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学家的使命及主要任务
即便如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数字经济学家的使命及主要任务的分析，为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贡献一份力量，并把相关建议作为“数字经济学家”公众号的指引。
一、数字经济概念在不断演变中
1995年，美国畅销书作者Don Tapscott率先撰写了《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风险》（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遗憾的是该书似仓促之作，跟通常意义的数字经济关联度不高。
事实上，Don Tapscott是“无知者无畏”，对于如何定义信息技术跟实体经济的融合，不少经济学家的确做了一些探索，包括鼎鼎大名的商业历史学家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和James W. Cortada等。
钱德勒在2000年出版的《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A Nation Transformed by Information：How Information Has Shape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中指出，由于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专业性强，所以该书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参与撰写，最终成为八位作者文章的合集。
同为《信息改变了美国》一书编者的James W. Cortada对信息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恋恋不忘，结合到1977年钱德勒写的《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他在2004年撰写了系列丛书《数字化之手》（The Digital Hand），分为制造业、金融和媒体、公共服务等三本，其本意是为了探索数字技术跟传统产业融合的情况。
了解经济学历史的读者应该知道，不管是钱德勒还是Cortada，他们都是模仿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写的《国富论》中提到的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希望找到新型经济业态中的动力机制（dynamism）。
如果大家耐心阅读过去20多年发布的数字经济相关文章或书籍，可以看到人们每个时期关注点各不相同。
在1998年和1999年美国商务部电子商务秘书处（Secretariat on Electronic Commerce）相继发布了《新兴数字经济》（Emerging Digital Economy）之一和二。大家看报告撰写人就很清楚，这两份报告都是与电子商务有关，跟目前的数字经济有很大差距。
二、为什么关注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较为国际化的概念，直接跟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相关，更容易受到各国政府或国际政府合作组织的青睐，这包括美国商务部、德国经济与能源部（BMWi）、中国商务部和发改委等，当然，它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测量和制定政策。
望文生义来讲，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概念，例如信息物理系统（CPS，Cyber-Physical Systems）、两化融合、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等都跟技术直接相关，指代的技术种类相对较为狭隘，但对于数字经济对应的数字技术，概念更为宽泛，只要跟计算技术有关的都可以称为数字技术。
有部分专家认为信息化（或信息经济）跟数字经济是一回事，但事实并非如此。
2017年，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数字经济，并把年度《中国信息经济发展报告》改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9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也把长期发布的《信息经济报告》改为《数字经济报告》，并发布了近200页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引起了行业人士的关注。
对于德国来讲，在德国经济和能源部（2005年前为经济部）的指导下，Kantar TNS在2000年开始发布事实报告（Faktenbericht）和趋势报告（Trendbericht），2009-2011年开始发布《德国数字化监测报告》（Monitoring-Report Deutschland Digital），2012年开始，转为以《数字经济监测报告》（Monitoring-Report Digital Wirtschaft）发布。
据工业4.0研究院观察，在德国经济和能源部指导下，由Kantar TNS和ZEW Mannheim联合发布的《数字经济监测报告》非常精细，涉及到16个州的情况，成为了德国数字经济发展指南。
自上个世纪末美国商务部关注数字经济的测量，经过20年的时间，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方法，目前德国或欧洲对数字经济的测量方法，大都遵循美国方式。
虽然过去20年中国希望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主要借鉴学习日本的信息化概念，但随着日本数字经济式微，中国各个机构转向德国和美国取经的趋势明显，这包括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开始发布《数字经济报告》、国家发改委高新司下设“数字经济处”等情况，都意味着中国产业政策和研究开始国际化。
三、给数字经济学家的几个建议
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通过学习西方国家获得了快速发展，由于与日本一衣带水的缘故，日本制造给中国带来的影响非同一般，其中包括来自日本的“信息化”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IT发展历史。
随着接触美国和欧洲相关领域的深入，中国行业人士意识到来自日本的“信息化”概念体系的局限，顺应全球趋势，采取数字化（Digitalization）的描述方式，有利于中国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发展中去，例如，为了跟国外学者进行交流，采用数字经济相关概念更为方便，同时，为了进行外贸和国际谈判，采用联合国、OECD等国际组织认可的数字经济测量方法，更容易取得共识。
结合到工业4.0研究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研究，给正在出现的数字经济学家群体提出以下建议：
（一）针对数字经济相关的通用目的技术（GPT，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进行研究，切实满足普遍适用的要求
1991年，Timothy F. Bresnahan和Manuel Trajtenberg发布了《通用目的技术：“增长的引擎？”》（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Engines of Growth”？）疑问，阐释了在技术革命时期，通用目的技术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巨大价值。
作者在文中提出了诸如蒸汽机、电力和半导体等为通用目的技术，在2018年，Manuel Trajtenberg撰写了《作为下一代GPT的AI：一种政治经济视角》（AI as the next GPT：a Political-Economy Perspective），对人工智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分析。
不过，国内对通用目的技术认识还不够深入，希望数字经济学家们可以对相关主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分享给行业人士。
（二）加强数字经济的产业政策研究，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统计测量体系
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发布了《GDP和数字经济：跟上变化》（GDP and the Digital Economy：Keeping Up with the Changes）；2001年，美国统计局发布了《测量数字经济》（Measuing the Digital Economy）。
作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如果缺乏准确的测量，那就难以对成果进行判定，也谈不上改善效果，因此，数字经济迫切需要来自各方的数字经济学家努力，构建一套合理的中国版测量标准，更好指导各地政府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三）针对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的需要，对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进行深入研究，并把相关成果分享出来，作为行业知识库的内容
根据OECD的研究，各个产业通常分为高技术（High Technology）、中技术（Middle Technology）和低技术（Low Technology），归属于不同种类决定了经济增加值的大小，同时也决定了行业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建立的能力。
2007年，Malecki指出数字技术开始在高技术之外扩散，这对于信息技术产业归属于高技术范围的结论是一个改变。
工业4.0研究院认为，由于数字技术具有通用目的技术特征，这必然会带来赋能的效果，也意味着前面提及的通用目的技术研究之必要和重要，通过通用目的技术的深入研究，将给我们深入认识数字经济带来新的突破。
自2019年9月21日本人注册“数字经济学家”公众号以来，一直尝试写一篇文章阐释数字经济学家的使命和主要任务，在国庆期间，经过大量的资料查询和阅读，终于把本文完成。
文章中提到的报告不下100份，如果大家确有需要，可以到“工业4.0创新平台”查询下载。
作者介绍：
胡权，工业4.0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开源工业互联网联盟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