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汉语或官话不是靠武力，而是因其易学而取胜
中国藏语专家瞿霭堂教授来信（摘要）
学渊先生：
拜读这次来文，觉得道理是通的，对汉语汉文的产生和发展有启发意义。古代中原地区，的确存在阿尔泰语系（编者注：包括突厥、蒙古、满-通古斯3个语族）的语言，而且占据重要地位……
你说“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语言的转型，与藏缅语同类的汉语取代了今天被归为‘阿尔泰语系’的戎狄语言”，这里逻辑上和语言理论上有问题的。语言是怎么转型的？是使用阿尔泰语言的人自动转型的？这是不可能的。阿尔泰语言凭借什么道理自己发生这种大转型？（阿尔泰语是sov型，汉语是svo型）你能说明吗？
转型必定是一个说汉语的部落战胜了说阿尔泰语言的部落，同化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可见，夏、周、秦即使起源于戎狄部落，这时早已为使用汉语的部落所同化，否则如何解释一个使用阿尔泰语言的人会使用甲骨文书写另外一种语言，而不写自己的语言？
甲骨文文化不是阿尔泰文化，是汉族和汉语的文化。说夏、周、秦来源于戎狄部落可以，但当时已经为说汉语和写甲骨文的部落同化掉了。说汉语写甲骨文的部落是独立的部落，无论他们形成过程中有多少种部落掺合其中。这个部落是汉族和说汉语的祖先，与说阿尔泰语的部落没有继承或转变的关系。
瞿霭堂上
朱学渊答瞿霭堂先生
霭堂先生：
每得赐函，都感知您对学术之热忱和对我的厚爱。
关于汉语 ，我想必须首先明确所谓“汉语”狭义应指“官话”，而非泛指“中国话”；与官话不能互懂的上海话、温州话、闽南话、广州话、苗瑶话都是中国话，与泰国话一样都属藏缅语系，但在“不是官话”的意义上，也可说它们不是汉语。
由于地域的相近，上海话、苏州话、无锡话（概称吴语）中不知不觉地夹杂了官话成分，譬如比较雅致的上海（上只角）话说“五原路”之“五”，是为官话形态的wu，而数词之“五”和“鱼”之音则与藏语一致为鼻音ngn。
语音学对语词，特别是数词之关联非常重视，泰语和老挝语的数词与藏缅语、广东话有颇多类似，但其“二”字分别为 sung和 song，即是汉语“双”的背景。以官话同义词的丰富来看，它的起源一定是多元的。
我说上古中原语言发生过转型，“官话”或“雅言”是在阿尔泰（女真、蒙古、突厥）语言的底蕴上发生的，而且是在使用藏缅式语言的南方民族语言的影响下转型而成的。
我强调“转型”，是因为单音节、有声调的藏缅语式的“官话”，与多音节、无声调的阿尔泰诸语形态差别实在太大，单以“融合”二字来形容可能还远远不够。
历史地看，北方官话和西南官话的发音一致性，可以证明它们最早一定是发生在一块较小较近的地域，然后向外传播的。
我猜测这两种“官话”的源头可能是在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一带的古代部落。其一种腔调在黄河流域发展，而成北方官话方言区，现代代表方言是北京话；另一种腔调沿汉水朝下游走向武汉，朝上游进入陕南，再进入四川，然后云南、贵州和广西，当地土著放弃其祖语而使用这种通用语言，成为以四川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方言区。然而，北京和四川都不是官话的源头。
简言之，两系官话的源头在鄂豫皖某地，《禹贡》为“荆”，《春秋》为“楚”。因此问题又归结为：荆楚之地的远古人类是阿尔泰语民族，还是藏缅语民族？或言：他们的原始语言接近女真、蒙古、突厥语，还是更接近藏语的广东话呢？
我以为，荆楚之地的远古人类是阿尔泰语民族，后来首当其冲地受到南方藏缅语民族的入侵，从而语言和血缘发生融合，最原始的“官话”在那里发生了。
现代中国正统文字语言学者并没有深入想过这些问题，但先验地接受了广东话是官话之祖的观念，并且以广东话来构拟形形色色的官话“上古音”、“中古音”，最极端的人还说古代洛阳话、开封话是广东话。然而，他们坦白地强调自己的方法是“构拟”，实质是用假设去制造结论，然后自我相信，并为之奋斗终身。
您说：“夏、周、秦即使起源于戎狄部落，这时早已为使用汉语的部落所同化，否则如何解释一个使用阿尔泰语言的人会使用甲骨文书写另外一种语言？不写自己的语言？”
这当然是重要的问题。商代的确已经使用甲骨文，甲骨文也的确是为单音节的汉语词汇发明的，但推说一个民族用甲骨文就一定只用汉语则未必妥当，它也可能是双语的，或是多语的；乃至它当时已经使用汉语，其先民则是使用其他语言的。过去50年，中原地区还发现若干其他古代文字，只是中国的文字语言学家不愿意去研究而已，这些文字是否表达汉语？很值得置疑。
其实，顾颉刚、傅斯年等大师早以“鸟图腾”认识商族是女真，只不过他们是名人，说话不如无名之我大胆，我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譬如，为什么《殷本纪》的人名“河亶甲”与许多八旗女真人名同音呢？为什么商代贵族“伯夷”之名是阿尔泰诸语的“富贵”一字呢？孔子是商人之裔，为什么他父亲的名字 “叔良纥”又是蒙古语“朝鲜”之名“肃良合”呢？等等。
我的结论是：黄河流域夏商周秦部落的祖先是使用阿尔泰语言的，后来荆楚地区发生的“雅言”取代了其祖语，他们才成为汉语民族的一部分。即如满清统治民族原来说女真语，进北京之初还满汉全席，最后不得不放弃满语只用汉语。
汉语或官话不是靠武力，而是因其易学而非暴力地取胜的。一旦官话形成人口优势，就加速扩散，在黄河流域阿尔泰诸方言区，和西南氐羌民族地区推展顺利，于数千年中形成一音两调的大官话区。
但是，官话在使用藏缅式诸方言（吴语、赣语、闽语、湘语、粤语）地区的推行却阻力重重，因此中国东南之人在元蒙时代被归为“南人”，西南之人却归为“汉人”，那是因为语言相异，而不是民族歧视。
官话，特别是西南官话的的传播优势时常可见，文革前一年我大学毕业到四川工作，三个星期就学会四川话，至今还被四川人认为贴心老乡；反之四川人到上海学话就相对困难，有些人终生带四川腔。其二，据说拉萨现在已经成为藏汉双语城市，一位藏胞告诉我，他们只需三个月就可以把汉话学好。其三，中国人学英语会话很难，但是美国人学汉语很容易，一般美国领事官员讲汉语的能力，相对高于中国官员讲英语的水准。
据籍贯无锡的一位共产党老干部说，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总部的通用语言是四川话，他说那是因为大家崇拜陈毅，但四川话之易学亦由此可见。台湾亦然，五六十年代的“眷村话”就是四川话，20年前认识亚特兰大的中国餐馆“吴抄手”的老板，他说得一口地道的四川话，但是他是台湾本地人，他是在退役军人那里学来的四川话和四川烹调手艺的。
语言自动转型也有非常现实的例子，今天上海的儿童大都只说普通话，外来家庭的儿童听不懂上海话，本地人口家庭的儿童不愿说上海话。这当然是儿童为适应环境的便利选择，而不是父母的强迫。可以预见，已经濒危的上海话，50至100年后会消失，至少上海会成为一个“北方官话岛”。不同于古代语言缓慢转型，这种快速变化主要当然是传播媒介的作用，但也是上海话没有人口优势的缘故。
至于您认为“阿尔泰语是sov（主宾谓）型，汉语是svo（主谓宾）型”是转型的重大障碍，我想“我饭吃”和“我吃饭”不会是很大的问题，我认识一个几代同堂的朝鲜族家庭， 他们出门讲 svo汉语，回家讲sov的朝鲜语，完全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种词序系统，或许朝鲜语、蒙古语、女真语、突厥语词汇本身就比较适合sov序列，不会因为会说svo的汉语就发生混淆。“转型”往往就是通过双语阶段来实现的，这个阶段有时可能很漫长，直到一种语言被放弃。
后附上海外国语大学金立鑫教授一篇非常精辟的谈ov和vo问题的论文，该文指出北方汉语中ov（宾谓）成分较南方非官话汉语多；有趣的是湘西土家族方言中ov成分较一般湘语多，而蒙古族音乐学家朱智忠教授发现土家族的某种民谣和舞蹈，与蒙古族的完全一致。
谢谢您的一贯关注，希望继续对我进行指教。
朱学渊上
© 来函者个人学术见解，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附录1：从与OV-VO相关和不相关参项，考察普通话的语序类型
学界一般认为，普通话在语序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北方方言的影响。现代汉语北方方言口语中有明显的OV（宾谓）语序倾向，桥本万太郎认为北方普通话较多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OV语序的影响。
桥本万太郎认为，整个汉语区的语序从中国南部到北部，呈现一个由顺行的VO（谓宾）结构向逆行的OV（宾谓）结构逐渐过渡的状态。一个佐证是，北方青海的西宁方言、宁夏银川方言、甘肃临夏方言（回族地区）都有强烈的OV语序倾向。
刘丹青不这么认为，他所搜集的材料证明汉语存在下列等级序列：吴闽（最弱的VO）——官话等（温和的VO）——粤语（强烈的VO）。
如果用传统方法总结以往的研究，汉语几个主要的方言语序大致如下：
（ⅰ）北方方言（VO+OV）
（ⅱ）湘方言（VO+OV。OV主要是湘西，可能受土家语影响）
（ⅲ）赣方言（倾向于VO）
（ⅳ）客家方言（倾向于VO）
（ⅴ）粤方言（倾向于VO）
（ⅵ）吴方言（VO+OV）
（ⅶ）闽方言（VO+OV）
我们认为，普通话VO和OV两种并存的句法成分排列，受北方方言口语的影响，而北方方言口语则主要受阿尔泰语系以及历代官话的影响。因为中国辽、金、元、清历代的官话分别为契丹语（蒙古语族一支）、女真语（满语前身）、蒙古语、满语，语序都是OV，发生地或影响范围主要在北方，而明代官话吴语也存在VO和OV两种情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蒙古、日本、朝鲜的语言都是OV（宾谓）语序，在历代交流中或许存在一定民族语言接触的影响。
（来自金立鑫教授的论文，经过了重新编辑）
附录2：中华诸民族名称歌
汉满僳僳景颇壮，高山普米锡伯藏，毛南布依维吾尔，仡佬仫佬蒙古羌，乌孜别克俄罗斯，保安独龙京东乡，哈尼彝苗鄂伦春，裕固朝鲜傣阿昌，鄂温克水德昂怒，基诺赫哲土布朗，塔塔尔白回土家，达斡尔畲黎珞巴，拉祜纳西塔吉克，哈萨克佤瑶撒拉，我国民族五十六，柯尔克孜侗门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