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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招结束后,我被毁约了

人大新闻系 RUC新闻坊 2022-09-19


“那一天,距离我入职还有八天,正式离开学校还有一天。


洁如被已经签了三方协议的企业毁约了。

 

那是6月14日,她正和同学们一样,忙着经历毕业季的一切,而忽略了手机上的一整排未接电话。

 

直到下午四点接起,HR的声音才震碎学生时代最后的柔光滤镜:

 

——你现在对于上海的印象如何,还有意向来上海工作吗?

——你有没有其他的工作选择呢?

 

两天前,洁如还为捡漏转租到了上海的房子沾沾自喜。如今,房子依旧会迎来它的新客,但那将不再是洁如。

 

2022年,应届毕业生数量达到1076万人。自3月起,“应届生三方协议被解约”的情况不时出现在大众视野,“解约潮”使得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更添几分寒气。

 

在秋招与春招季,应届生们激烈厮杀、力竭上岸后,却面临再次滑落。被毁约,对应届生们意味着什么?


1

除了工作,

被毁的还有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截至4月中旬,在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46.7%已收获offer,低于2021年的62.8%。其中,获得1-3个offer的占比38.1%,低于2021年的48.9%。15.4%有求职计划的毕业生已签约,低于2021年的18.3%。

 

抓住时间节点很重要。金九银十,铜三铁四,这是在应届毕业生中流传的一句话。时机稍纵即逝,求职是一场竞速。

 

然而,梳理脉脉“校招生,我被公司毁约/劝退了”和牛客网“签约违约”两个话题下的相关帖子,我们发现,不少被毁约的应届生吐槽,秋招时定下的工作,企业偏偏要等春招结束后才毁约

 
此时,企业的校招通道已经基本关闭,只剩下零星的补录名额。


从时间跨度来看,从签约到毁约,一位应届生最长被耽误了足足八个月。从其在牛客网的自述来看,这位同学还在“未来单位”高强度实习了五个月。

 
“我现在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因为实习强度猛,实习生就背着营收kpi,论文现在也没搞完……现在春招都停了,只剩两个月找工作,何去何从????如果要解约,为何不早点提解约???”他绝望地打了一连串问号。
 
在入职前先实习逐渐成了默认的“行规”,工作像眼前悬挂的胡萝卜,让实习生们继续奉献低廉的劳动力。
 
苏晴的领导明确许诺过她“可以转正”,并称为了留下她的岗位“已经裁掉了不少老员工”,她才安心继续实习。而大饼最终没有落下,她在春招结束后被告知解约。一切必须从头来过。
 
那段时间,苏晴焦虑到每天都会掉眼泪,但擦干眼泪之后,她会继续疯狂投简历——2个月的时间,她在boss直聘上投了超过1000份简历。
 
晓雨去年八月就早早投入了秋招大潮。经过将近四个月的努力,她顺利找到了一份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为了这份offer,她甚至和上一家公司解约,赔了五千块的违约金。
 
“之后,就可以安心准备我的毕业设计了。”晓雨这么想。
 
然而毕业论文答辩结束,晓雨接到了公司的解约电话。
 
此时已是六月。电话那头给的原因是“公司因为业务调整,不再需要招聘那么多的校招生”。比起错过校招黄金期,更让晓雨心凉的是,“自己的应届生身份马上要结束了”。
 
每一名毕业生都知道“应届”二字的可贵。
 
洁如对此深有体会:“非常多的央企、国企很看重校招,更愿意在校招的时候去吸收人,社招并不占优势。”
 
“应届毕业生(的优势),一是企业更为认可刚毕业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二是可以依托母校的资源和平台优势,汲取经验并获得机会”一旦失去应届身份,很多窗口就从此关闭了。
 
此外,第一份工作也对个人履历有着重要意义,影响着职业发展。一份“低就”的工作,不仅会在后续求职中成为面试官考量的对象,也精神上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造成打击。
 
洁如被毁约后,在仓皇中将就了一份工作,她觉得这份工作“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现在做的工作与自身契合度很低,眼看着自己正走在与职业规划背道而驰的道路上,洁如很长一段时间陷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之中。
 
面对不理想的工作,洁如很难不对自己产生质疑,“我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做的太差了?身边很多没有我成绩和成果好的朋友都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我感到自卑”。

2

解约如分手,不需要理由

脉脉和牛客网的两个毁约话题下,校招生们分享和交流着经历,还制作起了毁约校招生的公司名单,但相比于“避雷”,更多是无奈和风险预警——毕竟工作已经这么难找,该投还得投。
73%被提及的毁约企业分布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
 
这与脉脉、牛客的用户构成不无关系。但在这类社群兴起的背后,是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行业的繁荣,这已经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时最青睐的行业之一:智联招聘公司在2019—2021年连续3年对应届毕业生的调研显示,毕业生最期待进入的行业始终是“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占比皆在20%以上。[1][2][3]

此外,27.1%的被提及毁约的公司规模在10000人以上,54.1%规模在5000人以上。较为头部的互联网企业,或称大厂,在校招毁约的讨论中占据着主流。
 
晓雨告诉RUC新闻坊,“往年很少听说互联网公司单方面解约校招生,但是今年大环境不好,大厂从三月开始裁员裁得很厉害”,“hc(headcount,指公司预计招聘的员工人数)也大幅缩水。”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企业毁约如分手,有时候甚至不需要什么充分理由。或是公司内部调整,“岗位取消”“公司缩减人员”“编制不够”“业务线调整”;或是归于不可抗因素,“行业不景气”“疫情影响”;还有直接指摘应届生的,“优秀的候选人太多”“与岗位不匹配”“有人出价更低”……
 
这些理由离谱又让人无奈: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要签我呢?
事实上,为优中择优,许多企业会要求人事部门大量吸纳应届生,于是HR会先超额录取应届生,以完成自己招聘的指标任务。但企业的空缺岗位并不能容纳那么多应届生,等春秋招结束,部分“超额”的应届生就只得被“结构性优化”了。
 
这些故事里提及的“毁约”,一般指企业撕毁三方协议。三方协议作为我国一项独有的就业制度,是高校生毕业之前,用以明确择业过程中,高校、学生与用人单位三方的劳务关系而订立的协议。[4]
 
在99个有效样本中,9个被毁约者明确提及“拿到了公司赔款”,金额在3000到8000元不等——这对企业来说几乎无伤皮毛,而学生们却得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方”并不平衡,用人单位往往立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被解约后,晓雨试图寻找转圜余地。她所在的公司校招群中,90%的人都被裁了。他们重新聚集在一个新建立的群聊,商量解决方案。“我们始终处于一个很被动的状态”,几番沟通下,也无法争取到内部转岗机会。最终,大家都接受了一份8000块的赔偿金,“可是,这笔赔偿金和我们的应届生身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算争取到内部转岗机会,也未必能获得较为满意的offer。大厂HR告诉洁如,公司特别申请了其他部门的岗位,让她去这个岗位进行面试,报录比例4:1。洁如顺利通过了面试,但随即得知的薪资方案又让她感到心凉,不仅工资缩水,也没了奖金绩效和项目分红。

思索再三,她放弃了转岗,重新进入协商赔偿的程序中。

3

太美的承诺太年轻,

什么可信、如何自救?

在求职的过程中,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反复试探、互相“养鱼”的情况并不罕见。
 
在“暧昧期”,求职者能够获取的对方意向的表达包括OC(offer call)、意向书和三方协议。但这些橄榄枝却并不具备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
 
即便“签了三方”,也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
 
我国对于三方协议的法律规范非常简单,仅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中有所提及,并未出现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中。
 
且《暂行规定》中,有关三方协议的内容只涉及了三方基本的义务、违约责任等问题,相较于正式的劳动合同,缺少工作福利、工作时间等涉及毕业生工作利益的核心问题的规定。[5]

失衡的局面下,应届毕业生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陈靖远告诉我们,“应届生首先应当明确,offer不是合同,仅为一种要约。如果用人单位发放offer后任意毁约,毕业生难以主张对方继续签订劳动合同。”
 
“在收到要约时,要着重注意有无限期回复确认的要求或者办理入职时间的要求。如果对该企业较为心仪,则应及时做出承诺回复,或及时办理相关入职手续,签订劳动合同。”
 
“如果offer中通知的入职办理时间间隔过长,则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大,毕业生需要注意从多份可能的工作机会中择优选择。”
 
但是,她还提醒到,这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的任意毁约行为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毕业生要注意留存证据,证明对方的毁约行为给自己造成的相关损失,如为准备面试的交费用、住宿费、通信费、体检费、培训费等,或者因信赖对方而丧失的其他入职机会,以备维权时使用。“同学们的维权意识越强,用人单位因恣意毁约所产生的成本越高,就越不会轻易毁约。”

当然,由于求职者本身即处于弱势地位,即便投入大量精力维权,最终收获也难以预计。
 
作为三方之一,高校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学生的避风港,或找回一点平衡?
 
在高校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丁涵告诉我们:不能,但可以提供风险提示
 
在今年3月,一家国企告知学生户口指标不足,暗示学生放弃入职。
 
这名学生此前已经同这家单位签订两方协议,并实习了一段时间,只等网签平台开放后签署三方协议。她还为此拒绝了其他offer。
 
不满于企业的做法,丁涵向对方单位负责人讨要说法,还在电话中大吵一架。
 
尽管如此,她清楚能够为学生争取到的几率十分渺茫。她所能做的是将该类企业列入“黑名单”,让来年想要前往这些单位的应届生们慎重考虑。

洁如第一时间就向就业处反映了被解约的事情,学院老师告诉她,学院对此也几乎束手无策,他们无法向该企业施压,无法要求企业履行承诺。她继而向学校就业处领导反馈这一处理结果,学校就业处承诺会将该企业拉黑,“不再愿意提供场地,让他们进入校内进行招聘”。


但洁如心知肚明,事实上,这些著名的互联网公司并不需要进入学校招聘,“他们的名气地位摆在那儿,自然会有很多学生蜂拥而至”。


“用人单位的这种行为不受约束,学校确实没有办法阻止”,丁涵对此也感到无奈,她继而强调了信息沟通对于应届生求职的重要性,“但是学院通过历年的经验和信息积累,相比于学生掌握了更多的用人单位信息,因此也建议学生在求职前主动同学院进行沟通、保持联系,获得信息支持,这对规避风险有很大的作用。”


(文中洁如、晓雨、苏晴、丁涵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1]智联招聘 . 2021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R]. 2021.[2]智联招聘 . 2020 年大学生就业力报告[R]. 2020.[3]智联招聘 . 2019 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R]. 2019.[4][5]谭晨琛. (2019). \"三方协议\"风险防范与制度重构.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018(001), 52-54,66.
数据:葛书润 余婉遥 王帆 张瑞 申屠泥 杨凯文
可视化:申屠泥 余婉遥 采访:王帆 张瑞文案:葛书润 王帆 张瑞美编:陈舒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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