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明 尹伟杰︱《晚晴簃诗汇》编纂新考——以《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为中心

金兆蕃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7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金兆蕃是编纂《晚晴簃诗汇》的重要成员，新见《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保存了他参与编纂的诸多记载。将其与相关信札及《徐世昌日记》等第一手材料参证，不仅可以厘清《晚晴簃诗汇》的两次编纂过程及参编诸人的分工情况等学界认识歧义、模糊的问题，更能还原金兆蕃与夏孙桐在1928年共同编排的过程。同时，可以发现，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编纂过程中既有事必躬亲的主持之功，又存在着托人代笔撰写诗话的情况。

　　《晚晴簃诗汇》又称《清诗汇》（下文简称《诗汇》），由徐世昌组织编纂，自1919年发起，至1931年由退耕堂刊刻出版，凡二百卷，上起明末，下至民初，共收录六千一百余名诗人、两万七千余首诗作，并附小传、诗话及评语。此书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清诗总集，不仅收录了清代几乎全部的著名诗人及其代表作，更载录了不少不甚知名的诗人及其作品，为后世清诗研究提供了全面而重要的文献。目前，学界对《诗汇》编纂过程的研究，有李佳行《〈晚晴簃诗汇〉的编纂及文献价值初探》、陆瑶《〈晚晴簃诗汇〉研究》、潘静如《〈晚晴簃诗汇〉编纂史发覆——兼论清遗民与徐世昌等北洋旧人的离合》《〈晚晴簃诗汇〉的编纂成员、续补与别纂考论》及王利伟《〈晚晴簃诗汇〉底本研究》等成果1，主要依靠闵尔昌《记〈晚晴簃诗汇〉》一文和当时的报刊记载，颇有语焉不详之处。傅幸《徐世昌手札中所见〈清诗汇〉资料》等文虽然披露了一些徐世昌信札2，但未深入解读。

　　最近，笔者在整理《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之《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下文简称《尺牍》）时发现3，其中蕴含了大量关于《诗汇》编纂鲜为人知的细节。金兆蕃，字篯孙，浙江嘉兴人。作为《诗汇》重要的编纂者，目前学界仅仅提及他在1923年受曹秉章（字理斋）之邀参与工作4。将《尺牍》与其他信札及《徐世昌日记》等第一手材料参证，不仅可以厘清众人合力编纂《诗汇》的大致过程，阐明前人从未提及的徐世昌所撰诗话的代笔问题，更能还原金兆蕃参与编纂《诗汇》的具体情况。

丁小明、柳和城整理《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书影，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

一、《诗汇》编纂过程的还原

　　大概而言，《诗汇》的编纂可分为前后两次：第一次编纂自1919年3月6日前开始，至1922年6月徐世昌下野结束；第二次编纂自1923年4月开始，至1929年初样本刊刻，经过一定增补后，于1931年正式完成。

　　（一）第一次编纂始末

　　1918年，徐世昌任民国大总统，次年3月6日开办晚晴簃诗社，延邀众多诗人齐聚集灵囿5。作为诗社成员之一，闵尔昌回忆当时雅集盛况云：“月凡数集，值星、房、虚、昴四日午后，徐公暨同人咸至，雍容谈论，半日而罢。每新年及旧历中秋，则设宴款焉。”6诗社开办之初，徐世昌就陆续向地方政府及学校下发征诗启，征集选诗所需要的诗集等材料。据潘静如总结，“征诗启发出以后，献诗途径约略可分三种：一是各省政府统一呈送；二是民间个体献诗；三是《晚晴簃诗汇》编纂者通过私人交际网而获得”7。1919年5月，《晨报》刊载启事云：“晚晴诗社以前所征求只限诗集，范围稍狭。现复函致京内外机关及学校，除征求诗集外，凡清代及现代诗话、词话、笔记等遗著，概皆采录，以广搜集云。”8可见诗社征求文献刚开始仅限于诗集，后来则拓展到诗话、词话、笔记等各种著作。《晚晴簃藏清人别集目录》共收别集二千七百余种9，很多就是这时候收集的。关于第一次编纂的大致情况，闵尔昌《记〈晚晴簃诗汇〉》有所记载：

　　顾诸老矜重于选录，殊不置意。云门年辈高，则推其选《初学》《有学》两集；春榆、芝洞、书衡尚乐于从事；余则偶录一二家而已。两三年来，写成者不过百数十家。徐公既去位，遄返回天津，社事中辍。10

徐世昌下野之前，第一次编纂的成果“不过百数十家”11。这和最终成编的六千余家相比，犹如冰山一角。1922年黄山民所著《徐世昌之秘密》对此介绍得更为详细：

　　徐世昌既正位于新华宫，颇思逆取顺守，揣知国民厌乱恶武之心理，因利用文治为幌子，以自身出自玉堂金马之间，遂以文治派首领自命。从政之暇，评量风月，饮酒赋诗。一般遗老趋之若鹜，而新华宫内晚晴簃诗社遂应运而生，以星期日为常会。每至此日，如樊山、石甫、范孙、湘帆诸遗老咸集于此，分题拈韵，各尽所能，直借舞文弄墨以粉饰太平而已。于是有媚徐者进言曰：“兹值开国之初，尧舜在位，宜将全清诗诠选合刊，以成一代巨制，如前清钦定《全唐诗》，向称一朝盛典。今既有晚晴簃之设，名公巨卿、硕彦鸿儒咸萃于此，苟能建此鸿业，不仅足为诗学前途无穷之利，而晚晴簃之盛名亦昭垂千古矣。”徐闻言嘉慰有加，然实腹诽其人，以为书呆子真不解事，乃公岂真为提倡风雅而来耶？久之，媚徐者亦恍然悟。此项之建议遂消灭于无形。晚晴簃之成绩除却几首《有感》《书愤》之外，无他之可述，其寿命亦随徐世昌之总统而告终。12

黄氏点出，当时的晚晴簃诗社乃“评量风月”“粉饰太平”之地，“全清诗诠选合刊”事亦“消灭于无形”。此书为讽刺徐世昌而作，“晚晴簃之成绩除却几首《有感》《书愤》之外”云云不免偏颇，但由此返观闵尔昌回忆的“两三年来，写成者不过百数十家”，当为实数。《晨报》揭示了其背后的一些原因：

　　兹闻总统现已在集灵囿设立诗社一所，名曰“晚晴簃诗社”，并刊印征集诗词章程、凡例十余条，如王晋卿、樊樊山等名流皆在其中。并闻总统已行文各省，通饬征集一切。唯目下总统主张征集诗词以已死前清之名流、隐逸著作为限，以蔚为一代之钜制。而樊山等人则偏欲并未死之名流著作一并列入，其意专在将自己著作列入清选。因之刻下关于征集界限尚未定夺云。13

《诗汇》最初名为“清诗汇”，“凡所甄录之人，本定以宣统三年为断”14。樊增祥等人却怀揣私意，欲将自己的诗作也编入，故对这个体例不满，再加上溺于评量风月、饮酒赋诗之乐，必然会影响他们选诗的积极性及成果，所得“不过百数十家”也在情理之中了。学界以往对《诗汇》编纂过程的研究，过于强调第一次编纂15，实则这次编纂成果甚微，倒是这一时期公开征收材料，为后续编纂打下了基础。

　　（二）第二次编纂过程

　　1922年6月，徐世昌隐居天津，原来的晚晴簃盛会也随之而散。关于第二次编纂的大致情况，闵尔昌《记〈晚晴簃诗汇〉》叙述道：

　　十二年，理斋承公命商量续选，旧友仍约书衡与尔昌，别邀江阴夏君闰枝、杭县吴君印丞、嘉兴金君篯孙入社，假江安傅君沅叔藏园，仍月四五集。同人分事搜采，以尔昌于清人事迹向尝究心，属为采正邑里、时代、科分、官职，而因此与同人乃不能无违迕焉……十三年印丞物故，尔昌亦辞去，仅夏、王、金、曹四人完成其事。序为书衡手笔，诗话同人固各有所作，太半亦书衡润色。文章尔雅，方诸静志居，庶嗣其响焉。16

据《徐世昌日记》，1923年4月27日，“曹理斋自京中来久谈”；4月28日，“曹理斋来谈有顷”；4月29日，“曹理斋来谈良久”17。则闵尔昌所说的“理斋承公命商量续选”应在此后不久。这次编纂邀请了金兆蕃、王式通（字书衡）、夏孙桐（字闰枝）、吴昌绶（字印丞）、闵尔昌等人参与，曹秉章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18，以傅增湘的藏园为集会场所19，开展工作。除去次年物故的吴昌绶和中途退出的闵尔昌，主要编纂人员为曹秉章、王式通、夏孙桐、金兆蕃四人。

闵尔昌《记〈晚晴簃诗汇〉》书影，退耕堂1931年刻本

　　闵尔昌谈到，“嘉善曹理斋司收掌、交际等事”20。“收掌”指收发选诗用的底本与稿件，“交际”指负责参编诸人与徐世昌之间的联络。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徐世昌很少与金兆蕃等编纂人员直接联系，而是通过曹秉章代为转达，如徐世昌信札云：“寄去《海余士集诗》二本，请入选，其辛亥以前六卷请篯荪函向絅斋索取并选。”21又《尺牍》云：“《蛰庵诗》府主属选后寄还，请属先抄，余走谈。”22在此，徐世昌的嘱托很可能由曹秉章代为转达，而金兆蕃收到的《海余士集诗》和寄还的《蛰庵诗》亦由曹秉章“收掌”。

　　曹秉章“收掌”的诗集底本，今大半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据王利伟《〈晚晴簃诗汇〉底本研究》，这些诗集中“夹有‘晚晴簃选诗社’的竖版标签”，“在已选诗作的题名上方标注有晚晴簃选诗社的选诗标记‘〇’或‘选’”，“底本中尚存晚晴簃诗社对诗集或诗集作者的评价以及对入选（或未选）诗的标识等”23。可见当时的选诗流程，是先将诗集底本送至诗社成员手上，诗社成员决定选诗后，以朱笔标识或另附目录，再将底本及小传、诗话的草稿寄给曹秉章。在《尺牍》中，有许多上缴诗集和草稿的内容，如：

　　《湖北诗征》看完缴上，计十本，又《广济诗补》二本、《蛰庵诗》一本。

　　《楚庭耆旧集》《宛雅》《晋四家诗》《希达斋诗集》《十六观斋遗集》，右五种已选出，另目同呈上。

　　《年双峰小传》《诗话》暨《金圣叹诗话》俱纳上，请酌定。24

按，《尺牍》中提到的诗集远不止此25，可知金兆蕃参与了大量的选诗工作。此外，《江阴夏闰庵先生墓志铭》载：“东海秉国，设晚晴簃府中，选《清诗汇》，先生搜采为多，小传尤矜慎，是诗史也。”26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底本中，部分诗集的签条上写有“不选，夏”，此“夏”即夏孙桐。由此可知，选诗工作主要由金兆蕃和夏孙桐承担。

《晚晴簃诗汇》底本附签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闵尔昌又说：“诗话同人固各有所作，大半亦书衡润色。文章尔雅，方诸静志居，庶嗣其响焉。”结合徐世昌信札“叔衡如阅出若干本，可陆续寄来”“叔衡阅定之本，何日能送阅”“王拯诗，叔衡如复阅过，仍寄来一阅”“叔衡近又阅定若干册”等记载27，可知稿件交还曹秉章后，会先由王式通“阅定”，再交给徐世昌批阅。这一多人多次反复审阅的编选过程，徐世昌约作于1924年28的一封函札有详细记载：

　　第十次各册似叔衡多未阅过者。兄粗阅一过，恐尚有须删润者，仍请叔衡校定，小传、诗话亦请斟酌，以归一律。王拯一册，兄尚未阅。俟叔衡酌定后，再送阅为属。十次各册中选诗稍多，请叔衡再阅，如有过多者，仍可酌删。王拯一册，叔衡阅过即寄回津，再看。29

这是徐世昌阅过稿件后的批复，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王式通负责的“删润”之事，一方面指删去一些初选的诗作，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底本中，一些标记为应选的诗并没有收入定本《诗汇》30，很可能是被王式通删汰了；另一方面指润色小传和诗话并统一体例，故被闵尔昌赞为“文章尔雅，方诸静志居，庶嗣其响焉”。

　　第二，被徐世昌称作“兄”的上款人，应该指夏孙桐（徐世昌称曹秉章为“执事”或“吾弟”，所以此“兄”不会是曹秉章），证据有二：一是《清儒学案纂辑记略》附徐世昌致夏孙桐信札，有“闰枝我兄”云云31；二是徐世昌信札说“此后如有王、夏两兄核定者，随时寄阅，不必候辑多本方寄一次也”32，这里的“王、夏”即王式通和夏孙桐。结合“兄粗阅一过”“兄尚未阅”的说法，可知夏孙桐除了担任选诗工作外，还和王式通一起审阅稿件。

　　第三，由徐世昌在信中所称“请叔衡校定”“俟叔衡定后”“请叔衡再阅”，可知在徐世昌阅过后，王式通会根据徐世昌的批复意见再次删改润色，还会通过曹秉章回应徐世昌的批复，如曹秉章致徐世昌信札有：“附《姓名单》一纸，又书衡陈答上次批谕各语一纸【徐批：已读过】。”33可见，是由王式通负责最终的定稿工作。

　　综上所述，第二次编纂的过程大致为：首先由金兆蕃、夏孙桐等人选诗并草拟小传、诗话；接着由王式通和夏孙桐修改稿件、统一体例并润色文辞；随后将修改后的稿件上呈徐世昌，由其审阅后给出批复意见；最后王式通根据批复意见调整并定稿。全程的通信交流、收发诗集稿件之事，由曹秉章统筹安排。

二、徐世昌的审阅工作及所撰诗话的代笔问题

　　提到《诗汇》编纂，人们往往会忽略徐世昌这位主持者付出的努力。在《徐世昌日记》中，经常有“阅诗社所选诗”的记录：1923年99天、1924年134天、1925年102天、1926年63天、1927年60天、1928年15天、1929年21天34。可见，徐世昌花费了大量时间亲自批阅稿件。《徐世昌日记》还常有“料理答复诗社各事”一类记载35。徐世昌信札保存了许多当时的批复意见，至少有第八、九、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六十一次阅稿的回信36，如第八、九次审阅后徐世昌说：

　　第八次、第九次各册，均阅过寄回，请查入。近阅各卷小传，科分皆无干支，如再改某年亦甚费事，请再裁酌，不改亦可。各卷诗如分体颇费事，不如按其原集时代入选，不必分体较为大方。分体是明人以后习气，清初亦沿习之。请酌各卷中讹误之字及格式可拟之处，均请分别酌定校正。37

信中，徐世昌指出了稿件的不足之处：一是当时的许多小传均有科第而无年份，在徐世昌督促之后才重新增补；二是诗稿本来按体裁分编，徐世昌认为“不必分体较为大方”，主张“按其原集时代入选”。这些均为《诗汇》编纂的关节处，赖徐世昌的裁定、坚持才得以贯彻、统一。

徐世昌像

　　除此之外，徐世昌的贡献还在于诗话的编纂。《诗汇》中有许多诗话都带有“余”“某师”等字眼38，显然是以徐世昌的口吻叙述的。涉及诗人大多是徐世昌的师友，或者诗话中记录了徐世昌搜集到的佚文。此类诗话至少包括（括号内为卷数）：颜元（一一）、王以中（六九）、徐全楷（七五）、周震荣（八一）、路邵（九三）、和瑛（九四）、周际华（一一六）、周尔墉（一一六）、查梧（一二四）、顾煚世（一三三）、李鹤年（一四六）、路璜（一四六）、程步云（一四九）、黄振河（一五一）、陈宝箴（一五三）、段广瀛（一五四）、姚庆恩（一五八）、许庚身（一六一）、王先谦（一六三）、锡珍（一六四）、袁思韠（一六四）、孟继壎（一六五）、陈文[驱]　[录]（一六六）、史兰（一六七）、陈文驷（一六七）、王柘（一六七）、黎承忠（一六七）、俞耀（一六七）、李作霖（一六七）、黄绍箕（一六七）、沈曾植（一七三）、鹿学尊（一七四）、何维栋（一七四）、于庆齐（一七五）、成多禄（一七五）、陈遹声（一七五）、贺涛（一七六）、荣庆（一七六）、冯煦（一七六）、叶在琦（一七六）、刘孚京（一七六）、沈曾桐（一七六）、程秉钊（一七七）、张鹤龄（一七八）、傅增淯（一七八）、宋书升（一七八）、徐坊（一八〇）、张祖继（一八〇）、张宗瑛（一八〇）、陈璟章（一八〇）、王鸿兟（一八二）、张蘩（一八四）、沈畹香（一八八）、卢德仪（一九〇）、路秀贞（一九一）39。学界一般认为这些诗话由徐世昌亲自撰写，并由此研究其语言特色等40，但笔者细读《尺牍》发现，它们很有可能是金兆蕃等人代笔而成的。《尺牍》中有两条材料与所谓代笔诗话有关：

　　弟处已无应选之案，惟孙莱山尚书集杜一册，候公以诗话材料见示。

　　周君补诗话，容试演成，《辉县志》亦可不必检寻。41

《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第三一通

“孙莱山尚书”即孙毓汶，《诗汇》中周姓诗人且与辉县相关者仅周际华，根据《尺牍》所言，这两人的诗话由金兆蕃代笔，定本云：

　　诗话：文恪师门地清华，起家高第，回翔台省，迭掌文衡，直枢密十有二年。与许恭慎、徐忠愍辨章大政，报国匡时，懃懃夙夜。诗多散佚，惟壬辰夏秋间乞假归里，有《集杜诗》一卷刻行，谨甄录数篇。东阁久疏，西州重过，前尘迥跂，弥用悢然。

　　诗话：石藩宰辉县最久，教士恤民，兴利除弊。既去，民思久而不沫。余寄寓于辉，每闻士夫话石藩遗爱，津津不去口。其子年少而才，工楷法，余少时亦尝见之。42

徐世昌曾受业于孙毓汶，故称其为“文恪师”，并抒发了自己“弥用悢然”的感慨；后一则诗话直接用第一人称“余”来叙述。结合前引《尺牍》，可知是金兆蕃模仿徐世昌的口吻代笔，并且在编纂前要等候曹秉章转来“诗话材料”。所谓“诗话材料”，在徐世昌信札中尚有保留43，藉此可见诗话文本的形成过程。徐世昌曾请求曹秉章代撰路璜（字渔宾）和俞耀（字雪岑）的小传及诗话：“路渔宾先生桥梓及俞雪岑小传、诗话，请执事大笔一挥，何如？”44并且不久便给曹秉章“寄去渔宾先生事略二纸”45，寄出的事略云：

　　路璜，字渔宾，毕节人。道光乙巳进士。官河南知县三十余年。曾文正督兵驻周家口时，时官淮宁县，时时谒晤，论文章政事，策画戎机，颇加青眼。并见其子朝霖，时方弱冠，已有文誉，能诗，文正极称赏之。官洛阳最久，诱掖后进，一时擢巍科者踵相接。有《嵩洛纪游草》，已刊行。官祥符首县时，正发、捻交讧，守城功最巨。每日坐堂皇，判事余闲，即啸歌不辍。每至四乡勘事归，诗稿拉杂肩舆中，亦韵事。幕中多网罗英俊之士，时相文燕唱和。晚年罢官，主讲游梁书院，识拔寒暖，不遗余力。著有《黔灵山樵集》。路朝霖，字访岩，毕节人，璜子。光绪丙子进士，入翰林。散馆，以知县用，官四川东乡、万县。官至河南候补道员。有《〇〇〇集》。诗集皆在社中。

　　路渔宾先生官洛阳，余从学诗文，时有游眺觞咏之乐。先生诗才敏捷，晚年吟诗，偶令余写之，长篇短咏，顷刻而成。路访岩、陈仲英、陈季舫三先生，皆余少年从学诗文者。余初应京兆试时，携所作试贴一册，仲英先生手为批点，极赞赏之。46

从内容来看，这两则事略正是所谓的“诗话材料”，曹秉章根据以上材料，写成了定本《诗汇》中的路璜小传及诗话：

　　路璜，字渔宾，毕节人。道光乙巳进士，官洛阳知县。有《黔灵山樵集》。

　　诗话：渔宾先生历宰中州大邑，多惠政，笃好吟咏，簿书填委之际，顷刻成章。曾文正督师驻周家口，不以俗吏相待。公子访岩观察甫弱冠，进见呈诗，文正并器之。先生尤喜诱掖后进，课士亲为改削。分校豫闱，得人称盛。去官后，主讲游梁书院，多所造就。余少时从游洛阳，官署谈艺，亹亹不倦。每有诗，必令门弟子属和。赴乡勘事，肩舆中诗稿积寸，多倩余录之。丁丑春，遣其一侄两孙，同余游龙门、香山，曾刊《嵩洛纪游草》。后余为编订诗集，多和平安雅之音。观察，余姑父也，诗承家学，博雅好古，多华赡之作。孙承鋆亦能诗，早卒。47

通过对比“诗话材料”和小传、诗话的定本，可以发现，定本的许多信息都源自“诗话材料”。定本小传中的“有《黔灵山樵集》”，徐世昌“诗话材料”略作“有《〇〇〇集》”，表示托曹秉章代查。从“诗话材料”到定本，经历了一个合并、归纳与增补的过程。徐世昌晚年编纂文献时，请人代笔乃常事，如《〈晚晴簃诗汇〉叙》署名“天津徐世昌”48，实际是由王式通托黄孝平代笔的49。据此，笔者推测，除了上述可考的部分之外，《诗汇》中以徐世昌口吻撰写的诗话尚有不少是请人代笔的，只不过要一一坐实的话，尚待相关新材料的发现。

徐世昌手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

　　《尺牍》中留有金兆蕃写毕《孙毓汶诗话》的时间节点：“附去《孙文恪诗话》……连日忙修正史稿，年内如能赶完乾隆，过年后办后妃、王公，则可勉强交卷矣。”50按，《清史稿》于1927年年中开始刊刻51，信中所谓的“年内”乃指1926年年末。又，《徐世昌日记》在1927年2月9日至2月11日三天，提到“阅诗社《晚晴簃诗话》”“阅诗社所定《晚晴簃诗话》”“阅《晚晴簃诗话》”，并在2月14日“寄阅过《晚晴簃诗话》”52，与平常记录的“阅诗社所选诗”不同，为《日记》中仅见，且与金兆蕃上呈《孙毓汶诗话》的1926年年末相合。据此，笔者推测，《徐世昌日记》中记录的“《晚晴簃诗话》所定稿”特指金兆蕃、曹秉章等人为其代笔的诗话，经徐世昌审稿后，大致完成于1927年年初。

徐世昌《致夏孙桐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

　　综上可知，在《诗汇》整个编纂过程中，徐世昌非常勤勉地审阅了大部分稿件，并事无巨细地提出批复意见。作为《诗汇》的主持编纂者，徐世昌是名实相符、当之无愧的。同时，通过徐世昌致曹秉章信札、金兆蕃致曹秉章信札与《诗汇》小传、诗话等相关内容的互证，笔者也发现，《诗汇》中以徐世昌口吻撰写的部分诗话、小传，是在1927年前后，先由徐世昌提供材料，再由金兆蕃、曹秉章等人撰写成稿，最终由徐世昌审阅定稿的。这一前人从未提及的代笔问题，体现了金兆蕃、曹秉章等人在徐世昌编纂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生动反映了徐世昌团队各司其职、合力编纂的过程。

三、金兆蕃与《诗汇》的编纂

　　上海图书馆藏有金兆蕃稿本《〈晚晴簃诗汇〉目录》一册（索书号：825299，下文简称《目录》）53，包括《诗汇》卷一三至一八二的目录。将之与定本《诗汇》目录对勘，笔者发现，《目录》在光绪朝（卷一七〇至一八二）少收了许多诗人54，并且缺失了后十八卷“闺秀”“方外”和“属国”诗的内容。按《徐世昌日记》，1929年1月23、24日有“阅新刻《晚晴簃诗汇》样本”的记载55，但是样本刊成时，“闺秀”“方外”“属国”诗还未定型，而光绪朝后来又有补选。1929年5月15日曹秉章致徐世昌信云：“现在编出，拟即送沅叔发缮者，《闺秀》《道士》《释子》《属国》四种，共十八卷。光绪朝诗，虽以书衡多所补选，实已早交沅叔。”56因此，《目录》所呈现的正是1929年初刊样本的面貌。将《目录》与《尺牍》等相互参证，可以还原金兆蕃编排《诗汇》稿件、补选“道士”诗等重要细节。

　　（一）金兆蕃、夏孙桐与《诗汇》的编排情况

　　《诗汇·凡例》第六条云：“诸家有科目者，以科目为次；无科目者，依时代以次间列。亦有以子从父，以弟从兄，不论科分者，此为变例。”57对此，闻石在《点校说明》中归纳为：“编次先列清代九朝帝王及皇子亲王之作，次列明末遗民诗人，并以从祀诸儒如孙奇逢、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别为一卷冠其前。其它作者以科甲次第为序，无科目者依时代先后入选。最后分列‘闺秀’‘释道’及所谓‘属国’诸家作者。”58这一概括基本准确，但没有对各朝诗人的排列方式做进一步的说明。在《目录》大多数卷的卷首，金兆蕃都写有该卷所收诗人的范围（下文称“卷首标题”），据此可以弥补《凡例》对编次顺序语焉不详之处。《尺牍》中有一通信札涉及《诗汇》的编排过程，可以与《目录》对读，故先录于下：

　　玉砚先生：奉手示敬悉。编诗体例，弟均与闰翁酌定。弟处编“遗民”七卷，明人入清者四卷，顺治初科第二卷，已送闰翁覆定。闰翁处亦编出约十卷，彼此分合，交互参酌。弟属闰翁径送公处，仍请公裁核发钞。续交下康熙后三十年诗卷，容即续排比呈教。此请大安。59

《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第四四通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诗汇》的编排工作由金兆蕃与夏孙桐共同负责。因为《诗汇》卷一二至一八二诸朝诗人的内容极为庞杂，故在编排前，必须先商定“编诗体例”。《徐世昌日记》1928年5月1日有“阅诗社寄来编诗办法各件”60的记录，此“编诗办法”即金兆蕃所言的“编诗体例”。可见，金兆蕃与夏孙桐在1928年5月前后制定了编诗体例，并着手编排卷一二至一八二的内容，在1929年1月23日前付刻。

　　第二，信中提到的卷数都可与《目录》的“卷首标题”对应：1. 金兆蕃编“遗民”七卷（卷一二至一八）61、“明人入清者”四卷（卷一九至二二），和《目录》的“卷首标题”完全相同；2. 金兆蕃编“顺治初科第”二卷与夏孙桐“编出约十卷”拼合起来，正合《目录》顺治朝十二卷之数（卷二三至三四）62；3. 《目录》“卷首标题”中，康熙朝有前、后三十年之分63，而信中金兆蕃只言及自己担任“康熙后三十年诗卷”的编排工作，略过了前三十年，由此推测，康熙前三十年应是由夏孙桐负责的。综合来看，编排《诗汇》稿件是金兆蕃与夏孙桐分工合作、同时进行的，金兆蕃还会“送闰翁覆定”，这就是所谓“彼此分合，交互参酌”。

《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第十三通

　　第三，可以藉此细致探考《诗汇》的编排体例。根据“卷首标题”，《目录》各卷先以朝代分类，朝代内再以有无科第为别，如道光朝各卷：

　　上表中的年份是指有科第者中举（或进士、博学鸿词科）的时间，按顺序次第排列。此外，尚需补充体例如下。

　　其一，《诗汇·凡例》称无科第者“依时代以次间列”。从《目录》来看，是先将无科第者以朝代分段，再分为“仕宦”“处士”“知名各家”等项，各项内部大致按所收诸人生活年代排列。同时，《尺牍》云：“敬悉道光朝编出二十一卷，送请裁定，尚有两卷，一为晚年‘仕宦’，一为晚年‘处士’，尚觉略少，当以咸初羼入，取足成卷，亦不致多参差也。”64可知编排时，为了使每一卷容量大致相等，也会在各朝间灵活调整，这使分卷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第三二通

　　其二，“仕宦”指未中举但曾在官府任职的诗人，包括满洲旗人、世袭官员和大量“诸生”等以低级科名入仕者，“处士”指未曾在官府任职者，“知名各家”则兼有“处士”“仕宦”等65。《目录》中，顺治到光绪朝都有“仕宦”和“处士”项，而“知名各家”仅见于道光朝之后。这是由于道光朝以后无科第诗人较多，故金兆蕃特意区分出“知名各家”一项，以便后续的调整工作，如《尺牍》云：“诗多于海，甚苦无从检勘。其中原钞只一首者，除‘知名诸人’外（即‘知名各家’——引者注），或再加以沙汰，何如？”66

　　其三，因为道光朝时间跨度较大，故而分为“道光初”（元年至八年）、“道光中”（九年至十七年）与“道光末”（十八年至三十年）三段。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康熙和乾隆朝。根据《目录》，康熙朝分为“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乾隆朝分为“二十年间”“四十年间”与“六十年间”67。编排时，将无科第者缀于每个小时段的有科第者之间，这样使得无科第者与有科第者能够较为平均地分布。

金兆蕃《〈晚晴簃诗汇〉目录》书影，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总之，金兆蕃和夏孙桐的编诗体例大体为：1. 将明清之际的诗人分成“遗民”与“明人入清者”，强调清初遗民的特殊性；2. 有科第者按照登科时间依次排列；3. 无科第者先以朝代分段，再以“仕宦”“处士”“知名各家”等分项；4. 康熙、乾隆、道光朝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均被切分为两到三个小时段，并将无科第者缀于每个小时段之后。1928年5月，金兆蕃和夏孙桐遵循这一体例，陆续将各朝诗人编排成册。

　　（二）金兆蕃、张元济与“道士”诗的补选

　　《目录》止于卷一八二，定本此后还有“闺秀”十卷、“方外”七卷、“属国”一卷。从现有材料看，1929年《诗汇》样本刊成时，“闺秀”“方外”“属国”三部分还没有最终编定，诗社成员对其内容多有讨论，如《尺牍》云：

　　《琉球诗传》，问菊生、稚威皆无其书，恐不易借。致选稿最后之两卷，即第一百九十九、第二百两卷，鄙意似只可合而为一，而商诸书老，将“闺秀”再匀出一卷至后，以合成数，“闺秀”闻有千家，匀作十一卷似亦可，公以为然否？写样颇速，转瞬即到，公与书老当亦预筹及之矣。68

《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第五四通

此信作于1929年1月20日69，由信可知，《诗汇》样本刊成时，最后十八卷的编选尚在进行，卷数也未确定。原先计划是“闺秀”十卷、“方外”六卷、“属国”两卷，但由于未能觅得《琉球诗传》这一重要选源，“属国”诗数量太少，只能合并为一卷。为了凑足两百卷的成数，金兆蕃提议将“闺秀”诗匀作十一卷，并准备进行补选。不过，他随即又改变了方案。《尺牍》云：

　　《诗汇》“属国”类中，《琉球诗传》既无从借补，势不能不与朝鲜、安南并卷。前函拟将“闺秀”匀作十一卷，未知公与书老以为何如？顷在沪，晤菊生同年，谈及《诗汇》“道家”只有一卷，渠处收藏道家诗多种，谓尚可补收。因从借阅，容即选录寄奉，如可扩为二卷，即以补数亦无不可。70

《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第五七通

此信作于1929年2月19日71。为凑卷数，金兆蕃提出将“道士”诗增补为两卷，以代替把“闺秀”诗匀作十一卷的方案。之所以如此计划，是因为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为刊刻《道藏》，收藏了许多道家诗集，建议补收。金兆蕃此前已经造访张元济，详情可见于张元济致金兆蕃信札：

　　篯孙吾兄同年：今晨造访，因已近午，道远亟欲归寓，不获久谈，甚怅怅也。既归，检得张云槎道人所辑《道家诗纪》，属于国朝者凡两册六卷。又抄其所自为诗，曰《补梅居士诗选》（一册，抄）；有先乎张者，曰贺炳，有《云涛散人集》一册；与张同时者曰赵莲，有《画梅庐吟稿》一册（抄）。之数子皆海盐道流。海盐道流多能诗，有总集曰《方壶合编》一册。书凡五种，都六册，今呈览。不审有可采录者否？显微阐幽，是在贤者。张元济  十八年二月八日即戊辰十二月廿九夕。72

据信可知，金兆蕃于1929年2月8日造访张元济，当日张元济即寄上备选材料，其中有别集三种（《补梅居士诗选》《云涛散人集》《画梅庐吟稿》）、总集两种（《道家诗纪》《方壶合编》）。金兆蕃在收到材料后，经过一个多月的选录，于1929年3月18日向曹秉章呈上选稿73：

　　“闺秀”诗弟所开之目，大都自选本中挦撦而来。书老仍以十卷为度，约计三百人，或不敷分配，似可从宽格。得“道士”诗，弟录出五十五人，得诗一百三十余首，手钞奉览。弟处僧道诗目未取回，其中必有前已入选者，无从追忆，敬乞书老审定，另函请转交为托。74

《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第五九通

金兆蕃最终补选了“道士”诗凡55人、一百三十余首，定本《诗汇》凡收78人、199首，即使没有全部收入定本，成果也可谓丰硕了。张元济寄去的三种别集，其作者张谦（云槎）、贺炳、赵莲均选入定本《诗汇》，其中张谦诗话还特别提到“云槎又辑《历朝道家诗纪》五十卷，搜采甚富，几出《禅藻集》之右”75，此书即张元济提供的两种总集之一。

张谦《道家诗纪》书影，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并且，定本《诗汇》的“道士”诗中，海盐诗人有徐颖、吴人逸、夏时、唐观复、夏霖、韩承晋、朱景文、金鼎、冯敬可、宋昭明、贺炳、张士达、李柱、严克真、钟正修、俞中楷、陈敬、柳渔、赵莲、张谦76，共20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26%），且除徐颖、贺炳、李柱、赵莲、张谦5人外，均无诗话。这不仅印证了张元济所谓“海盐道流多能诗”，显示出其对乡贤文献保存、推广的贡献，而且体现了《诗汇》编者在利用私人交际网选诗时，偶然性与广博性并存的特点。金兆蕃当时还在紧锣密鼓地编纂《清儒学案》77，在一个月时间内补选出一卷“道士”诗，是比较仓促的，而且这些诗人诗作大多由张元济提供的总集选出，所以没有诗话。

结语

　　《诗汇》作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清诗总集，由徐世昌主持，曹秉章、王式通、夏孙桐、金兆蕃等人集体编纂而成。《尺牍》的出现，使笔者得以窥见他们工作时的诸多细节，并通过勾连徐世昌日记、信札这些业已为学界所知的材料，大体还原了编纂过程。而且，《诗汇》中以徐世昌口吻撰写的部分诗话、小传，是先由徐世昌撰写回忆材料，再由金兆蕃、曹秉章等门人代笔而成的。当然，徐世昌花费大量时间一一审阅稿件，并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包括选诗体例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毫无疑问，徐世昌对于《诗汇》的编纂功不可没。

　　从《诗汇》的刊刻过程来看，上海图书馆藏《目录》应该是1929年初刊样本的目录。将《目录》“卷首标题”与《尺牍》对勘，不仅能够梳理出金兆蕃与夏孙桐在1928年共同编排《诗汇》的过程，更可以归纳出两人依据的体例，弥补《诗汇·凡例》的模糊之处。另外，由《尺牍》等可知，“闺秀”“方外”“属国”诗在初刊样本时并未编定，此后金兆蕃向张元济借得道家诗集五种，补收了一卷“道士”诗。

　　笔者之所以能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厘清《诗汇》的编纂过程，主要得益于当事人往来信札的出现。信札往往比回忆录或当时报刊的报道更具现场感，更为可靠。这启示我们，当事人信札对于深化文学史、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

1 李佳行：《〈晚晴簃诗汇〉的编纂及文献价值初探》，北京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陆瑶：《〈晚晴簃诗汇〉研究》，苏州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潘静如：《〈晚晴簃诗汇〉编纂史发覆——兼论清遗民与徐世昌等北洋旧人的离合》，《苏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潘静如：《〈晚晴簃诗汇〉的编纂成员、续补与别纂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期；王利伟：《〈晚晴簃诗汇〉底本研究》，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

2 傅幸：《徐世昌手札中所见的〈清诗汇〉资料》，《文献》2006年第4期；《徐世昌手札》，《收藏家》2003年第12期；《民国总统徐世昌手札初探》，《北京文博》2012年第4期；《浅议民国总统徐世昌〈弢师手札〉》，《首都博物馆论丛》第35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

3 22 24 41 50 59 64 68 70 74 丁小明、柳和城整理：《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38—109页，第39页，第39、47页，第46、38页，第44页，第49页，第46页，第54页，第56页，第57页。

4 参见陆瑶：《〈晚晴簃诗汇〉研究》，第7页；潘静如：《〈晚晴簃诗汇〉的编纂成员、续补与别纂考论》。

5 《贺葆真日记》1919年3月6日载：“晚晴簃诗社开办，所招选诗人皆一时名士，凡十二人，曰樊云门，曰周少朴，曰王晋卿，曰柯凤孙，曰郭春卿，曰张珍午，曰秦友蘅，曰王书衡，曰易实甫，曰徐少铮，曰曹理斋，曰赵湘帆。其办事员则有冯仲轶、赵宾序、张佛昆、周志辅、柯燕舲。”（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89页）关于集灵囿之位置，参见苏亚民：《集灵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294页。

6 10 16 20 闵尔昌：《记〈晚晴簃诗汇〉》，顾廷龙主编：《诗歌总集丛刊·清诗卷·晚晴簃诗汇》，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第1页，第1—2页，第1页。

7 49 潘静如：《〈晚晴簃诗汇〉编纂史发覆——兼论清遗民与徐世昌等北洋旧人的离合》。

8 《诗社征求遗著》，《晨报》1919年5月3日。

9 参见徐世昌编：《晚晴簃藏清人别集目录》，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编：《民国时期文献资料海外拾遗》第209册，北京瀚文典藏文化有限公司2015年版。

11 学界对于闵尔昌“余则偶录一二家而已。两三年来，写成者不过百数十家”多有误读，如陆瑶《〈晚晴簃诗汇〉研究》（第8页）甚至将“余”误识成“予”。按，原文“余”为“其余”之“余”，并未提到闵尔昌自己，结合前文，“写成者不过数十百家”的主语应该是“矜重于选录”的“诸老”。

12 黄山民：《徐世昌之秘密》，国华书局1922年版，第22—23页。

13 《集灵囿设立晚晴簃诗社》，《晨报》1919年4月1日。

14 33 56 李立民整理：《〈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第1页，第6页。

15 学界以往的研究着重考察第一次编纂期间征收诗集的情况或加入诗社的成员，对第二次编纂则简笔带过，如李佳行《〈晚晴簃诗汇〉的编纂及文献价值初探》（第11页）称作“善后工作”，陆瑶《〈晚晴簃诗汇〉研究》（第10页）称作“收尾工作”。

17 52 55 60 吴思鸥等点校：《徐世昌日记》第3册，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页，第317页，第407页，第373页。

18 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5页。

19 关于藏园集会的情况，金兆蕃在《尺牍》中说：“星期仍诣藏园，当照办，但此星期浙会欲开会长选举会，弟正欲约公，往藏园须自下星期始。”（《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第40页）“星期”指周日，诗社成员当时的集会一般在每周周日举行，藏园在今北京西四北五条胡同7号。

21 27 32 傅幸：《浅议民国总统徐世昌〈弢师手札〉》。

23 王利伟：《〈晚晴簃诗汇〉底本研究》，第43—44页。

25 经笔者统计，《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中，金兆蕃编纂《诗汇》时用到的别集有：《广济诗补》《蛰庵诗》《希达斋诗集》《十六观斋遗集》《树萱堂诗》《泽雅堂集》《香树斋集》；总集有：《桃花潭》《两浙輶轩录》《湖北诗征》《国朝山左诗钞》《田氏家集》《全闽诗录》《楚庭耆旧遗诗》《宛雅》《晋四家诗》《国朝正雅集》《国朝山左诗续钞》《国朝山左诗汇钞》《沅湘耆旧集》《思旧集》《蜀诗略》《两浙輶轩录补遗》《广东诗萃》《国朝畿辅诗传》《闽中诗选》《钱家家集》《鸳水联吟集》《两浙輶轩录续录》。以卢见曾主编的《国朝山左诗钞》为例，该书与《诗汇》皆收的诗人中，二书选诗高度重合，且傅以渐、张宣、毕海珖、李慎修、黄鸿中、邓钟岳、张元等人诗话，更是直接摘抄了卢见曾的案语［卢见曾编：《国朝山左诗钞》，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雅雨堂刻本，卷一〇、三四、四八、四九、五〇、五一、五五］，这说明金兆蕃的编纂高度依赖总集。

26 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648页。

28 1923年后，《徐世昌日记》中频繁出现“阅诗社所选诗”的记载，这些日期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如1923年有：第一次，6月11、13—17日，6月19日至7月18日（6月12日有客到访久谈，6月18日为端阳节，未阅选诗）；第二次，7月31日至8月7日；第三次，8月15—22日；第四次，9月9—14日；第五次，9月26日至10月9日，10月11—12日（10月10日为徐世昌夫人寿诞，未阅选诗）；第六次，11月29日至12月23日。1924年有：第七次，1月3—10、12—20日（1月11日见傅增湘，未阅选诗）；第八次，3月8—23日；第九次，3月27日至4月8日；第十次，4月24日至5月9日……这些周期很可能代表了其审阅稿件的次数。因此，信中所言的第十次或许就是1924年4月24日至5月9日这段时间，笔者姑将该信系于此后不久。

29 傅幸：《徐世昌手札》。

30 王利伟《〈晚晴簃诗汇〉底本研究》（第59—108页）有对诗集底本和定本选诗情况的比对、总结。

31 过溪：《清儒学案纂辑记略》，《艺林丛录》第7编，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61年版，第118页。

34 吴思鸥等点校：《徐世昌日记》第3册，第168—421页。按，1924年为徐世昌阅稿最频繁的一年，记有阅稿的日期为：1月3—20日，3月8—23日，3月27日至4月8日，4月24日至5月9日，6月1—18日，7月8、11—18日（7月9—10日徐世昌长女行受聘礼，未阅选诗），8月13—24日，9月10—19日，10月15—22日，12月15—25日，能长时间有周期性地阅稿，说明徐世昌参与编纂之勤。

35 如《徐世昌日记》1924年8月16日有“纂辑批答诗社各事，函复曹理斋”，同年8月24日又有“料理答复诗社各事函致曹理斋”（《徐世昌日记》第3册，第212—213页）。

36 参见傅幸：《徐世昌手札中所见的〈清诗汇〉资料》；《徐世昌手札》。

37 44 45 46 傅幸：《徐世昌手札中所见的〈清诗汇〉资料》。

38 如《诗汇》卷七五《徐金楷诗话》：“余家自鄞县北迁京师，再徙天津，遂著籍焉。”显然是徐世昌的自谓。又如《诗汇》卷九四《和瑛诗话》：“简勤公为吾师席卿冢宰曾祖。”卷一六四《锡珍诗话》：“席卿冢宰师承简勤、勤襄二公之绪。”（徐世昌著，傅卜棠编校：《晚晴簃诗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678、1184页）锡珍，字席卿，官至吏部尚书（《周礼》称“冢宰”），徐世昌师事之，故云“吾师”“席卿冢宰师”。

39 参见陆瑶《〈晚晴簃诗汇〉研究》（第71—80页）附录《徐世昌亲撰诗话》，笔者在此基础上添加了锡珍、陈文驷。

40 《晚晴簃诗汇·点校说明》认为：“某些诗话，特别是有关近代诗人，从行文口气推断，显系徐世昌本人笔墨。”（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页）陆瑶《〈晚晴簃诗汇〉研究》（第46—49页）专列《徐世昌亲撰诗话》一节，分析徐世昌诗话的语言特色，甚至认为同治、光绪两朝诗话均由徐世昌所作。

42 47 57 75 76 徐世昌著，傅卜棠编校：《晚晴簃诗话》，第1125、837页，第1064页，第1529页，第1466页，第1453—1466页。

43 除了下文所论路璜“诗话材料”外，徐世昌信札中尚有陈文騄、陈文驷的“诗话材料”，参见傅幸：《徐世昌手札中所见的〈清诗汇〉资料》。

48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叙》，《诗歌总集丛刊·清诗卷·晚晴簃诗汇》，第3页。

51 邹爱莲、韩永福、卢经：《〈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3 孙秉良回忆，“平湖金兆蕃之子问源捐献先人藏书9000余册”，《〈晚晴簃诗汇〉目录》稿本应该也是此时入藏上海图书馆的（朱庆祚主编：《上海图书馆事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54 其中，《目录》卷一八二与定本差异最大，缺少了定本的21位诗人：周绍昌、李祖年、徐树昌、王孝偁、许受衡、吴纬炳、康有为、袁绪钦、吴昌绶、赵金鉴、刘毓盘、王佩箴、范轼、彭绍宗、陈士廉、陈毅、何震彝、严复、周曾锦、李逊、闵孙奭。

58 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点校说明》，第2页。

61 《目录》缺卷一二，但是卷一三的“卷首标题”作“遗民二”，由此可以推知卷一二的“卷首标题”为“遗民一”。

62 《目录》中，卷二三至三一的“卷首标题”均为“顺治朝有科分者”，卷三二、三三、三四的“卷首标题”分别为“顺治朝无科分而出仕者”“顺治朝处士一（有名者）”“顺治朝处士二（无名者）”。

63 《目录》卷六二至六四“卷首标题”分别为“康熙后三十年仕宦”“康熙后三十年处士一”“康熙后三十年处士二”，故知《诗汇》在编排康熙朝时分为前、后三十年。

65 如卷一四〇“卷首标题”为“道光中知名各家”，收录的诗人除汤贻汾、陈起书为“仕宦”外，均属于“处士”。

66 丁小明、柳和城整理：《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第41页。按，道光朝有“知名各家”一项，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卷首标题”则称“知名诸家”，《尺牍》有时称“知名诸人”，类型相同。

67 《目录》卷八六、九七、一〇〇的“卷首标题”分别为“乾隆二十年间处士一”“乾隆四十年间处士一”“乾隆六十年间处士一”。

69 信中提到金兆蕃“续得《潜庵》《杨园》两案”，而曹秉章1929年3月20日致徐世昌信札有“篯孙刻又寄来《杨园学案》一册”（《〈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2页），根据信尾所写的“十二月初十”，可以推知此信作于1929年1月20日。

71 信尾有“正月初十日”，即1929年2月19日。

72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全集》第2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9—490页。

73 《金兆蕃致曹秉章尺牍》中另有“弟于初八日寄书，并附补选道士诗，计早邀惠鉴”（《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第54—55页），可知这封附有“道士”诗的信寄于初八日。又，此信云“奉正月十九日手教敬悉”，故知此信寄于正月十九日之后不久的二月初八日，即3月18日。

77 金兆蕃自1928年9月《清儒学案》动议之初，至1932年底退出《清儒学案》的编纂，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编纂工作，参见朱曦林：《金兆蕃参编〈清儒学案〉史事考实——以国图藏金兆蕃致曹秉章书札为中心》，《文献》2017年第3期。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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