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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作品买不着？中国的“天才捕手”们这次失算了
统筹｜葛书润 惠一蘅数据｜何伊静 卜玥 涂艺秋 梅桂可视化｜申屠泥 涂艺秋文案｜何伊静 梅桂 阳洋 葛书润美编｜卜玥头图来自nobelprize.org
又开奖了！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7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正式揭晓，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布拉扎克·古纳（Abdulrazak Gurnah）摘得殊荣。
就像每年高考讨论度最高的永远是语文的作文题，物理化学咱不懂，文学的事儿咱还不能唠唠吗？尤其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该奖项在国内的关注度肉眼可见地抬升，不仅获奖者的作品库存被一扫而光，几位陪跑的“老熟人”也被反复安慰。
不过，今年的我们恐怕没法立刻“附庸风雅来一本”了，因为除了译林出版社曾在2014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收录了古纳的两篇小说，目前国内尚没有任何其他译本。这下，唠也没法唠了。
“预知”未来的诺奖得主，在该作家获奖前便拿下版权，不仅等于提前掌握了财富密码，还能彰显出版商的敏锐嗅觉和不俗品味。
RUC新闻坊通过统计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的国内首次引进出版时间，将其与作家们获诺奖时间和原作在海外发表的时间进行对比，发现了国内出版机构中实力与运气兼备的几位“天才捕手”。不论有意瞄准，还是无意击发，是他们“抢跑”了诺奖，让国内读者得以提前与这些文学作品见面。
读完此篇，没能猜中诺奖得主的你，或许可以试着押一下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中译本的出版商：新晋诺奖得主作品的中译本版权，可能花落谁家？
诺奖得主：
从“新面孔”到“老朋友”
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度颁发以来，至今已有121个年头，我们逐渐从“先闻其名，再读其书”变成“先读其书，再盼其获奖“，远隔一个世纪才能读到诺奖得主作品中译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能早早“结识”诺奖得主，和他们进行思想碰撞，这背后，离不开国内出版机构的努力。
引进图书并在大陆出版，需要经历复杂漫长的流程。挑选作家、作品，是引进的开端，当上报的书目获得通过，出版机构便会开始联系洽谈版权事宜。
在我国，“出版机构”包括国营出版社和民营出版公司。当前的出版体制下，数量占优的民营出版公司虽然可以进行图书的策划、制作、印刷、发行等工作，但在出版图书时，它们却必须和国营出版社合作书号。[1]封面上，“出版社”之外署名的“出品方”即这本书的民营出版公司，它们可能承担着更主要的策划和编辑工作。
在合同签署和完成国内图字申请、报税付费等流程后，出版机构就可以联系翻译加入到引进出版的征途中。[2]翻译完成，编辑人员还需反复审读并与翻译沟通修改。最终，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简体中文版得以问世。
漫漫征途中，翻译这一步也是影响出版机构能否成功引入外国文学的因素。在联合天际（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韩志看来，引进版图书的翻译质量，不仅是“里子工程”，也是“面子工程”，事关声名和脸面。[3]优秀的译者，甚至能推动外国文学作品的引入和出版，成为开启作家与中国之间缘分的一把钥匙。
2020年诺奖得主、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在中国一度是非常冷门的诗人，2016年，文景编辑管鲲鹏因为看了译者柳向阳翻译的格丽克的两本代表作后觉得“特别好”，才决定引进出版。他说：“我觉得功劳还是在译者身上，是他发现的格丽克”。[4]柳向阳是翻译格丽克作品数量最多的中文译者，此时，距离他第一次翻译格丽克的诗，已经过去十余年。[5]
引进图书、翻译出版，这些都是出版机构可以掌控的，而能不能提前“捕捉”到诺奖得主，却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有时候，那“亿”点点运气尤为重要。在诺奖前获得版权并完成出版，意味着能获得诺奖效应带来的最大商业红利。[6]获奖之后迅速升高的销量，与获奖前相对低廉的版税成本，无疑给押宝成功的出版方带来不小的经济效益。
然而，正所谓“文无第一”，在引进时，编辑更多考虑的是将作家的作品带给读者，而并非抱着押宝的态度。冥冥中押中未来诺奖得主作品的意义，绝不仅在于商业价值的最大化，更在于这是对策划编辑慧眼与功底的一种肯定。“一个出版机构的财力与人力都有限，他们选择了一本书，那就无法做另一本”[7]。诺奖为作家加冕，也肯定了他们身在异域的伯乐们。
出版机构：
有意瞄准还是无意击发？
RUC新闻坊统计了首次引进1901-2020年诺奖得主作品的出版机构，其中，漓江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实绩分外亮眼。
位于桂林的漓江出版社成立于1980年，尽管它可能并不为现在的年轻人所熟知，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漓江出版社凭借一套“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占领着外国文学译介的一方高地。这套丛书共101册，包含了相当多年代久远、略显小众的诺奖作家，如诗人苏利·普吕多姆、丹麦小说家卡尔·吉勒鲁普等。
1978年成立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是另一支“带来”的核心力量，它在成立当年就引进出版了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维支的《十字军骑士》以及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他们分别在1905年和1932年斩获诺奖。1982年，上译通过《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引进了后来在中国影响深远的马尔克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的一次走运，是颇有远见地从译林出版社手中“接盘”了石黑一雄所有作品的版权。
2002年，《上海孤儿》（后译《我辈孤雏》）在出版两年后由译林出版社翻译引进，这本以中国为背景的书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随后，译林出版社又引进了他另外两本小说，同样反响平平。于是版权到期后，译林出版社并未继续坚持，三本书的版权均被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最后一本《上海孤儿》的版权敲定在诺奖颁发的前一周。[8]
开奖后，译林出版社在公众号中不无遗憾地对读者自嘲：“鄙社坚持了多年后，放弃了版权。”
和上海译文同属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由于其灵敏的嗅觉，在出版界引发关注。[9]早在2006年，它未卜先知般地在诺奖颁布前两个月完成了当年诺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作品《我的名字叫红》的出版；2013年，世纪文景出品了2019年获奖者彼得·汉德克的剧本集《骂观众》和小说集《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2016年，它又出品了2020年获奖者露易丝·格丽克的诗集。世纪文景像是出版界的欧皇，总能抽中SSR。
在这一年年的“几家欢乐几家愁”中，这些“摆渡人”不仅带领当时的中国读者认识了外国面孔，也带进了新小说、荒诞派等文学流派，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带来了清新的文学气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本土作家。[10]
“出版时差”：
何时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多丽丝·莱辛最早翻译到国内的作品《渴望》出版于1955年，距原作出版仅过去2年，如此快速引进一位年轻作家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常见，研究者认为，这或与多丽丝·莱辛的政治立场有关。1952年，她曾到苏联访问参观，苏联当局将她视为进步青年作家加以介绍。[11]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国作家的作品被密集引进，不少诺奖获得者的作品得以在这一时期与中国读者见面。甚至有一些“古早”的获奖者作品，也穿越历史的尘埃，来到中国。
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苏利·普吕多姆诗集《孤独与沉思》，而其原作出版于122年前的1869年；199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罗马史（第一卷）》，与原作出版的1854年相隔140年；200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文集系列出版，其中收录的弗雷德里克·米斯塔尔的诗作《米洛依》原作已出版147年……
总体来说，对中国读者而言，诺奖的获奖者的面孔也越来越有可能是“老面孔”。至少在诺奖颁发后，想立刻买本书跟上潮流却发现无译本可读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少。
当然，今年除外。
[1]澎湃新闻：编辑详解一本书的诞生：看书只挑出版社的才是山炮！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19437[2]杨利平.浅谈引进版图书出版工作[J].中国编辑,2018(03):69-73.[3]中国财富网：有价值的引进版图书该怎么引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6009688995240901&wfr=spider&for=pc[4]澎湃新闻：诺奖新贵，再次上海出版：世纪文景为何要引入冷门作家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9992918912934635&wfr=spider&for=pc[5]新华网客户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丽克，你可以这样阅读她 https://xw.qq.com/cmsid/20201013A03OL700[6]出版人杂志：：押中诺贝尔文学奖，靠的真的是运气吗？https://mp.weixin.qq.com/s/yoVZb5CNjy3qmLI9jZZcNQ[7]同[1][8]澎湃新闻：冯涛：一觉醒来，发现滞销书库里出现了整套诺奖版权书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19437[9]澎湃新闻：世纪出版集团一周摘下三个国际文学大奖，他们是怎么做到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679721[10]南方周末：改革开放初期，哪些书解放了国人思想？https://mp.weixin.qq.com/s/cIDPg3RDhibpy50nXI3PAQ[11]胡勤.多丽丝·莱辛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75-80.*其中，共7年未发诺奖以及未查询到1974年其中一位获奖者埃温特·约翰逊在大陆的出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