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越︱读者与作者的“竞争”——论晚唐五代杜牧形象的生成

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9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杜牧早在晚唐五代就有“纵声色”的名声，由此形成的风流形象影响了后人对他的诗和人的评价。这个形象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读者与作者“竞争”的结果。尽管杜牧年轻时的作品创造了浪子的自我形象，但到了晚年却力图摆脱，把与这一形象相关的诗作排除在他的文集之外。然而读者并未遵从他的意愿，继续传播他删除的诗作，同时也想象、制造、讲述他的风情韵事。考察晚唐五代读者建构杜牧形象的具体方式（如想象诗与诗人之间的关系，将诗中描写的普遍性情感读作诗人自身的情感经验表达，化用诗的词语、格调和传记材料讲诗人的故事等），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学作品在传播中如何被取舍、改写和化用，逸诗和轶事等“不可靠”材料如何揭示历史真实，以及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

　　杜牧早在晚唐五代就有“颇纵声色”“狎游饮酒”“狂于美色”的名声[1]，由此形成的风流形象影响了后人对他的诗和人的评价。不过，杜牧是否风流，也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学者的判断常与他们对材料的看法有关。质疑者认为，表明杜牧“纵声色”名声的材料，主要是一些咏妓写情诗和几个当年流传的轶事，可这些文本大多并不可靠。比如，收录了此类咏妓写情诗的《樊川外集》（下文简称《外集》）和《樊川别集》（下文简称《别集》），讹伪情况就很严重[2]。而轶事中描写的风情韵事是否发生过，由于没有佐证，或者部分信息与另外的史料有冲突，真实性也是个问题[3]。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轶事是好事者的附会，或者是党争中人“编造故事以丑诋杜牧”[4]。但相信这些材料的学者，则会从家风浮薄、因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而纵情声色等方面，寻找杜牧放荡的原因[5]。对杜牧是否以及为何风流的讨论，对诗和轶事的真伪辨正，这些工作无疑都有意义，其目标是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牧。不过，如果我们相信有生命力的作家的形象不仅是一种自动呈现，而且也是历史过程中读者、批评家种种阐释积累的结果，那么，围绕这一争议，也许可以换个角度，从读者以及读者与作者、文本的关系入手，讨论杜牧形象出现的过程和原因。

　　这一方面，王凌靓华的研究已有涉及。她描述了杜牧风流形象生成的过程，指出先是杜牧在诗中呈现了这一自我形象，之后这个形象又在唐五代的笔记和宋以后的诗词、戏曲中具体化、传奇化[6]。本文则主要关注晚唐五代时期读者与杜牧及其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是因为这一时期建构的杜牧形象雏形，是后来各个时期引申、质疑的基础；二是因为读者与杜牧及其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段呈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这种关系既是互相支持、增殖的，也存在反向性质的“竞争”。尽管杜牧年轻时的作品创造了浪子的自我形象，但至其晚年（其实只有五十岁）却力图摆脱，把与这一形象相关的诗作排除在自己的文集之外。然而，读者并未遵从他的意向，而是继续阅读、传播他删除的诗作，同时也想象、制造、讲述他的风情韵事。这些故事可以看作是读者在诗和诗人经验之间，依靠想象建立的某种关联。了解读者建构杜牧形象的方式（如想象诗与诗人之间的关系，将诗中描写的普遍性情感读作诗人自身的情感经验表达，化用诗的词语、格调和传记材料讲诗人的故事等），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学作品在传播中如何被取舍、改写和化用，以及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于材料的“真实性”，本文的关注点不是某首诗是否为杜牧所作，或者记载的事件是否发生过，而是把逸诗和轶事看作晚唐五代某些人群对杜牧其诗其人的评价。逸诗无论是杜牧所作还是他人伪托，都可以说明读者对杜牧诗的阅读接受倾向。轶事则可以“填补史学与个人文集之间的空白”：官修正史给出朝廷的评判，个人文集表现作者的视角，而轶事则提供士人群体的眼光[7]。在这个意义上，“不可靠”的逸诗和轶事也能揭示士人群体（杜牧诗的读者，杜牧轶事的讲述者、阅读者）层面的某种真实。

一、一首诗的焚毁与流传

 

　　杜牧年轻时就获得了擅长写女性和男女之情的诗名[8]，但他在晚年焚毁了不少这类诗作。大中六年（852）冬去世前，杜牧挑选自己的诗文为编录文集做准备，焚毁了70—80%的作品。现存的《樊川文集》（下文简称《文集》）是杜牧外甥裴延翰在杜牧自选作品的基础上编纂的。编《文集》时，裴延翰除了收录杜牧自选诗文约258篇外，还增补了他多年来保存的杜牧作品约192篇，总共收录了450篇，而为杜牧所焚且未被裴延翰增补入集的作品则有约629篇[9]。《文集》行世的同时，一些被删除的诗继续流传，到北宋时被编为包括一百五十多首诗作的《外集》和《别集》[10]，其中包括很多描写男女之情的作品。这两个诗集呈现了为作者汰除而晚唐五代读者不愿遗忘的杜牧诗的样貌。

杜牧《樊川文集》书影，《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

　　比较这三个集子收录的咏妓写情诗，可以约略看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杜牧、裴延翰将可能涉及诗人情色经验的诗排除在《文集》外，而读者则试图加以保留。《文集》中写男女之情的诗大多与诗人的情感经验无关：有的是咏史怀古诗，如《扬州三首》《过华清宫绝句》；有的描写其他士人与妓的交往，如《张好好诗》《赠沈学士张歌人》《见刘秀才与池州妓别》《见吴秀才与池妓别因成绝句》《寄扬州韩绰判官》；有的是代别人写的情诗，如《代人寄远》《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当然也有例外，《赠别》《闺情》《旧游》就可以读作诗人自己的情感表达。而与《文集》相比，《外集》《别集》包含更多可以联系诗人经验的诗，如《倡楼戏赠》《春思》《偶题》《宣州留赠》《寄远人》《留赠》《遣怀》《偶作》。

杜牧《张好好诗》手迹 故宫博物院藏

　　从上述篇目可以大致看出作者自我呈现和读者阅读趣味之间的差异，不过，因为《外集》《别集》讹伪情况严重，很难用具体的诗分析这种差异。杜牧去世后，很多其他诗人的作品因为读起来像杜牧的诗而被当作杜牧诗流传，继而进入《外集》《别集》，致使集中的诗作真伪难辨。有些诗因为在其他材料中归于别的作者名下而受到质疑，但即便是没有材料证明伪托或重出的诗，在作者问题上也有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去追问到底《外集》《别集》中哪些诗确为杜牧所焚以及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焚毁了某首诗。

　　不过，收在《外集》的《遣怀》是个例外，基本可以确定为杜牧所作，却被他排除在《文集》之外。除了《外集》，这首诗还保存在晚唐笔记《本事诗》《唐阕史》和“唐人选唐诗”《才调集》中[11]，文字颇多差异，足证杜牧为其作者，也说明这首诗在晚唐五代流传很广。一首诗如此知名却没有收录在《文集》中，应是杜牧自己删选的结果，而非其他偶然因素所致。

韦縠《才调集》“遣怀”题作“题扬州”，《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影宋钞本

　　那么，为什么杜牧要焚毁而读者却偏爱这首诗呢？先从问题的后半部分谈起。对很多读者来说，《遣怀》的主人公和杜牧的风流形象紧密相连。早在晚唐，这首诗就被读为杜牧对扬州经历的回忆，诗中“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荡子被视为诗人的自画像[12]。宋以后，扬州追欢的主题反复出现在诗词、杂剧中，成为杜牧形象的重要构成部分。这首诗之所以特别流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诗作并非是对“荡子”的类型化描写，而是与诗人在其他文字中表现的自我形象有相似特征，读起来是首典型的杜牧诗。这一点，若比较《遣怀》和杜牧回忆幕府生活的诗句以及他写给同僚上级的信，就能看出：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薄倖名。（《遣怀》）[13]

　　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

　　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念昔游》）[14]

　　萧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自宣城赴官上京》）[15]

　　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边六问津。（《和州绝句》）[16]

诗中的“十载”“十过秋”“十年”，指杜牧二十六岁进士及第后在江西观察使沈传师、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中任职的这段时间。虽然有行政事务，但在杜牧的描写中，幕府生活是在“江湖”“江南”醉酒吟诗，与政治相当疏离。他用“萧洒”“飘然”形容这种精神状态。而诗中的自我放纵姿态，也出现在杜牧写给同僚、上级的信中。在《上李中丞书》中，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闲散官员，嗜酒好睡，忽视礼制和行为规范。他说自己没有和有权势者保持良好关系，还经常不参加丧葬仪式、社交活动。对这些行为，杜牧表现出一种既自责又有点自得的态度：他自省这是痼癖，又说并不后悔[17]。《遣怀》和幕府时期所作其他诗、信一样，都用自我放纵的姿态表现与众不同。《遣怀》中的不羁浪子也和其他诗、信中呈现的不受约束的自我形象有相通之处。因此，熟悉杜牧作品的读者会看重《遣怀》，将其读作具有杜牧风格的情色表达。

　　可是，为什么其他幕府诗收入了《文集》，而《遣怀》却被焚毁？这很可能跟士人对情色的保留态度有关。《遣怀》和幕府时期所作其他诗、信的重要区别是自我放纵的内容不同：《遣怀》中是情色，其他诗中是诗、酒，信里是酒、睡。这些不同形式的自我放纵在士人群体中的接受度也不一样。从杜牧在信中自夸嗜酒嗜睡，可以推知这两种行为是可以被容忍甚至常见的特异举止。幕府时期所作其他诗里的吟诗、醉酒，是诗词描写不因循守旧者的常规模式。情色则比较复杂。书写情色时，作家会小心翼翼。有些写法可以被接受，比如炫耀闲暇时有美妓歌舞陪伴，但如果写自己沉浸于感官享受，就会引起争议。作者处于哪个人生阶段、读者是哪些群体，也是造成对情色态度不同的因素。年轻人在热衷风流韵事的“朋友圈”分享浪漫诗篇固然有助于传播文才诗名，可到了功成名就、考虑身后留名的时候，就不希望这是自己被后人记住的形象。这应该是《文集》不收《遣怀》的原因。杜牧删除了有争议的情色风流，保留了被认可的诗酒风流。晚唐五代士人德高望重后焚毁艳体诗词的例子还有和凝，他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入相后“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时人评论说，他的名誉“为艳词玷之”[18]。

　　《遣怀》的焚毁与流传，让我们看到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前者力图控制自己的作品和声誉，后者则不断削弱作者的控制。杜牧焚毁的作品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广泛流传，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的传播是“流行趣味”的表达，体现了读者对写男女情色诗歌的兴趣。在《遣怀》一诗的流传上，作者似乎输掉了掌控自己作品和声誉的“竞赛”，读者的流行趣味取得了胜利。而《遣怀》中的青楼浪子对杜牧风流形象的形成，又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想象诗与诗人的关系

 

　　中国古典诗歌多为抒情诗，与作者经历、情感的关联更为密切。读者读诗，处理文本与作者身世、情感之间的关系时，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关注文本自身，将阅读、感受限制在文本内部；二是联系作者身世、经历等外缘性因素，将之作为解读的重要依据。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既为阅读者的态度制约，也和诗自身的形态相关。举例来说，唐代歌诗常使用概括性、类型化的语言，脱离作者的生活背景，成为乐人歌者用来表达普遍性情感的载体[19]。很多乐府诗、无名氏古诗也是这样。《古诗十九首》的情感表达就经常和某种叙事模式联系在一起。这些诗的叙事语境“封闭”在诗的“故事”内部[20]。《玉台新咏》《才调集》中的很多诗也情况相似。另一种读诗的方式是将诗放置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解读。毛诗序就注重“回到”具体的历史时刻，重建诗歌创作的具体情境。唐人对诗歌创作情境也十分关注，因此诗歌本事非常流行，《本事诗》《云溪友议》都收录了很多关于诗歌创作和阅读的轶事。

　　杜牧的一些诗虽然也可以在“内部叙事”中解读，但很多读者倾向于将其和具体情境相勾连。前面谈到的《遣怀》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在文本内部封闭式解读的话，可以把这首诗读作扬州叙事。晚唐有很多以扬州为题、赞美扬州奢华享乐的诗，杜牧有几首就很流行。虽然这首诗在《外集》中题为“遣怀”，但在早于《外集》约一个世纪成编的《才调集》里，却题为“题扬州”[21]，说明有些晚唐五代读者把它读成一首描写扬州的诗。这首诗也适合在宴席上演唱，用来赞美扬州这个城市的魅力，在这种情况下，欣赏此诗就完全不需要知道作者的身世背景。读者或观众将诗读作普遍性情感的描写，而不与诗人的特定经验联系起来。

　　不过，很多读者把这首诗读成杜牧的自述。关于其阅读情况，后世经常引用的一条材料出自北宋胡仔。他说原来读《遣怀》，“尝疑此诗必有所谓焉”，如今读到笔记中对杜牧在扬州狭斜游的记载，“方知牧之此诗，言当日逸游之事耳”[22]。对胡仔来说，即便猜想这首诗可能与诗人的经验有关，还需要杜牧扬州逸游的记载作为佐证，才能将诗读为自述。不过，很多不“严谨”的读者就喜欢直接从诗的内容推想诗人的生活经验。《本事诗》就把这首诗的创作和杜牧的逸游经历、怀旧心情联系起来了。今本《本事诗》说他“登科后，狎游饮酒”写此诗[23]；《太平广记》所录《本事诗》说他写作的缘由是“以年渐迟暮，常追赋感旧”[24]。这种将诗和诗人经验联系在一起的读法，在晚唐相当普遍。李商隐曾经拒绝这种阅读方式。他在《上河东公启》中婉拒柳仲郢赠妓的提议，说自己虽然在诗中描写女性，但这和他的生活举止无关：“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25]他的辩解所针对的，正是这种将诗的内容和诗人生活联系起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阅读方式。

　　有时，读者也把并不涉及诗人经验的诗读成诗人对自己生活、情感的自述。一个例子是《寄扬州韩绰判官》。这首诗是杜牧写赠朋友的作品，但经常被读为杜牧抒发对一位歌妓的思念。这首诗的《文集》版如下：“青山隐隐水遥遥，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26]杜牧想象韩绰在扬州的声色之乐。“玉人”在唐诗中可以指男性，也可以指女性，这里应指韩绰，最后一句询问韩绰在扬州何处欢宴、命妓吹箫。但是，晚唐五代出现的一些异文说明，有些读者认为这首诗写的是杜牧对一个女子的思念。《才调集》中，诗题不是“寄扬州韩绰判官”，而是“寄人”[27]，这使诗的接收者可以被当作女性，即吹箫的歌妓。《文苑英华》中，虽然诗题没变，最后一句的“玉人”却变成了“美人”[28]，使诗可以理解为杜牧向韩绰诉说他对扬州“美人”的思念。诗的接收者或主人公性别的改变，可能促成了另一处异文：“教”在《文苑英华》中作“坐”[29]，在《唐诗纪事》中作“学”[30]。这个改变可能跟诗歌的常规表达有关。《文集》版士人命歌女吹箫或演奏其他乐器以及歌舞，在诗中很常见，可当“教吹箫”的主语从“玉人”变成“美人”，意思就变成歌妓命人吹箫，这不合常情，也很少入诗。因此，这位“美人”就从“教吹箫”的身份较高的歌妓，变成了“坐吹箫”的妓人或者“学吹箫”的年轻歌女。异文变化说明，在传播中，这首诗的诗意正从诗人对一位男性友人的感情表达，朝着对一位歌女的思念这个方向变更。

　　另一个例子是《别集》中的《伤友人悼吹箫妓》，写友人对死去妓人的伤悼。《才调集》题为“悼吹箫妓”[31]，悼妓者成了杜牧自己。虽然《别集》《才调集》都有诗题讹误的情况，但选本在录诗时往往会将原题简化，因此诗题从“伤友人悼吹箫妓”变成“悼妓吹箫”的可能性较大。诗题的改变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不管怎样，这一变更都说明一些读者（抄写者、传播者、诗集编者等）更倾向于认定诗中所写即是诗人经验的表达。

三、化用诗讲诗人的故事

 

　　晚唐五代保存的十几则杜牧轶事中，有半数跟冶游有关，说明杜牧这方面的名声广为人知。其中三个故事构成了杜牧“风流”的核心叙述，其共同点是化用了杜牧诗的词语、格调和自我形象，使这些故事读起来“像”杜牧的故事。

　　第一个是扬州逸游，在现存的唐五代史料中有两种讲述。一种出自晚唐笔记《芝田录》，说杜牧在扬州牛僧孺幕中任职时狭斜游，牛僧孺派人暗中保护，以防不测，并在杜牧离开扬州前进行劝诫。这个版本的重点是赞美牛僧孺宽宏大量、关心下属。故事对逸游持保留态度，认为那是需要戒除的“纵逸”[32]。另一种讲述保存在《太平广记》中，文末称引自《唐阙文》，学者多疑为《唐阙史》之误[33]。相比《芝田录》简单记述事件，《唐阙史》对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更有兴趣。故事的篇幅比《芝田录》里的长四倍，有大量细节描写和对话，还增加了杜牧报答牛僧孺的内容。化用杜牧诗的正是这个故事。《唐阙史》由高彦休于中和四年（884）编撰，当时他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中任从事，治所就在扬州。杜牧歌咏扬州的诗在晚唐很流行，在扬州当地更应脍炙人口，《唐阙史》就使用了杜牧扬州诗的语汇，赞美这座城市的奢华：“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燿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34]这段文字化用了杜牧写扬州诗的词汇。如“重城向夕”化用《扬州三首》之三“霞映两重城”[35]，“倡楼”与《遣怀》“青楼”对应，“九里十三步街”与《赠别》“春风十里扬州路”相应[36]。故事对扬州豪奢的夸张描写，如“绛纱灯万数，辉罗燿烈空中”“珠翠填咽”，可以看作是《扬州三首》之三“豪华不可名”的具体表现[37]。在人物形象上，“出没驰逐”倡楼“无虚夕”的杜牧，也迹近《遣怀》“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浪子以及《扬州三首》之一“千金好暗游”的“醉少年”[38]。对扬州奢华的描写给杜牧的逸游染上了浪漫的色彩，流连倡楼的杜牧被描写成在仙境中追逐欢乐的洒脱之人。

高彦休《唐阙史》“杜舍人牧湖州”条，明万历十六年谈长公钞本

　　第二个故事是洛阳宴席事，出自孟启《本事诗》[39]。故事讲述杜牧担任洛阳监察御史时，在李司徒宴请朝官名士的酒席上向主人提出赠妓的要求，然后作诗。杜牧被描写成一个不在意等级秩序与社会规范的人。虽然作诗对有权势者的歌妓表示爱慕在晚唐很常见，但要求后者赠妓却是悖礼行为。孟启把这个故事放在“高逸”类，里面的三个条目都赞美“超凡脱俗的高雅的精神境界”[40]。第一条包括三个描写李白文学才华、不羁个性的故事：贺知章赞美李白为“谪仙”，喜爱古体诗的李白嘲笑杜甫作律诗太认真，李白在玄宗面前醉酒作诗；第二条讲杜牧遇到的一位僧人对杜牧的家庭声誉、科举成功一无所知；第三条是洛阳宴席事。这些故事都称赞轻视社会成功和等级秩序的超然态度。李白在皇帝面前喝醉，是触犯上下尊卑秩序的行为，连他对古体诗的偏爱也表现出对规则的不屑。僧人对门第、成功毫不关心，说明他无视主流价值观。同样，杜牧忽视公职、纵情酒色，也表现了他对社会规范的违背。

　　扬州故事主要化用、参照杜牧诗对扬州的描写，而洛阳宴席故事则与杜牧的幕府诗和自叙诗相关，对赠妓场景有如下描写：

　　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巵，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奴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嚼[41]，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42]

这段故事对杜牧诗的化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独”的意象。故事表现杜牧“高逸”的一个方式是写他独处：在家里“对花独酌”，在宴席上“独坐”“自饮”。“独”是杜牧诗中最常见的字之一，出现了约四十次，如“独酌”“独伤”“独游”“独登”“独念”[43]。此外，还有一些不用“独”字的“独”意象，如《念昔游》中的“尊前自献自为酬”。“独”也表现为对周围情况的无视。当赠妓要求引起在座者惊讶时，他“意气闲逸，傍若无人”，这种精神气质和杜牧《独酌》中那种“独佩一壶游，秋毫泰山小”的自我形象也很契合[44]。二是不太在意官场事物。故事中的杜牧对酒色比对政务更热心。监察御史的职责是监察当地官员，因此李司徒宴请朝官时“以杜持宪，不敢邀置”[45]，可杜牧执意参加。这种轻忽政务、纵情声色的举止，和杜牧幕府时期所作诗中自叙诗酒江湖、信中自述嗜酒好睡的行为也很协调。故事结尾引用的两首诗，第一首是“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行名”，第二首是“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都强化了杜牧故事和杜牧诗之间的同质关系[46]。

王梦鸥《唐人小说研究三集·本事诗校补考释》书影，（台湾）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第三个故事是湖州之约，保存在高彦休《唐阙史》中。故事讲述杜牧去湖州寻找美貌女子，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奇色”，是一个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女孩，约定十年内回湖州来找她。十四年后杜牧成为湖州刺史，女子却已嫁人，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杜牧为此作诗抒发感叹[47]。这个故事可能是在为杜牧暮年的一次不寻常的官职变动提供解释。大中四年，杜牧以吏部员外郎求官湖州刺史。吏部员外郎虽然薪水、官品不如湖州刺史，但属于清流官，又是京官，比后者更清贵[48]。再加上此前有七年时间杜牧一直在三个小州做刺史，急切地想回到京城，后来终于在宰相周墀的帮助下于大中二年如愿以偿。为什么杜牧回京不到两年又要离开，且申请逊于现任的官职？其实对这些问题，杜牧在给宰相的求职信中已有说明（《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第二启》《第三启》）[49]。他谈到两个原因。一是湖州刺史薪水高，可以帮他养家；二是想带弟弟杜顗去湖州一带治疗眼疾。第二个原因在杜牧的自撰墓志铭、新旧《唐书》杜牧本传中也都提到了。不过，在这个故事中，他求官湖州被解释成是为追寻美色而在仕途方面做出的牺牲。对熟悉杜牧风流浪子名声的晚唐读者来说，这个解释很合理。但是，毕竟也有明白杜牧求职湖州真实内情的读者，他们当然难以接受这样的解释。这很可能是为什么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纳入了杜牧给宰相写信的情节，力图把矛盾的叙事（为给弟弟治病和为追寻美色）调和起来，让它们共存在一个叙述里。这个版本把两个理由分派到杜牧的不同人生阶段，说他发现奇色后虽然想回湖州和女子重聚，但因为“官秩尚卑”不敢求官，直到多年后才有机会写信给宰相乞守湖州，而此时他的心思已经转移到给弟弟治病了[50]。这样，知道内情的读者也就可以接受了。

　　湖州故事比扬州、洛阳故事更“激进”。虽然在扬州、洛阳故事里面，杜牧追逐声色的行为和他担任的官职有冲突，但在湖州故事里，则进一步发展成为追求美色而弃官、求官，这在一般人的认知中是本末倒置的事。尽管晚唐诗歌、故事经常写士人在公务闲暇时狎妓，但那只是仕宦生活的点缀。湖州故事在这一点上与众不同。故事详细描述杜牧为寻找美色付出种种努力，在听说湖州“有长眉纤腰有类神仙者”后，他“罢宛陵从事，专往观焉”[51]。当他在官妓和民妓中找不到理想的女子，就把范围扩大到民女，“择日大具戏舟讴棹较捷之乐，以鲜华夸尚，得人纵观，两岸如堵。紫微则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将散，俄于曲岸见里妇携幼女，年邻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52]。

　　在这个故事里，对杜牧来说，“奇色”是值得尽心竭力去追求的。他跟女孩的母亲承诺：“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来而后嫁。”[53]故事开头，杜牧为寻觅美色而放弃宛陵从事；这里，他为了要和喜欢的女子相聚而谋求湖州刺史的职位。也就是说，官职的选择和取舍成了追寻美色的手段，这无疑是违背那个时代 “常理”的举动。湖州故事对杜牧诗的化用没有扬州、洛阳故事那么具体，主要是综合演绎了其诗作（特别是幕府时期所作诗）中那些对疏离政务的生活方式的抒写。

　　在晚唐五代的某个时刻，有读者把扬州（长版本）、洛阳、湖州这三个故事连在一起，构成了杜牧一生风流的叙述。这个叙述保存在《太平广记·妇人》“杜牧”条中[54]。三个故事正好涉及杜牧的不同人生阶段：年轻时在扬州逸游，稍后在洛阳要求赠妓，最后的湖州之约跨越十四年，终结在杜牧去世两年前。

四、杜牧式风流

 

　　以《遣怀》诗和扬州、洛阳、湖州故事为核心形成的杜牧风流形象，不只关系到男女之情本身，也表征了一种以纵情声色疏离政务的方式。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些令人憧憬的理想人格是远离政治的，如“竹林七贤”、陶潜、李白。唐以前，这一姿态主要是退隐和醉酒，杜牧的形象使情色也被纳入进来。传统上，纵情声色常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或者无足轻重之事，但在杜牧代表的风流形象中却被赋予了积极意义，理想化为超凡脱俗、不受拘束的生活状态。宋人有时把李白和杜牧放在一起，认为他们是逸才的典范。如杨万里所写“谪仙狂饮颠吟寺，小杜倡情冶思楼”[55]，将李白的“狂饮”和杜牧的“倡情”，视为非凡文才、不羁个性与疏离政治的精神人格之表征。

　　在杜牧与情色相关的轶事和诗歌中，契合这种风流形象的作品生命力很强，而且像磁石吸引一样互相抱团，如洛阳故事纳入《遣怀》诗，《太平广记·妇人》“杜牧”条连缀扬州、洛阳、湖州三个故事。相反，与这个形象关系不太密切的作品则容易散落、遗忘，比如关于杜牧妓席嘲咏的轶事和诗。这方面的轶事有两则，一个保存在《云溪友议》中，记载杜牧作《赠肥录事》诗嘲笑妓女形貌，有“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裩”之句[56]。另一个出自《唐摭言》，讲述张祜和杜牧在宴席上联句。当张祜对席上妓有意，“索骰子赌酒”，杜牧作诗相嘲：“骰子逡巡里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57]这两则轶事中的诗很可能不是杜牧的作品[58]，但杜牧被视为作者的现象，说明他当时以写作这类诗出名。这个诗名也可以在晚唐五代流传的逸诗中找到佐证，像《外集》《别集》的咏妓诗就经常带有游戏、幽默特征[59]。到了宋初，妓席嘲咏的诗和故事仍在流传，不过这类作品和杜牧风流的叙事是分开的。上述两则轶事虽然也收录在《太平广记》中，却没有被纳入“妇人”之“杜牧”条，而是放在“嘲诮”“诙谐”两个类别中[60]。宋以后，这两个故事很少得到诗人、批评家的关注，也没有融入表现杜牧风流的杂剧、传奇中。

唐雯《云溪友议校笺》书影，中华书局2017年版

　　杜牧的晚唐五代读者，多是以进士入仕的精英士人群体。以保存杜牧轶事的笔记编者为例，《本事诗》编者孟启结集前官至司勋郎中；《唐阕史》编者高彦休编集时尚未登进士第，为淮南节度使高骈幕中从事；《唐摭言》编者王定保唐末进士及第，唐亡后仕南汉，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丈人吴融是唐末高层文官；只有《云溪友议》编者范摅是江南处士，但他关心的也是进士出身的文官的故事。他们收录的轶事在上层公卿、下层文士等各个层次的士人群体以及京城、江南等不同地域的交游圈中传播。士人热衷分享以情欲和爱恋为主题的诗歌和故事，不只是为了表达男女之情，也为了在士大夫圈子里，在对提携后进感兴趣的男性读者群体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61]，是“巩固朋友情谊、经营社会关系、建构自我身份的方式”[62]。杜牧是这个群体的一员。和很多其他晚唐诗人一样，他年轻时以写风情诗来展现自己的才情与不羁。到了晚年，当他不想让自己留下“赢得青楼薄幸名”的声誉，便焚毁相关诗作，但那些诗早已流传开来，成为读者塑造“风流杜牧”的基础。不过，读者和作者的“竞争”也不完全是对立的。读者并不只是强调他浪迹风月场的一面，也化用杜牧诗的语言、风格及其所塑造的自我形象，赋予他的风流以传统士大夫高逸、疏离政治的品格。正是这种作为另类人生选择的追欢，深深地吸引了晚唐五代及以后的士人，成为一种在这些人心目中具有持久魅力的理想人格。

注释

[1] 这几个描述分别出自晚唐五代笔记《唐阙史》《本事诗》《金华子杂编》，参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0页；王梦鸥：《唐人小说研究三集·本事诗校补考释》，（台湾）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第69页；《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760页。《金华子杂编》用“狂于美色”形容杜牧子杜晦辞，但紧接着的一句“有父遗风”又指向了杜牧。

[2] 关于《外集》《别集》杂入他人之作的讨论，参见缪钺：《杜牧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74页；郭文镐：《〈樊川外集〉诗辨伪》，《唐都学刊》1987年第2期；吴在庆：《杜牧论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2页。

[3] 关于杜牧湖州之约事真实性的讨论，参见《杜牧年谱》，第81—82页；杨广才：《杜牧与〈叹花〉诗本事》，《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文征：《再论杜牧之〈叹花〉诗本事》，《长江学术》2016年第4期。关于杜牧洛阳妓席事真实性的讨论，参见《唐音质疑录》，第68—70页。

[4] 吴在庆：《杜牧论稿》“引言”，第8页。

[5] 如吴锡麟：《杜樊川集注序》，张金海编：《杜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8—299页；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台湾）里仁书局1980年版，第240—242页；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7页。

[6] 参见王凌靓华：《歌唇一世衔雨看——九世纪诗歌与伎乐文化研究》第五章第二节《杜牧个案研究：风流诗人形象的形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237页。

[7] Anna M. Shields, “Gossip, Anecdote, and Literary Histor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Yuanhe Era in Tang Anecdote Collections”, in Idle Talk: Gossip and Anecdote in Traditional China, ed. Jack W. Chen and David Schaber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 107.

[8] 具体论述参见《歌唇一世衔雨看——九世纪诗歌与伎乐文化研究》，第200—202页。

[9] 这里使用王凌靓华统计的数字，参见《歌唇一世衔雨看——九世纪诗歌与伎乐文化研究》，第204页。

[10] 据北宋田概为《别集》所作序，《外集》《别集》共录诗154首，比现存两集收录的诗作少二十余首。本文所论《文集》《外集》《别集》皆据陈允吉点校的《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该本以《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樊川文集》为底本，用景苏园影宋本进行对校。

[11] 孟启：《本事诗》，《唐人小说研究三集·本事诗校补考释》，第69页；高彦休：《唐阙史》，李昉等编，汪绍楹点校：《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151页；韦縠编：《才调集》，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88页。《遣怀》诗不见于今本《唐阙史》，但《太平广记》引《唐阙文》杜牧事包括这首诗。《唐阙文》不见史载，学者多疑为《唐阙史》之误。缪钺较早提出这个看法，参见《杜牧年谱》，第80页。

[12] 《外集》中此句作“占得青楼薄倖名”（《樊川文集》，第321页），不过“赢得青楼薄幸名”更脍炙人口，出现在《才调集》《本事诗》《太平广记》中，参见《唐人选唐诗新编》，第788页；《唐人小说研究三集·本事诗校补考释》，第69页；《太平广记》，第2151页。

[13][14][15][16][17][26][35][37][38][43][44][49] 杜牧著，陈允吉点校：《樊川文集》，第321页，第27页，第45页，第72页，第183页，第73页，第42页，第43页，第42页，第15、22、26、61、68页，第15页，第242—248页。

[18] 孙光宪：《北梦琐言》，《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856页。

[19] Paul Rouzer, Writing Another’s Dream: The Poetry of Wen Tingyu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4.

[20] Xiaofei Tian, “Woman in the Tower: ‘Nineteen Old Poems’ and the Poetics of Un/concealment”, Early Medieval China, 15 (2009): 20.

[21][27][31] 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第788页，第788页，第789页。

[22] 胡仔著，廖德明点校：《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9页。

[23][42][45][46] 王梦鸥：《唐人小说研究三集·本事诗校补考释》，第69页，第69页，第69页，第69页。

[24][34][50][54][60] 李昉等编，汪绍楹点校：《太平广记》，第2151页，第2151页，第2151页，第2151—2152页，第1995、1945页。

[25]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02页。

[28][29]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313页，第1313页。

[30] 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1页。

[32] 《芝田录》早佚。关于这部笔记的作者、著录与版本、内容的分析，参见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6页。《芝田录》记载的杜牧扬州逸游事由胡仔引录，参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第109页。

[33] 缪钺较早提出这个看法，参见《杜牧年谱》，第80页。不过，《太平广记》所引的扬州故事不见于今本《唐阙史》。《太平广记》的引文包括扬州逸游、洛阳宴席、湖州之约三个故事，而今本《唐阙史》只有湖州故事，而且，这两个版本的湖州故事字句多有差异。有学者认为，今本《唐阙史》很可能是“从他书钞撮而成，非其原本”（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52页）。

[36] 《樊川文集》，第82页。王凌靓华已指出以上借用（《歌唇一世衔雨看——九世纪诗歌与伎乐文化研究》，第215页）。

[39] 关于孟启名字的写法以及他的家世、生平，参见陈尚君：《〈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编：《新国学》第6卷，巴蜀书社2006年版。

[40] 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益西拉姆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8页。

[41] 内山知也《〈本事诗〉校勘记》指出，“嚼”在其他各种校本作“爵”，应为“爵”（《隋唐小说研究》，第454页）。

[47][51][52][53] 高彦休：《唐阙史》，《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340页，第1340页，第1340页，第1340页。

[48] 关于唐人如何看待郎官、刺史，参见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53—162页。

[55] 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77页。

[56] 范摅著，唐雯校笺：《云溪友议校笺》，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24页。

[57] 王定保：《唐摭言》，《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693页。

[58] 王凌靓华指出，这两首诗不见于《文集》《外集》《别集》。而且，《全唐诗》注《赠肥录事》云“一作崔立言诗”，并把杜牧、张祜的联句归在李群玉名下。小诗人把诗假托在大诗人名下以期流传，或者诗歌在流传中失去诗题、作者，因风格相近被收入大诗人集中，是常见的现象（《歌唇一世衔雨看——九世纪诗歌与伎乐文化研究》，第228—229页）。

[59] 王凌靓华：《歌唇一世衔雨看——九世纪诗歌与伎乐文化研究》，第209页。

[61] 宇文所安：《柳枝听到什么：〈燕台〉诗与中唐浪漫文化》，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62] 洪越：《中晚唐墓志中的浪漫书写》，南京大学文学院编：《文学研究》第5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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