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明︱当绘画面对灾难：明成化年间苏州的雨灾和雨景画
沈周 空林积雨图 1475 纸本水墨 21.7×29.2cm 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8期，责任编辑高小凡，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苏州古称“泽国”。有明以来，由于太湖以东泄水不畅，苏州一旦久雨连月就易形成水灾，加之官府催科，百姓久困于此。成化年间，苏州遭遇了一场漫长的水灾，时为隐士兼画家的沈周身陷其中，并留下与此有关的诗画。灾难是这些诗画的直接语境，而经由这些诗画，也使我们得以还原灾难的始末，并探讨看似对灾难“视而不见”的绘画在其中的作用。一方面，苏州隐士通过往来奔走与上书官员，成为水灾解决的关键力量，而绘画则充当着他们向官员请谒求援时的礼物；另一方面，绘画在灾难中的百无一用，也促使画家对绘画自身的价值产生自觉。
引子：吴宽的问题
明人吴宽《家藏集》记载，苏州隐士杜琼家筑有一亭曰“延绿”，成化八年（1472）七月，风雨大作，导致延绿亭损毁，次日，杜琼见状惋惜不已，遂让两个儿子招来工匠修葺一新。事后，又致函身在北京、刚刚高中状元的乡人吴宽，请他写一篇记文（图1）。出人意料的是，吴宽并未遵循记文写作的惯例，即先记叙修亭始末，再赞美主人品德，而是言辞激烈地向杜琼连连发问：当你忧虑自家亭子为风雨所破时，有想到四野之民的房屋同样会为风雨损毁吗？当你抱怨和感叹时，那些没有粮食吃的人又该向谁抱怨？当你的儿子将亭重修一新，谁又为民众修筑家园？你是杜甫的后人，怎么只学到了他的诗，而没学到他忧虑百姓的心？最后，吴宽略带讥刺地说：“夫先生隐者也，一亭而已，不暇此忧。”1
图1 杜琼 荣登帖 1472 册页 纸本行楷 24.2×48.6cm 故宫博物院藏
是什么激起了吴宽的发问？应有两层原因。第一层显而易见，是关于文人要如何平衡出世与用世的老问题，生于政局紧张的洪武末年的杜琼，更青睐山静日长式的隐者理想，希冀以一种审美性、文化性的生活方式，替代文人对用世的追求。显然，吴宽对此无法认同。第二层则隐晦得多，关乎存在于亭子和风雨之间的悖论：对亭子的欣赏必须以忽视现实中带来灾难的风雨为前提；而一旦意识到灾难的存在，欣赏就难以为继。因此，即使杜琼的娱目之亭和杜甫的庇护寒士之亭本为一物，却无法并存。杜琼看见前者，吴宽意在后者。因耽溺前者而导致忽视后者，更招致了吴宽对隐士和亭子本身的不满。归根结底，这两层问题的根源即在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价值判断之基础的古代，一切无用之物和耽于无用之事的人，常被置于玩物丧志和道德亏欠的苛责之中。隐士如此，绘画如此，那些早早放弃了有助名教的人物画而执意投身林泉的文人画家，更是如此。那么，他们会作何反应？
巧合的是，苏州在成化年间曾遭遇一场漫长的水灾，此时身兼文人、隐士、画家三重身份的沈周身陷其中，并留下与此有关的诗画。灾难让吴宽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令人难以回避，而我们正好可以借助这一事件，将这些困难的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中查看。面对灾难，隐士和画家难道视而不见？他们只能接受吴宽的批评而承认自己确实无用吗？
一、《空林积雨图》与成化十一年的雨灾
成化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苏州又是一个风雨天。由于连月秋雨，沈周无法外出而烦闷不已，于是援笔写成二诗，是为《雨闷》2，又配一画，是为《空林积雨图》（题首）3。
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幅特殊的画。首先，尺幅并非册页，却小于沈周任何一帧册页4，看上去就像随手用了块边角料。其次，这幅画没有预设观众，因而不具备用途，也不属于当时任何流行的绘画类型，很容易被人误视为一幅仅仅只供自娱的雨景画。最后，这幅画不同于沈周本人或同时代其他画家的云山画法5：雨中景在绘画传统中是一个罕见的主题，山水画在15世纪之前未能创造出直接描绘雨水的技法，无论是二米的云山（图2）、落款为夏圭的《风雨行舟图》（图3），还是黄公望的《溪山雨意图》，要么是以烟云将雨中景转换为雨前景（欲雨）或雨后景（雨霁），要么通过摇摆的草木、衣袖或雨伞来暗示风雨的存在6；而在这幅画中，沈周将米氏父子的画法改造成小小的圆点，在描绘树丛的同时，表现出雨丝迷蒙和雨水将地面敲打出密集水坑的质感，在蒙蒙水气中，程式化的空间消失殆尽。画家似乎凭窗而望，把绘画传统一概置之脑后，所绘不过是眼前“即景”。然而在美术史中，一个新主题、新画法的出现既不偶然，也不轻松。那么，沈周为什么会绘制这幅现场感十足的雨景画？
图2 米友仁 潇湘奇观图（局部） 南宋 卷 纸本水墨 20.5×289cm 故宫博物院藏（请横屏观看）
图3 夏圭（款） 风雨行舟图 12世纪 纨扇页 绢本设色 23.9×25.1cm 波士顿美术馆藏
画面右上角吴宽的题诗提示出沈周作此画的用意：“春来不独东风颠，以阴以雨仍连连。岂惟元日到人日，又复上弦交下弦。甲子岁朝闻好语，东南民力待丰年。天时人事有如此，北望朔云增慨然。过有竹居，维时出示乃翁小图，有闵雨之意，为书近作于上，戊戌岁二月十八日记，匏系庵主。”7这幅画完成后一直放在沈周家中，直到三年后，即成化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吴宽因丁父忧返回苏州，在沈周的有竹居小住几日，沈周之子沈维时向吴宽展示了自家收藏8，以及这张小画。此时苏州又逢连月淫雨，恰如画境。但吴宽在雨景之外读出了画意——悯雨，即画家因久雨而生悯农之心。吴宽之所以如此理解，是因为自去年至今的苏州一直饱受雨灾，他曾两度记录成化十三年苏州的灾情：
去岁之冬，予以事出城之东北，扁舟行三十里许，见积水渺然，捕鱼擉鳖之徒，往来于其间，民际水而屋，泛泛若野航，问之民：“此江耶？湖耶？”则以田对。予因惊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势如此，彼春夏之时，民之妨于耕耘也，信哉！”9
迨明年春雪益甚，平地三尺余，菜麦皆不熟。入夏，淫雨连月下，田成巨浸，谷价踊贵，民饥甚。大臣遂下令劝分，一时健吏奉行恐后，料人赀产使出以助有司，往往不得其实，或尽出所有，不足则伐木撤屋以给贫者，贫者无实惠，富者废恒产，人情兀兀，相率有流离之势。10
“城东北”正是沈周家相城所在，此地滨湖而位卑，久雨必受水患侵扰，而住在府城的吴宽对城外受灾情况并不清楚，故目睹灾情，不禁忧虑民生。成化十三年春夏，苏州雨雪不止，致使田亩被淹，春耕夏种受阻，物价上涨，秋收无望，巡抚遂下令官府“劝分”11。但由于胥吏乘机逼迫豪夺，不仅贫民未得实惠，富户也反遭侵害，百姓大有流离之势12。
次年，吴宽服阙还朝，在北京又作《苦雨叹》一诗：
今年春熟已无望，秋禾复偃沟塍中。禾头生耳应俗语，哀哉岁计嗟成空。朝班侍立日复日，日闻银台陈疏封。四方水灾什六七，祈免二税须年丰。圣君无为抱渊冲，一语悉属司徒公。司徒经制在国用，爵赏所费财当充。江南被灾已十载，田畴今与江湖通。都城此雨有深意，天欲示人如发蒙。诏书宽大行当下，作诗欲贺耕田翁。13
吴宽还朝后仍旧牵挂灾情，密切关注着通政司（即“银台”）收到的灾情奏疏。由于去年北方水灾严重，本年朝廷多有蠲免之举，吴宽企盼蠲税亦能惠及江南。可惜，作为朝廷赋税所倚，苏州府并未获免14。所幸本年南方降水极少，灾情得以缓解15。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难以确证沈周父子、《空林积雨图》与吴宽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其中，但苏州地方缙绅与朝中同籍官员共同议事的情况并不罕见16。试想，沈维时将这张画出示给吴宽，难道仅仅是让他欣赏这幅小小的雨景画？他是不是借机向丁忧城中的吴宽反映乡村的灾情？是否希望借时任翰林编修的吴宽之力帮助解决灾情？当我们把这幅画放在这一语境中，它俨然成了杜琼之亭的翻版，沈周画中的雨“景”，正是现实中的雨“灾”，而对现实的关切也让吴宽无暇关注美景。而我们也很难再回到本节的开头，坦然视其为一幅雨景画。
事实上，《空林积雨图》并非一时兴起之作，成化十一年的水灾也绝非偶然事件，而是明代苏州府漫长水灾中的一个断章17。据吴宽《苦雨叹》所述，时至成化十五年，苏州受灾已有十年，即始于成化五年，这与史鉴对吴江县水灾的记录“自戊子至丁酉”（1468—1477）18，相差无几。翻检史籍，沈周写雨的诗数量在四十首以上，多集中在成化元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19，并且诗意所述并非单纯雨景，而是雨水带来的灾情。最早一篇是作于成化元年的五言古体长诗《淫雨》，描述了春夏间大雨雷电、乱流奔驰的水灾场面；又作《堤决行》《低田妇》二首，记录百姓在风雨中修堤排水的救灾场面20。就在此年，沈周在吴宽的介绍下与吴江处士史鉴订交21，史鉴与陈蒙去书问候困于洪水中的沈周，沈周则以诗向二人描述了家中近况：“淫霖积自春，日月晦清光。游鱼满阶墀，鸡栖上墙匡。”22沈周频繁写雨的另一个年份是成化十四年，本年他作有《戊戌五月十八日雨甚没田》《嘲雨》《谢韩宿田遣子问病》《苦雨》等23。正是在这一年，其子向吴宽出示了《空林积雨图》。
二、水灾中的应酬
身为苏州本地水利专家24，史鉴提到了江南的三大灾年：景泰五年（1454）、成化八年与成化十七年25。前文所言的延绿亭损毁就发生在成化八年，而15世纪苏州最严重的一场水灾则发生在成化十七年。此年上半年苏州久旱，七月至十二月却下了长达六个月的大雨26。雨水导致河面上涨，漫过圩田之堤，淹没农田屋舍，洪水在陆地上四处奔涌，将苏州府变为泽国，吴人称为“大浸”。明初，朝廷出于防范产粮重心苏、松二府水灾的考虑，曾将高淳境内胥溪之上旧五堰改筑为上坝，以限制太湖西面的上流来水。但这也导致太湖以东下流出水一并减缓，江水得不到太湖清水冲刷而无力东泄，每当大雨倾盆，便浑潮肆强，吴人称为“黄潦”27。因此，一旦久雨连月，苏州府低地就会形成大浸与黄潦并发的水灾局面，自成化初年起，概莫如是。
沈周在数首诗中写到本年的水灾。《早起》：“冲风巨浪兼江动，变雨浮云接地来。”《七月十三日大风雨时客承天僧舍》：“大风卷雨天地黑，倒泻三江倾七泽。”《苦雨二首》之一：“久雨沉秋稻，忧怀迫老夫。人其鱼鳖矣，政奈茧丝乎？”《南乡子·遣兴》：“无兴最今年，浪拍茅堂水浸田。”《悯灾行送刘侍御》：“岁之辛丑惟秋冬，洚流泛滥三吴同。吴禾在垫生意绝，有谷已烂秋房空。频年厄水民苟活，疮痍未复加疲癃。移居舟楫风雨横，共命鱼鳖波涛凶。”28史鉴《侍御刘公愍灾序》也记录了当时的灾情：“成化十七年，春不雨，夏又不雨，地坼川涸，垡燥而疏，膏液尽竭……秋七月丙戌，雨，飓风大作，拔木发屋。八月戊午以往，连大雨，常州阳山崩，太湖水溢，平地深数丈，荡民庐舍。九月壬申朔，大风雨，昼夜如注。自此至冬十二月，无日不雨，向之禾稼仅存于腐烂之余者，悉漂没无遗矣。”29吴宽《书邵通判决防诗后》写道：“比岁大水冒堤上田，至与江湖相连，岁屡不收，而民益困。”30那么，本年沈周是否还会绘制与雨灾相关的绘画？
与沈周诗中的灾情相异，成化十七年在《沈周年谱》中较往年并无特殊之处。上半年他照旧出游，春日照例欣赏牡丹31。下半年频繁的雨水似乎除了减少出行次数，并未带来实质影响。奇怪的是，这一年沈周几乎没怎么作画，却是他抱怨绘画应酬最多的一年，以致学者在论及沈周的应酬画时，常需援引本年的诗。例如，《苦画自题》：“清哦兼漫笔，日日应酬同。”《南乡子·遣兴》：“天地一痴仙，写画题诗不换钱。画债诗逋忙到老，堪怜！白作人情白结缘。”32本年另一个奇怪之处是，沈周与高级官员交往频繁。他为南京兵部尚书兼应天巡抚的王恕作《西园八咏赋为大司马王公作》，为巡按苏、松二府的监察御史刘魁作《奉思堂歌为刘侍御作》，为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锐作《适趣亭十二咏为平江伯陈公赋》，为锦衣卫吴孟章作《东皋杂咏为锦衣吴孟章赋》等33。按照当时惯例，记文或组诗常常会与册页绘画配套装裱，成为一件精致文雅的礼物（只不过很多情况是，文集中只有诗文而无画的记录）。此类例子不少，如沈周为答谢吴宽帮忙治父丧曾绘《东庄图》册页，配有李东阳的《东庄记》34；沈周、杜琼、刘珏为徐有贞祝寿绘有《山水合卷》册页，配有《寿武功伯徐先生十首》35；沈周、蒋藻为王鏊之兄王铭书斋绘有《壑舟图》，与王鏊的记文、苏州名士及翰林官员的题诗一起装裱成两套册页。可见，诗画配套是当时文人圈中的流行形制，沈周的诗画合作更是备受士大夫青睐的雅玩。此外，据《清河书画舫》记载，沈周为王恕所作组诗配有十六帧高一尺半的册页，画虽已佚，真伪不考，却可为旁证36。据此可推测，沈周为这几位高官所作的组诗，很可能均配有绘画。
依照学界共识，此类绘画属于被用于交换的应酬画，虽交换对象各异，但大抵不出人情、物品、金钱与声名。不过，稍加留意就能发现，成化十七年沈周为官员所作的诗（如果还有画的话）与其常规应酬诗画并不相同：第一，这些人均不是沈周的朋友、同乡或地方长官，与他素无人情往来；第二，这些画不属于迎来送往、生辰营建、升迁致仕、答谢祝贺等应酬画的常规主题；第三，沈周作册页长卷往往不急就，兴起点染，耗时较长，而一般的应酬画或可旧作充当，或可草草急就，或可再三拖延，但《西园八咏赋为大司马王公作》和《适趣亭十二咏为平江伯陈公赋》应属精工费时的重礼，若这么大数量的园林组诗册页需在一年内完成，似有不得不画的理由，也难怪他会抱怨画债连连。那么，沈周要“交换”的是什么？
回到前引沈周描述灾情的《悯灾行送刘侍御》一诗，诗的后半段表明了此诗的实际用途：“函章走传告天子，乞与沟壑生春风。……法官所至使民畏，今之爱戴百一逢。明年苏者当因公，再种官田歌岁丰。”37可知此诗为送别“刘侍御”而作，“刘侍御”即刘魁，字士元，高唐（今山东聊城）人，成化十七年以监察御史巡按苏、松38。明代监察御史属于中央监察官，奉命巡按地方，职责包括监察地方各级政府行政事务、纠劾官员与赈赡流民等，并可直接上书朝廷奏裁39。此诗的用途是，在刘魁一年任期将满还朝之际，代表苏州士绅感谢他向朝廷上奏灾情。之所以需要御史上奏，是因为官府罔顾灾情而催征税粮，沈周在《水乡孥子十首》的序言中说得更直白，“牧民者不之加恤”40，这几乎是成化十三年事件的翻版。更具体的细节由史鉴写在《侍御刘公愍灾序》中：
而有司之欲厉民以觊宠者，建议以水不为灾，既有以足税，余尚可充民食也。由是交相掩覆，讳言灾矣，百姓陈乞万端不见听。盖是时吴江丞有王瑾者，倡为此谈，而苏州刘知府瑀信之，故人言不复入也。41
可知水灾发生后，时任苏州知府的刘瑀听取吴江县丞王瑾知情不报的建议，决意为政绩而瞒报灾情，对百姓的赈灾乞求皆不应允。究其原因，很可能因为本年恰为外官朝觐考课之年42，而催科征收是考察地方官最重要的标准。刘瑀，字汝器，蠡县（今河北保定）人，为刘魁同年，成化十一年因政绩优秀升任苏州知府43。据时人俞弁说，“成化间吴中大水，郡守刘瑀酷虐子民，督征粮税，乡民苦楚，血肉狼藉，破产荡业，不胜栲掠”，人称“白面虎”，杨循吉曾作《酷吏行》一诗讥讽此人44。
于是，苏州隐士赵同鲁慨然上书刘瑀，却遭斥责：“儒生赵同鲁上书言状，则目为辩士，以为人游说斥之。”45赵同鲁是沈周的好友，王鏊称他“见人之屈抑与民间利害、时政缺失，愤然若迫于身”46，这与文徵明对沈周的描述“每闻时政得失，辄忧喜形于色”47，多有相似。而前文提到的史鉴也曾在巡抚面前针砭时政，《西村集》中存有多封他向地方长官陈述民生问题的书信。可见，对于吴宽的问题，随着以杜琼为代表、生于永乐前一代隐士的离世，这批生于宣德前后、与沈周同代的隐士，已给出了应对出世与用世难题的折中方案，即通过关心民生时政、积极介入地方公事，使隐居与用世不悖。用唐寅的话说：“君子之处世，不显则隐，隐显则异，而其存心济物，则未有不同者。”48这种士风——作为在美术史中历来以雅好文艺的形象出现的苏州文人的另一面——在16世纪中期之后的苏州地方公议中，演变为一种醒目的强硬态度49。而此时斡旋于官民之间的，就是沈周和他的那些或隐居或闲居的朋友们。
三、苏州文人的对策
正因为刘瑀不同意上奏灾情，才有刘魁上疏一事。如果一切顺利，这场水灾也许会像成化十五年一样安然度过。然而上疏后不久，刘魁就因一年任满离职，他的奏疏需交由户部向地方府县层层核实。但接替刘魁工作的人保守谨慎，只求自保，地方官员则咬定未受灾一说。最后，刘魁反倒因这封“不实”的奏疏而遭贬黜，其后便绝意仕途50；刘瑀则继续留任知府，次年因善政的考绩而被授予诰敕旌表，一路高升51。因此，在刘魁上疏后，苏州灾情不仅丝毫没有缓解，反倒愈发严重。据史鉴说，百姓被迫变卖田产、房屋、子女，仍不够交纳税赋，有的被胥吏杖毙，有的选择自尽。官府无法收齐税赋，便问责县乡，致使酷吏横行，饥民相食，树皮草木俱被吃尽，陆地水中尽是饿殍，树林之中挂满自缢之徒52。
通常而言，地方文人参与公事的主要方式是向地方官员上书。然而，若地方官决意欺上瞒下、掩人耳目、无所作为时，又该如何？李应祯的《枉问帖》（图4）就是他为苏州乡友提供的应对此类情况的策略：
每念大田被水没者，道十分中有四五，果然岁计狼狈。且不闻官府作灾如何，主者颇无意于此，当群诉于巡抚、巡按处，则好率人早为之、早为之。53
此札虽写就时间不详，但所言之事与成化十七年水灾如出一辙。李应祯的对策是，若官府无意赈灾，文人应以群体形式尽快向巡抚、巡按申诉54。而此时的应天巡抚正是沈周《西园八咏赋为大司马王公作》的“王公”—— 王恕。
图4 李应祯 枉问帖 明 纸本行书 22.6×41.5cm 故宫博物院藏
王恕，字宗贯，号介庵、石渠，三原（今陕西）人。成化十四年出任南京兵部尚书，成化十五年至二十年兼任应天巡抚55，沈周因此呼他为“大司马”。明朝应天巡抚统制南直隶十府一州，总理粮储，兼理苏州、嘉兴、湖州三府税粮56。成化十五年，王恕到任之初曾巡视苏州，令士绅进言，沈周与史鉴均在此列57。除此年应召论政可算公事外，沈周与王恕的初次私人往来发生在三年后，即成化十七年，沈周为其作《西园八咏赋为大司马王公作》组诗。此后二人私交明显增多，王恕七十寿辰（1485）、升任吏部尚书（1488）、受诬致仕（1492）时，沈周都有诗画投赠58。西园是王恕在家乡西安西郊的府邸，沈周《西园八咏赋为大司马王公作》除为园中八景各赋一诗外，还用很长篇幅赞美主人的美德，并再三赞誉王恕的卓越政绩。最后，沈周表达了对王恕能对苏州灾情施以援手的企盼：
方我勾吴之墟，洚流汤汤，为割屡年，民苦饥垫。天子简公，来旬来宣。民乃欢呼拜迎，鄙夫亦获瞻承光霁，识公宏正而亮镇，简约而静渊。以之柱石，则明堂底定；以之调元，则庶征罔愆。59
然而，此年王恕居住在南京的巡抚衙门60，但沈周未曾出行南京，且先前与王恕也无私交，他如何投赠诗画？此年去往南京的是赵同鲁，他此行即依李应祯“率人群诉于巡抚”之策，向王恕上书陈情61，据王鏊说，赵同鲁“为书诣金陵，上巡抚三原王公……王公读之，甚赏其文，而无意于蠲税。书至再上、三上，不得已，许减税银若干”62，而沈周的组诗（或许还有画）很可能就是由赵一并带去作为这次请谒的礼物。毛亦可指出，明代乡士大夫向官员建言论事多经由私人关系63，而在私人交往中，礼物是必不可少的。这场苏州文人通力合作上书求援的效果为《明宪宗实录》所证实，本年朝廷两度减免了苏州府的税粮：“成化十八年五月……丁酉，以水灾免直隶苏、松、常、镇四府去年秋粮五十七万九千六百九十余石，草二十八万二千九百余包。”64“成化十八年六月……辛丑，以水灾免直隶苏州府秋粮折银布米三十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余石。”65
与此同时，沈周另一套组诗《适趣亭十二咏为平江伯陈公赋》投赠的对象平江伯陈锐，很可能也是赵同鲁此行申诉的对象，这组诗在《沈周集》中与《西园八咏赋为大司马王公作》仅间隔四首诗。陈锐即永乐年间因漕运与治水有功被授予平江伯之爵的陈瑄之曾孙，世居南京，总管漕运66。宣德年间，巡抚周忱、知府况钟、漕运总兵陈瑄共同促成了对江南税粮征收制度的改革，苏州上下感念至深，传为美谈。因此，成化年间苏州文人在向知府、巡按上书无果的情况下转诉于王恕与陈锐，也在情理之中。此外，陈锐颇好绘画，曾礼聘吴伟67。沈周接连为王恕、陈锐作诗画，应并非巧合。至此我们可以知晓，他这次诗画“交换”的对象并非如艺术社会史研究的大量案例所表明的仅图私利，而是苏州一地的公义。
最终，水灾的解决方法在次年吴宽的《书邵通判决防诗后》一文中揭晓：
壬寅之夏，今通守沔阳邵侯受巡抚王公（王恕——引者注）之命，往决之，计六十余堰。……近有携乡人歌诗数篇至京师所，以颂侯之惠甚悉，凡仕于朝者遂从而和之，于是吴田皆登，岁则大熟。68
可知，成化十八年王恕除向朝廷请求蠲税外，还委任沔阳（今湖北仙桃）人邵福专职治水69，历时三年疏通河道，使江水顺利东流，缓解了苏州水灾。苏州文人为感谢邵福，作诗送呈北京，由吴宽作记。
但我们也清楚，在成化十七年的这场水灾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并非是王恕口中“天下贪官污吏强军豪民所忌惮”70的御史，也不是文人一次次作诗感谢的各级官员，更不可能是一张画、一首诗，而是赵同鲁、史鉴、沈周、吴宽、李应祯这些为地方公事往来奔走的苏州籍文人、隐士和在朝官员，而沈周的画可能就是他们奔走呼号过程中的一件件礼物。只不过这些身影也随大水一同退向了历史的深处。
四、灾难中的山水画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将被历史扫荡一空的往昔形容为退潮后的沙滩71，而绘画是遗留在沙滩上的贝壳，包裹着未被历史化的记忆。沈周的雨景画为我们打开了明代的一场灾难，在这场灾难中，吴宽的问题抛给了隐士或画家，而他们也给出各不相同的回答：隐士通过主动介入地方公事而让自己变得“有用”；画家则通过把画作为向官员求援的礼物，使绘画间接地发挥作用。然而，绘画本身不会主动表现灾难，即使那些画并未传世，我们也能猜到，就算眼前世界一片苦海，画中所绘也无非山水林泉。山水画起源于对现实的逃离，那座尘世之外令人向往的仙山，同样也是困住画家自己的无用之山。
画家会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文人画家决不像工匠那样“单纯”地作画，他们拒绝画家身份而称画为“余事”，表明其对这种处境的足够自觉。那么，为何灾难近在眼前，他们会选择书写而不曾图绘？在讨论之前，我们可以先对历来涉及灾难的绘画稍作概述。
据笔者目力所见，文人画家涉及灾难的绘画一般有以下形式：一是灾难构成了绘画的直接语境，如本文讨论的《空林积雨图》；二是文人利用绘画主动介入灾难，沈周的《西山有虎图》是此类型的特例72；三是文人接受请托制作的纪念性绘画，主题为救灾，如文徵明《劝农图》（图5）。这幅绘于嘉靖四年（1525）的画作罕见地直接图绘了水灾与救灾的场面，如大浸、救灾工具车戽与隐隐约约的农夫，但它并非出于画家主动，而是受人委托的命题创作，用于记录受画人潘鋹之父潘叙的救灾义举，是画家在灾难发生的十六年后根据记忆重画而成的73，而画中抒情的笔调也冲淡了原本的主题，乍一看好似在追摹《水村图》的意趣。总体而言，以上三种类型均非常稀少，一种更普遍的模式是“灾情画”，即文人利用绘画存形动人的特点，请职业画家制作图画（或版画）直接图绘灾情，作为向朝廷提供书面陈述的补充和佐证。如历代的“流民图”（或称“饥民图”）传统，多是由文人命职业画家制图再进呈朝廷，不可简单视为画家自己的意图，周臣的《流民图》应属此类，万历二十一年（1593）杨东明命人制作的《饥民图说》版画仿效的也是这个传统。嘉靖年间在处理蝗灾时，监察御史朱某曾命人将虫绘成图，以供奏呈朝廷74。隆庆二年（1568）黄河决口后，翁大立将灾情绘成了十二图呈给皇帝75，两年后王世贞在阅读了他的《流民图疏》后向钱榖订制了《水程图》，似乎有相似用意76。
图5 文徵明 劝农图 1525 纸本水墨 28.9×140.7cm 故宫博物院藏（请横屏观看）
可见，“灾情画”数量虽不多但确存在，且往往类图而非画，虽由文人主意，却不由他们执笔。简言之，文人非不知、不会画，而是不画。究其原因，首先，尽管存形状物是画家最基本的能力，但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身份限制了画家能选择哪种画科，而画科的程式又限制了画家能画什么主题。灾难能促使画家对既有的主题做出改造，比如把雨前/后景变成雨中景，却无法发明画科中没有的主题，这暴露了绘画的天性是接受限制和程式而非打破它们。其次，山水画最明显的限制是，当画家放弃了描摹人物，也就一并放弃了叙事的可能，一种表现是，不依赖文字，便很难获知画意，故山水画长于抒情而短于言事。最后，文人画家如果欲要表达什么，更可能拿起的是写文章的笔，而非画笔。在古代，表达政治观点对不在其位者来说是不合适的77，以绘画为媒介也是不严肃的。因此，即使灾难是画的直接语境，但那些不能被艺术化的现实不会出现在画中，一如杜琼之亭所表明，审美本身也是遮蔽。这提醒我们，只通过艺术想象历史会存在美化的危险。
我们必须承认画的局限，就像画家也必然意识到诗书不饱画无用。但不应忽视另一件事，即在这场漫长的水灾中，沈周虽一面说“笔砚只宜收拾起”78，一面却又不曾停止作画。他绘制了很多画，且常与雨景相关，如《雨意图》（图6）、《西山雨观图》（图7）、《湖乡闷雨图》、《雨泛小景图》等79。如果绘画果真百无一用，那为什么还要画山水呢？仅仅是为应酬吗？成化十七年大浸中，老友陈琦来访，沈周在《和陈佥宪粹之村居即事韵，时佥宪见访大浸中》与《又和悯农韵》两首诗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使节茫茫讶泽居，老农浑欲改为渔。病兼风雨怜君吊，灾及粢盛待史书。千里江湖今日话，十年尊酒此生余。丹青手段吾虽有，丘壑难教许幼舆。
淫霖伤稼穑，二季不曾干。杂树云光湿，虚堂水气寒。催科今独最，抚字古犹难。谁欲知沟壑，吾当作画看。80
这两首诗很可能作于同一天，却表达了相反的态度。在第一首诗中，画家感叹自己身处茫茫无边的水灾中，即使自己能画山水，也无法像谢鲲一样真正地隐居山中81，而必须泽居于大水之中。换言之，对画家而言，绘画既非现实，也无法替代现实，更不可能供人逃避现实82，谁若信以为真，只怕是自欺欺人。就此而言，画不仅无用，而且虚幻。但第二首诗话锋一转，前三联与前诗并无不同，画家称现实中的灾难是不可逃避的，就像人命中注定会死一样，这是“沟壑”典故的双重含义83。然而，画家在末句写道，面对这些灾难和死亡，“我”却可以把它们当作画来看。正是通过这句四两拨千斤的话，画被提到了与现实同等的位置。换言之，对画家来说，画根本无需替代现实，因为灾难和绘画不过是现实存在的两种方式，前者是身体所在的时空，后者是精神显现的结构。如此，现实既非唯一的真，画也不是必然的幻，也就更不存在以画“避世”之说；相反，画恰是画家存在的方式。
图6 沈周 雨意图 1487 轴 纸本水墨 67.1×30.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7 沈周 西山雨观图 1488 纸本水墨 25.2×105.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请横屏观看）
由此可见，沈周表现出一种不同于前辈的态度：他既不相信隐士与求道者意图通过绘画实现避世或超越的幻想，也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士大夫试图把画当成道德与教化的工具。当理想性与实用性这两重公认的“有用”从画中剥离，画家仍感到自己必须绘画，画自身的价值才得以金蝉脱壳。正是源于对此的自觉，才让沈周不同于那些生怕被视为画家的文人，而有信心称自己就是一位画家。这也说明，只有当画的价值能独立于世俗的价值时，吴宽的问题才不再成为问题。
五、无法结束的灾难
可惜，现实中的灾难从来不像叙事中那样容易结束，而是一次又一次重演。邵福的治水未能根除水患，朝廷的蠲税也只能缓一时之急，雨灾和雨景画伴随了沈周的后半生。
成化十八年，水灾带来的烦闷情绪依旧与沈周相伴，本年他写作了《拨闷示弟侄》《雨中自遣》《记所卖》。据《玉汝陈给事以予久不报书为嫌，因李武选北上附寄》可知，他还托除服还朝的李应祯给远在北京任户科给事中的乡人陈璚捎信，向他吐露自己的困境及苏州的灾情84。
在邵福治水功成的成化二十年，据赵同鲁说，连年水潦虽有所缓解但未得根治，反倒又添修河之役，是雪上加霜，只要大雨连旬，水灾还是无法避免85。以至于弘治元年（1488）程敏政因北方久旱不雨遭弹劾，沈周等吴人却误以为原因是久雨不晴86。弘治二年，水灾依旧严重，史鉴仍在不断向官员上书87。到了弘治四、五年，最严重的一场水灾爆发，苏、松、浙三府再次大浸，这正是文徵明《劝农图》所绘潘叙救灾的前因。此年沈周也因为屋舍被淹，暂时离开了相城老宅而搬进城中，以卖文作为经济来源88。此后水灾连年，直到弘治七、八年间徐贯来苏、松治水才得到缓解89。然而，在徐贯功毕、吴中百姓赞颂他的同年90，沈周却在《仿董北苑山水阔幅》上写道：“湖田无稚乱鸣蛙，未见吾生底是涯。白首把书聊训子，生涯如此悔农家。端午日雨作，盖承前月积阴，湖田浩然一浸……农计萦怀，殊无乐地。”91次年又作《湖乡闷雨图》，上题：“破屋如舟只浮住，茫茫鱼鳖是比邻。频年大块无干土，何处巢居著老身。万顷水田春涝富，数声雷腹晚餐贫。诗书不饱还堪遣，开卷时时感昔人。”92弘治十八年，沈周之侄、其弟沈召长子沈芾之妻翁氏，因“春秋大水，田覆粮溺，雨涝禾沉，惊忧致疾，医药弗起”，于次年三月病逝，沈周为她的早逝深感惋惜和悲伤93。
正德四年（1509），沈周突发重病，临终致绝笔信与刚刚致仕归乡的王鏊，责怪他失约94，话语中反常的恼怒常让人不明就里。沈周谢世后，在王鏊姗姗来迟的相城之行中，我们才得知沈周急切盼他前来的原因：
几年约兹游，为访石田叟。石田今已亡，不使此言负。相知三四人，拿舟过湖口。行行抵相城，自卯将及酉。四顾何茫然，天水合为薮。茅屋几人家，荒蒲与衰柳。本来鱼鳖宫，自合鸥鹭有。始田者为谁，馁也非自取。有司事征求，亡者逾八九。念此为彷徨，独立延伫久。作诗当风谣，以告民父母。95
濒湖而地卑的相城，自成化年间起就是苏州受灾严重的地区，这也是沈周晚年生计辛苦以及靠力田为业的沈氏在正德之后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沈周希望借助致仕归来的大学士王鏊，为相城求取官府照拂。最终，沈周也葬在这片浩淼动人却又带来无尽灾难的湖水之畔，王鏊在悼念他的铭文中写道：“相城之墟，湖水沄沄；於戏邈矣，我怀其人。”96
苏州文人素以诗文见长，每一位本地官员的离任，总会伴随着文人歌功颂德的文章，以供官员赴京述职，作为优秀政绩的证明。前文提到欺上瞒下的知府刘瑀，历史上对其政绩的记载是“以简静镇骄奢风俗”97，辛丑大浸的第二年，他就受到朝廷“善政”的表彰98。在成化十九年其秩满赴京之际，安徽人程敏政在为其送别的《枫桥送别图》后称赞他：“刘侯爱民如赤子，三岁大朝今岁始。循良定作好诸侯，清白曾夸真御史。”99而正德初年修成的《姑苏志》却对这位任期长达九年的郡守不置一词100，只有晚明焦竑在《国朝献征录》中留下一句简短的批评：“然始廉而终贪。”101看来这场“灾及粢盛”，灾去灾来，没有等到画家期望的“史书”，最终还是沉没在往昔之海中，所幸它们被书画以另一种形式所保存。
余论
本文的写作缘起于吴宽的问题，在他看来，杜琼因耽溺娱目之亭而忽视现实中的风雨灾难，故无法欣赏亭之美。而当我们意识到《空林积雨图》中被视为风景的雨同样带来灾难时，也很难再将其视为单纯的画。可见，画是画，但又绝不可能独立于现实存在；观看是审美，但同时也带有伦理性的道德判断。如果只把亭子当亭子、画当画，并不会产生问题——相信绘画的价值只在于笔墨或形式的人便是如此。但无论对于笃信文以载道的古人，还是今天普遍将艺术视为历史的一部分的学者，只要我们认为绘画与它所在的历史有关，与画家的思想有关，与观者有关，那么绘画与现实、审美与伦理就无法避免成为矛盾的难题。
既是难题，就绝非轻易可解。尽管画是画，但画也是历史之物，这是艺术史的题中之义。不过，我们将其视作一张画还是一件历史之物，在艺术史的研究中划分出两种方法。语境研究作为对形式分析的修正流行已有数十年，现在似乎也到了反思过分注重语境是否会丧失对绘画本身问题的关注之时了。但它朴素的用意，即令作品回到它原本的意义、目的与环境中，并未失效。更重要的是，画之所以打动人心，实受历史之人性一面的滋养。但也应警惕在绘画研究中，对未能被艺术化之物的忽视，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想象的片面审美化。
沈周的《空林积雨图》为我们打开了成化年间发生在苏州的一场场水灾，而我们也借此观察到隐士和画家在其中的行动与态度：看到隐士如何在坚持自己志向的同时，与世俗价值相调和；意识到所谓自娱的画，并非与世无涉，而所谓的应酬，也并非总图私利。在灾难中，画的无用反倒促成了沈周对画本身价值的自觉，恰如王鏊对其一生的总结：“拾众遗弃，发为浑锽。”102在沈周之后的一代苏州文人乃至明代文人，对那些为传统文人所鄙弃的长物，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也越来越不惧怕道德的亏欠与玩物丧志的批评。由此或许可以说，沈周是一位先行者。而当绘画本身的价值开始获得重视，画就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也在进入自己的历史，这交融于彼时在苏州萌发的对风格的历史意识，也预示着绘画要迎来那个被称为“艺术史的绘画”的全新阶段。而这些矛盾的难题、这两种历史，就像雨景与雨灾，本就是同一根皮筋的两端，被绷得越紧，力量反倒越大。
至于吴宽的问题，在他的时代之后，苏州便少见坚隐不仕的处士，却多了久试不第的书生。而对绘画无用的批评也逐渐退居幕后，跃至台前的是下一代画家和收藏家们愈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画才是好画？而那已是正德、嘉靖之后的事了。
注释
1 吴宽：《重建延绿亭记》，《家藏集》卷三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见故宫博物院藏杜琼《荣登帖》，此札为成化八年中秋杜琼因重建延绿亭之事向吴宽求文时所作的书信，并提到以“小画一纸乃旧日所写”作为酬礼相赠。而此“小画”应就是故宫博物院藏杜琼《为吴宽作山水图》，上题“成化八年壬辰中秋，杜琼为原博状元写意”，与《荣登帖》所述一致，可知此画为旧作添款。石守谦《隐居生活中的绘画——十五世纪中期文人画在苏州的出现》提到，景泰元年延绿亭初构之际，杜琼曾请陈颀作记文，并许诺以一画相酬，但石氏称不知杜琼的提议是否成功（石守谦：《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38页）。由《荣登帖》可知，陈颀确实完成了记文；亦可知，以画作为润笔是杜琼的惯例。此外，延绿亭初构之际，吴宽曾作《喜杜子开将有兴复先世延绿亭之意》（《家藏集》卷二五）相贺。二文对照，可见其态度变化。
2 汤志波点校：《沈周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267页。此二诗亦题于画上。
3 此画又名《积雨小景》，著录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七，《明君臣山水人物方册》第五幅（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6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886页）。
4 此画在明代递传情况不明，入清后改装为册页，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原初形制也是册页。
5 沈周本人仿效米氏云山风格的作品，可以《西山雨观图》（故宫博物院藏）为例，同时代画家的云山画法，可以谢环《云山小景图》（淮安王镇墓出土）为例，二者为当时流行的落茄点、堆灰两种画法。对米氏云山画法演变的历史考察，可参见韩刚：《“米点山水”辨正》，《艺术设计研究》2010年第1期。
6 以草木摇曳描摹风疾雨大是南宋画家的画法，这种画法为明代宫廷画家、浙派画家所沿用，直到15世纪初（宣德年间），由吕文英等职业画家创造出一种全新画法，即利用饱含水分的毛笔侧锋快速划过画面，来表现夏日骤降的滂沱大雨。这一有效表现雨水的技法，亦为后世画家所沿用。
7 吴宽跋沈周《空林积雨图》，自画上抄录；此诗也收录在《家藏集》卷五题作“阴雨（元旦甲子，俗云：甲子丰年）”，有三字出入。
8 参见汪砢玉：《石田有竹居画卷》之吴宽跋，《珊瑚网》卷三八，《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第1119—1120页；吴宽：《过沈启南有竹别业》，《家藏集》卷五。
9 吴宽：《南野记》，《家藏集》卷三三。此文为吴宽丁忧居吴期间（1475—1478）所作。《家藏集》中此文位于成化十四年文后，推测亦为同年所作，“去岁”则指成化十三年。
10 吴宽：《寿王孺人序》，《家藏集》卷四五。此文写于成化十四年，引文中“迨明年”指成化十二年之第二年，即成化十三年。
11 “劝分”，即让富民救济贫民，这是古代救荒的常规办法，参见俞森：《宋董煟救荒全法》，《荒政丛书》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九“成化十三年八月”条：甲寅，户部反映南直隶诸府雨水为灾，皇帝下达敕令，要求赈灾，其中一种方法即为“劝借于殷富之家”（《明宪宗实录》，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065页）。
12 吴宽所述可同史书参看。《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一“成化十四年八月”条：“甲寅……及（牟俸）巡抚南直隶，行事多不合人心，如禁索私租，劝富家出赈济谷，动以千计……由是怨谤喧然。”（《明宪宗实录》，第3275页）《明史·牟俸列传》载，牟俸于成化十三年巡抚苏、松（《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46页）。
13 吴宽：《苦雨叹》，《家藏集》卷七。
14 《明宪宗实录》卷一八六至一九八“成化十五年”条，本年多有因灾减免二税的记录，但未见苏州府的蠲税记载（《明宪宗实录》，第3333—3489页）。
15 成化十五年，苏州地区被标注为四级，即“单季、单月成灾较轻的旱、局地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16 本文后文提及的李应祯之策可为一例。再举一例，沈周、史鉴曾与任户部给事中的陈璚讨论水利佥事的人选问题（沈周：《玉汝陈给事以予久不复书为嫌，因李武选北上附寄》，《沈周集》，第521页；史鉴：《与陈黄门玉汝书》，《西村集》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一书将苏州地区成化年间的1471—1478、1480、1482、1484、1486、1488年定为二级偏涝。但如陈业新《历史时期水旱灾害资料等级量化方法论述论——以〈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所论，此书史料范围有限，以实录、地方志“灾异志”为主。如若地方官府未将灾情上奏朝廷，就不会出现在资料中，比如本文第二节提到的1481年洪涝灾害就未被记录。
18 史鉴：《吴江水利议》，《西村集》卷六。原文“丁卯”应是“丁酉”之误。
19 如《淫雨》《雨中即兴》《秋雨》《雨思二首》等（《沈周集》，第80—81、112—113、252—253、261页）。
20 23 28 32 33 35 37 40 59 78 80 84 88 汤志波点校：《沈周集》，第79—81页，第338、341、344、346页，第485、486、492、497、500页，第484、497页，第471—476、470、478—480、483—484页，第90—93页，第500页，第380页，第471—476页，第497页，第498页，第519、513、519、521页，第1046—1047页。
21 吴宽：《为史明古题沈启南画》，《家藏集》卷一。
22 沈周《洪水中得陈允德、史明古书问有作》有“永乐岁乙酉，洪水流汤汤。成化甫一周，山林亦怀襄”（《沈周集》，第78页），知其作于成化元年。
24 史鉴尤其擅长水利问题，曾多次上书地方官员谈及水利弊病及解决措施，他的建议对地方官员的水利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李卓颖：《新方案与十五世纪晚期江南水利改革》，《明代研究》2010年第15期）。
25 29 41 45 52 史鉴：《侍御刘公愍灾序》，《西村集》卷五。
26 此亦可修正《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对1481年苏州的记录，该书将此年定为四级旱，这实际上仅是上半年的情况。
27 关于明初上坝修筑的始末及对吴淞江的影响，参见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6—139页。
30 68 吴宽：《书邵通判决防诗后》，《家藏集》卷五一。
31 陈正宏：《沈周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172页。
34 周寅宾编：《李东阳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06页。
36 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一二《西园八咏册》，《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第364—365页。
38 参见王鏊等纂：《（正德）姑苏志》卷四二《宦迹六》，《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605页；《（崇祯）松江府志》卷三一“刘魁”，《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04页。
39 参见王世华：《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42 洪武二十九年（1396）后外官定以辰、戌、丑、未年为朝觐之期，而成化十七年为辛丑年（申时行等纂：《大明会典》卷一三，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43 刘瑀曾于1475—1483年任苏州知府（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刘瑀”，《续修四库全书》第533册，第108页）。
44 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695册，第255页。据朱存理说，豪夺沈熹所藏米友仁《大姚村图》者，也是这个知府刘瑀（朱存理：《米元晖大姚村图》，《珊瑚木难》卷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
46 62 王鏊：《赵处士墓表》，《震泽集》卷二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文徵明：《沈先生行状》，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82页。
48 唐寅：《菊隐记》，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伯虎全集》卷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49 参见滨岛敦俊：《明代中后期江南士大夫的乡居和城居——从民望到乡绅》，吴大昕译，《明代研究》2008年第11期。
50 参见史鉴：《侍御刘公愍灾序》，《西村集》卷五；《（正德）姑苏志》卷四二《宦迹六》，《中国史学丛书》，第605页；《（崇祯）松江府志》卷三一“刘魁”，《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804页。
51 刘瑀在连任两届苏州知府后，升山西参政，又转福建山西左右布政，升都察院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弘治五年致仕（《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刘瑀”，《续修四库全书》第533册，第108页）；《明宪宗实录》卷二二四“成化十八年二月”条：“戊午……赐……直隶苏州府知府刘瑀……诰敕，旌其善政。”（《明宪宗实录》，第3852—3853页）
53 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李应祯《枉问帖》。此帖为李应祯写与苏州乡友的书信，谈及吴中水灾一事。
54 此处“群诉”所指应该不是群体前往公署，而是以联名的方式上书。毛亦可在《明代文书行政中的地方社会意愿表达》（《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一文中，讨论了明代地方人士向官府呈递文书、讨论公事的两种情况：其一为里长、老人的联署文书，其二为士绅的私人书信。但仅就李应祯此札及后文所述赵同鲁上南京一事，无法判断是哪一种情况，抑或存在第三种情况，即士绅联名以私人关系上书。
55 《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六“成化十四年三月”条：“丁卯，以南京参赞机务右都御史王恕为南京兵部尚书，仍参赞机务。”卷一八六“成化十五年正月”条：“壬申，改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王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等处。”（《明宪宗实录》，第3171、3334页）
56 60 参见范金民：《明代应天巡抚驻地考》，《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57 参见文徵明：《沈先生行状》，《文徵明集》卷二五，第582页；吴宽：《隐士史明古墓表》，《家藏集》卷七四。
58 沈周与王恕的诗画往来，有《闻三原王公致政》《奉寄大冢宰三原王公》《画松寿大司马三原王公》《奉寄王冢宰》《和陈粹之读司马王公谏王欲括金玉之疏》《寄三原王冢宰》（《沈周集》，第627、854、900、940、1033、1065页）。
61 赵同鲁：《上巡抚三原王公书》，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一八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 参见毛亦可：《明代文书行政中的地方社会意愿表达》。
64 《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七，第3899页。
65 《明宪宗实录》卷二二八，第3902页。
66 《明史·陈瑄列传》，第4209页。
67 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二，《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第841页。
69 《（嘉靖）沔阳志》卷一七“邵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版。
70 101 焦竑：《国朝献征录》，《续修四库全书》第528册，第568页，第198页。
71 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1页。
72 此画为沈周据成化十四年苏州虎患事件而作，画后有沈周、吴宽、李应祯三跋，记录了虎患始末。笔者认为此画在当时充当着舆论场的作用，用以激发苏州文人群体对虎患的关注，进而引起地方官员的重视，促成问题解决。
73 关于此事，可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劝农图》后文徵明自题，文题收录于《文徵明集·补辑》卷二五《劝农图》，第1345页。据此可知，正德五年吴中大水，潘叙曾率僮奴救灾，文徵明作《劝农图》以赠。此后此画佚失，嘉靖四年潘叙之子潘鋹前往北京请文徵明补画。此事亦可参见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卷五，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375页。
74 关于此事，可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劝农图》后祝允明跋文，祝跋收录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二三题为“潘君子大水劝农图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中提到潘叙多次救灾义举，其中提到嘉靖年间蝗灾，潘叙捕虫呈于县令杨侯，杨侯又呈于巡按御史朱君，朱君“奋作奏，绘虫之形，并椟虫，驰控黼扆，乞减租之半，且多其图椟遍示财赋之曹及中掖大臣，天子戚然，飞诏如御史言，吴县得免什四”。
75 “大立以下民昏垫、闾阎愁困状，帝莫能周知，乃绘图十二以献。”（《明史·朱衡列传》，第5868页）
76 参见梅韵秋：《明代王世贞〈水程图〉与图画式纪行录的成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6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14年版。
77 文徵明在《沈先生行状》中提到，王恕召见沈周，问以时政，沈周则以“君子思不出其位”来拒绝回答（《文徵明集》卷二五，第582页）。
79 此外还有弘治七年的《仿董北苑山水阔幅》（题跋言“湖田浩然一浸”），弘治十四年的《小轩雨意图》，弘治十五年的《西山云霭图》，弘治十七年的《溪云欲雨图》，等等。
81 典出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顾恺之画谢鲲（字幼舆）时说，“此子宜在丘壑中”（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48页）。赵孟頫《幼舆丘壑图》所绘即为此典。
82 沈周常以佛教“虚妄”观念说绘画，如其《戏陈天用索画》：“溪山本是纸上影，
83 典出《左传·昭公十三年》：“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46页）可知“沟壑”有灾难、困厄、野死之意。
85 参见赵同鲁：《上李侍御书》，顾沅：《吴郡文编》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86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弘治元年十月”条：以久阴不雨等事，监察御史王嵩等劾程敏政（《明孝宗实录》，第451—452页）。沈周《送程宫谕》一诗注“因久雨为言者滥及去位”（《沈周集》，第616页）。《石田诗钞》辑者认为实录有误。但据《明孝宗实录》，程敏政为弘治元年十月遭弹劾，此年“乙未……命四川守臣……赈济成都等府之被旱灾者”，“癸卯以旱灾免河南开封等五府并汝州今年夏税麦”，而陈修省弹劾时言“近自夏秋以来，各处奏报灾伤者络绎不绝，而湖、广、四川尤甚，各处饥民多流移荆、襄等”，可知为河南、四川旱灾无疑。因此，是沈周误，非实录误。
87 参见史鉴：《论郡政利弊书（上太守孟公浚）》，《西村集》卷五。
89 《明史·河渠志》，第2160页。
90 杨循吉：《治水义官题名记》，陈暐：《吴中金石新编》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 李日华撰，郁震宏、李保阳点校：《六研斋笔记》卷一，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92 汪砢玉：《珊瑚网》卷三八，《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第1114页。
93 参见林树中：《从新出土沈氏墓志谈沈周的家世与家学》，《东南文化》1985年第1期。
94 “门前车马多如许，那有心情问病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五，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5页）
95 王鏊：《行次相城有感》，《震泽集》卷五。
96 102 王鏊：《石田先生墓志铭》，《震泽集》卷二九。
97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刘瑀”，《续修四库全书》第533册，第108页。
98 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二二四“成化十八年二月”条，第3852—3853页。
99 程敏政：《枫桥送别图追赋送刘汝器太守》，《篁墩文集》卷七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0 《（正德）姑苏志》之《宦迹》中未见刘瑀，仅在《古今守令表》中可查见其名。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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