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我们如何书写那件“人生大事”？
一盆热水，一块热毛巾，殡葬师莫三妹把遗体蜷缩的手指、胳膊捂热，再费力伸直，嘴里念叨着“宽脚穿鞋走大路，平安走过奈何桥”。近期热映的电影《人生大事》中，死亡就这样直白地在银幕上铺展开。
电影讲述殡葬师莫三妹与刚刚失去外婆的女孩武小文相遇相识的故事，从殡葬师的视角，将殡葬师处理遗体、抬棺喊号子甚至缝合尸体的职业细节一一展开，也将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的穿衣、停尸、入殓等介绍给观众。
这不是死亡第一次进入艺术作品。在日常生活中，“死”是众人不可言说的禁忌，但在艺术中它又常常是叙事的起点、转折或结局。作为文学最主要的母题之一[1]，自古以来，死亡由无数作家和诗人不断描摹、思考，在各式语境中被捏制出不同的形状。
古往今来，文艺作品在如何言说死亡？在叙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功能？不同文化又展现着哪些迥异的生死观？
01
词汇与意象：我们如何描摹死亡
✦
1883年，恩格斯在墓碑前宣告马克思的逝去：“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考了。”[2]对伟大的思想家而言，单说“死”是单薄的，他用“停止思考”形容马克思的死亡。
死亡在许多文化处于禁忌地带又不可避免被提及，为了“不直言其事，故意把话说得含蓄、婉转一些”[3]，人们在言语层面用各种隐喻、意象将“死亡”包裹起来，生产出丰富多样的死亡表达。
作为表达的基础，词汇是话语的单位。我们查阅《汉语委婉语词典》，结合各地方言的死亡用词，不完整统计之下，共得到404个表达死亡的词汇。这些词汇有的借托神话，有的以物借代，通过对每个词语背后的隐喻类别编码，我们试图将每个词语的“蒙版”拆解下来，看清人们言说死亡时的多元视角。
身体是占比最大的隐喻类型。从“蹬腿”“翻白眼”的动作，到“断气”的气息消失，再到砍头时提起辫子的“翘辫子”，人们擅长捕捉即将死去时身体各个部位的信号，以此表达死亡。身体与死亡的关联无疑是最密切的，另一形容死亡的词语“启手足”源于《论语》：曾子重病卧床时，不是嘱咐自己的身后事，而是让弟子“启予足，启予手”，要检查自己的手与足是完整无损的，没有损坏受之父母的身体，才能安心死去。
空间和时间也是常用的隐喻。许多词语的描绘中，死亡是一种空间上的离开——“辞世”离开尘世，“归天”回到西天。这源于人们对死后世界与轮回的想象，死亡不是个体彻底的句号，而只是结束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世界。而如“大限”“长终”，时间也是理解生命和死亡的常用维度。
除此外，当人们看到房梁轰然倒塌、鲜花枯萎凋零、星星从夜空坠入黑暗中时，也会忽然间体察到生命的逝去，并将这份体察放置在词语中。“驾崩”原意房梁崩塌，形容皇上去世的深重影响，“香消玉殒”用鲜花凋零与玉石受损描述美人离世，“星陨”用流星陨落指代生命逝去。从这些意象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死亡命题进入人们视野的一些时刻：美好的事物突然消失，让人意识生命有一天也将如此逝去。
在具体的指代对象上，帝王与老人占据了最多的死亡表述。帝王的死亡多用物品形容，除了“驾崩”，宫车的异常——“宫车晚出”也可以形容帝王离世。而对老人而言，到达一定年龄可谓寿终正寝的“喜丧”，因此如“百岁”“百年”，年龄是描述其死亡时常见的元素。
电影《妙先生》中，好人死后会生长出彼岸花，而坏人死去则会变成鸭子，“花”和“鸭子”的意象指代着两种性质的死亡。用意向去描绘死亡，在文艺作品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文艺作品描绘死亡时，又常常会谈及哪些意象？
人/人们/人类是最常出现一类的意象，出现频次高达103。它们一般不是具体的死亡描摹，如太宰治在《小说灯笼》感慨：“我认为人类至高的荣冠，是美丽的临终”，莫泊桑在《漂亮朋友》中叹道：“人类只是茫茫宇宙一个小小的天地，转眼间就会灰飞烟灭，化为培育新芽的养料”。此间的人以一个抽象的“人类”而非具体的人存在，由作者抒发自己对死亡的认识。
在这之间，床是一个极有趣的意象。作为一个地点，床暗示着人的姿势与状态：躺着、放松的，或是重病弥留之际的。床可以是普通睡觉的床：“他的腿伸了出来，垂在床边”；可以是病榻：“玛丝琳半坐在床上，一只瘦骨伶仃的胳膊紧紧抓住床头栏杆”；也可以是安放尸体的灵床，“死神就像中世纪的雕刻家，把她塑造成一位少女，安卧在这张灵床上”。
从意象的类别来看，人与物类别的意象在所有种类中占比最高。这里的人包括各种角色的人，如“父亲”“母亲”，也包括身体的不同部位：“他的头无力地颓然垂下，他的鼻孔里也呼出了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身体一旦进入文学创作过程, 就不仅仅具有身体的自然属性, 而是进入作者的隐喻系统[4]，从心脏、呼吸到气息，各种身体的意象在作者设定的语境中铺设成新的隐喻系统。
通过分析意象词汇的情感倾向，我们发现，中性词如水、风、眼睛占据大多数（77%）。尽管“新芽”“光芒”等代表生命希望的词汇也会被使用，但鲜血、鬣狗与魔鬼等消极意象的使用量仍然明显大于前者。
02
关系与位置：
死亡 人物 事件 世界
✦
虚构性文艺创作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便是能够灵活地摆置人物、事件与世界结构三个要素，在此过程中实现对现实的补全与超越。而死亡与这三者的关系，及其在此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其叙事功能与意义。
由“人固有一死”的条件支配下，死亡在故事中往往与人物相随，自然出现于命运的末端，成为人物一生经历中的事件之一，这种传统的写作方式在所有涉及人物死亡的作品中数不胜数。
而“复活”，是打破传统叙事中死亡与人之间关系的典型手段。从《西游记》中的乌鸡国国王，到国内外网文中的“重生”、“转生”，再到为主角生命设置“存档点”的游戏化叙事（注：指小说主角像游戏人物一样在生命某个节点做标记，随后可通过死亡回到这一节点，重新开始生存），这种对现实生命规律的逆转，表现出人们对生的偏爱与美好愿景；与此同时，复活后的记忆可为现世扫清障碍、弥补前世遗憾，充分发挥出文学的补偿作用与替代性满足功能[5][6]。
《西游记》中死而复生的乌鸡国国王
半世纪前，三岛由纪夫用一句“死亡已进入我的肉体”将死亡剥离出单纯的事件范畴，甚至剥离出肉身，提醒我们“死亡”可作为客体化的要素存在于世界，参与进人生。三岛的一生经历与笔下作品都在实践这一观念，他在《天人五衰》中如是描述：“粉碎时的波浪，就是死的具体表演。临终的大海张开着大嘴，死迅速跳了进去。”死亡被外化、被看见，对死亡的想象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与亮点。
和人物、事件的分离，使生死相关主题得以在文艺作品中被独立探讨，进一步与世界融合，如《人生大事》中主角从事的丧葬业，亦如胡安·鲁尔福的《死后》——在这则短篇小说中，一位死去的人以口吻真诚讲述自己死亡时感受，并介绍ta“认识”的其他逝者的经历，由此表达对生者的劝告。
左右滑动查看
文学作品中有关死亡的表述
死亡与人物、事件、世界的平行关系使其在叙事中得以凸显，进而促使我们观察死亡在叙事进程中的位置与意义。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勇将死亡在叙事进程中的位置分为起点、中介、结果三种[7]，死亡与人物、事件、世界的关系直接影响位置所在。作为起点的死亡可与世界结合形成“笼罩性存在”，为主人公提供行为指引，如漫画《咒术回战》主角虎杖悠仁的使命便是寻求“正确的死亡”；亦或成为开启故事的钥匙，如《厨房》开头奶奶的去世让主角不得不把空荡的房子租出去，从而遇见其他人物，《无声告白》中角色的自我反思与转变均始于莉迪亚的死亡。
除此之外，中介性的死亡常常发生于故事的次要角色身上，他们的缺席往往会改变人物、事件甚至世界的走向，从而推动叙事发展和人物成长，如亲友的死亡不断打击但又磨砺着《活着》的主角福贵；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山》中，同伴的死亡经历与主角冯帆当下的生命并置，每次重提均会启发主角新的思考。
徐勇认为，好的长篇小说家会正视死亡叙事，并且不仅仅将死亡视为叙事和人物命运的终点[8]。的确，作为结果的死亡叙事大多不以死亡为表现重心，甚至只把其作为生命走投无路的权宜之计。这类叙事中能留下深刻印记的，往往是明确具有象征意义或归属某种经典框架的死亡事件，如于时代背景下麻木着陨灭的祥林嫂（鲁迅《祝福》）、英雄叙事框架中的为职守牺牲的船长（雨果《“诺曼底”号遇难记》）。
当然，死亡的叙事位置并无排他性：漫画《100天后会死的鳄鱼君》将鳄鱼君注定的死亡作为叙事起点，同时也是准时抵达的终点。死亡提供的价值内涵越丰富，观者便能从中获得越多启发。
03
爱与生与死：看待死亡的新角度
✦
不可忽略的是，死亡在叙事结构中的关系、位置，及其象征意义与呈现框架均具有较大国别差异。我们以中国、日本、美国、法国四个国家为例，整理出各国文艺作品常用的代表性“死亡叙事”框架，从中可见死亡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的书写模式。
梳理发现，尽管儒家、道家、佛教思想已积淀出成熟的生死观，但对生命、人间之美好的续存渴望依旧渗透进了我国的死亡书写中——即使逝去，也要化作蝴蝶、花朵、舍利子等实体留于世间。而在其他国家，死亡即死亡，灵魂离身、肉体腐朽，不会再转化为生，能救赎生者的唯有对死的思索。
日本生死观中的哀与悲，孕育出了“把死当作常吃的药一般”的低气压诗人石川啄木，同时催生了大量在知晓死亡命运后转而寻找生存使命的“热血漫”主角。二者对死亡均有明确认知，而具体人的态度与行为造就了相关文艺作品迥异的气质与叙事模式。
即使面对相同的要素，不同国别间仍有不同的理解。对于“美”与“死”的结合，三岛由纪夫将之视为美（美之所以为美，就是因为它灭亡）[9]，而鲁迅的悲剧论将之视为悲（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0]。
文人思想折射出文化，又回流进文化。现实主义思维的灌溉下，死亡便是剥夺、失去，充满悲剧性和不可触碰的严肃感，致使普遍观念中，主人公死亡与否常常作为故事结局是be（bad ending）还是he（happy ending）的标准。时代发展，这一观念仍然不断加深。在综艺节目等面向公众的文化产品中，涉及“死”字之处均需要加上引号来弱化语义（如笑“死”我了），却使部分观众产生了认知失调：一方面，引号使其中的内容更加醒目；另一方面，这一做法让人们自然的口语习惯反而变得不自然了。
显然，只有先直面基本的字词语句，才能创造对其系统性的认知与思考空间。山东大学“死亡教育课程”的授课教师、基础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曾在采访中提出，“死亡脱敏”指人们不再把死亡这个词视为忌讳，而这种心理状态可以通过死亡教育培养达到。[11]有研究表明，死亡教育对肿瘤患者的生死观及生存质量有显著改善，患者对死亡的恐惧、排斥与自杀念头，在接受死亡教育后分别下降了64%、56%和23%[12]。
而本文的主要分析对象——文艺作品，作为环绕在人们成长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氛围元素，能够为人认识死亡提供重要窗口。某种程度上，它们是我们触手可及的死亡教育材料。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看见死亡带来的痛苦、留下的缺口，还能看见在坍缩成小球的宇宙中重逢的恋人（刘慈欣《赡养世界》），乞力马扎罗山上行走的花豹（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与簌簌如雨的吉野樱（吉田秋生《海街日记》）。
透过这扇窗口我们能够发现，死亡、爱与更好的生存，本就是相依共存、同等重大的议题。
小游戏
✦
测测你的生死观和谁最像
规则：请默默给出以下问题的答案，将答案分数加总后，点击对应分数段的选项。
（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参考资料
[1]陈力丹.文学的叙事和“母题”[J].东南传播,2016(09):30-34.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16.09.011.
[2]弗·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EB/OL].(1883-3-17)[2022-7-15].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830317.htm
[3]李攀攀.简析汉语委婉语中关于“死亡”的表述[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3(01):54-56.
[4]陈卫.身体的秘密——由鲁迅作品中的身体意象看身体写作史[J].鲁迅研究月刊,2009(06):18-24.
[5]肖祥.网络重生小说的双层叙事结构[J].中国文学批评,2021(02):108-114+160.
[6]李楚翘.“爽文”与“爽文化”：替代性满足的实现与危机[J].视听,2020(05):23-25.DOI:10.19395/j.cnki.1674-246x.2020.05.009.
[7]徐勇.死亡叙事与现代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J].社会科学,2022(04):74-81.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22.04.006.
[8]同[7]
[9]郑慧娜.从三岛由纪夫的小说看日本人“以死为美”的死亡观[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08):129-131.
[10]侯敏,于千尧.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死亡意识[J].南都学坛,2021,41(02):39-44.DOI:10.16700/j.cnki.cn41-1157/c.2021.02.006.
[11]北青网，国内多所高校开设“死亡教育课” 引导学生正视死亡、敬畏生命，2021-04-03，https://t.ynet.cn/baijia/30602878.html
[12]钟小勤,李晓霞.死亡教育对住院肿瘤患者生死观及生存质量的影响[J].护理学杂志,2009,24(05):28-30.
统筹：惠一蘅
数据：蔡静远 李新艺 惠一蘅 颜珂 李映雪 杜天舒
可视化：杜天舒 惠一蘅 单子郁 颜珂
文案：惠一蘅 蔡静远
美编：李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