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记｜野夫：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80岁那年，学生们为他办了四回生日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各一场，从不吃请的刘道玉这次没有推辞，把它当成与各地校友联络感情的大聚会。武大插班生、作家野夫参加了北京场的欢聚，他记得寿宴刚开始，就有功成名就的学生端着酒杯跪倒在刘道玉面前，感谢老校长改变了他的一生。野夫不知道那个学生跟刘道玉之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但他对那种情绪感同身受―他本人也因为刘道玉改革的插班生制度而有机会入读武大、改变命运。后来他在时代洪流中身陷囹圄，最孤立困苦的日子里，刘道玉是唯一一个去监狱里看望他的师长。
野夫：大德无言
记老校长刘道玉
先生执长武大，大抵十余年。受命于拨乱反正之际，夺职于山雨欲来之时。凡此前后受教者，约略十数万人。今日修成名流高官巨贾大材者多矣，私议闲话间言及先生，则仍必恭称“校长”，此所谓天道人心自存公论也。
自先生主校以来，武大校风学风皆为之遽变。彼时浩劫初度，左风犹炽。先生巨擘独支，打破坚冰，不拘一格，广录人材。后日名震海内之经济学家杨小凯，当时以反革命戴罪十年，初出牢笼即应高考，各校皆不敢取。唯先生知此中委曲，斗胆招录。以后杨君去国游学，有司又百般相阻，校长亲自游说，方允成行。当此犬儒流行之世，非教育家之胆识，焉能于风尘中辨物色，救英雄于末路，为当世留一杰士。（小编注：杨小凯多次考试未被高校录取，后经时任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帮助，终考取社科院一个临时工的职位-研究员，武大派遣到社科院进修的一个老师认识了杨小凯，如获至宝向刘校长第一时间反馈，刘道排除百般拦阻，将一个有过案底、只有高中学历的牢改犯任命为大学教师），详见下文：
先生素倡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尊重专家，敬惜学者。四方延揽有识之士，不问学派出身，授以教席。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时间俊杰云集，蔚为大观。当时以人才学而声名初显之雷祯孝君，即为先生破格高聘。此乃五四时代聘任制之传统，即今日高校犹未敢承继，唯先生二十年前即已开风气矣。
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此乃教育家之大命也。先生素知动乱时代，误人多多，遂百般努力，在武大率先实施插班制度。九州岛怀抱利器者，起于蒿莱，风随景从。日后脱颖而出者不胜枚举，非先生之大德，诸子何以至今日。
犹记风波... ...先生竟以上书事得醉。高压之下，唯先生风骨凛然，不畏不求。一日相关专员令先生去谈话，先生谓来人曰：自古只有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如此节气，试问天下几人曾有？以至后来D员重新登记，先生竟不得过，种种不堪，先生亦至今无悔。
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武大有先生，实天下学子之幸也。
永远的武大精神领袖
80岁以后，刘道玉先生基本不到“外面”走动了。2008年春末的一个晚上，他为武汉大学学生作了一场题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的闭门讲座，演讲结束后，他宣布：今后不再为校内外的学生作演讲;不再参加社会重大活动;不再担任任何社会兼职。
他已经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生活超过35年，天气好的时候，会绕着珞珈山散步，上午、下午各一次，总遇到熟人，要被问一声刘老校长好。这一叫，周围的人都知道了，“所以我现在有很多朋友”，修鞋的，报摊的，卖菜的，收废旧物品的，“这些人我都认识”。他还有许多“小朋友”，年轻学生的邮件常常塞满了他的邮箱，他来者不拒，端坐在小书房里，拿一只放大镜对着电脑屏幕，慢悠悠地看，慢悠悠地回。
这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在当代中国，他或许是最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担任武大校长期间，他倡导平等、自由、民主、开放的校风，高歌猛进进行教育方法和制度改革，使珞珈山成为全国高校学生和教师的“向往之地”;卸任校长之后，他也不曾离开教育改革的阵地，长年探索创造教育的方法，尖锐抨击中国教育的积弊，同时也提出积极的建言。
学校里如今没有刘道玉的任何题字，也没有任何一座建筑、任何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1988年，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免职，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改革过于激进，触犯了某些高层的利益，也有人认为是刘道玉性格太硬，在政治上“过于单纯”。
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甚至没有刘道玉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笔者接触的每一个武大学生都告诉笔者，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永远的校长”。
刘道玉今年82岁了（到2020年，已是87岁），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武大幼儿园对面的一座家属楼里。他和老伴在阳台上养了许多兰花，暗翠的叶子争先恐后从防盗栏杆里伸出来，老远就能看见。一大早，记者还在楼下，他就打开门探出头，笑眯眯地打招呼，“欢迎各位啊，你们路上辛苦了。”
他形容自己现在是“随遇而安，随遇而眠，随遇而学，随遇而写”，80多年走过来，波澜荣辱都归于平静。“这是老年人的作息时间，苏东坡的养生方法是：‘无事以当贵，早寝以为富，安步以代车，晚食以当肉。’”刘道玉信奉这些箴言，他说，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已经没有什么不满足。
他的耳朵已经不太灵光，但是他并不以为意，平日也不爱戴助听器，“这让我没有任何的事前顾虑，我很乐意。你知道耳不听，心不烦嘛，是不是啊。”他侧过头，让记者对着自己的左耳说话，“左耳好，我不爱听保守的意见，只听改革的声音。”
改革是刘道玉一生的关键词，际遇、世故、权力甚至岁月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对教育改革的执着。2011年，由于中风的后遗症，刘道玉的右手无法写字了，他从78岁开始练习用左手书写，平均每年记两厚本读书笔记，写15篇文章。近20年，他总共出版了18本著作，发表文章300多篇，积累了两本未出版的书稿，“虽然我不敢说语不惊人誓不休，但不谦虚地说，文无新意不发表。我认为自己的文章基本上都有创意，因为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如今，他每天固定工作4到5个小时，读书，写文章，给青年学生回邮件，要了解最新的教育形势。
学生们说，老校长并非脾性圆融之人，早在他当校长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见过他为了保护学校和学生的利益公开跟省里领导叫板，批评某位省委领导“水平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现在年纪大了，说起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刘道玉还是很容易激动，他看不惯的现象越发多了，常常感叹，“我爱莫能助呀！”他对记者说，“我姑妄言之，你们姑妄听之，能写的就写，不能写的你们不写，你们不能丢饭碗，是不是啊。我无所谓了，我饭碗也可以丢，头也可以杀，做之认之，如果没有这个担当，你就枉然当了一个知识分子。就像钱穆说的，只认得真理，不认得利害，即使放到刀俎上，也只认真理，所以我这一生很坎坷，就是我的性格决定的。”
1980年代，刘道玉带领下的武汉大学是中国高校的一面旗帜。那是改革浪潮席卷中国的时代，人们连走路都是在跑步前进，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昼夜灯火辉煌，教师自觉加班，誓言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在成功推动高考恢复之后，刘道玉在1979年主动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任上请辞，回到历经政治动荡、百废待兴的母校，誓要重铸武汉大学历史上的辉煌。
1981年，他48岁，成为当时中国重点大学当中最年轻的校长，也是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一个。他被武大学子誉为“武大蔡元培”，上任不久，就大刀阔斧，从教育体制入手，进而对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推行新制度的时候，他从不向上头打报告，坚持认为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
这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开，扩散全国，武大也被称为高校战线上的“深圳”。
1978级历史系学生、现任武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星久还记得，当时的武大充溢着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氛围，“就是感觉每天都有一种新气象，每时都有新的空气”。学分制令有想法的学生获得充分空间，周围的同学有写小说写出名气的，也有不少人在本科时期就发表了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文章。一大批社会作家通过插班生制度进入学校。学生可以随意选修其他专业的课，可以谈恋爱、跳交谊舞，可以穿最时兴的大喇叭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自由选择。自学和创造得到充分鼓励，校长在开学第一天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自学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追求自由可能是武汉大学的一个特点，”武大哲学系教授——武大名嘴赵林评价，“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刘校长当校长的时候培育、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一直到今天还是能看到他的一些影响。”
那是刘道玉最怀念的年代，经年累月之后回忆起来依旧有热烈之色，“人人思改，人人思变……改革的黄金年代啊！”他忽然又黯淡下来，“现在呢，一切向钱看，人人思钱，除了金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制度层面之外，刘道玉给学生和老师们的印象是毫无官僚味道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学生来找他，一定会接待，老师在工作中可以直接否定他的意见，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得了。“他很平常，大家也很平常”，以至于学生们慢慢养成了这种习惯，从转专业到社团活动报批，“好像一搞事情就直接找校长”。毕业时节，每个学生都要跟他合影，成百上千张照片里，校长总是“面目和蔼，举止优雅”。
2015年的5月，武汉溽热，刘道玉穿一件熨帖的蓝衬衫，外头罩着面料挺括的西装马甲，一双老式粗布鞋，如学生们描述的一般优雅。采访之前，他花一下午时间准备了三大张手写提纲，细细密密的小楷，整整齐齐。
好几个老一辈的学生告诉记者，即使是在突然被免职那段最艰难日子里，老校长也没有失去一个知识分子的体面。那时候他生病住院，硬是被拉出来检讨，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但他拒绝写一个字的检讨。学生们去看望，见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虽然清瘦了些，但是面色从容平静。
1985级武大学生、《刘道玉传》的作者野莽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刚被免职的时候，刘道玉内心其实是有埋怨的，“他有岳飞式的愤怒，屈原式的牢骚，怎么就不能理解他教育改革的一片良苦用心呢？当时他认为这是上面领导的压制”。直到70岁以后，他完全放下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他的心灵好像彻底解放了。”
这次采访之前，刘道玉特意强调，希望“一定在文稿当中适当的地方要反映我的观点”，“我不是大师，真的我不是大师，我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我仅仅就是一个热爱教育，一个执着的教育改革者而已，仅此而已，别的什么名誉啊、荣誉什么对我来讲都是身外之物，都是附加给我的。”
不过，武大学生以及所有关心教育改革的人们更愿意把这看成一种谦词。1989年年中，张星久去鄂西北的一个偏僻县城讲课，当地领导是老三届的大学生，饭桌上第一杯酒举起来，敬的是刘校长。“他就是大家心目中一个大学校长，一种说不清的，就是应该这个味道。”在张星久和他的老校友们看来，刘道玉已经成为了一个参照系，后来人会不自觉地将其他校长与老校长进行比较。“他之所以那么持续得到大家敬仰，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尤其在我们的教育现在在某些方面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们可能更觉得他的东西弥足珍贵。”
2015年元旦前夕，刘道玉终于完成了《我的理想大学》的写作。这本书占据了他耄耋之后的主要精力，伏案3年，提纲换过5次，最后5个提纲全都推翻了。他解释说：“创意是不能事先计划好的，它只能通过顿悟而突如其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不能请助手用口述的方式来写。”2012年动笔之际，他创办的刘道玉基金会在北京召开“《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刘道玉在给与会者的邀请信中写道：“余年近八旬，且右耳失聪，右手已不能书写，基本上是一个残疾的老年人。但我不甘寂寞，心中教育改革的炽热之焰未灭，追求理想大学的情结仍没有消失。于是，准备积个人30多年的经验、教训、学习心得和未来大学教育的期盼，着手撰写《理想大学》一书。”
然而完稿之后，刘道玉却把它锁了起来，谁都不能看，连他自己也看不了。今年年初，中国青年报前副社长、武大77级中文系毕业生谢湘去家里看他，他告诉谢湘，《我的理想大学》是他的封笔之作，一定要等到自己百年之后才会拿出来。他说这本书注定要成为禁书，“理想大学没有禁区，现在到处都是禁区，你想能出我的书吗？所以现在为什么没有理想大学，因为到处是禁区。”
某种意义上，刘道玉教育生涯的另一扇门是在整整20年前打开的。那是1995年，他62岁，按照学校的规定正式退休。此前，他是教育改革的亲历人、实践者，此后，他成了一个教育学者，研究理想的教育制度和创造性教育，时常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就教育议题发表意见。他的意见以批判呐喊为主，针砭时弊，甚至比在任时的改革措施激起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他谈论大学文科教育的缺陷，建议高考应该取消文理科分开招生，在大学建立文科实验室，克服纯表述性教学，开设文理渗透选修课程;他在《南方周末》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被称为 “教育改革的一剂良药”，“教育改革的春雷炸响了”;他质疑当前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提出遴选校长是去行政化的关键，“我说由治学的人来选治校的人是天经地义的，这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他批判中国目前的教育价值观，家长将考高分、高学历与成才画上等号，“这是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学而优则仕就是教育最大的功利性主义。纵观我国历代劝学的名言，都是以功利主义为诱导的。”
77岁的时候，他还给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写了一封公开信，毫不客气地指出，“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与麻省理工大学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活动相比，“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这种反思精神的缺乏存在于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各大学中，使中国高教问题越来越严重。公开信发表出来，“哎呀，反响大得不得了”，从2011年10月校庆到当年年底，“国内外的大学教师都互相传这一封信，包括清华的校友，也都跟我联系，支持我”。唯独清华大学官方没有任何反馈，“我有些失望，对清华大学领导人的气度失望”。
在某种程度上，刘道玉已经习惯了这种失望。20年间，他获得过无数民间发起的奖项和致敬，但他的呐喊几乎从未收到相关部门的正面回应。有知情的老朋友告诉他，教育部曾在某次会议上提到他的《十意见书》，说“有人把我们的教育说得一塌糊涂，这不符合事实嘛”。唯一的一次正面反馈是在《大学校长遴选机制改革刻不容缓》发表之后，他称自己通过几个路径得知，有领导批示主管大学干部配备的副部长，这篇文章有参考价值，希望你们认真研究。“但是研究没有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记者问他，如果当初在教育部里面继续任职，或者做到更高层，有没有可能从体制内部更好地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
老先生想也不想，回答不可能。“我要做部长，我能身由己吗？我要身由己，我就公开出来叫板，现实允许我叫板吗？我的看法是，部长也好，司长也好，只不过是大办事员和小办事员的区别。”
当年他拒绝过的职务包括教育部长、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团中央第一书记以及驻国外使馆教育参赞等。他说：“我的性格不适合做官，如果我要做官，我这20本书、300篇文章就写不出来了。” 他极喜欢唐朝诗圣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的两句名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他说，“一生中先后至少有5次拒绝了堪为高官的任命，因为我钟情教育，立志做一名教育改革的探路者。”
2009年10月，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在这里拜访刘道玉，两人谈了3个半小时。刘道玉当时并不知道朱清时正在筹备后来被称作“中国当代高等教育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他是有备而来的，我是无备而谈的”。这是中国两代最负盛名的教育改革者之间的对话，刘道玉说，如果当时知道南科大筹建的背景，他会劝朱清时办一所私立大学而不是公办大学，请市政府把土地和资金捐给学校的董事会，然后市政府就退出大学。否则，在政府的管辖下，是不能按朱的初衷那样办好这所大学的。
从1981年到现在，大部分时间，在教育改革一途上，刘道玉是一个踽踽独行者。他教育生涯的节点，几乎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思想意识和政治环境迁延相伴相生。
学生的成就和信任或许能令他稍感欣慰。每年春节，他都主动给学生写贺年片，贺词的开头写着“爱生某某”。80岁那年，学生们为他办了四回生日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各一场，从不吃请的刘道玉这次没有推辞，把它当成与各地校友联络感情的大聚会。武大插班生、作家野夫参加了北京场的欢聚，他记得寿宴刚开始，就有功成名就的学生端着酒杯跪倒在刘道玉面前，感谢老校长改变了他的一生。野夫不知道那个学生跟刘道玉之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但他对那种情绪感同身受―他本人也因为刘道玉改革的插班生制度而有机会入读武大、改变命运。后来他在时代洪流中身陷囹圄，最孤立困苦的日子里，刘道玉是唯一一个去监狱里看望他的师长。
“刘校长那种对学生的爱护和保护学生我觉得就是他的一个本色，就是那种爱才、爱生如子。”谢湘说，“而且我觉得对学生他有一种信任，一种担当，这个是很难得的。”至今，刘道玉的家门随时随地为学生敞开。曾经有4个苏州大学的学生跑到武汉，在晚上9点来敲刘道玉的家门。她们问这位老校长，我们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讲，如果你们不想混日子的话就离开学校，您怎么看？“我说这个老师是有良心的老师，他跟你们说了真话。”其中一个女孩回去之后马上离开了学校，现在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依然跟刘道玉保持联系。
在长达20多年中，只有现任李晓红校长（2015）多次到家探望他，征求他对学校教育改革的建议。他亦不缺机会重新进入体制内走到更高的位置，但他都选择了拒绝。对此，他说：“我就是死守珞珈山，我的历史在珞珈山。我多次有下山的机会，但是我不下山，为什么，我热爱这一片山林，山清水秀的环境。这是一种气节的问题。”
他已经在12年前写好了遗嘱，过世之后，不发讣告、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将一切有用的器官捐给青少年，遗体交给医学院的学生做解剖和研究之用，然后做成教学标本。他说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也要“按照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处理自己的后事”。
在80岁的时候，刘道玉写了一首诗，《浪淘沙・八十抒怀》。“生命是长河，力争上游，迎风破浪立涛头。人生百味都尝遍，笑到最后。岁月易蹉跎，已到霜秋，老骥奋蹄意何求？教育改革情未了，呐喊不休。” 窗外正下雨，风声、雨声一波接一波溢进屋子，但刘道玉浑然不觉，一句一句，把整首诗背了出来，“这就是我80岁的情怀。”
注：此文来源于网络，尚未查清媒体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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