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化的时代重温经典（那些文学作品告诉我们的...）
编者按：站在21世纪，回过头来重新审视19世纪的文学作品，人们惊讶地发现，早在那个工业刚刚兴起的年代，作家们就从刚刚显露的蛛丝马迹中，觉察到它对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
气候变化成为国际议题的起点在哪里？就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在那里，伴随着以燃煤为动力的工厂、铁路和轮船的发展，全球以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结构逐渐成型，工业革命由此兴起，而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从此飞速跃升。
19 世纪中叶， 随着工业的繁荣发展， 英国兴起了一批“工业小说”。其中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于1855 年出版的《北与南》（North and South） 是一部经典作品。
小说中大部分故事发生在英国北方一个工业小镇弥尔顿。那里是维多利亚时期燃煤工业的生产中心。小说里的主人公玛格丽特·霍尔由于家庭原因被迫迁居到那里，她对这个小镇的第一印象是：当地的环境、经济和城市规划都因化石燃料的使用而改变。
书中写道：“在距弥尔顿还有几英里时，他们看到一条深铅色的云悬在那个方向的地平线上。离小镇更近时，空气中开始有一股淡淡的烟尘味；也许，青草的香气比其他任何气味消逝得都快。很快，他们就迷失在又长又直、两侧规则排列着小砖瓦房的令人绝望的街道上了。”
弥尔顿由于城镇工业化而被厚厚的污染层笼罩着，正如BBC 在2005年推出的迷你剧《北与南》里描绘的那样。
优雅但贫穷的女主角与有权有势的纱厂厂主约翰·桑顿相遇，就如同发生在工厂里的《傲慢与偏见》。他们的爱情故事象征着一种让被新经济模式扰乱的国家恢复和谐的方法：玛格丽特缓和了桑顿自由放任措施的后果，改善了他与工人的关系。
正如小说快结尾时桑顿向他一个熟人承认的那样：“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机会用双手耕耘一些超越金钱利益的人际关系。”
然而，结合化石燃料经济来考虑这个解决方案，这样一种和谐的社会愿景在当时社会和环境大背景下十分脆弱。小说结尾证明，全球市场是强大而不稳定的，桑顿的工厂充其量只能提供暂时的安慰。最后，他破产了。
与此同时，在弥尔顿，烟囱喷吐着烟雾，无休止地发出咆哮声和巨大的撞击声，并且运转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器没完没了地工作着……很少有人来买东西，而那些买东西的人被卖家充满疑虑地打量着，因为信用根本没有保障……大量的投机行为在美国造成恶劣影响，且影响距离英国越来越近，不言而喻，一些弥尔顿的商家必然会受损失。
现在回顾《北与南》，可以从它对使用化石燃料的社会与经济的展望中看出这两者之间内在联系的紧密，同时证明了在面对国际上的不稳定时，国界形同虚设。
小说家阿米塔夫·戈什近期表示“ 针对气候危机，想象力和文化存在极大的局限性”，认为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使它无法表达环境和社会的复杂性。现实主义小说真的在气候变化的时代里无立足之地吗？
答案可以在另一篇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悲剧小说中找到，1891 年出版的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故事的开头，苔丝的父亲发现自己的姓氏德北菲尔德是德伯的改写，他们事实上都起源于一个曾经统治这块区域的古老家族。德北菲尔德一家最终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在一座教堂寻求庇护，周围是他们祖先的坟墓。
这些墓碑带有华盖，祭坛形，看起来朴实无华，上面的雕刻已经残缺了。黄铜从基体上剥落下来，铆形器件留下的洞口就像沙崖上貂打的洞一样。这些损坏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有力地提醒着她，她的家族已经从这个社会上消失了。
图片来源：VERY CD
与我们现在这个资源逐渐变得紧缺的时代有些相似，在苔丝生活的年代，家财已被耗竭，她被先人挥霍无度留下的废墟所围绕。
哈代也深深习惯于日益工业化的农业对生态的破坏。在小说的最后，当苔丝被她的恋人安吉尔·克莱尔抛弃时，她被迫接受了在弗林特石灰谷农场广袤多石的原野上工作。
她在严冬中辛苦劳作，忍受着蒸汽动力的打谷机没完没了的运作，让工人逐步沦为机器。与此同时，安吉尔离开英国去了巴西，才发现英国人的身体适应不了热带的生态。他看到来自英国农场的母亲们抱着婴儿步履沉重地行走着，当那些婴儿发烧至濒死时，这些母亲会停下来，用双手在松软的土壤上挖出一个洞，将孩子埋进去，洒下一两滴泪水，然后继续步履沉重地行走着。
苔丝和安吉尔，还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背井离乡的殖民地家庭，就像气候难民，受困于被大农场经营破坏了的环境和充满敌意的气候之间。
《德伯家的苔丝》中所有的悲剧都以苔丝为中心。因为她不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看作社会和生态集体的一部分。
她坚定地关爱着身边的一切，甚至包括最富有争议的，因被强奸而生下的儿子。尽管在伦理和经济的重压下。在她父亲拒绝接待教区牧师后，苔丝选择亲自为濒死的儿子施洗礼，给他取名为“ 悲伤”，然后为他争取了一个基督葬礼。虽然毫无意义，苔丝依然不愿放弃照顾别人，即使身在灾难中心也仍坚持着这份执着。
而文学本身并不会将我们从全球变暖中拯救出来，但单单依靠经济或科学也是不可能的。气候变化已经揭示了西方文明中想象力的不足，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则提供给了我们一种重新思考和感受当下的途径。
《时间机器》里对人类未来的悲观展望令人害怕，图片来自1960 年的改编电影。
根据澳大利亚作家詹姆斯·布拉德利的说法， 那些探究如何表达气候变化的当代作家已经发现， 类似于科幻小说的体裁比现实主义更适合这类内容。描述气候变化下人类的未来， 比描绘现实更有冲击力，也更容易引发人们的呼应。
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10 年，就像现在一样，是一个文学体裁革新的时代。在这些革新之中极为著名的一个就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学浪漫小说了。
在1895 年出版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里， 威尔斯建立了一种叙述手法，可以使自己在巨大的历史跨度下思考社会和环境的改变。在小说的结尾，时间机器的发明者开始了一段去宇宙终结处的旅行。
“ 我环顾四周， 想要找到一丁点生命的痕迹……但看不到任何移动的东西， 无论是天上还是海里。礁石上的绿色黏液证明这里没有生命的存在……海边细浪低语。除了这些了无生机的声音之外，一切都是寂静的。寂静？这份寂静难以用语言形容。所有人类的声音，那些标志着我们生命的背景音——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在想象这片荒凉的海滩时，威尔斯借用了一个当时盛行的预言：熵增定律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宇宙热寂，只是最终结局是全球变冷而不是全球变暖。但至今仍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小说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物种，而不是从更加局限的个体或国家角度来看待人类。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最先开始凝望地质时间尺度的深渊， 并大胆地将自然史视为物种消亡史。因此， 威尔斯描绘了一个连科技也无法克服灾难性的自然进程的未来， 并勇敢地想象出了一个没有人类存在的地球。
尽管当时的作家缺乏对全球变暖的认识，但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气候变化融入了小说的背景。如今，我们仍可以从他们对当时社会快速而影响深远的变革的深刻认识中，了解到一些东西。在他们手中，小说成为了一个思考个体、社会、经济、自然间关系的有力工具。
作者简介：飞利浦·斯蒂尔（Philip Steer），新西兰梅西大学高级讲师。
（来源：《科学美国人》 编译：刘钊）
参考来源：《中国气象报》8月30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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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