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裔为何“反水”加入挺川合唱？
美国大选投票进入最后12小时。希拉里还是特朗普？
亚裔为何在美今年大选中“大反水”？
强舸 |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师、政治学博士
2016年美国大选，由于其争议性言论、大金主们和美国主流媒体一边倒的“黑”，以及布什家族、罗姆尼和保罗·瑞恩等多位被特朗普抢了“蛋糕”的共和党大佬的“背地黑枪”，特朗普在传统共和党票源中损失不小。
自从今年5月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的假定提名人之后，不同民调显示，有10%到1/3的共和党注册选民表示将不会给特朗普投票。1/3过于夸张，10%差不多是有的。然而，即使是有了这些损失，在美国选民基本盘已经是“蓝大于红”的情况下，特朗普的支持率依然可观。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唤醒了白人选民中一部分“沉默的大多数”，也是因为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将民主党过去的固有领地亚裔选民抢了过来，他成了有史以来赢得亚裔最多并且最积极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
那么，为什么许多亚裔美国人“反水”民主党，转而支持特朗普呢？
亚裔美国人对特朗普的力挺
根据2013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美国亚裔人口共计1944万，占总人口比例近6%，是美国第三大少数族群（次于拉丁裔和非洲裔）。亚裔美国人一向被视为民主党的传统票仓，2012年奥巴马得到了73%的亚裔选民选票。2016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又是以反非法移民主张成名的。
在非法移民议题上，我们容易产生一个误解：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除了占人口比例极低的印第安人外，几乎所有美国国民都是移民的后代，更有着数千万合法的第一代或第二代新移民。反对非法移民虽然能提升本地白人（即上百年的老移民）的支持率，但会在新移民群体的选票上损失惨重。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反非法移民主张，会进一步导致他失去亚裔的支持。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华裔（总人口为452万，亚裔第一大族群，以下均为2013年人口普查数据）、印度裔（总人口为346万，亚裔第三大族群）等民主党的传统亚裔票仓，大面积倒向特朗普。另外，亚裔第二大族群是菲律宾裔，总人口365万，暂时反应并不明确；亚裔第四大族群是越南裔，总人口191万，越南裔长期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大多是在南越政权倒台后迁居美国的南越官员和富人，十分信赖当时对他们施以援手的共和党（尼克松）政府，他们也不太需要民主党主张的国家福利。
维杰·乔乔·英格姆来自印度，冒充黑人才被圣路易斯大学录取
印度裔支持特朗普，可能还有宗教和历史方面的原因（特朗普要求审查并限制穆斯林入境，并且提出当选后将坚决打击IS等极端恐怖主义势力）。然而，华裔素有不关心政治的传统，但是在本次大选中，全美多地都出现了支持特朗普的华人助选团，从今年10月中旬开始，更是有上百万华人集巨资租用了数十艘飞艇在芝加哥、洛杉矶等大城市上空，来回穿梭宣传特朗普的竞选口号。
要知道，在芝加哥、洛杉矶等民主党重镇，支持特朗普可不仅仅是出钱出力的事，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打。这些地区常常只有反特朗普的“自由”，可没有支持特朗普的“自由”。目前，硅谷大佬、Paypal创世人、Facebook投资人Peter Thiel因为支持特朗普，不仅被美国某LGBT杂志“开除了gay籍”（他是男同性恋），更是有无数媒体和希拉里支持者要求Facebook将他开除出董事会。当然，Peter Thiel财大气粗，又有大恩于Facebook，一时间扎克伯格也不会拿他怎么样。
Peter Thiel出现在7月克利夫兰共和党大会上
但是，那些不像Peter Thiel这样有势力的特朗普普通支持者，会有他这么幸运吗？日前，一位无家可归的60多岁黑人女性在好莱坞阻止他人破坏特朗普在星光大道上的“手印”，结果被一群人以“爱”的名义打翻在地，她携带的小推车、标语都被撕毁。打她的人群警告她不要再“散布仇恨”，呵呵。所以，这类力挺特朗普的行为，对于一贯以“胆小怕事”形象出现的华裔来说是多么的难得一见。
另外，支持特朗普的还不仅仅限于华裔美国人。根据2013年的数据，美国还有435万旅美中国人（这一数据增长很快，2011年的数据是401万），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等待入籍的合法移民。虽然不能投票，但这些人支持特朗普的热情可能要更高，不仅积极在美国参与特朗普助选活动，还不断通过网络向中国介绍特朗普的实际情况和政策主张（中国媒体介绍美国大选，一般是通过转述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然而本次大选美国主流媒体一边倒得太厉害。所以，光看这些报道，我们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近一半美国人都是弱智吗？居然选这么一个二逼？），为特朗普在中国大肆圈粉。虽然在中国圈粉对特朗普没什么用，但这足以体现这些美国华裔和旅美中国人支持特朗普的澎湃热情。
移民问题上的选择性执法
为什么特朗普能获得许多亚裔美国人乃至等待入籍的亚裔移民的支持？我们要避免这个误区：移民和移民会有同样的立场。实际上，合法亚裔移民支持特朗普，恰恰是因为他的反非法移民主张。根源在于利益，所谓的“同理心”根本不重要。相比本地白人，更反对非法移民的恰恰是合法移民。因为非法移民与合法移民的利益冲突，要远远大于他们与本地白人的利益冲突。
具体来说，非法移民主要是来自墨西哥等国的拉丁裔，而近年来移居美国的华裔、印度裔等亚裔族群，主要是通过攻读学位、留美工作而取得身份的合法移民。本来两者各有不同入籍通道，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在不断放宽非法移民入籍条件的同时，却在合法移民入籍问题上越收越紧。曾有议员在国会数次提出“针对高技术人才便捷入籍通道”法案，但都被奥巴马总统或其他议员（多为民主党籍）以要“一揽子解决移民入籍问题”为由予以否决。
现在，许多外籍高技术人才（中国和印度是美国最大的外籍高技术人才来源地）即使毕业于美国大学，长期在美国缴纳高额所得税，拥有美国公司的长期雇佣合同，他也必须参加3年一次的H-1B工作签证抽签，如果抽不中就必须离职回国；即使抽中，H-1B签证也最多只能有两个期限，超过6年还没有拿到美国居住权也必须回国。实际上，这种撞大运式的抽签，对作为雇主的美国企业也是一种打击，因为他们无法确定他们雇佣的员工能否继续工作。反过来说，这类因素也进一步增加了亚洲留学生的求职困难。
如果没有抽中H-1B工作签证，很多亚裔高技术人才为了继续留在美国，只得再去申请攻读一个硕士学位以获得教育签证，他们有可能真的就读，也有可能只是空挂学籍。然而，最近两年美国政府对“空挂学籍”现象打击愈加严厉。2015年以来，爆出了多起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学籍造假”案件（为了留在美国，表面上注册为学生，实际上不去上学，继续在原公司或其他地方打零工）。为了打击“空挂学籍”，FBI甚至频繁使用“钓鱼执法”。即FBI注册一个假学校，主动向没有抽到工作签证的亚裔学生宣传可以提供“空挂学籍”服务，吸引他们缴费注册之后，再予以逮捕。
本文不讨论“钓鱼执法”在司法调查中是否合适。仅就“学籍造假”案件处理本身来说，这大致是符合美国国籍和签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然而，相关法律法规在面对亚裔合法入境移民是如此的严格，甚至不惜频繁使用“钓鱼执法”等争议性手段，而面对非法移民时，却是异常的宽容。这种选择性执法显然会引起亚裔的不满乃至愤怒。
在亚裔新移民看来，非法移民没有正式工作，极少纳税，享受着用他们缴税所提供的福利，却可以通过大打“感情牌”、以“人权”和“拥抱自由世界”的名义留在美国，并更快地获得正式身份。至于所谓的“感情牌”，亚裔其实也有，但奥巴马政府并不在意。例如，我认识一位朋友，今年她和男友一起参加H-1B工作签证抽签（他们均有美国大学硕士学位，已经在美工作3年），不幸的是，男友抽中了，她没有抽中。这不也造成了“有情人相隔万里”的悲剧吗？非法移民是来美国“拥抱自由世界”的，难道合法移民不是来美国追求“自由”与“梦想”的吗？
特朗普在竞选中经常说：“有很多移民老老实实排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而开放国境会让一些人简单地通过穿越国境来插队，这很不公平。”这段话当然会引发亚裔新移民的广泛共鸣。
民主党出于选举利益的亚裔歧视性政策
过去，民主党一直被认为是维护少数族裔利益的政党。早期的亚裔移民也与今天的拉丁裔移民类似，许多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甚至一句英语都不懂的非法移民，因而他们也实实在在受益于民主党的许多政策。对投票支持民主党的白人选民来说，他们大多也真的相信“人权”、“自由”等等说辞，所以支持对“少数族裔”的倾斜政策。
然而，对民主党精英来说，近年来，他们对“少数族裔”概念的界定，越来越受制于其选举利益。他们真正重视的少数族裔，只有选票众多的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同时，他们又不能让白人付出太多，毕竟白人还占美国人口的六成。在这种情况下，人数最少又一向不关心政治的亚裔，就受不到丝毫“少数族裔优待”甚至成为被剥夺的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这类景象：黑人明星一方面集体抗议2016年奥斯卡没有非洲裔获奖者是种族歧视，一方面又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对着作为颁奖助手的3个亚裔小孩发表歧视性言论。CNN等亲民主党媒体一方面大力支持“Black Live Matters”等活动，以宣扬自己的反种族歧视立场，谴责特朗普“反对非法移民”是对拉丁裔的种族歧视，一方面它自己制作的节目中又频繁出现“杀光中国人”、“鼓励抢劫华人”等更加恶劣的煽动性言论。今年7月，民主党党代会的开场节目，居然是一位韩裔明星学狗叫以活跃现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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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还是情感上的因素，更多的冲突直接体现在现实利益上。我在《美国白人社会如何看待非法移民议题？》（首发澎湃新闻）一文中指出的安全、税收和福利（交的多，享受的少）等导致一部分美国白人支持特朗普的因素，对亚裔同样存在。
不过，光是如此，还不足以让亚裔如此大规模“反水”。安全问题对所有族群（包括非法移民）的危害都差不多，但在税收和福利上，相比白人，亚裔的损失还是要小不少。毕竟，亚裔12.7%的总体贫困率（华裔还要更高一些，达到15%）还是要高于白人9.9%的总体贫困率。而且，对那些高收入的亚裔新移民和等待入籍的旅美亚洲人来说，他们虽然现在交的税和医保费用多，但毕竟来美国前没有付出，攻读学位时还依靠学生优待政策在医保等福利上“薅了不少资本主义羊毛”。
真正触动亚裔核心利益的，是民主党的教育政策主张。亚裔是最重视教育也是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根据201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25岁以上的亚裔有学士以上学位的占51.3%，其中华人52.7%，显著高于美国人总体三成的水平。华人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更是占1/4以上，远远高于美国人总体1/9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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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裔诉哈佛歧视，暴露美平权法案深层问题
然而，另一方面，亚裔进入大学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族裔，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的数据显示，2015年SAT考试中，在所有族裔里，寻求升入大学的亚裔学生获得的平均分是最高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亚裔最多的加州（美国第一大州，民主党铁票仓）议会民主党党团在2013年还提出了SCA5法案，即公立大学在招收学生前要充分考虑族裔平衡。
当前加州公立大学系统中，亚裔学生比例是35%，该法案要将这一比例压缩到与亚裔人口比例持平的13%，多出的名额交给非洲裔和拉丁裔。该法案当时因为亚裔的广泛抗议和共和党议员的坚决反对，才没有通过。但是，“公立大学压缩亚裔录取人数”的阴影并未退去。全美的亚裔在这一事件中已经深深地被民主党伤害了。
今年8月，加州议会高票通过了亚裔细分法案（即亚裔在出生、死亡、入学、就医、购买保险等等时，要标明是来源于中国、越南、印度还是其它等等地方）。今年10月，纽约市议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亚裔细分法案。虽然细分法案暂时直接并不会影响实际利益，但所谓的“有针对性地对少数族裔提供服务”，对亚裔特别是华人来说，这明显是SCA5之类法案卷土重来的先兆（就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要搞欧裔、非洲裔、拉丁裔细分法案）。
当前各州议会，尚处于各方势力能够勉强相互制衡的状态。可是，如果1200万非法移民按照希拉里的承诺成功入籍，获得投票权，那么必将彻底改变加州等南部各州乃至美国国会的政治版图。到那时，会有越来越多议员为了讨好拉丁裔等巨大票仓，而提出或支持类似于SCA5的法案。最终，亚裔年轻人有可能SAT成绩比其他族群高出好几百分、各类证书特长和社会服务经历一大堆，也会仅仅因为肤色不符合要求，而被心仪的大学拒之门外。
更进一步来说，近年来，奥巴马及民主党其他人士还反复呼吁科技公司（苹果、脸书、微软等等）按照族裔比例招收员工，而大量华裔、印度裔等新移民都是在这些行业就业。从政治理念上来说，奥巴马和民主党人的诉求都已经彻底超出了“平权”和“积极自由”等西方左派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范畴了（通过外力“平权”，以教育、社会保障等方式提供“积极自由”的目标，是为个人提供起点的平等，而按肤色招收员工则是直接干涉结果了，是违背“自由”原则的）。
对亚裔来说，他们努力工作，交高额税负，却最终工作都有可能因为种族原因不保。特朗普反非法移民、反对按肤色配给资源等主张，可以说直击他们的核心利益，自然会赢得拥护。
© 本文来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原刊于澎湃新闻网，经作者修改后重发
【外一篇】
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
刘瑜 |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
当代美国，左翼和右翼两种民粹主义都在强化——至少他们彼此认为对方是民粹主义。就左翼民粹主义而言，很多人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后来的“桑德斯旋风”是其表现。就右翼民粹主义而言，则先有茶党运动，后有川普现象。
川普的政治崛起是这一政治戏剧的顶峰。他关于构建美墨边境高墙、暂时中止穆斯林移民的政纲，加上他“刺激性”的语言风格，使其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言人，而他高位的民调支持率，以及最终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一事实，更是令许多人目瞪口呆。人们追问：美国怎么了？
两种民粹倾向各自的根源并不相同。要理解当代美国右翼民粹的根源，必须从美国左翼民粹说起，因为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对后者的一种应对。概括而言，左翼民粹倾向的土壤，在于“权利观念”的不断泛化，而不断上涨的权利预期与美国政治当中的精英主义之间的裂缝和张力越来越大。
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则很大程度是对美国左翼自由派在长线历史中地位不断上升的一种反弹——它之所以演变成民粹主义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右翼民众认为右翼“建制派”对于左翼的挑战应对无力。也就是说，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是因为左翼越来越无法容忍美国政治当中的精英主义“秘密”，而右翼对左翼“节节胜利”的趋势产生强烈的怨恨。
如前所述，就中长线历史而言，相比保守右翼，自由左翼在美国主流政治中留下了更持久的遗产。无论是罗斯福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工保护法案、累进税体系，还是约翰逊时代的医保体系、平权法案和扶贫项目，或是1970年代的联邦选举法案以及女性堕胎权，更不用说在联邦制中联邦政府的逐渐坐大，都早已成为美国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无论是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还是镀金时代的经济放任主义，显然处于衰势。
推动这一变化的，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观念变化。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指出，20世纪的后半叶西方世界出现了一场“权利革命”——无论是黑人、女性、同性恋甚至儿童、动物，其权利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
权利观念的扩展不仅仅是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也深入经济和社会领域——无论是针对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还是不断扩大的福利和扶贫项目，都是这种扩展的表现。“福利”逐渐成为一种“权利”。一套越来越细密的“政治正确”话语体系，也作为这种不断拓展的权利观的衍生物出现——超过一半的美国大学开始发布“正确用语”指南，其中一份甚至称“美国人”(American)应该成为避免使用的用语（当然，由于引发批评，这份指南最后被从校方网站撤销）。
尽管里根时代开始的所谓“保守主义回潮”，一定程度上让这种“自由左翼上升、保守右翼衰退”的趋势刹车，小布什政府的8年更是一度让许多人为“新保守主义”的再现惊恐，但这种刹车更像是历史以“进两步退一步”方式前进过程中的“退一步”，而不是对历史趋势整体性的逆转。
事实上，里根和小布什时代到底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平台期”还是真正的“逆转”，都并不明确。经济上而言，里根时代只是使联邦政府的开支停止上涨而已，而不是使其真正下降，而小布什政府医疗改革的思路其实合乎“进步主义”。
2008年大选终局地图
有趣的是，不断拓展的权利和福利并没有平抑自由左翼的不满，反而滋养了当代的左翼民粹主义。这一点看似费解，实则并不难理解。现实的变化速度跟不上人们“权利预期”的上涨速度，因而尽管权利和福利总体而言在改进，但是左翼的“相对剥夺感”在强化。
这一“相对剥夺感”的后果，是美国政治中持续了数百年的精英主义成分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左翼民粹认为，福利和扶贫措施乃至平权法案还远远不够；对商业和金融精英的管控和税收远远不够；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令人愤慨（哪怕整个社会总体而言都在变得更加富裕）。而最糟糕的，是“富人”比“穷人”的政治影响力更加显著，似乎“权利平等”必须带来“影响力平等”才合乎正义。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桑德斯现象”的基本背景。
当左翼从其理想主义的权利预期出发，看到的是精英主义劫持了美国的民主；右翼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在他们眼中，美国政治历史是一个“自由左翼节节胜利、保守右翼节节败退”的历程。古典意义上的“市场自由”，早在1930年代随着“洛克纳时代”（当时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捍卫市场契约自由、反对劳工保护立法”的判决）的终结而终结，福利制度的泛滥正在瓦解美国传统清教徒的“工作伦理”；黑人在“平权法案”之下受到了“优待”，而“中下层白人”成为被遗忘甚至被污名化的群体；传统文化价值在不断消融中——女性堕胎权在法律上难以逆转，同性恋的婚姻权成为历史趋势，而美国的非婚生子女在所有儿童中占比已经高达41%；国界线的不断开放，不但恶化了本土的安全局势，而且威胁了本国中下层的就业机会。当他们看到自由左翼还在争取更多的福利制度、更多的黑人保护、更激进的文化变化以及更开放的国界线时，可想而知他们心中的怨恨。
如果说左右翼历史地位的相对变化是右翼民粹化的第一个原因，这种力量对比的未来走势，则是右翼民粹化的第二个原因。任何国家的未来政治都难以预测，但是美国社会的两个变化足以令右翼感到前途暗淡——一个是美国人口的族群结构，另一个是美国人的代际观念变化。
就族群结构而言，研究显示，白人将在美国的人口结构中不断缩小（到2055年白人将不再构成美国人口的多数），而少数族裔将不断增加（其中拉美裔和亚裔增长最快，而黑人比例基本不变）。
2012年大选终局地图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少数族裔更倾向于给民主党投票。以2012年总统选举为例，59%的白人投票给了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但93%的黑人、71%的西裔和73%的亚裔投给了奥巴马。一个对比可以展示人口结构变化的政治后果：1980年里根赢得了56%的白人选票，但他以44个州的压倒性胜利赢得了选举；2012年罗姆尼赢得了59%的白人选票，却输了选举。一个重要原因，是从1980到2012年，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比例从12%升至28%。
就美国人政治观念的代际变化而言，一个清晰的趋势是，越年轻的美国人通常越左，而年轻人是“未来的主人翁”。仍以2012年为例，65岁以上的人56%投给了罗姆尼，45-64岁51%投给了罗姆尼；相比之下，30-44岁的选民52%投给了奥巴马，18-29岁60%投给了奥巴马。就2016年来看，30岁以下的选民中，桑德斯的支持率超过希拉里和川普这两大候选人的总和，而且超过幅度是25%。
这一代际变化趋势，对于预测美国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与这种代际变化相关的，是教育水平的影响。各种调查显示，川普的最大票仓来自于“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问题在于，随着整个社会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个群体在迅速缩小。一项研究指出，这一群体在选民中的比例，每4年就下降3%。
由此可见，共和党的主要选民基础——白人、年龄偏大以及教育水平偏低的选民在不断缩小，而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基础——非白人、年轻人以及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在不断扩张。就长期后果而言，除非共和党大幅调整政纲，某种意义上它已经进入了衰亡期，美国的两党制将从所谓“左右之争”走向“左与更左”之争（即“克林顿党”和“桑德斯党”之争）。
从这个角度而言，川普的崛起可以说是保守右翼民众绝望之下的“垂死挣扎”，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旧美国”冲下山坡时的本能与理性选择。（之所以说“理性选择”，是因为激进右翼保守话语或许会进一步推远少数族裔选民，但在人口结构发生质变之前，这种“极端化策略”或许有利于激发白人选民的投票率，从而使其暂时稳住自己的政治力量。）
美国文化产业存在不成比例的自由左翼倾向
历史不在保守右翼这边，未来也不在他们这边，更令其绝望的是“当下”也不在他们这边。文化精英系统化的“自由派偏见”是保守右翼“愤怒”的第三个原因。所谓文化精英的自由派偏见，是指整个文化产业不成比例的自由左翼倾向，这在媒体、高校和文化工业等方面都清晰可见。
以“媒体偏见”为例，尽管美国公众在许多涉及“自由—保守”的政策议题上势均力敌，主流媒体却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左翼自由派”（显著的例外是Fox News）。关于这一点，已有无数研究证实。一项调查显示，自称为“民主党人”的记者和自称为“共和党人”的记者比例是4：1，而在华盛顿，给民主党投票的新闻记者占90%。此外，2014年一项调查显示，44%的公众认为媒体过于“自由派”，只有19%认为媒体太“保守”；52%的民主党人认为媒体“大体公正”，只有18%的保守党人这样认为。
与媒体类似的是高校。一项调查显示，2014年自由派的高校教师和保守派比例大致是5：1，而仅仅在大约25年前（1990年），这一比例还大致是2：1。也就是说，高校不但本来就具有显著的自由偏见，而且这种偏见正在迅速扩大化。
同样，文化工业也大幅左倾。以好莱坞明星为例，2012年明星给奥巴马的捐款总数达到80万美元，而对罗姆尼的捐款则不到8万美元。
由于新闻记者、高校老师和影视明星等职业人士，是公共空间拥有“话语霸权”的人，这一系统性的左翼偏见以及偏见中对右翼保守派的“妖魔化”，在很多右翼保守派看来，是文化精英对普通民众的背叛甚至羞辱。
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则是右翼民粹化的第四个原因。各种调查都显示，川普最大的支持群体是“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尤其男性）。在这个群体中，大约55%支持川普，只有30%支持希拉里，而在几乎所有其他选民群体中，希拉里都占优势。
经济上而言，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从1971年到2015年，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相对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其人口比例在缩小（从61%到50%），财富也在明显缩小（从62%到43%）；而在各个群体中，经济地位下降最严重的，是“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以“在高收入人口中占比减去在低收入人口中占比”为衡量标准（很大程度上反映经济相对地位），1971到2015年黑人增加了11.2%，亚裔增加了4.1%，但是“没有高中学历的白人”下降了18.1%，而“只有高中学历的白人”下降了21.9%——他们构成美国经济地位下降最严重的两个群体。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被遗忘的人”——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有学位的白人群体”的经济地位，而福利和扶贫项目很大程度上帮助了黑人和其他低收入群体，但很多“没有学位的白人”作为曾经的“中产阶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经济地位不断下滑至“低收入阶层”，其怨恨不难想象。
需要指出一点，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川普现象反映的是“底层右翼”的民粹主义。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事实上就平均经济水平而言，川普支持者的经济收入既高于桑德斯支持者也高于希拉里支持者。
激怒川普支持者的，与其说是其绝对经济水平，不如说是其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川普现象之所以“显得”是个底层运动，或许是因为前面所提及的文化精英话语霸权现象。也就是说，希拉里和桑德斯才是真正经济底层的代表，只不过这些经济底层与文化精英（媒体、大学、好莱坞等）有一个嫁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川普现象的本质更像是伪装成平民主义的精英主义。
川普现象的本质更像是伪装成平民主义的精英主义
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最后一个——但绝非最次要的原因，则是穆斯林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浪潮。这一点众所周知。这股袭击浪潮不但加深了美国人的安全焦虑，也赋予其排外情绪相当的合法性。9·11事件的阴影自不待言，近年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恐怖袭击有扩大倾向——每发生一次袭击，川普的支持率就提升一次。欧洲近年频繁的恐怖袭击，也一次次令美国人感到唇亡齿寒。
这些恐怖袭击，成为欧美各国“排外民意”不断上升的一个直接导火索。这种焦虑不但是安全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由于穆斯林的出生率普遍偏高，穆斯林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上升，据估算到2050年将与基督教人口基本持平。在美国，穆斯林人口虽然不会以同样比例上升，但基督教徒比例会严重下降（以2007-2014年为例，仅仅7年时间，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就从78%下降到了71%），“清教文化”将被大大稀释，则是历史的趋势。
综上所述，右翼民粹化倾向有历史原因、未来走向原因、经济原因、文化霸权原因以及安全因素。一种看法将川普现象简单地视为“白人的种族主义”，这显然低估了事情的复杂性。
毋庸置疑，右翼民粹化趋势中种族怨恨起到了很大甚至可能是主要作用，但是，与其说其种族怨恨是基于“白人优越论”的粗暴偏见，不如说是对政府的种族政策（包括移民政策）、文化精英的种族话语的一种反弹。
换言之，在很多“没有学历的白人”看来，可恶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黑人”“穆斯林”或者“墨西哥人”本身，而是政府的“平权法案”、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对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应对无力、经济上作为一个群体被忽略、越来越吹毛求疵的政治正确话语、文化工业中黑人永恒的受害者形象，以及白人必须为自己爷爷的爷爷承担的永恒罪责。
© 本文节选自《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全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杂志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