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丹︱“勤礼而颂”：宋初大礼献赋的体制新变与赋史意义

宋真宗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2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宋真宗将太宗强化政治秩序的礼乐治国实践推向新的阶段，借助迎天书、东封西祀、宣读天书等体系完备的礼制活动，主动参与并主导规范各类文学创作及审美范式，在“澶渊之盟”以后努力营造“礼乐明备，颂声洋溢”的太平治世局面。大礼献赋是宋初系列礼制活动程序中舆论性文本的突出代表，较之汉唐大赋有诸多新变：赋体功能从二元化的讽颂转向一元化的颂美，这体现了馆职文士献赋的职务性、制度化导向，更是向东汉“宣汉恢国”思想传统的复归；赋文从纲领性王言文本中汲取内涵旨意和表达构件，歌颂真宗功绩、渲染太平氛围，这映射了政治语境对文学表达的潜在制约；赋语系统与制诰王言具有同源化属性和同质化风格，形成典重温润、丽则兼备的新风。

　　礼制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石，囊括了从平吉到凶丧、从都城到乡里、从文本到实践的全方位规范，对于稳定政权统治秩序、构建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意义重大。作为礼制实践的中心舞台，礼典是展现治国理政思想、与政权正统性直接相关的神圣活动。大礼献赋，即赋家在国家举行泰山封禅、祀汾阴后土、籍田、大搜、阅武、赐酺等大型礼典期间的献赋活动，兴盛于汉唐崇礼重儒的时代1。宋初赋家赓续前代传统，在太宗雍熙年间复兴献赋之风，在真宗大中祥符、天禧年间迎来创作高峰，并一直延续到仁宗亲政之前的明道元年（1032）2。宋初大礼献赋是追踵汉唐传统、开创有宋新风历程中的关键一环。目前学界较多关注先秦两汉礼制与赋体生成、发展的关系，对于唐宋礼制与赋体演进问题论析很不充分3。本文拟还原赋体生成的历史语境，将大礼献赋纳入到更宏阔的文体层级、文化系统中做多向度的考察，探析宋初大礼献赋在文体功能、文本内涵、话语系统上的诸多新变，以期深入探讨赋体演进的运行机制、文体特征、赋史意义与历史价值。

一、礼乐治国实践与“宣汉恢国”传统的复归

 

　　有宋直承五代之后，太祖“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确立了政治、军事、经济等相关法则，但鉴于五代政权更迭的教训，重俭防奢，并未举行大型礼典。太宗接着确定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政治基调，借助一系列体系完备的礼乐活动，宣扬太平盛世，展示帝王威权，主动参与并主导规范各类文学创作及其审美范式，为祖宗家法增加了礼乐治国的新内涵4。真宗为保祖宗基业，重树政治功绩，又将太宗以来聚合政治共识、强化政治秩序的礼乐治国实践，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苏轼称，太平兴国至咸平年间可谓“天下大治，千载一时”（《田表圣奏议叙》）5。南宋王称《东都事略》也对宋初帝王的礼乐治国实践做了精要概括：

　　宋兴承五季之余，天下得离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咸平以来，君明臣良，家给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请和，示以休息，德明纳款，抚以恩信。于是朝帝陵，封岱宗，祀汾睢，谒亳社。绝代旷典，莫不具举，礼乐明备，颂声洋溢。崇本报功，以告神明，千载一时，岂不休哉。噫！守成之贤，致治之盛，周成康、汉文景可以比德矣。6

大礼献赋正是在宋初特定的时代语境下，成为礼乐治国实践中的重要礼制环节和典型艺文活动的。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记载了宋初群臣献赋颂美的盛况：“人臣作赋颂，赞君德，忠爱之至也”，“今元献晏公、宣献宋公遭遇承平，嘉瑞杂遝，所献赋颂，尤为多焉”7。前代赋家往往在褒贬、美刺之际，惩劝善恶，补察得失，这使得赋作呈现出“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8的双重功能。而宋初赋家在国朝感召与帝王威权的主导下，通过大礼献赋参与政治，致使赋体功能从前代二元化的讽颂传统转向一元化的颂美形态。

王称《东都事略》书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书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端拱元年（988），尚未出仕的丁谓在朝廷举行大搜礼后，进献《大搜赋》，以“勤礼而颂”概括宋初大赋的时代特征，序云：

　　今国家大搜，行旷古之礼，辞人文士不宜无歌咏，故作《大搜赋》。其事实本之于《周官》，历代沿革制度参用之，以取其丽则。奇言逸辞，皆得之于心，相如、子云之语，无一似近者。彼以好乐而讽之，此以勤礼而颂之，宜乎与二子不类。9

作为古礼的大搜，具有顺应时令、讲武大阅和游乐荒政、安危难测的双重属性。从“好乐而讽”到“勤礼而颂”的功能转向，不仅是宋初赋家对当朝大礼献赋的自觉总结，也是他们对东汉王充《论衡》所倡“宣汉恢国”10思想的呼应。换言之，东汉宣扬汉德的思想传统，在宋初赋家笔下就是“宣宋恢国”。那么，不管是“勤礼而颂”还是“宣宋恢国”，这种一元化的颂美为何在宋初得以复归？

　　就大礼献赋的历史语境而言，宋朝立国不过十余年，太祖夙愿未尝，太宗急需聚合人心，营造君臣一心、朝野一体的积极氛围11。两次声势浩大的礼制活动，标志着一元化颂美在太宗朝已蔚然成风。首次在雍熙元年（984），四月五日泰山父老千余人赴京请封，八日群臣三次上表请封，十四日太宗下诏十一月封禅泰山。当时“中外群臣献歌颂、称功德、请封禅者不可胜计”12，睦州知州田锡献《泰山父老望登封赋》，恳请太宗顺应民心，议行封禅古礼。可见朝野上下、都城内外的封禅舆论已日臻一致。第二次是在端拱元年，正月十七日太宗在东郊亲飨先农，耕籍田劝农，十八日作《东郊籍田诗》赐群臣。二月七日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献《籍田赋》，赓续潘岳《籍田赋》、岑文本《籍田颂》的叙写模式，描写籍田之礼，陈述躬耕之义，宣扬昭孝德、讲武事、养老、劝农等，表达身居馆职、歌咏盛德的恳切真心。起居舍人、知制诰田锡再次献《籍田颂》，同样彰显了讴歌圣德、润色升平的立场和主旨13。

宋太宗立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田锡本为忠耿不二的谏臣，但依然充分肯定赋颂张扬皇权、凝聚民心的积极意义：“颂美箴阙，铭功赞图，皆文之常态”（《贻陈季和书》）14，“颂声合贡，忠恳冀伸”（《谢御制和祝圣寿诗表》）15。杨亿身为真宗朝学者宗师、文坛盟主，也视大赋为古诗之流：“宣布王泽，激扬颂声，采谣俗于下民，辅明良于治世，当俾《中和》《乐职》之什，登荐郊丘”（《送人知宣州诗序》）16 ，“赋颂之作，臣之职也”（《承天节颂》）17。可见宋初赋家通过大礼献赋歌时颂圣，并非盲目逢迎之举，而是具有更为积极、特殊的现实政治目的。这是新兴王朝在立国伊始奠定政统基石的逻辑起点与应有之义。

　　就大礼献赋的现实契机而言，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七日，宋辽通过彼此战略妥协，达成“澶渊之盟”，在一定时期内拓开了“共遵成信，虔奉欢盟”（《澶渊誓书》）18的和平空间。这是宋初礼乐治国实践尤其是真宗前期恪勤政事的标志性成果，也为真宗后期奉行太平家法、缔造太平盛世创造了强有力的舆论契机。曾巩《类要序》载：

　　当真宗之世，天下无事，方辑福应，推功德，修封禅，及后土、山川、老子诸祠，以报礼上下。左右前后之臣，非工儒学，妙于语言，能讨论古今，润色太平之业者，不能称其位。19

真宗不仅以系统性的礼制活动，烘托、渲染以“澶渊之盟”为标志的治政成就，如景德间南郊、西京谒陵，大中祥符间三降天书、建天庆节、建天贶节、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后土、谒太清宫、赐酺，天禧间建天祯节、宣读天书礼等，还在这些系统性的礼制活动的激发与引导下，于朝野间持续掀起大规模的以进献赋、颂、赞、表为代表的艺文创作浪潮。

　　真宗朝的礼制活动和艺文活动，都是礼乐治国的重要方面。前者重在礼制实践，后者重在礼制书写，共同服务于聚合人心、彰显威权、缔造太平的礼乐治国宗旨。作为一位合格的守成之主，真宗始终遵循保祖宗基业、守祖宗家法的治国理政法则。真宗曾对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说：

　　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浸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君以宽大接下，臣以诚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归于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20

一元化的颂美看似违背了真宗的正道理念21，甚至冲淡了士人对于“澶渊之盟”、大兴礼乐的隐忧和反思22，遮蔽了士人的思想主体性和人格独立性，其实，真宗君臣对于系列礼制活动的书写，本就是专制主义统治下臣民实现所谓“振世”理想的历史产物23，是宋初礼乐治国实践中凝聚政治共识、强化政治秩序的特殊舆论形态。正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24。历朝历代虽在政治体制上有兴衰之异，在学术文化上也有粗精之别，但是凡有志建立勋功伟业的帝王，都毫无例外地推行制礼作乐，重视礼乐文章。宋初赋家“勤礼而颂”“宣宋恢国”的思想，正根植于礼乐治国实践，具有复归三代礼乐教化、构建国家礼乐文章的现实意义。

龙形玉佩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就大礼献赋的制度属性而言，它是召试学士院或擢升馆职的有效途径。太宗淳化三年（992）三月，杨亿献《二京赋》，诏试学士院，赐进士第；同年十月二十八日，钱熙进《四夷来王赋》，授直史馆。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十六日御乾元楼观酺，四月晏殊献《大酺赋》，召试学士院，命为集贤校理；九年五月十五日，同判太常礼院晏殊献《景灵宫赋》《会灵观赋》，迁太常寺丞；天禧元年（1017）正月十日祈谷南郊，“大礼之初，贡举人献赋颂者甚众，诏近臣详考，惟伟及昌朝可采，故召试学士院而命之”25，四月十四日赐进士杨伟及第，贾昌朝同进士出身。当然，士人不能仅凭赋才通过献赋入仕，陈彭年曾构思献《大酺赋》，但因个人品行轻浮浅薄，在太平兴国五年（979）、八年两次科考中被中书舍人、知贡举宋白所黜26。宋初大礼献赋与士人仕途联系紧密，体现出礼乐治国实践与士人文学书写之间彼此作用、相互促进的双向互动关系。

　　不仅如此，大礼献赋还具有公共职务性书写的属性，是礼乐治国实践中的重要礼制环节和艺文活动。真宗朝士人在东封西祀期间的集体创作最为典型。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晏殊作《两朝祥瑞赞序》云，“二圣膺运，天人协赞，符命沓臻”，“爰稽众瑞，列绩殊庭，乃诏群臣，并为赞述。凡二百四十四篇，勒为五卷，藏之册府”27。《宋史·艺文志·集类》载录了《大中祥符封禅祥瑞赞》五卷、丁谓《大中祥符祀汾阴祥瑞赞》五卷28。晚清叶昌炽在《语石》中总结了泰山封禅时群臣奉敕书撰、刻石的盛况，现存宋初之作有王旦《大宋封祀坛颂》、陈尧叟《大宋封禅朝觐坛颂》、杨亿《大宋天贶殿碑铭》、王钦若《禅社首坛颂并序》等29。又如秘书监判密阁杨亿在天禧元年献赋称，“儒臣司礼，祗承己事，觇德容而悉同，裁颂声而弗坠”，“智效乎官联，隶业乎雅颂”（《天禧观礼赋》）30。这些都是迎合一定政治伦理、秩序的公共职务性写作。

赵佶  瑞鹤图  辽宁省博物馆藏

　　大礼献赋及其“勤礼而颂”的赋体功能转变，是东汉“宣汉恢国”思想传统的复归，更是宋初士人对于国家意志、时代精神的积极响应。他们既是礼制活动的核心组织者、重要见证者，也是大礼献赋系列礼制文本的书写者。他们不再满足于以知识文采装点盛世的小臣身份，而是选择自我超越，以儒臣身份与君主共治天下。这正是欧阳修所谓“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梅圣俞诗集序》）31。宋初帝王礼乐治国实践与士人文学书写导向高度统一的历史结果，塑造了宋初大礼献赋的精神品质与文本特性。

二、舆论性文本与纲领性王言的书写策略及互文关系

 

　　在“礼乐明备，颂声洋溢”的政治氛围下，宋初礼乐治国的文本系统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指导礼乐治国实践的纲领性文本，包括帝王御制、辅臣奉敕所撰诏、制、赦、书、铭32；第二类是礼制活动程序中的舆论性文本，包括群臣进献的赋、颂、赞、表、状33；第三类是庆贺礼制活动的抒情性文本，包括帝王御撰、群臣奉和的诗词34。这三类文本都是宋初礼制活动中的程序性文本，也是礼乐治国实践与士人文学书写双向互动、高度统一的具体体现。这直接导致以大礼献赋为代表的舆论性文本与纲领性王言文本，都采取相同的书写策略，即重塑真宗历史功绩与帝王威权，最终形成了两种文体互通、互鉴乃至互文的现象。这是真宗朝大礼献赋较之前代的又一新变，突出展现了礼乐治国实践的精神实质与文体特质。

宋太祖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大礼献赋文本与王言文本重塑真宗历史功绩、帝王威权的书写策略，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借助宣扬祖宗功德和天运祥符，间接颂美真宗的历史功绩。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五日，真宗颁布《太祖太宗加谥诏》，宣告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太宗神功圣德文武皇帝二圣功德。次年，王钦若进言在泰山唐高宗、玄宗纪功碑的东面勒石记功。起初，真宗称没有功德可纪，后又于五月四日御制《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提出泰山封禅的原因是“元符昭锡，余庆遐流。群情所迫，盛则爰修。前王丕显，是曰告成”35，即天降祥符、臣民请愿、祖宗功德，实际是借此掩饰宣扬自身功德的真实目的。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杨亿撰《大宋天贶殿碑铭》和四年二月十七日真宗撰《汾阴二圣配飨铭》，背后都有传统的合法性诉求，旨在通过宣扬上天敷佑、祖宗创业垂统，不断用天运和祖宗的光芒来照亮真宗，以此重建真宗个人及其政权的权威。

　　汉唐大赋早有开篇祖述祖宗功德的书写传统，如扬雄《长杨赋》采用颂扬汉高祖功德、文帝俭德、武帝武德的写作模式来彰显德教准则；李白《明堂赋》强调从唐高祖、太宗到高宗、中宗的大唐统绪，体现玄宗终结武周政治遗绪、开启政治新局的时代新声。衍至宋初，太宗朝王禹偁《籍田赋》、丁谓《大搜赋》，一改汉唐宣扬祖宗功德的书写传统，转为溯源周制古礼、阐释礼义内涵。真宗朝赋家在溯源古制、礼义的基础上，恢复祖述祖宗功德的传统，并借助宣扬天佑、祖宗功德来颂美真宗，其中最典型的是大阅礼、宣读天书礼的献赋文本。

马和之  周颂十篇图卷·般  上海博物馆藏

马和之  周颂十篇图卷·赉  上海博物馆藏

　　大阅礼载于《春秋》36，是君王操练、检阅军队的礼典。太祖自开国以来就注重武备，但制度未备，举行阅武的地点、方式较为随意，多选择旧城便殿或后苑。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九月十九日修筑西郊杨村讲武台，二十三日行大阅礼，军礼制度日臻完备。真宗即位后恪勤政事，尤重武备，国力积累日盛，渐具太平景象，所谓“咸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乞省览农民封事劄子》）37。正如《司马法·仁本》所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搜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38真宗在咸平二年八月举行的大阅礼，是宋辽大战前夕的必要检阅，也是依循祖宗故事彰显国威、提振士气的大典。大阅礼成后，真宗撰《大阅》五言诗并令群臣属和，儒臣梁颢、曾致尧、盛元、刘楷、杨嵎等各上大阅赋、颂、铭，诏付史馆，但皆已亡佚。现存的王禹偁《大阅赋》打破前代赋作的书写传统，以“天祚有宋，受禅于周。太祖以武功戡定，太宗以文德怀柔”数句，交待宋朝统绪和祖宗功德，随即极力颂美真宗功业。他不仅赋予咸平大阅“生擒颉利，血灭蚩尤，辑大勋而光祖考，练武经而平寇雠”39的现实激励功能，还在赋末称真宗远超周成王大搜、唐玄宗骊山讲武的历史功绩，认为契丹称臣、边境安宁指日可待。这场声势浩大的大阅礼及其赋作文本，正是真宗君臣对礼乐治国盛大气象的集体书写与集中展示。

陈世倌  圣帝明王善端录册·宋太祖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较之渊源有自的大阅礼，宣读天书礼则是一场真宗及其辅臣自导自演、自我作古的礼典。天书景德五年正月三日首降左承天门，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再降功德阁，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六日第三次降泰山。这三次降天书的区域从帝王寝殿、大内到泰山，空间逐渐拓展；观众从帝王本人、朝臣到民庶，人群也逐渐扩大。在天降祥符、祖宗功德、臣民请愿的三重加持下，真宗最终在大中祥符年间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后土，又在天禧元年正月十一日奉天书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二圣并配，十五日行宣读天书之礼。判秘阁、太常寺杨亿进献《天禧观礼赋》，对真宗“澶渊之盟”以来的系列大规模礼制活动进行了全面总结、极力颂扬，不仅颂美二圣功德与天运祥符，还将真宗与汉武帝、唐玄宗相比40，展现了宣读天书等礼制活动的正统合法性，以此重塑和宣扬真宗在位期间的礼乐盛况和历史功绩。

　　大礼献赋文本对于真宗历史功绩与帝王威权的重塑，还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即渲染与民同乐、边境安宁的太平氛围，强调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盟约，肯定“澶渊之盟”带来的治世功绩。这样的内容首先出现在王言文书当中：

　　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澶渊誓书》）41

　　惇信明义，立邦国之永图；继好息民，著简编之盛事。必遵信誓，长固欢盟。共成经久之规，允集无疆之庆。（《答契丹主书》）42

　　伫干戈之载戢，许玉帛以交驰。虔听重言，已有定议。共遵盟约，期边境之永安；庶保岁寒，致黎元之多福。（《答契丹国母书》）43

前代大礼献赋文本很少采取这样的书写策略44，究其原因，边疆问题在宋初尤为凸显，到真宗“澶渊之盟”后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外，赐酺、天书宣读等大礼活动频繁举办，且面向普通民众开放。于是有关民众、边境的太平之象，逐渐成为真宗朝大礼献赋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王禹偁《大阅赋》云，“有备无患，居安虑危。保宁宗社，震詟蛮夷”，“燕喜斯备，庆赏有加。气增堡障，声动幽遐”45。赋文强调以虞待不虞，与其说是阐释《孙子·谋攻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46的兵法，不如说是对太平之象或怀柔政策的期待。

　　“澶渊之盟”以后，大礼献赋不断加强对于太平欢康氛围的渲染，旨在重塑真宗的历史功绩。“澶渊之盟”也在赋、颂、铭、赞各体书写中，成为真宗恪勤政事、彰显政绩最鲜明的政治标志。秦汉法律规定三人以上不得聚饮，如遇朝廷庆典才会特许臣民聚饮，这在后世成为一种国家性的宴饮庆祝活动。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真宗在迎天书后，诏东京赐酺五日：

　　朕躬升乔岳，祗建灵封，爰敷肆眚之恩，俾均合欢之宴。矧大众所集，乃曰京师；四方所赡，兹惟天邑。当阳春之启候，俯中和之届辰，特命宴私，用宣纯嘏。（《京师赐酺诏》）47

刘筠《大酺赋》汲取诏书有关“大众”“四方”“五日”的旨意并加以转化：

　　尔乃京邑，翼翼四方……奏君臣相悦之乐，会比屋可封之民。湛露未晞，在藻之欢允洽；太牢如享，登台之众咸臻。老吾老以幼吾之幼，不独子其子而亲其亲。鳏寡孤茕兮，各有所养；蛮夷戎狄兮，孰非我臣……莫不含和而吐气，蹈德而咏仁。一之二之日，乐且有仪；三之四之日，不醉无归；五日兮餍饫斯极，但见乎含哺而嬉。48

刘筠对于与民同乐、边境和乐的书写，是真宗朝大礼献赋塑造太平氛围的典型。赋文首先化用《礼记·礼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49，阐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强调蛮夷戎狄皆为宋臣。其次，采用类似《东京梦华录》的叙写手法，铺叙娱情悦目的市井活动，表现君臣共乐、都人士女、农商工贾、鳏寡孤独、蛮夷戎狄同庆的盛世场景。再次，细致描写汴京赐酺五日的场景，民众从乐不忘仪，到不醉不归，再到餍饫至极，始终都不忘礼节。最后，将真宗治国理政的功绩比之尧舜、皋夔，“大矣哉，惟尧舜之作主兮，盛德日新；矧皋夔之为佐兮，嘉猷矢陈”，“非夫上圣之乾乾致治，其孰能逸豫而融怡者哉”50！杨亿《天禧观礼赋》同样大力塑造了真宗在天禧年间与民同乐的太平盛况：“恩典庞鸿，庆赍均被，沉贯索之星辉，遍班觞于耆指。室无幽而不烛，民有瘼而皆弭。涤蒙士之瑕疵，纳群伦于物轨：此渥惠之兼济也。”51这些赋作都通过渲染治世局面，颂美帝王恪勤政事、惠泽深远。

李嵩  丰年民乐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真宗朝以大礼献赋为代表的舆论性文本与纲领性王言之间的互文现象，是赋家从王言文本中汲取纲领性的内涵旨意和表达构件，以赋体的写作范式加以转化与重构，并以大礼献赋的形式进行再度宣传与渲染，乃王言旨意和政治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典重宗经、丽则兼备的赋语系统

 

　　舆论性献赋文本和纲领性王言文本，同属于礼乐治国的文本系统，在文体功能上共同服务于当朝礼乐治国的宏大蓝图。在宋初特定政治语境的潜在制约下，大礼献赋不仅在文本内涵层面与王言文本存在互鉴、互文现象，还在话语系统层面与制诰王言具有同源化属性和同质化风格。这是真宗、仁宗之际大礼献赋语言系统出现的新变。

　　就同源化属性而言，宋初大礼献赋与制诰王言都使用经、史、诸子语。经学是礼乐治国实践的思想来源，王应麟《词学指南》提出，制辞用语“须多用《诗》《书》中语言及择汉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晋、宋间语及诗中语不典者不可用。魏、晋以来文史中语间有似经语者亦可于制中用，但其间名臣，非人共知者不必称引以为故事”52。宋初大礼献赋措辞典重，赋语与经语互为表里。赋语用经是汉唐大赋的传统，西晋孙绰就认为“三都、二京，五经鼓吹”53。杨亿《天禧观礼赋》是宋初大礼献赋高频用经的代表，其用典情况大致如下表所示54：

　　此赋用经的特点有二：一是赋文用经的频率远超前代。清人李调元认为，《祀天》《藉田》《献茧》等赋题“能援据精祥，简古肃穆，便是第一义矣”55。杨亿此赋凡两千多字，除了继承汉唐大赋铺陈叙述礼典仪式、活动氛围的语词之外，其余用经及正史、诸子中似经语处，多达两百余次，可谓句句用典。李商隐评韩愈《平淮西碑》为“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韩碑》）56，正可借用来说明本赋的语言特点。此赋用经、史、诸子语主要有直引、取辞、取义三种方式57，用以描写具体礼制活动的开展，如景德祥瑞骤增，大中祥符三迎天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后土，天禧宣读天书礼等。正如田锡所云，“《雅》《颂》溢人文之采，祥经盈太史之编”（《泰山父老望登封赋》）58，作者用典之目的是借助大量经语来装点、强调这些新型礼制活动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二是赋文用经的具体篇目异于汉唐。这是赋家适应帝王意志、礼制活动开展的现实需要做出的调整。首先，由于大礼献赋与纲领性王言文本存在互文现象，因此取用《尚书》之典谟训诰誓命也是自然之势。其次，刘熙载云“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59，汉唐赋用《诗》以《风》《雅》为主，体现偏重言情、陈义而略于述德的讽喻功能60；真、仁之际大礼献赋则以《雅》为主，兼及《颂》61，旨在陈礼义、述君德。这是献赋功能转变对于赋语系统的潜在影响。最后，用三礼最重《礼记》，《周礼》《仪礼》次之。这主要是由三礼地位及其与礼制书写的契合程度决定的。用《礼记》侧重礼节条文和礼的作用、意义，如《曲礼》《玉藻》《礼器》中“佩委”“玉藻”“素青”等名物62，《乐记》中的仪式音乐，《郊特牲》《祭统》中酬神美报、卜郊大报的制礼原则；用《周礼》侧重职官职业和名物制度，如《笾人》《掌舍》的祭祀器皿、帷宫，《春官》《秋官》的告朔、司仪、九旗、金版，《考工记》的龙旗、雕轸；用《仪礼》侧重祭、饮、觐等具体仪式和详细章程，如《乡饮酒礼》《士虞礼》的斋戒、宿戒，《特牲馈食礼》《公食大夫礼》《少牢馈食礼》的祭品陈列。

　　值得关注的是，《尚书》《老子》在宋代已经确立了绝对的经典地位，其本身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天书语辞类《尚书·洪范》和《老子》。左承天门天书为三言句：“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泰山天书为四言句：“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赐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63应当说，谋划天书事件的君臣是主动选择了这两部具有强烈政治教化意义的经典文本作为范本的，其目的是增强礼乐法度的合法性。大礼献赋用经也是如此，既体现了儒家传统礼乐思想，又适应新朝政治的制礼作乐需要，旨在强化礼制活动的规范性、正统性。这与前述借助祖宗功德宣扬当朝帝王功德的性质相似，都是通过溯源古礼、先圣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

宋真宗祥符元年禅地玉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真宗祥符元年禅地玉册玉匮嵌片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就大礼献赋与制诰王言的同质化风格而言，两者皆具有典重温润的特征。得体称旨、便于宣读，是宋初制诰与大礼献赋共同的写作原则和最高标准。制诰用四六在唐宋已成定制，如欧阳修《内制集序》云“制诏取便于宣读，常拘以世俗所谓四六之文”64，王应麟《词学指南》称“制用四六，以便宣读”65。真宗在天禧元年正月十五日行宣读天书礼，不仅需要宣读天书文字，还要训释天书文意，旨在塑造奉天爱民的形象和功德。真宗对于天书封祀相关制诰的旨意都有明确要求，如大中祥符元年杨亿拟写泰山封禅诏书，有“不求神仙，不为奢侈”等语，真宗不想斥言前代帝王，改为“朕之是行，昭答玄贶，匪求仙以邀福，期报本而洁诚。珪币牲牷，并资丰备，服御供帐，悉从减省”66。不难推测，杨亿献赋必定会考虑帝王意志和政策指向。赋文采取骈四俪六形式，属对精切，应是出于润色鸿业、歌时颂圣之目的。试取天禧元年正月六日《以正月十五日行宣读天书礼诏》与《天禧观礼赋》对读比较：

　　秘箓垂文，珍图锡祚，告卜世卜年之业，谕时万时亿之祥。载惟凉薄之姿，寅奉殊尤之贶，每增夕惕，祗答天祺，登岱畎以垂鸿，巡魏脽而育谷……洁祀太宫，升禋吉土，式罄奉先之孝，允伸大报之诚。福贶来同，感悦交集，夙宵内省，夤畏靡遑。（《以正月十五日行宣读天书礼诏》）67

　　戒期晤语，锡瑞幽经。专洗心而淳濯，果颁文于紫清。逖览舆议，属国封事。旄头先驱，玉牒不秘……卜郊大报，于国之阳。樵蒸具设，牲角无伤。九宾之列济济，六变之音洋洋。百灵受于瑞记，五畤烛于神光。（《天禧观礼赋》）68

这两篇文章风格极为相似。赋文仅在篇章结构上采取客、臣问答的形式，有“客有嘲臣曰”“臣应之曰”“客曰”“臣应曰”两组对话。正文主要以“臣”的口吻行文，大量使用骈四俪六，属对精切。究其原因，四六特有的文体形式决定其在形象描绘、铺陈叙述上具有显著优势，既便于渲染真宗朝礼制活动盛况，宣扬真宗治政功绩，又能更好地满足赋文传播的实用性要求。此外，杨亿具有双重身份，在文坛是才高学博的四六名家69，在政坛是熟谙礼乐典章制度、亲历礼制活动的馆职礼官70。因此，大礼献赋取法近于四六的制诰，措语典重，同样形成了典重温润的文风。

大驾卤簿图书（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相较于制诰王言，赋语系统的特殊之处在于：不反取四六之“丽”，还用经之“则”，融和了经术与词章的特质，兼具丽则之旨。赋体本身充斥着词章艺术与经义思想的矛盾。对此，汉唐以来的赋家相继做出了不同层面的调试。文体源流层面，班固提出赋为古诗之流的经典赋论，有效提升了赋体的思想价值，但也贬抑了赋体的艺术价值。白居易、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赋论都是沿这一路径加以敷衍的。主题内涵层面，自唐代确立科举试赋制度以来，经典透过国家意志渗入律赋写作，律赋随之开启依经立义之路。尤其是治道赋，从经义思想出发谈论治国之道，衍至宋初仍为一大宗71，充分体现了赋体与经典的密切关系。宋初大礼献赋用经，虽然并非北宋中期赋家那样是经学思想的自然流露，但仍然有力促成了赋体丽则兼备的风格。这是从话语系统层面为协调词章、经义矛盾做出的努力。

　　当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文体以旺盛生机楔入另一种文体时，必然会使原有文体及其文体系统的生态环境发生新变。宋初大礼献赋在尊法度的基础上力主变化，在破体中开宋赋之新貌。这一时期的馆职大臣各具个性，但无论是师法李商隐的杨亿、刘筠、晏殊、胡宿，还是效仿张说、苏颋的夏竦、宋庠、宋祁、王珪，无论是在大礼献赋还是在草拟制诰中，都呈现出典重温润的文风。赋体与制诰这两种文体的互动，非但没有削减赋体的形态特征，反倒彰显大礼献赋不可替代的赋学价值，正如钱钟书所说：“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72宋初大礼献赋与制诰王言的同源化属性和同质化风格，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自身文体的规定性，起到恢弘文体、拓宽区宇的效果，使得赋体的表现力和审美风格得到多样化的扩张。

　　作为礼乐治国实践的重要礼制环节和艺文活动，北宋初期的大礼献赋在文体功能、文本内涵、话语系统上相继发生显著新变，在汉唐经典大赋之外开创了宋赋的新形态，将赋体演进推向一个持续、平稳的新阶段。在宋初礼乐治国实践多层级的文本系统当中，无论是指导礼乐治国实践的纲领性王言，还是记录礼制活动程序的舆论性赋颂，或是庆贺礼成的抒情性诗词，实际上都代表了帝王的政治理想，反映了礼乐治国实践从思想集权走向艺文集权的过程，也是从政治秩序投射到文本秩序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当王朝稳定、皇权极化之后，治国理政思想又开始在稳定中寻求革新，大礼献赋也必然转向多元化、个体性书写。衍至仁宗亲政，一代经术型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在大礼献赋中彰显宋学之实用精神、议论精神，出现了又一批具有新功能、新内涵、新话语的文本73，迎来了赋史演进历程中又一段重大的转捩和新生。但在国家典章制度运行的整体链条下，宋初大礼献赋“勤礼而颂”的思想底色并未褪去，礼乐治国实践的传统也没有衰落，而是以新的形态为有宋祖宗家法注入新内涵。

注释

1 关于汉唐献赋的研究，参见蔡丹君：《西汉赋家的郎官身份对其赋作的影响》，《文学遗产》2013年第5期；刘青海：《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刘青海：《论初盛唐献赋活动的兴盛及其原因》，《文学遗产》2013年第5期。

2 如田锡《泰山父老望登封赋》，王禹偁《籍田赋》《大阅赋》，丁谓《大搜赋》，杨亿《二京赋》《天禧观礼赋》，钱熙《四夷来王赋》，刘筠《大酺赋》，夏竦《河清赋》，晏殊《皇子冠礼赋》《亲贤进封赋》《大酺赋》《河清赋》《承天节述圣赋》《景灵宫赋》《会灵观赋》，杨大雅《犀赋》，宋贻序《大阅赋》，范讽《东封赋》，夏竦《景灵宫双头牡丹赋》，宋祁《皇帝后苑燕射赋》《皇太后躬谒清庙赋》，范镇《大报天赋》，赵良规《乾元节祝圣寿赋》等。

3 关于先秦两汉礼制与赋体关系的研究，参见蒋晓光、许结：《宾祭之礼与赋体文本的构建及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安生、许结：《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关于唐宋礼制与赋体关系的研究，参见刘培：《论北宋的典礼赋》，《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余丹、康震：《礼制与政治：初盛唐明堂赋的文本语境与书写策略》，《求是学刊》2020年第4期。关于礼制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参见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韩高年：《礼乐制度变迁与春秋文体演变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于俊利：《唐代礼制文化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赵惠俊：《宋真宗的礼乐活动与慢词雅化的宫廷契机》，《文学遗产》2019年第2期。

4 参见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85—343页；汤勤福：《宋真宗“封禅涤耻”说质疑——论真宗朝统治危机与天书降临、东封西祀之关系》，《河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巩本栋：《略论宋真宗在宋代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国学学刊》2019年第4期。

5 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7页。

6 王称：《东都事略》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吴处厚著，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8 班固：《两都赋序》，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9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10 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宣汉”“恢国”思想。《恢国》云，“《宣汉》之篇，高汉于周，拟汉过周”，“恢而极之，弥见汉奇”，“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须颂》云，“《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常实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颂功，宣褒主上”，“晓主德而颂其美，识国奇而恢其功”（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24、849—850页）。

11 如屡次举办大酺礼，强调不以繁华为乐，以民安为乐（《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38页）。

12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93页。

13 田锡《进籍田颂表》：“臣子为心，合效华封之祝。”（田锡著，罗国威点校：《咸平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35页）

14 15 58 田锡著，罗国威点校：《咸平集》，第32页，第234页，第78页。

16 30 48 50 51 68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册，第386页，第149—154页，第2—4页，第4页，第153页，第150—152页。

17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5册，第7页。

18 35 41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册，第136页，第152页，第136页。

19 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0页。

20 25 63 6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99页，第2055页，第1519、1550页，第1530—1531页。

21 真宗曾鼓励正直行道，在北宋首次设置专职谏官。天禧元年二月八日，“诏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增其月俸，不兼他职，每月须一员奏事，或有急务，听非时入对，及三年则黜其不胜任者”（《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040页）。

22 如大中祥符二年正月，进士孙籍“献书，言封禅帝王之盛事，然愿陛下谨于盈成，不可遂自满假”；同年四月，殿前都虞候张旻“言土木之侈，不足以承天意”；三年十二月，龙图阁待制孙奭作《谏幸汾阴》《又谏幸汾阴》《上真宗论群臣数奏祥瑞》；六年十月，孙奭作《谏祠亳州太清宫奏》，真宗作《解疑论》以示群臣；天禧三年四月，河阳知州孙奭作《上真宗论天书》（《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589、1602、1699—1702、1850—1851、2142—2143页）。

23 参见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7页。

24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页。

26 28 《宋史》，第9661—9662页，第5395页。

27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9册，第224页。

29 叶昌炽著，柯昌泗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96页。

31 64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12页，第598页。

32 如大中祥符元年三月《答吕良等乞封禅诏》《答知兖州邵煜请东封诏》，二十一日《答宰相等乞封禅第一表诏》，二十二日《答宰相等乞封禅第二表诏》，二十三日《答宰相等乞封禅第三表诏》，二十五日《答宰相等乞封禅第四表诏》，四月四日《答宰相等乞封禅第五表诏》，六月五日《令有司定加太祖太宗尊谥诏》，十月二十九日《赐酺诏》，十二月二十五日《京师赐酺诏》，二年五月四日《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八日《天书降日前七日令兖州长吏设醮诏》，三年八月一日《有事汾阴后土诏》，四年二月十七日《汾阴二圣配飨铭》《祀后土玉册文》，二月十八日《祀汾阴赦天下制》等。

33 如大中祥符元年正月钱惟演《祥符颂》，三年正月晏殊《东封圣制颂序》，二月夏竦《上景德五颂大中祥符颂引表》《大中祥符颂》，十二月夏竦《进河清赋引表》，五年十二月晏殊《两朝祥瑞赞序》，六年二月晏殊《汾阴祥瑞赞》，六月十二日夏竦《谢赐御制真游颂表》，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赵汝腾《皇太子冠礼贺表》等。

34 以杨亿为例，咸平四年十一月作《奉和圣制南郊礼毕五言六韵诗》，六年二月十八日作《咸平六年二月十八日扈从宸游因成纪事二十二韵》，景德元年十二月九日作《奉和御制契丹出境将议回銮五言六韵诗》《两制谢赐御诗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作《奉和御制南郊七言六韵诗》等。

36 《春秋》：“（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左传》：“秋，大阅，简车马也。”（杜预集解，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798、3801页）

37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04页。

38 王震：《司马法集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页。

3945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册，第235—236页，第236—237页。

40 杨亿《天禧观礼赋》：“当今景炎震赫，休嘉翕习，礼有同节，会无后至。容典浸盛，讴谣载路。”“原夫历祚之永，推炎汉以洎前唐；载祀之久，惟孝武逮于明皇。当元鼎之际，幸甘泉而祠泰畤，奉郊以致礼。且元符绝闻，曷以昭夫天意？洎天宝之岁，尊金阙而造曲里，惇宗而考瑞。然真游匪接，奚以贞乎道契？”（《全宋文》第14册，第149页）

42 43 47 67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82页，第882页，第530页，第480页。

44 这类内容往往作为礼典描写的点缀出现，如杜甫《朝献太清宫赋》云：“今太平之人，莫不优游以自得。”（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20页）

46 孙武著，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5页。

49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3062页。

5265 王应麟著，张骁飞点校：《词学指南》，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09页，第407页。

53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7页。

54 下表用典统计包括语典、事典，杨赋文本据《全宋文》第14册（第149—154页）。

55 李调元著，肖勇、陈仕恩校注：《雨村赋话》，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197页。

56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09页。

57 直引，如“官师相规”出自《胤征》“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天明畏而孔彰”拼接自《皋陶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取辞，如“荡荡之道不谈”出自《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殆鸟兽之异类，亦率舞而交至”出自《舜典》“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取义，如“唯德能让”出自《舜典》“舜让于德，弗嗣”；“固室家之无外，威相庆以惟熙”出自《仲虺之诰》“攸徂之民，室家相庆”（王肃、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332、293、276、264、341页）。

59 刘熙载著，袁津琥笺释：《艺概笺释》，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40页。

60 许结、王思豪：《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61 如“戬谷之锡攸洽，陟降之容孔昭”，语出《小雅·天保》“天保定尔，俾尔戬谷”，《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小雅·鹿鸣》“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又如“苾芬既荐，纯嘏具膺”，语出《小雅·楚茨》“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小雅·宾之初筵》“锡尔纯嘏，子孙其湛”（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880、1083、866、1007、1042—1043页）。

62 《礼记·曲礼下》：“立则磬折垂佩，主佩倚，则臣佩垂；主佩垂，则臣佩委。”郑玄注：“君臣俯仰之节，倚谓附于身，小俯则垂，大俯则委于地。”《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礼记·礼器》：“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礼记正义》，第2719、3191、3109页）

69 朱彝尊《格斋四六跋》：“宋人骈语其初率仿杨亿、刘筠体，无逸出四字六字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 范仲淹《杨文公写真赞》：“东封西祀之仪，修史修书之局，皆归大手，为皇家之盛典。”（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41页）

71 如田锡《圣德合天地赋》、王禹偁《君者以百姓为天赋》、夏竦《正家而天下定赋》、欧阳修《畏天者保其国赋》等。

72 钱钟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431页。

73 如皇祐二年（1050）八月，杭州知州范仲淹筹议明堂礼期间献《明堂赋》，他既贯通经术，阐释为明堂之道、行明堂之义，又明达政体，切合仁宗制诰旨意，规谏天子施帝道、隆皇德之范，还借明堂老更荐贤的契机，两度上表重申庆历以澄清吏治为首要任务的政治举措，非前代虚饰词藻及高谈心性者能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批准号：18ZDA237）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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