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御状”的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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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玉钟

来源：公众号《30号院》

30年前，“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掀起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有二千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慨然向伟大领袖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它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轨迹。时光流逝，当年这位风云人物已淹没在无声的岁月之中……

李庆霖（中）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加微信rs123451，看更多内幕猛料。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也是因此事第一个接触李庆霖的人，因此我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后来我读了许多关于此事的报道文章，其中不少与事实有出入，现在此事早已成为历史，我想把许多还鲜为人知的情况及细节，归纳为几点解密于此以飨世人。

李庆霖的信是如何到毛泽东手上的?

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四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突然来到莆田地委，点名要我陪他去办一件事(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共9个人中只有我一个莆田人，他每次来莆田采访多数由我陪同)。这一次他非常神秘，他是上午到达的，下午要我带他去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我问他什么事?他一再对我交代要保密，然后告诉我，这个学校有个教师叫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仅给他回信，还给他寄了300元钱；毛主席回信的内容他记录在笔记本上念给我听：“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还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的，要先派记者来调查，连福建省委领导都还不知道呢。

下林小学离城关只有两公里左右，下午我带赖玉章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这个学校。我们点名要见李庆霖，当时他还在上课，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下课后李庆霖见到两个陌生人找他，神情很是惊异。待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后，赖玉章开口问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在一旁没有说话，一直注意观察他的表情，我记得他沉默好久都没答话，他在心里估摸到底是福还是祸。赖玉章问话后微微笑着，他心中觉得应该是好事降临，于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赖玉章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还亲笔给你回了，并给你寄了300元钱。他听了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紧张而严肃地反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赖玉章给他念了信的内容，这时我看到他脸上渐渐舒展开来，溢出兴奋之情。赖玉章说这件事还要十分保密，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兴化宾馆某房间，约定晚上到宾馆细谈。晚上7时多，李庆霖到了赖玉章宾馆房间，就我们三个人谈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夜深才离去，这次谈话(事实上是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

李庆霖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了白天那种拘谨严肃的神情，表现得非常高兴，他说话慢，语调也比较低，但完全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家历史身世、儿子上山下乡遭遇的苦难，到自己如何想给毛主席写信，都说得非常详细。我们提出了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问他信是如何寄出去的?原来那一天他在一张竹桌上写好了信，接着就写信封“毛泽东主席收”，就拿出去邮寄。当时莆田城内只有一家邮局，离他家西北向。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倒不是怕闯祸，主要是担心主席收不到，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总理没收到，那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请她转交给毛主席。他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就马上折回家中，就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因为我年纪轻古文基础差，我马上问他，王海蓉是女的，怎么称“先生”?他温和地笑了笑说：“先生”是一种尊称，男女都可以用(对女士也可称先生我就是这一次听李庆霖说的)。他还说他也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然后就把给毛主席的信套进去寄走。因此可以断定，这封信是王海蓉收到后看了一定很感动，亲手转交到毛主席手上的，非此这封信也就夭折了。我想全国知青和家长真的应该感谢王海蓉先生!

我看到的所有文章包括有的采用李庆霖自述的，都说新华社记者赖玉章是5月1日到莆田找李庆霖的，这是记忆上错误，准确的是4月29日。过了几天到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了福建省委，省委通知了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部队干部叫刘功，激动地对着电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许多媒体都写到这个细节，这是确实的。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回信的复印件，随后也收到了300元钱。从此开始，这件事就在莆田城内传开来了，李庆霖出名了。

李庆霖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

李庆霖1929年出身在莆田县城关一个极度贫困的贫民家里。他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当学徒，以打制妇女首饰为业，但因生意萧条，铺子关门也到乡下乞讨，后来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杀未遂致残，年纪不大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就靠母亲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尽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却咬着牙节衣缩食硬撑着供李庆霖读书，而李庆霖的妹妹上不起学，8岁就被送到一家草编店里学编织草帽草席。1944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免收学费还供应伙食，李庆霖便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那一天，母亲挑着行李陪着儿子，从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学校。李庆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发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毕业，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月薪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总算有一口饭吃。

解放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1951年，22岁的他与学校所在地的农村姑娘张秀珍结婚，婚后5年中长子良模、女儿良培、次子良雄相继出生。1956年全家搬回城关老家居住。1958年他被调到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并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才3个多月就初考，这个班因成绩太差没有一个考上初中。当年正逢大跃进时代，时兴“插红旗、拔白旗”，莆田县教育局召开小学庆功大会，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为“白旗”拔掉，同时他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每月50.5元降为42.5元。这一次处分在他心里刻下了一道永远抹不掉的伤痕，直到他出名后在各种场合都愤愤不平不厌其烦地谈起。

一辈子艰难曲折的经历，使他学会了坚强。看起来文弱书生，心里却潜藏着一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强者精神。正因为这样，他遭遇儿子上山下乡中的困难，敢于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敢于给周总理写信，没有收到回信也没灰心，反而进一步想到给领袖毛主席直接写信。也许是他从小刻苦读书积累下的扎实基础，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他出名后，红旗杂志通过地委宣传部约他写一篇谈反潮流的文章，这个任务部里就交给我去转达，过几天他把稿件交给我邮寄到北京，我把稿件从头到尾看了，不久红旗杂志刊登出来，我又认真看了，几乎全部是原文，编辑基本没有改动，这当时就让我这个拿笔杆为生的心悦诚服。现在我回忆这件事，并非说他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是说他文字功底和朴实文风，有一种很大的可能让毛主席也被他所感染。

当年把毛主席复信和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传达，印发出来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个字没有改动，原文中就没有一个错别字，我想就是现在任何一个大秘书要做到自己一次性起草的文章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不需要改动一字的，恐怕是极少的。毛主席自己一生讲究文字，看到这样一封信怎不会被感动?而且全信朴实无华，让人读了觉得真实可信，却也不乏幽默感，比如“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这些话很符合毛主席喜欢的语言风格。还有从全信内容看，李庆霖虽然把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写得很尖锐，但敞开的是一种真诚的心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否定毛主席亲自倡导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甚至你读不出信中有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怨恨情绪，这也不能不令伟大领袖感动!所以，毛主席在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中，赞扬李庆霖那信“写得相当好啊”。他看了三天才下决心回信。他还建议把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中。

李庆霖政治上是怎样大红大紫起来的?

毫无疑问，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了中共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直接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包括回家乡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大好事。随着中共中央[1973]2l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李庆霖成了全国知青及其家长心中的神圣人物。因为他为广大知青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李庆霖出名之后很快就在政治上也大红大紫起来，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主席对他器重有加。毛主席除了给他亲笔回信并寄钱外，还特地对他政治上的发展也嘱为安排。回信后的两个月，约在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传来的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人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主席对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的政治安排说得如此细致而具体，这令各级领导感到极大震动和高度重视。但据我所知，当时领导层内部都在紧张商讨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却没有一个领导正面向李庆霖透露。因此他本人对此毫无所知。当年身兼福建省党、政、军一把手的韩先楚接到毛主席的这一内部指示后，即把李庆霖召到福州亲自接见，但也并没有当面说出毛主席的指示，只是鼓励李庆霖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李庆霖就向韩先楚司令员提出两件事，一件就是上面说的1958年他被插上自旗受处分，他要求给予平反纠正；还有一件是他妻子曾经是国家正式职工，困难时期被辞退，要求给她恢复一份正式工作。这两件事韩先楚都认为合理很快就解决了，李庆霖被调到莆田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即东方红小学(现为实验小学)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还补发了从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学当正式职工。

这是李庆霖出名后短短数月内实现的两项要求，李庆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入党要求他心里却没有想到，因此一直没有提出来。最早带来毛主席回信消息的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那一段经常来莆田追踪采访，他对李庆霖还没有提出入党要求心里很焦急，他对我说：小张，毛主席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眼看十大就要召开了，但李庆霖还不知道提这个要求，官员们可能不好当面问李庆霖这件事，你小青年干脆给他明确提一提，没关系的。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应允了赖玉章，一个人到了仓后路居仁巷15号李庆霖家，因为已经多次接触很熟悉了，我就开门见山问他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他说省地县领导已经解决了他的两件事了，孩子在农村的困难，全国都在解决，相信也会好转的，他说他很满意了。我看到谈话还不能进入有关入党的主题，就索性问他，听说毛主席有对汪东兴说了一段你的事，你知道了吗?他说没有人告诉他。我就把具体内容说了，他听了非常惊讶兴奋，问我怎么办?我说入党要求必须本人有这愿望并自己提出来，别人不好代替，你要赶紧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他还问我一些如何申请的具体事项。第二天他就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看到许多文章都说李是在7月1日写的申请书，但据我回忆，写申请的时间应在7月中旬。莆田县委接到李的申请后，马上报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级领导及组织部门内部开始为李的入党紧张运作，进行内查外调，但最终没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决李的入党问题，当然李就失去了参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机会。

拖延解决李庆霖入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调查中发现敌伪三青团档案中有一份李在仙游师范读书时全班同学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没打勾，分辨哪一种是三青团员费了一些时间，到确定李不是三青团员而决定发展他人党，时间就拖到“十大”之后。翌年即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反对当局的这一派就把这件事当做当局打击迫害李庆霖的一大罪状，认为是当局怕李庆霖去参加“十大”受到毛主席接见说出对当局不利的话而故意设置障碍。李庆霖本人也有这种看法，这是他后来直接跳出来反对当局领导的起因之一，并多次为自己最终未能见到毛主席表示遗憾。

李庆霖第一次在全省公开“大出风头”是1973年7月2日，省委在福州市召开群众大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1号文件、学习毛主席回信和李庆霖信件。这之前省委领导也已接到毛主席对汪东兴关于李庆霖政治安排的谈话内容，因此省委高规格邀请李庆霖来福州出席大会并讲话。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庆霖口才不一般，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约一个半小时，开头从学习毛主席回信的重大意义，说到他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后半部分他话锋一转说：“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给我写信的事在社会公开之后，我们莆田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不能小看的政治压力，企图对我倒咬一口，把此事全盘推翻。我想有必要说它一下，让我们共同来提高对路线斗争的认识，也许有一点好处。”接着他讲了几个具体反对他的事，却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高度上来，这意味着李庆霖开始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了。但这一次他只讲到反对他的有关工作人员，矛头还没有指向当局领导层。

随后，在李庆霖入党问题上虽然拖延了一段时间，但在仕途上却接连步步高升，在担任东方红小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后，又被任命为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副局长)、莆田地区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虽然错过了参加“十大”机会，各级领导还是不敢违背毛主席的政治安排，推选他出席了四届人大，并当选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如今天是正部级的待遇)，还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至此，李庆霖的政治生命走到了顶峰，真可谓大红大紫。

李庆霖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何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庆霖很快受到关押批斗，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虽然获得减刑，但也被关押到1994年3月才提前出狱，回家后贫病交加到2004年2月凄惨去世，最终成为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客观公正地分析，应该说造成他悲剧绝不单是他个人原因，主要是“文革”的时代悲剧促成了他个人悲剧。

李庆霖被卷入政治漩涡关键的时间点是1974年初开始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地区当时派性斗争非常激烈，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李庆霖1973年出名后那一段，虽已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还没有参预到两派斗争中，经常说到的只是反对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一些人和事，更多谈到的是社会上和党内的不正之风，他最恨的是“走后门”，他当省高招办副主任期间就不顾情面顶住了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上大学的事，而且还带头把自己的次子李良雄又送去上山下乡，这在当时干部群众中都是认可并传为美谈的。

但在李庆霖有了一系列的官位头衔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影响力之后，“四人帮”就从他身上看到可以利用的优势，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就把他“包装上市”，《红旗》杂志约他写了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随即把他与辽宁省交白卷的张铁生相提并论，树为“北张南李”全国两个“反潮流”的典型，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后来有人说，江青曾接见过他，这我没听他说过无法证实，但他亲口给我说过，他到上海时马天水、徐景贤接见了他并大肆鼓励他“反潮流”。李庆霖也就在这种舆论的吹捧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并与日俱增。

接触过李庆霖的人都会觉得，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全身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书生气。他刚出名后第一次出差，还不懂得如何办报销手续，特地到我们办公室问，走时告别不是和别人握手，而是两手抱拳连连作辑。他走后大家都笑着议论，真是书生一个。像这样一个一生只在小学教师岗位上的小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具备政治家的素质、眼光、见识和城府?但“文革”那种畸形的时代，却借着毛主席回信的东风，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高端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赋予了他极大的政治发言权，他再也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之舵，只能随着变幻莫测的险风浊浪起伏升沉。据我所知，1973年他抨击政治的矛头还只是局限于当地机关一些反对过他的人和事，而对各级当局领导安排他那么多官衔还怀着感激之情，但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莆田地区乃至福建省的派性斗争就打着拥护“反潮流”的旗号缠住了他，把矛头对准了当局领导，首先就把李的入党时间拖延不能参加“十大”当做当局领导的大阴谋进行追查，进而把当地机关中反对他的一些人和事都当成是当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策划，并上纲上线到这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李庆霖本人在这种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第一线，和当局领导严重对立起来从而一发不可收。

1975年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后气势更红火了，派性势力对他的吹捧、利用也进一步无以复加，而他本人头脑也更加发热膨胀起来，更深地卷入派性斗争，把自己凌驾到当局领导之上，以“太上皇”自居的味道越来越浓。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了李的所作所为，姚文元就派记者来福建调查。调查的结论却是：“李庆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别人不敢说他敢顶”，“他同当地领导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这种结论当然使李庆霖更加有恃无恐。福建省委领导出于爱护向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反映他的问题。邓小平批评说：“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省委领导也找他谈话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很难起作用的。

到了19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更是从莆田当地发展到成为福建全省的一个“派头”了，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把各级当局领导当做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可悲的是，在他的心里，他完全把这当成拥护和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样才对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他自然成了“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帮、亲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惩处。10月底被宣布停职检查，随即被隔离审查了1年多，在莆田当地并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两场三场批斗，前后共有百多场批斗会，也时常有过拳打脚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何曾有过这种境遇，他曾有多少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过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送到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场关押改造。对此判决，李庆霖始终心存不服。他承认自己在运动中说错话办错事，但说他是打砸抢分子及带头人他绝不承认。

当时福建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据说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招待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都感到震动。其中有个镜头：莆田县委大院里有间挂满枪支的房子里，李庆霖被带到这里，镁光灯闪过后就被带出来，而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201个，参加人数有6700人。”李庆霖只要有场合说话，就说那是强安在他头上的。后来即1990年南平地区中级法院给予减刑到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狱后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扰。

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其妻张秀珍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改造”3年，后来虽然给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没恢复公职。李庆霖给毛主席信中反映遭受困难的长子李良模，李庆霖有权有势时并没有趁机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继续让他留在原地萩芦公社水办大队，后来在那里入党，并在萩芦公社担任一个挂名的党委委员，李庆霖被关押后他也很快被免去职务，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下来劳动，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游糖厂当厂区铁路的养路工，以后当上小火车司机，现在一个镇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复信后，李庆霖带头又把他送去上山下乡，后来作为身边没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县公安局工作，这时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队的知青点，但是知青办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户口揣在口袋里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亲原来工作的莆田四中当一名职工。

有怨却无悔：全国两千万知青没有忘记他

在李庆霖遭难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让李庆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国两千万知青及家长大多没有忘记他，在李庆霖坐牢和出狱后，不少老知青想方设法找到他或打电话给他，有话语安慰的，也有寄钱送物的，这是他独有的一笔精神财富。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3年8月12日。我大学一个同学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念博士，她博士论文竟是写李庆霖，而且该大学居然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专门批准她回来当面采访李庆霖。她所在大学里有两个美国教授，妻子都是当年中国的知青，听说她要回国见李庆霖，都委托她向李问好，我听了也很受感动。因此很乐意那天陪她来见李庆霖。

李还是居住在那低矮的旧屋子里，房间里的一切老旧得几乎原封不动，唯有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的镜框锃亮崭新。李庆霖只能躺在床上，气管炎很严重了，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仍然非常友善接待我们，有问必答，说话慢慢的却很真诚。问他当前生活如何着落，他说：出狱后分文没收入，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找到莆田县领导批给他每月210元；后来接任的书记刘可清批准增加到每月300元；现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据说是习近平(当时任福建省长)批的。他说出这些领导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得很清楚，听得出他还是怀着感恩心情的。他最后几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我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没错，我也没错。后来发生的事是一场历史的梦，现在梦醒了，我也快归天了。

半年之后李庆霖去世了。我责怪他儿子没有通知我，没能赶过去送丧，但电话中他告诉我，当时出不起钱火化他爸爸，还是城厢区区长阮军批准给予免费火化。还有他没钱买墓地，1993年他奶奶去世、1997年他妈妈去世，连同他爸爸去世3个人的骨灰盒一直放在自家狭窄的屋子里而得不到安宁，后来也是阮军区长批准他以三折优惠购买了一小块公墓地，把3个人连同他早年去世的爷爷的骨灰一起合葬，终于使他们入土为安了。

我想，李庆霖的名字还是会被历史记住的，也应该记住的，连美国人都感兴趣，中国人更应该给予记载总结并吸取教训，本着这个目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如实写下来。也许对历史研究有一点点价值吧。

肖芸：一封信改变知青政策

汗水里难道没有咸味？

1982年10月，一位下乡知识青年斗胆上书，请求把知青的农龄纳入工龄计，惊动了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对知青待遇作了重要指示。1983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指出：知青在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计算到工龄中去。这年9月，知青农龄普查在全国展开，八千万知青的农龄变成了工龄。那封改变知青命运的信被人们誉为“知青福音书”，而斗胆写这封信的人是湖南湘潭的一位老知青，她的名字叫肖芸。

１８年后，在合肥郊区，记者有幸与这位巾帼英雄邂逅。一番长谈，揭开了发生在１８年前的那次壮举的内幕。

“文革”结束后，下放知青纷纷回城，到机关，进工厂……可生活却把欲回归原位的知青推到了尴尬的境地：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都得从零开始。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十多年的知青，有的在农村就成了家，如今拖儿带女。由于没技术，干的多是最差的工种，拿到手的工资也最低……他们是新的上班族，工龄从零算，无法享受到由工龄而带来的一切待遇。难道知青在农村劳动的业绩就这样化为乌有？难道在广阔天地里洒下的汗水就没有咸味？

在毛主席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知青们再也压不住埋在心头的火苗，大家想到了敢作敢为的战友肖芸。他们知道肖芸胆大心细，“文革”中，她一个弱女子竟给中央领导写过一封反“血统论”的信。这群被工龄困得快要窒息的战友找到肖芸：“再冒一次险，代表我们写一封要求把我们下放的农龄改为工龄，这样我们就能分到房子，长上工资。”肖芸一开始有点犹豫：弄不好，自己会被打成“反革命”坐牢，女儿怎么办？丈夫怎么办？可转念一想：我们这些知青也太冤了……尽管嘴上没答应，可她在脑子里已在构思如何下笔了。

知青们说：“肖芸，写好信后，我们都签上名。如果闯了祸，你坐了牢，你的孩子由我们大伙照看。”

“知青福音书”的诞生

１９８２年国庆节的傍晚，肖芸几易其稿，终于写好了这封后来被誉为“知青福音书”的信。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场１９６４——６８年下乡、１９７８——７９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十五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八千万知青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衣穿），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的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肖芸

1982.10.7

信的落款原本是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后面留下几页空白供知青们签名。当肖芸拿出写好的信请大家签名时，大家全没了当初求肖芸的劲头。捧读这封信，大家直夸写得好，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签名。肖芸一下子傻了眼。当时“文字狱”的遗风尚存，人们害怕因此而惹火烧身。

捧着这４页信，犹如捧着４枚炸弹，肖芸踌躇了：这封信若是被那些紧绷政治斗争弦的人知道，上纲上线，定个“反革命罪”是无疑的。想到这，肖芸内心也有些害怕。晚上，她躲进厨房里准备把这封信付之一炬。

拿起火柴，肖芸又犹豫了，烧能烧掉“罪行”吗？已经有好多人看过这封信，其中有好些句子他们都能背下来，只要有人去报告，照样跑不了。

肖芸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把信的末尾“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的字样改为“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加上“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肖芸”。写到此处，这位刚强的女子心中涌起一股豪气。

临寄信前，肖芸找到了曾劝她写报告的知青们，言词恳切地说：“信是我写的，签的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信由我寄，责任全在我一个人身上。如果我出事了，恳请你们把我的女儿照顾好，我也不怨谁，坐牢由我一人坐，把牢底坐穿也不后悔！”说话时，这位刚强的女子几欲落泪。

一封信的辗转旅程

这封信寄给谁呢？

肖芸想到了从湘江机器厂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潘运告同志。潘运告时任《美育》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是肖芸当时认识的当官最大的人。写好信封，把信投进邮筒后，肖芸马不停蹄地做了三件事：一是请３天假回了老家，帮父母打了２０００斤煤饼；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又添了几斤毛线，帮６岁的女儿打了几件毛衣；三是找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你马上提出离婚，以免株连，然后找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结婚，让女儿有个完整的家。

做这一切时，肖芸出奇的平静。她像是交代完了“后事”，忽然轻松了。

１９８３年元旦刚过，南华幼儿园园长突然通知肖芸到厂信访办去一趟。糟了，肯定是那封信惹了祸。肖芸忐忑不安地来到信访办。信访办主任问：“你给省里写过信吗？”“嗯。”肖芸回答很心虚。“写的都是啥内容？”“要求把下放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信访办主任仔细打量了一下肖芸，僵硬的脸渐渐舒展出笑容：“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青工龄问题，即将行文。”肖芸听到这里，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

这年春节，肖芸遇到潘运告妻子的妹妹何秋爱，才弄清那封信的行程：潘运告接到信，阅后认为所提问题重要且有普遍性，遂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并建议以本社收集的民情民意的名义提交湖南省委。出版社党委在此信上附了呈词，加盖了鲜红的印章，转到湖南省委办公厅。当时，正好湖南省委有一批急件，要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请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上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青云直上，成了胡总书记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人生就是责任

根据中央３６５号文件精神，知青在下放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计算到工龄中去。

此举，不仅改写了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全国八千万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终于有了一个肯定的诠释。自此，知青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农龄变工龄带来的便利。

肖芸从保育员到教师到幼儿园园长，后调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机关党委办任新闻干事，这件事一直让她觉得很充实。

１９９６年初，公司冗员矛盾十分突出，肖芸便主动提出“下海”。她说：“我霸占的是年轻人的岗位，还给他们，因为他们需要稳定的基地来成长，来肩起人生的责任。”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２日，肖芸辞职，先后担任湖南鹏程广告公司总经理、湖南鹏程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半年后筹资注册湖南海略策划传播有限责任公司。１９９８年又成立了湖南儒帅科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中华规范婚礼”系统工程项目，在全国实施推广。因她策划过“玫瑰婚典”，主持过一些有影响的婚礼，多次被湖南卫视《玫瑰之约》邀请作嘉宾，被人们唤为玫瑰大姐。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她潜心制订了《中华规范婚礼程序》，被湖南省社科院有关学者认为是中国婚礼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中国民族礼仪文化的一道优美的风景线。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１日，第一场示范婚礼在株洲举行，获得了巨大成功。婚礼程序出台后，反复修改，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投入不菲，董事会认为没有回报，便下令停止项目投资。失望了的肖芸在商海里沉浮了３年后，抽身而退，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１日来到安徽，在某报生活周刊担任记者、编辑。今年２月，她辞职后，坐在出租屋里爬格子，实现另外一个人生梦想。目前，她的一本３０万字的《中国女人》（暂名）已脱稿。

肖芸离家漂泊后，华夏知青网上发布了许多封寻找肖芸的信，加微信rs123451，看更多内幕猛料。全国的知青网民都在牵挂着肖芸。４月８日，华夏知青网主持人——江苏盐城的朱俊璞先生远道来皖，在合肥找到了肖芸女士，当天下午，朱俊璞怀着激动的心情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找到肖芸女士的消息。

采访中，朱先生代表广大知青满怀深情地告诉记者：感谢肖芸１８年前不顾自身安危，以超越常人的勇气，斗胆上书。作为一位老知青，这次我是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来找肖芸女士的。

肖芸说：“人生就是责任。”就像２０年前的那次面对一样，今天的肖芸同样要面对许许多多人生的困厄：职业、收入、生存等等，但勇敢者并不惧怕这些。肖芸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我是个打气筒，敢于挑战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