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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丁,葛岳静,杜德斌,等 | 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地缘战略:国家周边论






摘 要:伴随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兴起,围绕古典地缘战略理论的争论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激起有关“一带一路”是否是中国当前全球地缘战略的讨论。2019年新冠疫情叠加中美大脱钩使得中国适时调整和制定符合当前整体地缘环境态势的地缘战略迫在眉睫,这关系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民族复兴能否实现。本文借鉴哲学中的主体间性概念重新解读了古典的地缘战略理论。在归纳总结古典地缘战略理论所具有的固有特征后,反驳了“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地缘战略的观点。借用古典地缘战略隐含的构建方式,在分析全球地缘环境、中美地缘关系和中国地缘环境后,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前中国的地缘战略——国家周边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继续围绕中国周边地区的对抗甚至全球尺度的冲突对于双方甚至全球都是不利的。中美必须走出过去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强国必霸的主体间性的共识,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实现中美互动实践的良性循环,以此结束当今世界的种种冲突,走向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古典地缘政治; 地缘环境; 地缘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 主体间性





作者简介







胡志丁(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全球化与地缘环境研究,E-mail:huzhiding2007@126. com。











葛岳静(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E-mail: geyj@bnu.edu.cn。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E-mail:dbdu@re.ecnu.edu.cn。




0 引言

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对中国到21世纪中叶国内发展和国际地位最权威的定位,但也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挑战。国内因素主要是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国内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导致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际因素主要指美国亚太战略再调整和与周边邻国对华关系的起伏波动等。而2019年底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叠加中美贸易战更是威胁着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进一步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对其自身所面临的当前国内外形势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适时调整和制定符合当下整体地缘环境态势的中国地缘战略迫在眉睫。

自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到三部委联合发布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对此,目前国内外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地缘战略或全球战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其不是中国的地缘战略,而是包容性全球化,是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一带一路”将通过影响地区地缘政治秩序、全球权力结构、区域和全球投资-贸易-人文交流模式而极大地影响或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这正是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对中国产生焦虑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俄罗斯和中国作为挑战其全球霸权的潜在竞争对手,日本和印度由于与中国仍存在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对中国的崛起心存顾虑,而这些问题正是国外学者研究“一带一路”的重点。

正因为如此,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和大脱钩显示了美国牵制和抑制中国崛起的动机和决心。这些战略或措施一次比一次精准,直击要害。这得益于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危机意识和重视全球地缘战略研究的传统。俄罗斯也是地缘战略高手,其差异化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组合战略很好地分化了欧盟。这说明不论经济实力如何,巧用地缘战略都能在大国博弈中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以下部分将主要基于主体间性的概念内涵,对古典地缘战略理论进行简要再解读,以便从主体间性视角归纳总结地缘战略的一些固有特征。这是鉴别也是提出符合中国当前国情的地缘战略的理论基础。进而结合“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文本和五年成效评估,论证“一带一路”不能作为中国当前的地缘战略。并在分析全球贸易格局、全球权力结构、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空间冲突、中美贸易战等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国家地缘战略——国家周边论。

1 主体间性与古典地缘战略理论再解读

1899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创造了五个词用于表征国家的主要特征,而“地缘政治”就是其中之一。长期以来,地缘政治学一直偏重于地缘战略研究,诞生了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边缘地带论等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特别是受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浩佛的影响,战后许多美国学者重温和审视了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精髓。冷战期间及冷战后,美国又诞生了一批著名的地缘战略学者,如科恩、布热津斯基等。2004年在纪念麦金德演讲一百周年时以及其后仍不断出现许多有关古典地缘政治的作品,大部分表达的都是一种赞美。这种赞美主要认为地缘政治学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思维方式,代表探索政治的空间维度以及从整体上理解世界政治,有助于对政治参与者之间的总体空间关系的理解。与它所受到的赞誉一样,地缘政治学也遭受了种种非议,特别是受到批判地缘政治学的攻击。因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地缘政治学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地理决定论的,并与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密切合作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本文并不打算延续这种争论,有关两者之间的争论以及两个流派的优劣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将借鉴哲学领域中的主体间性概念,重新解读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揭示隐含在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构建中的“主体间性”视角。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者对“自我”与“他者”主体间的物质性、实践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精确分析才是理论的精髓,展现主体之间的情境性、交互性等,而这点却往往在以往的分析中被忽视。

1.1 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萌芽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深刻危机中。可以说如果没有对主体性哲学的反思和超越,主体间性哲学就无从谈起。当前主体间性的概念已被其他学科广泛借鉴,但是其含义各不相同。主体间性处于人类社会的中心,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主体间性是基础,因为社会生活建立在互动的基础上。

主体间性理论可以划分为伦理学意义上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四种。伦理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思想主要关涉伦理主体间的伦理道德关系;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主要指多元认知主体的沟通问题;生存论意义上的主体间性是从生存论维度反思人与他者以及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理论指出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回到社会中,从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去理解和把握其本质,代表性理论有许茨的世俗主体间性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由于研究视角和涉及领域的多样性,对主体间性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认识论上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对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地缘政治分析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采用一种实用性策略和选择一种包容性的广义概念,即借用多种具体的哲学形态对主体间性的研究结果,将主体间性定义为多元主体的相关性和关联性。其内涵可以概括如下:

(1)主体间性中的主体从认识论和实践的角度加以界定,可以是微观的个体维度、超个体的中观群体以及宏观的人类整体维度。因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国家自然也是所需研究的主体,具有超越个人的民族间性和国家间性。这为从主体间性视角研究国家间的地缘关系奠定了主体的基础。

(2)主体间性不是对主体性的否定,而是继承和超越。作为主体间性中的主体须通过实践才能生成和确证,其思想的实现也须借助实践的力量。因此其思想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自然,作为主体间性中的主体具有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地缘体中的国家在参与国际政治中正是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同时被受动性所制约,以此为基础践行自己的战略以达到为我性。

(3)主体间性以现实生活世界中主体与主体实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为前提,是以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实践关系为根基的。因此,要理解主体间性中主体之间的关系必须回到现实社会中,从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去理解和把握其本质。地缘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宏伟的叙述,更不是简单的地缘政治想象,而是根植于国家间长期交往实践。

(4)主体间性既是客观性的条件,又是客观性的基础,没有主体间性就不可能有客观性。因此,没有离开主体间性的客观性,客观性包括了主体间性。批判地缘政治学往往批判古典政治学的理论缺乏普遍有效性,其所阐述的内容不是客观的,原因就在于批判地缘政治脱离了主体间性去理解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客观性。

所以,借用主体间性概念和理论视角,就是要找出所分析问题中的多元主体,然后回归主体间所在的现实生活世界,挖掘隐含的主体间的相关性和关联性,展现主体间的情境性、交互性。主体间的相关性和关联性具有典型的实践性、历史性、社会性和物质性。

1.2 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再解读

近代的认识论研究都以主体性为基点,以主客体的关系为轴心,思考和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这导致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要么注重揭示以客体为中心的认识的客观性,要么注重揭示以主体为中心的认识的主体性。这就导致在多主体的关系中,主体间所面对的既有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有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而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理论构建者和实践者所忽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二人世界或多人世界,而是以他们共有的客观世界为前提的。“主体-主体”关系模式并不是完全否定和取代“主体-客体”关系模式,“主体-主体”关系模式要以“主体-客体”关系为背景。古典的地缘战略理论构建者就是在遵循以上主体间性的思想而建构的。

由于已有文献已对此部分的部分内容做了详细的阐述,故本文只打算非常简洁地从主体间性视角勾勒理论的构建,以加强对上文中主体间性的四点总结理解,并引出地缘战略所具有的固有特征,特别是要回应古典地缘政治与批判地缘政治之间的争论。我们可以从空间的视角和权力的视角,对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构建的理论进行解读。如果我们遵循地缘政治理论的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这一准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在同一时期诞生如此多且有差异性的理论,同时也肯定可以得出批判地缘政治学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三个批判,即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和地理决定论。这显然与古典地缘战略理论所具有的生命力不符。因为批判地缘政治学者对古典地缘战略理论的解读是基于客观性和主观性视角,缺乏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并没有真正抓住理论精髓。

由于篇幅的问题,本文仅选择麦金德的陆权论来分析。麦金德1904年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时正值大英帝国处于积极向外扩张、殖民的势头上,他无疑就是从英国争霸世界的考虑出发的。自1500年起至1763年,世界的基本轮廓已经展现,由此导致全球性视野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麦金德能够以全球性视角审视能够威胁英国霸权的潜在竞争对手,得出的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而当时英国对外殖民统治几乎已经遍布全球,必然在不同地区同其他各国存在不同大小的冲突与矛盾,而南亚地区则是其利益核心地区。由此,麦金德得出的结论是英国需要防范的敌人自然是俄国。美国在1870年占世界GDP的份额虽已接近英国,但是由于英国是海上霸主,美国无法挑战英国的海外殖民统治利益。

而且这种认识也源于俄国对外扩张的实践,特别是从1828年起俄国扩张进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并不断在中亚修建铁路网。这些交通设施的修建能为俄国提供强大的军事补给,使它容易在较近的距离对印度发动进攻。为了处理来自俄国的威胁,大英帝国在1838年和1842年出兵阿富汗,企图在那里建立一个亲英政权,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到1884年,俄国完全控制了阿富汗的边境地区,1891年俄国人又开始修筑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声称满洲是他们的特殊势力范围。麦金德对当时英国和俄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所作所为非常熟悉,而这也是其理论构建中涉及到的主体间的共有的客观世界。为了减少过于明显的政治意图,麦金德重点着墨阐述的是客观要素的影响,而隐藏了涉及到的主体间的关系分析。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对海上国家与陆上国家之间的长期对抗的历史分析以及对枢纽地区的地理环境、技术变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阐述都是为了使其理论表现出客观性和理论的普遍有效性。这使得后来者往往只根据文本所阐述的内容去解读,进而批判麦金德理论蕴涵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客体为中心,古典地缘战略理论具有明显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以主体为中心,又很容易推导出古典地缘战略理论中对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之间的对抗的地缘政治想象。但是如果从主体间性视角,那么以上客观要素制约的对象自然是英国和俄国,麦金德对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陆权与海权的争霸的地缘政治想象就不是想象,而是英俄两国长期实践的事实。俄国本身就具有长期对外扩张的传统,这已经在众多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如果站在英国与俄国作为主体间性中的主体去理解麦金德理论中的客观要素对英国和俄国的制约作用,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就指出,通过写作而固定下来的意义与读者阅读所理解的意义的可沟通性需要克服历史时间距离所造成的主观偏见与曲解。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需要读者与作者实现历时性沟通。

马汉的“海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都是采用同样的建构策略。以上三位理论的构建者非常清楚理论中的自我与他者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的主体间的交往实践。也正是由于3位理论构建者找准了理论中的自我与他者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的主体间的关联,才使得其理论更具有客观真理性,特别是在主体借用理论指导实践时。因为只有实践的力量才能实现思想。但是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以上所构建的理论都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只适用于当时参与对抗的国家之间。理论所展现的客观性、科学性须在主体之间的范畴内才能成立,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但是为什么过了如此之久而具有专属性质的“陆权论”“海权论”和“边缘地带论”仍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这主要是源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面对强大的美国海军,其他大国也只有发展、提升海军实力才能抗衡美国。这就是现实主义中的权力平衡理论观点。因此,各国理论研究者或决策者就选择拿来主义,宣传已有的“海权论”。第二,由于欧亚大陆集中了全球主要的人口和资源,这就决定了全球的事务主要争夺地区在欧亚大陆。这自然导致各国需要借助“陆权论”为介入欧亚大陆提供出师之名,但是决策者已经完全不是借用陆权理论的思想内涵。第三,“边缘地带论”的理论生命力源于美国的长期实践,美国在欧洲、南亚、中东、东南亚都践行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正是因为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目的的使用,进一步推进了不同主体间对理论的共识,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以上理论所阐述内容的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更不能以理论已经不符合现实而否定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仍需要在特定的现实实践世界中,从国家间主体间性的视角通过情境性和交互性理解理论的历史性、实践性、社会性和物质性。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理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离开此视角对理论的批判都是主体对理论构建者的自我偏见或曲解。

2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的地缘战略

仅用古典地缘政治和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将“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中国的地缘战略的观点,要么将不攻自破,要么就是过度解读。这些解读由于要么基于客观性视角,要么基于主观性视角,鲜有基于主体间性视角。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归纳总结以上三个古典地缘战略理论的一些固有的特征,以此来鉴别“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中国的地缘战略。

(1)古典的地缘战略具有明确的自我与他者,理论构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根植于自我与他者主体之间的交互实践。虽然理论由单独的一方提出,但是作为理论指涉的另一方主体由于与理论构建方的国家在现实实践的世界中的交互作用,而无法回避此理论。大英帝国在欧亚大陆的殖民统治与俄国的向外扩张必然持续地推动着陆权论的有效性;美国的崛起和产能过剩必然进一步助推美国的对外扩张,为此须进一步发展海军以便保护其海外利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其他国家必然要大力发展海军以维护其海外利益。

(2)古典的地缘战略理论的建构都源于理论所指涉的主体的受动性,这种受动性就是指主体所受制约的客观性。理论的作用在于预见自我作为主体的短板,为后续的实践行动提供明确的方向。麦金德预见到英国海军强大却无法在陆上施展,需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抗陆上强国;马汉预见到美国要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全球就必须依靠强大的海军;而到斯皮克曼时期,美国一跃成为最强大的海军国家,其目标就是介入欧亚大陆事务,为此必须依托边缘地带的国家登陆才行。

(3)古典的地缘战略理论具有有限的客观真理性,只有符合理论指涉的主体间进入一种理论导向的实践的交互作用,理论才能产生作用。因此,主体间性成为科学理论的一个因素,当科学理论与科学事实成为一个自洽的系统时,主体间性就获得了客观性,理论也就具有了效力。英国与俄国、美国与英国主体之间的博弈成就了陆权论和海权论,但是英国与美国主体之间的博弈却难以借用陆权论。

(4)古典的地缘战略理论基本反映了主体间的实力对抗的物质性。英国与俄国在欧亚大陆的对抗、美国与英国及美国与欧亚大陆上的其他陆上强国都必须具备相对等的实力,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根本无需理论指导。这正是依据主体间性构建的理论的物质性所在。

据以上分析,以及根据《愿景与行动》文本和5年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实践行动和成效,“一带一路”阐述的内容和实践与主体间性视角下对古典地缘战略理论解读完全不符。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非排他性,不满足主体间性视角,即使存在冲突的美国依然能够自由决定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其所推进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对所有国家的制约,而非只对中国的制约。“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不仅有利于中国,也利于所有参与的其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除了在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方面具有显著的时效性外,其他效益都得依靠企业和产业竞争力,显然无法弥补中国权力的短板效应,美国当前实施的中美科技大脱钩就是很好的例证。《愿景与行动》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和已经进行或正在推进的项目其实都能够在双边或者多边关系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无非就是想实现全球的统筹,避免双边或者多边推进中的排他性以及化解以往全球化的弊端。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根本的目标仍是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

从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来看,中国根本无法独立推进此项工程,特别是中国一直践行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导致其对外的影响有限。如果将其解读为中国的地缘战略,就完全脱离了物质的制约性。对古典地缘战略理论表现出的特有特征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几乎都不符合。因此,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的地缘战略。

3 中国的地缘战略:国家周边论

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全球霸主。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到达的另一地区”。这是对当前所有国家地缘战略制定时的全球地缘环境制约的最好表述,同时也为当前大国地缘战略制定指明了空间取向。中国当前GDP处于世界第二,大约占美国GDP总量的70%,综合军事实力排名第三,因此,以当前中国的军事、经济实力而言,中国不具备制定面向全球的地缘战略,而应聚焦于中国权力集中辐射范围地区——中国周边地区。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主要经济和实力中心加速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国际格局正在向“两超多强”,甚至“两极格局”发展,这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大博弈的主体显然已经转变成为中国和美国,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发动的中美贸易战更是进一步激化了两大主体间的对抗。美国已将中国定位为影响其全球霸权的国家,影响当前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美国重返亚太、奥巴马时期推进的TPP以及当前的四方战略、中美科技大脱钩等都显示了美国欲在中国周边强化与中国邻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构筑起围堵中国的包围圈。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周边地区将成为中美大博弈的主战场。

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围堵战略实践与中国推行的周边战略在空间上的重叠不是偶然,而是基于全球视野下的中美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海外利益遍布全球,为了维护海洋运输安全和确保海外资产安全,中国加大了对海军的投入,中国海军整体实力提升较快。但在当前情况下,甚至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海军都无法与美国的海军匹敌。中国海军发展的目标仍是近海防御。

同时,虽然中国的经济利益遍布全球,但全球贸易的格局已经出现明显的地区化趋势。2013年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额就首次超过与欧美贸易之和(表1),世界已经形成以北美、欧洲和以中国与周边国家间贸易为主体的三大地区贸易格局。DHL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联合发布的2019年DHL全球连通性指数显示,欧洲国家74%的贸易额度发生在欧洲各国内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约60%的贸易额度由本地区消化完成,北美地区约50%的贸易额度在美、加、墨三国内部循环完成。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布局重点仍是围绕如何加快提升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实现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共赢和发展。

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人口总量、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的军事实力和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发展趋势等,都意味着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战略意义。然而,中国周边地区也是中国矛盾和冲突最为集中地区,中印中日领土争端、朝核问题、缅北冲突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中国智慧和平化解。美国战略制定者同样熟知这些对中国的制约要素,必然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扰乱中国周边秩序,如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介入南海争端和支持香港暴动等。

因此,从主体间性的视角,通过以中美作为实践主体之间的交互实践和全球化、贸易地区化进行的分析,同时依据对古典地缘战略的再解读,本论文提出中国到21世纪中叶的地缘战略为国家周边论(表2)。周边有两层含义,一是狭义的周边,指与中国边界接壤的国家;二是广义的周边,指与中国距离较近,中国能够辐射到的地区。依据此战略,未来中国的发展重点仍是有限发展海军和强化与中国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夯实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同时要在最核心的军事武器领域确保能够在中国周边地区保持与美国的抗衡能力。中国国家周边论既立足全球视野,又以中美大博弈为基础,同时以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和中国辐射范围为客观制约要素而提出,坚持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符合从主体间性视角对古典地缘战略理论解读的要求。

4 结论与讨论

批判一个地缘战略理论正确与否并不能从纯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适性中去鉴别,而要从实践中去理解,对国家周边论作为中国地缘战略的批判亦需如此。在存在民族间和国家间冲突的情况下,主体间性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本论文借鉴哲学中的主体间性概念,同时借用多种具体的哲学形态对主体间性的研究结果,以麦金德的陆权论为例,重新解读了古典的地缘战略理论,归纳总结了地缘战略理论一些固有的特征,并据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的地缘战略的观点。在对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大博弈的分析基础上,本论文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地缘战略——国家周边论。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讲,继续围绕中国周边地区的对抗甚至冲突对于双方甚至全球都是不利的。而这又是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强国必霸的主体间共识的人间悲剧。如果中国依托正确的地缘战略实现国家稳定和繁荣,真正走向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同时践行包容性的全球化,让发展成果惠及全球,摆脱强国必霸的过去历史形成的主体间的共识,以中国的实践促进国家间形成新的和平共处的主体间性共识。这不仅对于中国有利,而且也将惠及全球。我们必须克服孤立地从个体角度出发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要重新以当前主体间的实践为前提,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寻找人们共同遵循的规律和法则,这才是结束当今世界的种种冲突、走向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这也是批判地缘政治学着手探究的任务之一。


原文载于《世界地理研究》2021年第3期

引文信息:

胡志丁,葛岳静,杜德斌,等.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地缘战略:国家周边论.世界地理研究,2021,30(3):443-453.

[HU Zhiding, GE Yuejing, DU Debin, et al.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y on the way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The National Neighborland Theory. 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1,30(3):44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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