少的”[19]。新形势下，部分非核心成员获得了上升空间，进入决策层面，年轻一代没有老一辈开明人那样的经历，他们坚信“我们现在必须将政治任务，放在纯业务、纯技术的前面……开明书店这整个事业彻底服从政治。这样，只要政治任务能完成，开明事业本身的能否存在，是很小的事”[20]。伴随着身份从私营书业的“店员”，在公私合营后转变为“职工”，甚至通过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一跃而为“革命干部”时，“开明人”不再是一个能产生内部认同的符号，出版社与人一起融入了社会主义大家庭。

二、“启蒙”与“生意”

 

　　朱自清曾在日记中感言：“圣陶确有勇气面对这伟大的时代。但他与我不同，他有钱可维持家用，而我除债务外一无所有。”[21]这里所谓的“勇气”与“钱”，亦即“启蒙”与“生意”的别样表达。

　　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创办开明书店，前者说过：“我们起初计划开书店的时候，本来只想集两千块的资本，专印朋友里面比较好一点的书，对于排印、纸张、装订等，都竭力考研精致，希望一方面可以维持自己生活，一方面可以有一点兴趣，同时并且可以使读者不致失望。”[22]这只是章锡琛的夫子自道，他其实有着精明的商业眼光。陈望道相信做出版“总要有一人像章锡琛（那）样当作一件生意干，才能有出色”[23]。在民国的时代语境下，“生意”甚至规定着“启蒙”，这是由彼时出版业的特点决定的。

　　开明书店1926年以经营新文化书籍起家，1928年招股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创始股东可分为三类：一是“五四”知识分子；二是社会知名人士；三是实力店铺[24]。开明书店的股份模式，一方面可获得雄厚的资金以开拓业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书店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化。出版社同年设立美成印刷所，负责本社图书印刷兼对外承接业务[25]，1930年起在北京、广州开设分店，虽屡经裁迁，截至1949年，全国各地仍设有11处分店[26]。业务上，1928年与林语堂合作推出《开明英文读本》获得成功后，相继推出数学、语文等科目教材，正式涉足一向被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出版社视为禁脔的教科书市场，自此，出版社营业方向调整为“以出版中学教本和中学生课外读物为主要方针”[27]。对开明书店的转变，时论有言：

　　在普罗作品盛行一时的时候，开明独未随波逐流，参加战团。但那时普罗气焰甚盛，不出普罗作品，便无销路，开明乃走入教科书的一条路上去。因为开明编辑如章锡琛，夏丏尊，丰子恺，顾均正等都曾与学校有关，此路比较可通，于是出版林语堂的英文读本，活页文选，中学生杂志等，结果销路反比普罗作品为佳，所以他们现在还是继续着这条路。在新书业一落千丈的时候，他们的营业独盛。[28]

　　教科书业务对开明书店的重要性有数据支撑。开明书店改组后的1928—1949年，先后共出各科教材90种，虽仅占同期所出书籍总数的9％，但仅1949年教科书的收入已占全年总数的62％，开明书店的营业“是完全建筑在教科书上面的”[29]。

　　虽然承认出版业有“生意”的一面，但这并不是否认其从事“启蒙”的工作。开明书店的新文化书籍发售同样有着不凡业绩。1936年开明书店成立十周年之际，曾统计除教科书外各类书籍的销量之冠，我们可由此管窥彼时的阅读风气。总类是范寿康编的《我们怎样读书》，销数8000本以上；哲学类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销数50000本以上；宗教类是黄石的《神话研究》，销数4000本以上；社会科学类是陈望道、施存统译的《社会意识学大纲》，销数15000本以上；语文类是夏丏尊、刘薰宇的《文章作法》，销数100000本以上；自然科学类是顾均正译的《化学奇谈》，销数10000本以上；应用技术类是黄幼雄的《无线电话收音术》，销数9000本以上；艺术类是丰子恺的《音乐入门》，销数50000本以上；文学类是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销数150000本以上；史地类是魏野畴的《中国近世史》，销数6000本以上[30]。据1950年开明书店致出版总署的报告：“（创立以来——引者注）除了教科书以外，当以文学书自然科学书和语文书销路最广，如茅盾和巴金的创作，伊林和法布尔的通俗科学作品，夏丏尊叶圣陶等所著的语文读物，都是最畅销的书籍。”[31]

　　尤值称道的是开明书店在新文学方面的成绩。据统计，1926—1952年，开明书店共出版图书一千五百余种，其中文学书籍359种，约占同期出版社书籍出版量的24％，可见开明书店对文学类业务的重视[32]。在开明书店所出文学书籍中，创作213种，占59％；翻译146种，占41％。共有约一百位作家与开明书店签约出书，巴金18种，居首；茅盾15种，次之[33]。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大多由开明书店初版或再版，其中再版10次以上（含10次）的作品有20部：

　　从上表可知，巴金与茅盾不仅在再版次数中领先，再版书籍种数同样位居前二，分别有9种与7种之多[34]。这些数据表明，巴金与茅盾作为新文学的畅销作家，他们与开明书店相互成就。

开明书店版权表首页

开明书店版税表首页

　　与大型综合出版社或古旧书业不同，作为“五四”一代主掌的出版社，开明书店看重新文艺的“启蒙”价值。当书店重心转移，教科书成为其营业大宗后，开明人在编定出版的国文教材中，大量收录新文学作品，使之“经典化”，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点滴渗透给下一代。同时，他们还通过撰写与出版辅助性读物，例如《文心》《文章作法》《文章讲话》等，系统介绍语体文的文法修辞、文章结构、观念主张、形式技巧等，间接地为新文学培养了大批合格的鉴赏者和写作者[35]。

　　但是，对开明书店借由教材推广新文学的意义，不可做过高估量，原因有两点。首先，选编新文学作品入教材，是其成为主导话语后，各家出版社的共识。考虑到当时新文学优秀作品的选择范围，各家教材之间的差异并不大。其次，开明人大多执教经年，对国文教育有自己的认识。夏丏尊认为：“国文科是语言文字的学科，除了文法修辞等部分以外，并无固定的内容的。只要白纸上写有黑字的东西，当作文字来阅读来玩味的时候，什么都是国文科的材料。国文科的学习工作，不在从内容上去深究探讨，倒在从文字的形式上去获得理解和发表的能力。”[36]夏丏尊、叶圣陶还在二人合著的《文心》中借人物之口说出如下观点：“我想国文科的教材该以文学作品为范围，一本书，一篇东西，是文学作品才选用，不是文学作品就不选用……高中的国文教材应该是‘历代文学作品选粹’一类的东西。”[37]简言之，在开明人内心深处，入选教材的新文学作品与古典文学作品地位相同，都是为国文教学目的服务的。

　　开明书店一方面通过教材发售赢取利润，另一方面又坚持“把刊行新体小说作为出版方针之一”[38]。正是处理好了“生意”与“启蒙”二者的权重关系，开明书店才在众多新书店中脱颖而出，不仅以后起之秀的身份成为“新书业”的领军，更在20世纪30年代起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鼎足而立，成为书业巨头[39]。

　　1949年后，“出版”的政治属性被强调，“启蒙”与“生意”出现变化，亟待厘清。最早剥离的是文学出版业务。开明书店旧有文学畅销书不再符合新读者的口味，只能停售。如巴金在致萧珊的家信中所谈：“昨天又谈起将来开明改组后许多书都不能再版。（里面也有茅盾的和我的。因性质不合。）”[40]同时，出版社又无法与新作家建立联系，《开明书店致出版总署报告》云，“老解放区作家与我店联络极少，因此无法开辟稿源”[41]。最为根本的是，“文学出版”因事关历史叙述，被迅速纳入一体化轨道，新中国相继设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1）、作家出版社（1953）等国家级出版社，辅之以各省市的地方级文艺出版社，新型国营出版社开始主导文学出版，以等级化与专业化的双重方式逐渐实现对业务的垄断。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后，开明书店与朱自清全集编辑委员会达成协议承印全集，却只能迁延至1953年改为出版《朱自清文集》作结。此后，开明书店彻底放弃了文学出版业务。

　　教科书业务的退出则经历了一段过程。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迅即确立了教科书必须“国营”的目标，但囿于经济、环境、能力的多重限制，一时之间难以达成，只得有所妥协，取“国定本”与“审定本”并行的权宜之计。在这一时期，开明书店因其传统地位，颇受优待，所出教材行销全国，获利颇丰。1950年下半年起，新政府通过限价、垄断发售、图书评论等手段，对私营出版社的教材严加控制。年底，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1952年中旬，教科书实现了国家统一编审、印行与发售。失去了最大经济支柱的开明书店，选择与团中央直属的青年出版社合并。

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组建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政务院颁发的营业执照

　　在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的过程中，开明书店的股份问题成为最大障碍。1952年陆定一为此向周恩来汇报：开明书店共有股票1亿5000万股，每股值人民币80元[42]。股东中有民主人士邵力子夫妇（300万股）、叶圣陶（300万股）、胡愈之（50万股）、郑振铎、吴觉农、傅彬然、宋云彬等。此外，出版社有占比29％、估值35亿元的股份存在问题。这些持股人或是“战犯、汉奸及著名反动分子”，或是“逃亡台湾、香港或国外的国民党官吏以及一些有政治问题的人”，或系资方利用增资机会非法占有；另外，开明书店解放后两次向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金仲华赠送股票，“带行贿性质”。陆定一建议，“上述股份问题，必须彻底搞清……因此原来所议将开明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事必须候上述问题弄清楚后再进行才妥”[43]。在此形势下，开明书店必须尽力加以配合，成立由上级部门领导的股权小组解决此事。股票问题暂告一段落后，开明书店才于8月2日被主管部门认定为“基本守法户”[44]。1953年4月15日，两家单位正式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民主人士所持股票均转入新出版社，按照“四马分肥”的政策领取红利至1966年[45]。

叶圣陶股利收据

沈叔之（夏衍）股利收据

三、“新途径”

 

　　关于1949年后建立的出版发行体制，作为参与者，王仿子的话颇有概括性：“建国后出版发行体制仿照苏联的模式，可以说是历史的产物。”[46]新中国出版制度与政策取径苏联，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不过自1843年墨海书馆采用铅印设备发端起，中国现代出版业逐渐摸索出自己的发展道路，考察1949年后的出版体制起源，必须正视其中的“中国经验”。

　　中国现代出版业存在先天不足，正如陆费逵所讲，“我国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47]。略有规模的出版社必须同时承担出版、印刷、发行三类功能，才会发展壮大。开明书店编译所主任夏丏尊撰文总结：“总店本身要具有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三部；总店以外，还要具有许多分店才算骨骼完整，规模粗具。”[48]因此，民国出版业虽是古旧书业、大型综合出版社、中小型新文化出版社三分天下，但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为代表的大出版社凭借在编辑、印刷、发行以及资本上的优势，占据了垄断地位。

　　相较于持重保守的大出版社和古旧书店，萌发于“五四”的“新书业”与左翼文化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对出版业落后根源的认识，同样可征之于开明人。早在1934年，编辑徐调孚针对出版行业的困窘现状，明确认为原因在于：“我们的出版界内受资本主义的倾轧，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就它的自身，已可构成不景气的景象了。何况再加上经济市场的衰沉，和法律上的缺乏保障。出版界离康庄大道还远呢！”[49]在面临日本入侵的民族危亡之际，开明人直言“要求书业的出路，我们不能不从整个民族解放斗争入手”[50]。抗战胜利后，开明人走出编辑室，与同业一道发起争取出版自由的“拒检运动”，参加反内战游行，因为他们日益坚信“出版业者对于当前，中国的民主运动和工业化运动，必须要最大的力量来参加，民主运动和工业化运动推进一分，出版事业的基础就增强一分，与未来的光明远景也就接近一分”[51]。到了解放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一方面是叶圣陶、傅彬然、卢芷芬等大批开明人离沪北上，参与“建国大业”；另一方面是开明书店不同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没有任何南迁举措，所有编译人员及资产都留在上海[52]。北上与留守都是开明人真诚认同中国共产党后的抉择。

　　相比于上述政治言行，开明人基于行业历史和个人观察而得出的关于出版业的诸多未来设想尤其值得关注。开明书店“一方与商务、中华为伍，一方又为新出版业之一员，徘徊于两个阵营之间”[53]，其行业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思考的全面性。针对民国出版社往往身兼数职的情况，编辑傅彬然在1945年发表《抗战胜利后我国出版业的远景》，提出了出版“分工”、发行“合作”的设想：“就出版业本身说，在经营上，也将有新的方式产生出来，除了少数包罗万象像大百货公司般的老牌大同行如商务中华之外，各家的出版方针该会趋向于专门化。有的偏重文史，有的偏重数理，有的偏重通俗，有的偏重专门。出版社走的是‘分工’的路子，在发行上走的可能是‘合作’的路子，规模宏大，组织完密，带合作性质的出版物贩卖机构，将会应运而生，它的发行网，分布在全国每一个角落里，仿佛像人身上的血管分布在全体各部分一样，对文化传播的工作，尽着重大的责任。”[54]

　　如果说傅彬然所讲还只是“远景”，那么夏丏尊在1946年则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方案，他建议各出版社共同出资成立专事发行的“联合书店”，而各出版社脱钩发行，专营出版业务，即“出版机关与发行机关分立”的“新途径”：

　　情势如此，书业若重循故辙，前途将遭遇许多障碍。为今之计，亟宜另觅一条新途径。新途径是什么？即将原来机构改组，把出版机关与发行机关分立。其办法大致如下：

　　一、以上海现有书店为发起人，在上海组织联合书店（假定之名）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十亿元（假定之数），任各方投资。

　　二、联合书店不出版书籍，但以发行为业务，在全国各省市各县设立分店，其普遍应如邮局。

　　三、现有各书店各自动改称为出版社。出版社专营出版事业，其资本可大可小。各出版社以所出版之书籍批发与联合书店发行，不自设总店门市部与各地分店。

　　四、联合书店营业以现款交易为原则，于收到各出版社所出之书籍时，即按批发折扣，以定价几分之几付给现款，余额按期结清。[55]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开明书店大股东胡愈之在提交中共中央的关于出版问题的意见书中，直接提出印刷、出版、发行三者分工的主张：

　　（一）书报贩卖事业即书店、书刊出版社及印刷业，此三者应实行分工，总原则应以国营事业处领导地位，民营出版业及印刷业应在党领导之下。

　　（二）三联应改为国营最大书店，控制全国文化商业，在城市、乡村普遍建立分店、分销处，在学校工厂设立书报合作社，但自己不出版任何书刊，政府控制了全国发行事业则进步书刊可大量行销而反动书刊不待命令禁止，自可限制其流行。

　　（三）出版社除由国营党营的以外，应按照出版自由原则准许私人自由经营，对人民有害之出版物，只要国营书店不替他推销，自然无法行销。

　　（四）印刷业照普通工业办理，大印刷厂由国营，小印刷厂由私营而受国营管理。[56]

从傅彬然到夏丏尊，再到胡愈之，他们目睹现代中国出版的弊病，所提构想虽然稍显粗略，但将其与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出版体制相比较，能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承继之处。

　　1949年后成立的出版行业领导机构出版总署，人员构成除解放区文化干部外，中小型新文化出版社的从业人员是另一主要力量，其中开明人为数众多，胡愈之、叶圣陶、傅彬然、章锡琛、宋云彬等均任职其中。1950年秋，全国出版会议召开。10月，政务院根据全国出版会议决定的“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原则发出十项指示[57]。此后，由出版总署依据出版、发行、印刷分工，出版专业化的方针，对旧出版业进行改造，对新华书店加强领导，加速建设新出版社。最终建立了出版社（各家出版社根据性质及读者对象实行分工）、印刷厂、新华书店分别负责出版、印刷、发行的专业化新体制。可见，以开明人为代表的“新书业”人关于“出版”的构想被新政府吸纳，至于当代出版体制的日趋严整与精密则是国家治理的必然。

　　开明人了解并接受新中国对出版业的政治定位。创办人章锡琛认为，“出版事业是国家宣传和教育的重要工具，不能象别种工商业那样，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长时期掌握在私商的手中”[58]。叶圣陶也持相同看法：“出版家挂文化之招牌，行营利之实事，为害人民不堪设想。”[59]大股东郑振铎更是直言：“出版事业一定是首先走上国营（社会主义的）的道路。”[60]因而，早在1950年开明书店就在全行业中率先申请公私合营，于1953年与团中央直属的青年出版社合并组建为中国青年出版社，以行动证明了对新的出版体制的认可。

四、“出版”作为方法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凭借短短三十年时间就能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自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记》发表以来，这一问题伴随至今。对它的回答，折射了现代文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随着研究者走出狭义的文学解释框架，愈来愈多地从“非文学”领域入手解读“现代”文学，一个长期忽略的事实被揭示出来：现代文学成其为“现代”，不仅仅是因为文学自身的兴替，更是制度环境、文学观念、消费理念，乃至生产方式、物质载体等全盘“现代”的结果。在这一根本性的转向里，以现代出版为视角的研究是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1991年王晓明发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论五四文学传统》[61]，1993年陈思和发表《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62]，1996年钱理群发表《我所设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63]，为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确立基调。三位研究者的设想略有差异，王晓明意在追问文化生产体制，陈思和指向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钱理群的目标则是审视文学的现代化。不过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们之间的共性，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势能逐渐衰减，90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市场化的挑战，作为回应，王晓明、陈思和等于1993年发起了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之互为表里，三位学者拟想的计划是为大写的“文学”服务，内核是张扬“文化启蒙主义”。以此为起点，涌现了一大批开创性论著。其中，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杨扬的《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与叶彤的硕士论文《新文学传播中的开明书店》[64]堪称典范。此时期成果的开创性价值不可否认，但必须看到其目的都是以“出版”来分析“文学”，“出版”自身的复杂面相未得到有效展现。更可惜的是，默认并共享文学启蒙的预设，对其缺少应有的警醒，以致在某些“启蒙”被过度消耗的论著中，出现了高度同质化现象。易言之，虽然研究不同的机构，却不约而同地从出版社与教育、文学、编辑及作家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推演出不同类型出版社的各类出版行为均为“启蒙”所召唤的结论，此种不细致辨析内在差异的研究是缺乏生产性的。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市场化的结构转型，知识分子内部亦有分化与重组。同时，“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65]，人文学术逐步与宏大叙事脱嵌，专业研究更强调自身的主体性。进入21世纪，对文学与出版关系研究而言，一个重要事件是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的翻译出版。其立论“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66]，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启示。2000年后的现代文学与出版关系的研究开始立足于后者，从商业角度讨论出版成为重要的突破口。王飞仙的《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李家驹的《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与刘震的《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等著作，通过挖掘档案、量化分析书目种类、呈现营销赢利的细节，超越了滞留于空疏启蒙阐发的论著，赋予出版更为主动的位置，颠倒了略显固化的文学与出版二元认识装置[67]，对随后的研究启发颇大。

　　虽然不可否认以“启蒙”与“生意”为代表的“去政治化”研究思路的贡献，但2010年前后，面对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与发展，过于自足的研究逐渐暴露其不及物性和缺少现实对话能力的弊病，已引发了新生代学人的反省，正视并重新锚定“政治”在中国历史中应有的坐标，成为人文学科的新动向，文学出版研究不能也无法自外于其中。展望未来的文学出版研究，激活“政治”的语义内涵是可以预见的趋势。

　　五四运动的发端与高潮，以北京高校为中心，以学生运动为形式，向全国范围铺开，立意在“启蒙”。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中心南移上海，出版社取代高校进一步推动启蒙思潮的发展（即思想在“生意”的帮助下推广）后，“五四”新文化才真正垄断了话语领导权。30年代，“新书业”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成为独立出版力量，并与崛起的左翼文化有了更多的亲近，自抗战中后期起与中国共产党开展各种合作。1949年后，中国现代出版人宝贵的本土思考为新中国所吸纳，将其与苏联模式融合，发展出了中国现代出版体制，即出版人的制度想象在新中国政治下得到了落实。因此，立体化“启蒙”“生意”“政治”三者的内在张力，方可勘测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之间彼此选择、相互影响，甚至凭借自身力量改变对方演进轨迹的历史，最终使研究在经验的具体性与理论的抽象性间达致平衡。

注释

[1] 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0页。

[2] 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66页。

[3] 沈从文：《新书业和作家》，《大公报》（上海版）1947年1月21日。

[4] 《新书业公会宣言》，《开明》第1卷第8期，1929年2月10日。

[5] 汪荫桐：《小书店的发展与后期文化运动》，《长夜》第3期，1928年5月1日。

[6] 《上海新书业公会成立通告》，《申报》1928年12月7日。

[7] 胡愈之：《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8] 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出版史料》1985年第4辑。

[9] 寒山子：《从报街到书街》，《前线日报》1946年4月29日。

[10] 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周年》，《中学生》第178期，1946年8月1日。

[11] 本表据《第一次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与会人员名单》（《开明通讯》1950年第1期）及相关史料。

[12][39] 朱联保：《漫谈旧上海图书出版业》，《出版与发行》1986年第5期。

[13] 参见范洗人：《自我介绍》，《明社消息》第18期，1947年1月16日。

[14] 曹聚仁：《书林三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5页。

[15][26][27][31][41] 《开明书店致出版总署报告（1950年11月）》，上海出版博物馆藏。

[16] 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2—71页。

[17] 胡绳：《我和〈中学生〉》，《读书》1985年第11期。

[18] 《叶副署长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19][29] 《第一次出版会议开明书店报告（1950年9月）》，此材料为原开明书店工会主席王久安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20] 《 “开明发展历史及今后任务”学习总结报告——北京同人学习委员会学习第三小组》，《开明通讯》第4期，1950年11月30日。

[21] 朱自清：《日记（下）》，《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22] 章锡琛：《从商人到商人》，《中学生》第11期，1931年1月1日。

[23] 陈望道：《致汪馥泉信函四通》，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62页。

[24] 《开明书店股东分户簿（一）》，此材料为孔夫子旧书网“笑忘之”夫妇提供，谨此致谢。

[25] 《上海美成印刷所宣言》，《中学生》第2期，1930年2月1日。

[28] 尼一：《新书业最近之鸟瞰》，《现代社会》第1卷第6期，1930年12月12日。

[30] 诵邺：《 “十年”考成》，《申报》1936年8月1日。

[32] 参见《开明书店图书目录（1926—1952）》，内部资料。

[33] 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1902—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235页。

[34] 表格内容根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整理而成。

[35] 参见叶桐：《新文学传播中的开明书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36] 夏丏尊：《学习国文的着眼点》，《播音教育月刊》创刊号，1936年11月1日。

[37] 夏丏尊、叶圣陶：《文心》，《中学生》第38期，1933年10月1日。

[38] 夏丏尊：《〈十年〉小说集序》，《申报》1936年8月1日。

[40] 巴金：《1952. 2. 29北京》，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42] 此处指1948年12月1日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兑换比为1万元等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1元。

[43] 《1952年4月22日陆定一致周恩来信》，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料室藏。

[44] 《王伯祥日记》第2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页。

[45] 王久安：《新中国最先实行股份制的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史料》2004年第3期。

[46] 王仿子：《出版生涯七十年》，上海百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47]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申报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15日。

[48][55] 夏丏尊：《中国书业的新途径》，《大公报》1945年12月17日。

[49] 徐调孚：《中国出版界之现势一瞥》，《中学生》第41期，1934年1月1日。

[50] 徐调孚：《开明十周年感言》，《申报》1936年8月1日。

[51][54] 傅彬然：《抗战胜利后我国出版业的远景》，《国讯》第396期，1945年8月1日。

[52] 台湾地区虽有“开明书店”，但创办人刘甫琴为开明书店中层管理人员，解放前任台湾分店店长。全国解放后，他留台运营“开明书店”，所售书籍均系存货及旧版，无力组织出版新书，仅可视作书铺，而非出版社。

[53] 叶圣陶：《西行日记（下）》，《叶圣陶集》第2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56] 《周扬对胡愈之关于出版问题之意见致中共中央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57]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第642—645页。

[58] 章锡琛：《历史思想自传》，上海《出版史料》编辑部编：《章锡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内部资料，第229页。

[59] 叶圣陶：《北游日记（甲钞）》，《叶圣陶集》第22卷，第291页。

[60] 刘哲民编注：《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61]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论“五·四”文学传统》，《今天》1991年第3—4期。

[62] 陈思和：《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

[63] 钱理群：《我所设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64] 参见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叶彤：《新文学传播中的开明书店》，北京大学1996年硕士论文。

[65] 李泽厚：《思想家淡出 学问家凸显》，（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6期。

[66] 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叶桐、顾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

[67] 参见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版；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刘震：《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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