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兵，彭飞 | 基于GDELT数据库的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演变

世界地理研究

摘要：基于GDELT将地缘关系分解为冲突与合作两方面，探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的演变特征、驱动因素和规律。首先采用有序聚类将1979—2019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划分时间阶段，其次利用社会网络和社区探索分析法探究12国的结构关系，最后运用香农熵均衡度计算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发现：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呈现出阶段性且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经历三个演变阶段，各阶段各国的合作与冲突大体呈相似趋势变动，冲突比合作变动更为剧烈，中国的合作和冲突随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而增多；地理空间集中且相邻的国家更易组成同一社区，12国的网络关系整体以合作为主，地缘合作联系由同一社区内各国间演变为各个社区间更紧密，中国逐渐成为网络核心，合作范围有所扩大，而冲突集中在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个别国家；各阶段突出的双边关系及其驱动因素各异，但中越关系和南海问题是主要矛盾，经济利益是推动地缘关系演进的助推剂；短期内南海问题仍会引发局部冲突，但长期来看合作共赢趋势更明显，以中国为核心的合作范围将涵盖东南亚11国。

关键词：地缘关系; 演变; GDELT; 东南亚; 中国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李兵（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地缘政治学，E-mail：Bingli_ice@126.com。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彭飞（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男，博士，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海洋经济与地缘政治，E-mail：pfly324@163.com。

0 引言

东南亚是连接大洋洲、东北亚及南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域内的马六甲海峡是亚太地区利益和战略的“交汇点”。东南亚拥有陆海兼具的特殊地缘空间和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战略意义重大，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南亚共有11国，其中7国与中国接壤，地理相连，血脉相通，华人聚居。中国与该地区在安全、经济和资源环境等诸多领域展开广泛合作。但近些年，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不安全感、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将战略重心移向此地、东南亚国家借机实行大国平衡战略牵制中国、东盟内部因利益纷争导致意见不合等问题使得中国迫切需要调整战略。梳理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对维护我国安全，推动南海争端妥善解决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切实高效进行，协调中国与域外大国的关系，以维护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间的地缘关系指以地理位置、综合国力和距离等地缘要素为基础所产生的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军事、地缘社会文化、地缘资源环境等关系。随着国际结构权力的深刻重组，学者们越来越注重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图1）：地缘政治层面分析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研究进展和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与反思等。地缘经济层面则分析中国与邻国贸易领域的双向互动和地缘经济关联度的时空演变。地缘关系研究需要以国家需求为导向，立足周边，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学者们开始加强中国与周边地缘关系的演变过程研究。何跃分析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关系；王士君等分析中国东北地区地缘关系和区域效应；赵亚博等从国家和地区两尺度分析中国与中亚地区地缘关系和影响因素。近几年，国内学者对中国与东南亚地缘关系的研究中，较关注大国与东南亚地缘经济合作与竞争和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地缘政治方面则分析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变化和大国的战略调整、“一带一路”在东南亚面临的地缘风险和差异化地分层经略东南亚国家的探析，以及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安全）的特征与关系。随着环保与资源意识的增强，学者们转向跨境河流、海洋垃圾治理和贸易产生的环境效应等领域的研究。还有学者从南海问题和恐怖主义等问题进行分析。地缘政治关系研究以定性为主，而地缘经济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较为丰富，包括社会网络分析、欧氏距离模型、引力模型和源-汇互动矩阵分析等方法。可见，学者们紧跟时代趋势，地缘关系研究区域愈发宽泛化，涉及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和中南半岛等。地缘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使研究视角向多元化发展，涵盖地缘政治学科研究进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地缘经济发展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演变过程等视角，但对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关系演变研究仍较少。当前对中国与东南亚的研究多是事件性和专题性的，相对较碎片化；缺少在宏观地缘格局下，对地缘关系中的各层关系进行综合解析，也缺少将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进行分析。

因此，基于新闻媒体数据库GDELT，整合地缘关系为合作和冲突关系，利用年代约束聚类法对1979—2019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地缘关系划分发展阶段；将12国作为一个整体，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社区探索分析法将其置于整体网络中，探讨各阶段国家间的整体与局部的结构特征，并分析突出双边关系；同时以中国为中心，运用香农熵均衡度计算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最后总结各个过程的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和规律。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年代约束聚类法

此方法常应用于植物学领域的地层约束聚类，用来客观划分孢粉带。该方法具有相邻样本聚类，结果连续性强的特点，可用于时间序列数据的聚类分析。中心思想是每个样本为一类，合并相邻样本并以合并后类内方差最小为原则进行聚类，直至聚为一类。依据聚类结果将时间序列划分阶段。第p类类内离差平方和定义为Dp：

式中：np代表第p阶段的年份数量；m为国家数量；xpij表示第p阶段i年j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或冲突分数总和在全部国家间合作或冲突分数总和的占比；x¯pj为p阶段j国的多年平均值。

样本划分为k类后，总的离差平方和为D；将邻近两类p,q合并，组成pq类，方差增量为Ipq，选取合并后Ipq最小的两类再次合并，直至合并为一类。

1.1.2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特点是视整个群体为一个网络，注重网络中各成员间的结构与关系研究，常用于地缘政治领域，构建加权平均网络G：

式中：N代表网络中的节点数量即国家数量，E和Wij分别代表边的数量和权重，边的权重由边的宽度所呈现，指某一阶段两国间合作或冲突分数的多年平均值。节点指国家，节点相连的边指国家间有互动。节点大小为节点加权度大小，指与节点相连的所有的边的权重总和。

1.1.3　社区探索分析

社区探索能够理解和可视化社会网络的结构。社区是节点的集合，同一社区节点相连，不同社区间连接较少，用以-1到+1为标量的模块化系数来测度社区划分质量，定义为Q：

式中，ci,cj和wij分别代表节点i和j所属的社区和两节点间边的权重，若ci=cj，则δ(ci,cj)=1，相反为0；Ai=∑jwij和Aj=∑iwij分别代表与节点i和j相连的所有的边的权重总和；m=12∑ijwij代表平分全网络所有的边的权重总和。

该方法算法源于模块化系数最大化思想，分两步：1）选取网络中任意节点i为独立社区，按次将i合并到相邻节点的社区中。然后计算每次合并后，整个网络模块化系数的增量ΔQ，再选取其最大且为正数的邻接节点j合并，若ΔQ<0则不再合并，节点i在初始社区不变。其他节点重复上述操作，直至ΔQ不改变。节点i合并到C社区后模块化系数增量ΔQ公式为：

式中：m为所有边的权重总和；Ai为与节点i相连的所有的边的权重总和；Ai,in为C社区里的节点与节点i之间的边的权重总和；∑Cin是社区，指C社区里所有节点间的边的权重总和；∑tot为全网络内与C社区节点连接的所有的边的权重总和。

2）将上个步骤的新社区视为新节点，新节点间的边的权重为对应的两社区间的边的权重总和。重复两步骤直至ΔQ不改变，即为最优结果。不同颜色的节点组成各自的社区是社区探索分析的结果，节点颜色相同即属同一社区。

1.1.4　基于香农熵的均衡度计算

香农熵指数据信息的无规律程度，变量的不确定性越大，香农熵越高。对于任意一个不确定性系统的状态特征用随机变量X表示， X取值为X={x1,x2,…,xn}(n≥2)，对应概率为P={p1,p2,…,pn}，定义为H：

香农熵性质：pi(i=1,2…,n)之间差距越小，H值越大；当pi=1/n(i=1,2…,n)时，H值最大Hmax=log2 n。据此定义均衡度E：

式中：n为东南亚国家数量；pi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i的合作或冲突分数占中国与东南亚所有国家合作或冲突分数总和的比值；E取值范围为0≤E≤1，越大则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数越均衡。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互联网数据库GDELT（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Language and Tone），该数据库为从大数据视角研究地缘关系提供新途径。GDELT能实时监控全球电视、网页和广播等多种形式的媒体事件，并提取出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类型等关键信息，具有15分钟更新一次的时效性和从1979年起始终保持更新的长时间跨度，是全球涵盖内容最广泛、规模最庞大、分类粒度最细致的社会事件新闻媒体数据库。GDELT按事件性质分类并赋分值，分值范围为-10至10。本文选取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1979至2019年的Goldstein scale字段数据，计算每年、每两国、双向的所有正分事件的分数总和为合作水平，负分事件的分数总和为冲突水平，正负分各自总和的算术加和，即净分值代表综合的关系水平。

2 结果分析

2.1　阶段的划分

基于每年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任意两国合作或冲突分数的变化特点和规律，经统计分析计算，按时间顺序显示合作和冲突水平的变化，并划分合作和冲突水平的时间阶段。合作和冲突分数占比的变化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地缘关系在各阶段的演变特征。

在合作水平上（图2），第一阶段1979—1991年，合作分数占比高的国家依次为越南、泰国、柬埔寨和中国，其余国家合作分数占比较小；第二阶段1992—2012年，合作分数占比高的四个国家，只有中国继续上升，另外三国均有所下降，越南降幅最显著。其余国家（除老挝）均稳步上升；第三阶段2013—2019年，中国合作分数占比持续升高，愈发突出。在冲突水平上，第一阶段1979—1990年，冲突明显集中在越南，而泰国、柬埔寨和中国的冲突也较高；第二阶段1991—2011年，越柬老三国冲突分数占比明显下降，泰国变动不大，其余国家占比上升；第三阶段2012—2019年，中国成为分数占比最高的国家，其次为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趋势虽有减缓，但占比仍较高，越南略有加强。综合来看，总体上合作比例结构较为均衡，而冲突水平变动幅度更为剧烈，尤其第二阶段越南冲突分数占比急剧下降。这与GDELT数据库本身特征、信息全球化和媒体资讯的爆炸式增长密不可分。一国相较于他国合作增多的同时，冲突也会愈发激烈，各阶段各国的合作与冲突分数占比都是渐进式地大体呈相似趋势变化，国家间地缘关系呈现出一种阶段性、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

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的地缘关系呈现三个阶段的结果，主要受国际宏观背景影响。第一阶段为冷战后期，美苏两极格局对峙，中苏交恶，中美关系改善。越南亲苏，欲构建包含柬埔寨和老挝在内的“印支联邦”，便入侵柬。中泰两国支持柬抗越，以遏制越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这几个国家在GDELT数据上占比明显高于别国。第二阶段两极格局瓦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较量由穷兵黩武的军事冲突转为经济实力的一较高下。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纷纷开始注重经济合作，在GDELT数据上占比更加均衡。冷战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核心政策是积极展开经济外交，深化地缘经济合作，以此促进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第三阶段，从GDELT数据上发现中国更受关注，2013年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东盟2015年建成的经济共同体有着积极的相互促进作用，双方经济依赖持续增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国家相互依赖的基础，推动彼此合作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并在经贸、投资和产业等领域为东南亚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地缘经济依赖性增强。相互依赖是围绕利益和地位分配的过程，合作是相互依赖的核心，各国在合作的同时，竞争带来的冲突在所难免。12国间仍受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困扰，领土争端也日益突出。

2.2　结构演变

首先应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三个指标，分析12国各阶段的整体发展态势，再利用社区探索分析分析各阶段网络中局部结构的演变，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社区组合变化。

2.2.1　整体结构演变

对比同一指标下12国的合作和冲突值（图3），利用平均加权度和图密度评价网络的整体概况，利用模块化系数评价社区划分结果的质量。

平均加权度指平均一国与别国合作或冲突分数的总和，来表明网络的总体情况。图3a显示合作和冲突的平均加权度均在逐步上升，合作平均加权度始终高于冲突，且差距逐渐拉大，表明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和摩擦冲突均在增多，但整体上国家间更重视合作。图密度表示国家间的互动情况，最大值1表示所有国家均有互动。第一阶段，合作图密度高于冲突图密度，表明友好往来比摩擦更普遍。第二阶段合作图密度达到最大值1，并持续到第三阶段。全球化背景下，东南亚非东盟成员国陆续加入东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东盟组织均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点均不包括2002年独立的东帝汶）。第三阶段冲突图密度也达到最大值1，在和平的大环境下，东南亚国家主权诉求增强，邻国发生领土争端，南海边界问题接连发生。同时，随着国家间互动频繁，暴露出的矛盾也增多，因此12国间也都存在冲突。对比合作和冲突模块化系数，越大则表示社区内联系越密切，社区间联系越稀疏。第一阶段，合作网络的模块化系数高于冲突网络，表明12国合作集中在社区内部，即各个社区里的国家合作密切，频繁往来。但从第二阶段开始，冲突网络的模块化系数更大。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社区间的合作更加普遍化，逐渐形成一个合作的大社区，而各个社区里的各国间却产生摩擦。

2.2.2　局部结构演变

平均网络中的节点越大即国家合作或冲突的分数越高，节点间连线越宽即国家的互动越频繁，像这样的两个国家即认为是社区中突出的双边关系。

在合作平均网络中（图4），第一阶段最大的节点是越南，表明越南是本阶段合作最热的国家。社区探索分析的结果与地理空间相邻和国家所处的海陆位置密切相关，将整个网络分为两个社区：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为社区一，马来群岛国家为社区二，表明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合作更为密切；第二阶段中国成为核心国，合作热点国家为中国、泰国和印尼，分别以此三国为中心，形成三个社区。东南亚“半岛国家”中的越南与“海岛国家”中的菲律宾及中国共同组成社区三。由于陆地资源的匮乏，中国的海陆位置，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安全保障的需要，中国逐渐重视海洋领土，将合作路线从“陆地”转移到“海洋”。中越菲2005年签署《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加强南海合作。国家往往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来维护自身利益，三国在南海问题上拥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驱动国际合作的主要推动力；第三阶段中国核心国地位加强，与马菲两国合作广泛。中国、菲律宾、文莱和中南半岛五国并入同一社区，距中国相对较远的其余四国为另一社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国在东南亚的合作范围愈发扩大。

在冲突平均网络中，第一阶段与合作网络社区划分结果相同，形成以越南为中心，以泰国、柬埔寨和中国为支撑的冲突格局。战胜美国又统一全国的越南想依靠苏联力量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构建“印支联邦”，便向南侵入柬埔寨，并将战火蔓延至泰国境内，北面向中国挑起边境争端，为此中国发起自卫反击战。战争背后实际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冷战重构了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的国家关系和安全结构；第二阶段划分结果与同阶段的合作网络相比，仅文莱改变，加入到中菲越社区。随着南海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并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文莱寻求从南海油气资源的掠夺和开采上获得收益，以促进经济发展，便加强对南海的关注。两极格局瓦解后，大环境的和平稳定使殖民后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加强对领土主权的重视，邻国出现局部冲突；第三阶段社区划分不变，只是中国的核心节点地位渐强，形成以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支撑的冲突格局。中国力求和平崛起，未与该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但美国“重返亚太”、印度“东进”和日本“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及其他域外大国或组织将战略目标移向东南亚，东南亚国家对此实行均势策略，欲通过博弈降低中国在本区域的经济主导权，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独立自主的生存状态和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虽然各大国战略转移会给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政治摩擦，但从世界格局看，这种均势秩序奠定了世界多样化发展，赋予中美在某些领域的对等地位，成为中国实现崛起目标的基石。

在合作和冲突平均网络中，同一社区均由地域上集中且相邻的国家组成。地理空间相邻既促进国家之间合作，又诱发冲突产生。从积极角度讲，“远亲不如近邻”，地理空间相邻有利于发展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中国也实行立足周边的外交政策。但由于东南亚国家的殖民背景，历史遗留的领土边界问题也使冲突产生。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为国家利益目标，邻国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产生边界争议。对领土主权的诉求贯穿12国的冲突主线，南海问题则是中国与该地区冲突的导火索。

2.3　双边关系演变

合作并不代表国际关系处于和谐状态，合作是利益冲突与利益趋同的共存，因此也伴随冲突。国家间交互事件的增多使合作和冲突的信息量同时暴增，突出的合作和冲突的双边关系基本吻合。用净分值综合衡量关系水平，若大于零，则合作为主，否则相反。

2.3.1　突出的双边关系演变

图5a显示第一阶段突出的双边关系为越柬和越泰，净分值变化亦步亦趋。越南于1978年入侵柬埔寨，次年陈兵柬泰边境与泰交火，1985年武装冲突规模加大，净分值均跌入谷底。1986年柬试图以谈判方式结束同越斗争，但未果。泰得到中美的军事装备支援，与越冲突规模较大，净分值相对较低。直到80年代末国际形势改变，越南调整外交政策，于1988年和1989年分别从泰和柬撤军。

第二阶段是泰柬和印马关系突出。泰柬在2008年以前，虽有政治摩擦和领土争端等问题，但经济全球化使两国政府力求友好外交，政治上频繁往来，净分值为较低正值且走势平缓。但2011年，两国因积怨多年的柏威夏寺及周边领土争端爆发战争，净分值呈悬崖式下降。印马既是邻国又同为东盟创始国，两国友好外交，虽有领土争端、劳工纠纷和经济摩擦，但政府高层频繁互访，经贸和安全等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净分值相对较均衡。

第三阶段突出双边关系是中菲和中马，且均受南海问题制约，但马、菲两国领导人采取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政治领导力是影响国际政治走向的核心变量，国家利益的形成和决策过程很大程度上被决策者的信仰、价值观和认识能力左右。2012年中菲爆发黄岩岛事件，接踵而来的南海仲裁案，两国关系陷入僵局。直至2016年杜特尔特上任，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示好中国，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净分值迅速提升。但国家对安全的考虑使经济利益服从政治利益，这种出于经济诉求的外交态势较为脆弱。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美菲关系紧密加强，菲力求平衡与中美两大国的关系，中菲净分值逐渐回落。而马来西亚对南海争端采取温和态度，2013年中马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马奉行与中国相契合的外交政策，并以经济和资源获益最大化为目标，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对中美两大国采取大国间的平衡外交策略，中马净分值一直为较高正值，呈小幅度波动。

中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在平均网络中始终较明显（图6）。1979年两国在边境交火，战争随着苏联减少对越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结束。1987年越南干扰中国在南沙建74号海洋观测站，随后又侵占南沙其他岛礁，所以净分值一直为负值。1989—2008年间两国逐渐交好，净分值保持较低正值。随后，越南改变外交政策，谋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两国意识形态相同，越南为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力求合作，两国陆续就陆地边界勘界达成一致。而2008年后，中越净分值略呈“V”字形大幅度波动。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美越军事关系走近，越南逐渐改变对华态度。2011年，越南在我国管辖海域范围内开采油气；2012年，越空军在我国主权领土上空“巡逻侦查”；2014年的“981事件”及其掀起的排华思潮使净分值跌入谷底。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越南发挥与我国海陆相邻的地缘优势，借机提升本国发展水平，表现出积极合作趋势，改善了中越紧张关系。

2.3.2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演变

对12国进行整体格局分析后，以中国为中心，利用均衡度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中合作和冲突分数的平均状况，若为最大值1，即认为合作或冲突分数无差异。合作和冲突均衡度均由较低值逐步提升，且合作均衡度始终高于冲突，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呈普遍趋势，冲突大幅减缓（图7）。冷战后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的冲突集中在中越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帮助东南亚国家渡过难关，并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磋商解决南海问题，增强政治互信，合作均衡度多在0.8-0.9之间徘徊。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和1995年，分别发生中越海上冲突和中菲美济礁事件，冲突均衡度降低。2009年，美国加强对东南亚的军事力度，以此塑造南海战略态势。2011和2012年越南先后两次在南海非法勘探作业，与中国发生冲突。2012年中菲黄岩岛事件，以菲“放弃”而告终。2014年中越“981事件”，均使冲突均衡度均陷入低谷。“一带一路”倡议向国际社会传递“合作共赢”的信号，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以经贸为主的全面合作。东南亚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共享车，合作均衡度居高不下。

3 结论与讨论

第一，1979—2019年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的合作和冲突关系均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合作关系阶段为：1979—1991年、1992—2012年、2013—2019年。冲突关系阶段为：1979—1990年、1991—2011年、2012—2019年。冲突水平阶段划分的两个节点年份较合作水平均早一年，因此可将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综合划分为三个阶段。地缘关系呈现出阶段性和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且合作和冲突水平呈相似趋势变动，冲突水平变动更为剧烈。中国从冷战后分数占比逐渐提高，并跃升为占比最高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合作和冲突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相伴相随。

第二，同一社区由地理空间相邻且集中的国家组成，邻近国家既有利于合作，也会诱发冲突。中国逐渐成为平均网络的核心，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国有所增多，而冲突局限在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个别国家。中国在合作平均网络的第二阶段便成为核心国，并在第三阶段囊括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而在第三阶段才成为冲突热点国家。先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合作模式，而后中国的冲突才有所增多。社会网络分析的三个指标表明12国在整体结构上以合作为主，地缘合作联系由同一社区内各国间演变为各个社区间更紧密。

第三，分析双边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中越关系和南海问题是主要矛盾，而经济利益是地缘关系演进的助推剂。中越关系长期以来复杂且不稳定，始终是平均网络中突出的双边关系。中越净分值起伏不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的冲突均衡度也一波三折，两者走势相似。越南与中国海陆接相邻，陆地边界勘界已完成，南海边界问题则成为冲突矛头，越南等南海声索国视南海问题为牵制中国的支点，把南海问题推上风口浪尖。

第四，短期内南海问题仍会诱发局部冲突，搁置争议虽为有效策略，但南海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从长远来看合作共赢是各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从海洋权益层面解决南海问题，克服开采技术限制和南海国际化难题。东南亚国家积极发挥地缘优势，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中国的地缘经济合作，推进该区域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以中国为核心的合作范围将涵盖全部东南亚国家。

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迫切需要地理学者深入挖掘数据信息，将地理大数据与科学方法有效结合，定量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家间复杂的地缘关系。而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选取恰当数理方法，并将其结果与地缘政治理论和时事政治事件三者有机统一，依然是今后地缘关系研究有待进步之处。

原文载于《世界地理研究》2021年第6期

引文信息：

李兵，彭飞.基于GDELT数据库的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演变.世界地理研究，2021，30（6）：1127-1139.

［LI Bing，PENG Fei.The evolution of geo-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ased on GDELT.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1，30（6）：1127-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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