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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一周年，我们面临的人口与生育困境
今年2月，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出炉，全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净增长仅48万人。很多人都产生了这样的焦虑：“明年会不会就负增长了？”
自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我国计划生育制度驶入新的轨道，生育政策的开放也始终有序进行。2021年5月31日，“三孩”政策正式出台；今年5月1日，广东省取消了生育登记审批，事实上允许当地家庭生育多孩。
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人口出生率虽在2016年短暂攀升，很快又开始连续下滑，“三孩”政策出台后也未回升，到2021年，已从2016年的13.57‰降到7.52‰。
3月以来，各省市区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陆续发布。出生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等人口指标成为关注焦点。“三孩”政策实行一周年，我们的社会面临着怎样的人口与生育困境？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每一位选择生育孩子的女性，她/他们又承受了哪些生育压力？
生育困境：
现实打败理想，出生人口跌势汹汹
出生率跌势汹汹的当下，广东是唯一出生人口数量破百万的省份，并以4.52‰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位列全国第四。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走势相似，广东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17年后开始连续下滑，前两年仍稳定在8‰以上，到2020年因疫情急剧下滑至5.58‰，目前维持在4‰以上。
不过，大多数省份“学不来”广东省减缓人口下滑趋势的“诀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接受中新财经采访时分析，广东是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人口流入地，也是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省份，这些流入广东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到了结婚生育的年纪，所以全省出生人口较多。[1]
疫情原因影响，各省份出生人口均在2020年出现大幅下滑，其中山东、河南两省的出生人口数跌破百万。突然出现的“黑天鹅”加剧了我国生育困境，疫情好转后，2021年各省份出生人口降速有所放缓，跌势却不可挽回。
敲响警钟的是，传统人口大省也陷入生育乏力状态。与2016年相比，2021年出生人口降幅最大的10个省份中，山东、湖南、河南、湖北等人口大省赫然在列。
曾在2016年受“二孩”政策刺激，人口出生率一度攀升至17.89‰的山东省也“生不动了”。五年来，山东省出生人口降幅达58%，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有0.02‰，明年可能成为人口自然负增长的省份之一。人口大省山东陷入生育乏力，是人们原以为会引来生育浪潮的“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的一个缩影。
但数据告诉我们，人们并非真的“不想生”，反而认为生育“二孩”才是理想状态。张丽萍、王广州等人的《2021年中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以来，18-49岁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虽然逐渐降低，但大部分女性仍希望可以拥有2个孩子。2021年，理想子女数为“二孩”的育龄妇女占比达76.72%。[2]
更细微的变动在于，整个社会的生育观念出现分化。一方面，将“丁克”奉为理想状态的女性越来越多，最近十年间，理想子女数为“0孩”的育龄妇女占比从0.43%增加到1.51%；另一方面，希望生育“三孩”的女性也逐年增加，占比从2011年的3.21%增长到2021年的7.62%。
在此背景下，尊重“丁克”女性的选择、为愿意生育多孩的女性提供充分社会支持，都是当下解决生育困境避不开的课题。
与此同时，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在现实世界，已生育群体的再生育计划展现出人们的退缩、迟疑，76.62%的育龄已生育人群选择“肯定不要了”。真正有计划生“二孩”的育龄妇女属于“少数人”，她们在70后、80后、90后女性中占比分别为0.88%、6.44%和16.83%。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对年轻女性来说，再生育带来的生理健康成本相对更低。
同样的道理，女性再生育付出的成本高于男性，她们的再生育意愿也普遍低于男性。从已生育人群中选择“肯定不要了”的男女占比差异来看，拒绝再生育的70后、80后、90后女性分别比男性多4.32个百分点、19.29个百分点和13.91个百分点。两性间生育成本、生育意愿差异显著，女性生育成本居高不下也是生育乏力的原因之一。
生育成本测算：
0-17岁平均养育成本近50万
低生育意愿与高生育成本脱不开干系，“生得起，养不起”似乎成为许多育龄夫妇的共识。如果把“生育成本”拆分成“生的成本”和“育的成本”，会发现，其中“育的成本”占了大头，“生的成本”仅占很小一部分。
根据梁建章、任泽平等人发布的《中国生育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生的成本”一是怀孕期间的成本，包括办卡建档、营养品、产前检查费用以及备孕用品，估算平均支出为1万元左右。二是分娩和坐月子费用，包括住院费用、顺产或剖腹产费用，以及部分产妇采用无痛分娩，估算平均支出为1.5万元。
“育的成本”构成较为复杂。有学者将养育成本划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非物质成本（心理成本，父母对于抚养孩子这一事务的态度、烦恼与否）[3]。
《报告》采用预算分析法，根据孩子各年龄阶段的消费支出和2019年全国消费数据，估算出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到刚刚年满18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48.5万元。
由于生育成本测算复杂，不同方法结果波动较大，RUC新闻坊在此介绍多个实证研究的测算结果以供读者参考。一项基于西安市近千个“一孩”家庭的调查数据估算，得出2019年家庭平均直接养育成本为47199元[4]。按这个结果粗略计算，0-17周岁儿童的平均养育成本为近85万元。
另一项根据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媒体公布数据进行分类加总估算的研究，针对二孩养育成本做了测算，提出2015年广州、重庆和武汉三地生育“二孩”的基本成本均超过70万元[5]。不过，也有研究根据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测算得出，0-17周岁儿童所需直接经济成本仅为19.10万元[6]。
再看细分群体的情况。《报告》假设人均消费支出/全国平均消费水平=养育成本/全国平均养育水平，那么可以分城乡、省份、收入来看养育成本。
经测算，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约63万元，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近30万元。上海是平均养育成本最高的省份，达102.6万元；西藏最低，为29.3万元。从收入水平来看，占总人口六成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约为39.5万元。
《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来看，澳大利亚的抚养成本仅相当于人均GDP的2.08倍，中国的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而韩国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7.79倍。现在韩国的人口出生率全世界最低，2020年出生率仅有0.84‰。
除了直接费用外，生育成本还包括间接成本，即隐性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产后哺乳、家务劳动、照料、购物、辅导孩子做作业等都是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受社会文化观念影响，女性又被外界赋予了绝大部分养育后代的责任。
就机会成本而言，女性普遍遭受生育带来的对自身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即“生育惩罚”。根据法国一家家庭友好型企业内部数据分析显示，女性在生育小孩后，总体基本收入水平减少了10%，奖金收入减少了近40%，同时晋升成为管理者的可能性也大幅降低[7]。
此外，在生理成本方面，相比于男性付出精子，女性需要承受巨大的生理代价，包括妊娠早期孕反，妊娠中期背痛，生产的疼痛和风险，妊娠纹，剖腹产后疤痕，产后恶露，产后抑郁症风险等等。
生育解困的“近忧与远虑”：
直接补贴vs社会化育儿
生育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乃至有经济学观点将儿童看作一种（准）公共物品，认为儿童养育的最终成果由国家和社会共享，孩子的养育成本也理应由国家和社会进行分担[8]。
出生率究竟如何提高？经合组织（OECD）研究发现，育儿成本低和0-3岁入托率高，是与高生育率最为相关的两个因素。可以说，生育解困的“近忧”是降低育儿经济成本，“远虑”则是提升社会化育儿水平，减轻父母育儿的时间和机会成本。
目前，国家对直接养育成本的分担主要表现为现金补贴及税收减免。地方政策更多地从现实细微之处着手分担生育成本，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除了有现金奖励外，还发放购房补贴、用人单位补贴以及提供婚育消费贷支持。
从更长远的视野来看，提高社会化育儿水平比直接补贴的效益更高。国家有义务确保儿童获得资源和机会的平等，也有责任提供日托、医疗保健等服务从而为家庭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9]。然而，目前在中国，3岁以下的托育服务严重缺乏。
截至2021年6月30日，在国家卫健委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系统里，只有4000多家机构通过了备案。各地的托育机构中，也是以民营单位为主，普惠性的托育机构数量极为有限。
而据研究人员预测，即便因出生人口下降，托育机构需求的数量将呈现递减趋势，全国托育机构需求在2025年也将达到8万余所[10]。
供给不足直接导致3岁前儿童入托儿所的比率较低。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0-3岁婴幼儿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11]。相较于经合组织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2～3岁婴幼儿入托率超过50%，当前我国的入托率远低于这个水平[12]。
托育供给不足只是一方面，根据全国政协数据，2020年全国托育机构平均月收费为2699元/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6%。由于普惠性托育服务不普及，托位价格较高，我国托育行业存在供给不足和托位低利用率共存的怪象。
举例来看，福建省非普惠性托育园收费高达4800-6800/月，利用率只有30%-40%[13]。截至2021年4月，河南省托位的实际利用率仅为51.23%，空置率达到48.77%，部分地市的托位空置率甚至达到77.89%[14]。
造成托育怪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九成以上的托育机构是民营单位，普遍面临前期投入多、运营成本高、投资回收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国家发改委自2021年开始对托育机构每个托位补贴1万元的政策申报门槛较高，许多托育机构达不到申报要求，只能“望补贴而兴叹”[15]。疫情打击之下，民营托育机构的生存更加危难。
结语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生养一个孩子更多是家庭的责任，年迈的祖辈被孙孩拴在家里，或是产下婴儿的母亲被要求“回归家庭”，个体的牺牲被鼓励、育儿成本在家庭内部默默消化。
而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下，祖辈和父母自身的需求被看见、被珍视，曾经看似合理的生育成本变得难以承受。生育困境到底何解？尊重个体的需求，让社会为育儿承担起更多责任，或许是一条明朗的前路。
参考文献
数据收集与分析：韩新伊 黄思琪
可视化：肖潇 王诗涵 刘奕婷
文案：张涵博 何京蔚
美编：刘奕婷
头图来源于《亲爱的小孩》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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