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国华：永难忘怀的知青岁月

作者：伊国华

2024年5月，是原广元棉纺厂、汽运37队知识青年下乡插队50周年+（50～52年）的日子，由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插队知青组建的“广元知青逐梦俱乐部”主办，广元市昭化区清水镇松梁村、傲盘村协办的《难忘的知青岁月，难以割舍的情怀》巡回联谊活动，分别在原张家公社松林村（今清水镇松梁村）和原香溪公社（今清水镇香溪村）广场举办。俱乐部50多位知青用40多天时间精心编排出12个文艺节目，表达出对曾经流血、流汗、流泪奋斗过的土地和曾共同奋斗生活的老房东、同龄伙伴们深深的牵挂和关心。这是他们第4次（每次2～4个地方）回到下乡插队的地方开展联谊活动。

据悉，今年是原广元棉纺厂、汽运37队子弟赴原广元县虎跳区香溪公社、张家公社、太公公社、黄龙公社下乡插队50周年+，他们在发出的倡议中写道：“对于有着知青经历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我们这代人而言，曾经下乡插队的人生历练深深的镌刻在记忆之中，当年以少年之身所承受的身体和心理的苦难曾让我们刻骨铭心，当年来自父老乡亲的关心帮助让我们感受到的温暖至今温度犹在，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曾让我们感到苦涩和艰难的这段人生经历的记忆却在不知不觉中泛起了暖暖的涟漪，让我们感受到的温暖常常燃起思念的火苗。

那里的山、那里的水、还有那里的人时不时也会回到梦里，对曾经流过汗，流过泪的那方土地突然有了一种眷恋，心中萌生了一种渴望：多想再走一次年少时曾留下无数足迹的山路，多想再喝一口当年挥汗劳动时消暑解渴的甘甜泉水；对曾共同奋斗和生活的老房东和同龄伙伴们突然产生了难舍的牵挂和情怀。当年的老房东们还健在吗？当年玩在一起的同龄伙伴们还好吗？当年的贫穷之地脱贫富起来了吗？”

正是白露节气，笔者正欲见到知青们时，天空忽然下起了急雨，10多分钟后，又还给了人们一个艳阳高照、暑气逼人的天气。坐在广元老城图腾7楼的“人民茶楼”，笔者终于见到了1972年3月下乡插队到原张家公社松林大队（今清水镇松梁村）的李秋生，1973年到香溪公社胜利大队（今清水镇香溪村）的蒲志敏（女），1975年到香溪公社傲盘大队（今清水镇傲盘村）的高学兵（女）、杨雅莉和张家公社长春大队（今清水镇石庙村）的刘华荣（女），1976年到香溪公社元林大队（今清水镇金紫村）的姚广凤（女）和李全兴。

在闲谈中，获知已在《党史纵览》《文史春秋》《中国老区建设》等报刊发表200万字左右的广元文史散文作者何广华，居然与李秋生同一天下乡插队，到了香溪公社元林大队。在这些知青中，高学兵、杨雅莉系汽运37队的职工子女，李秋生、蒲志敏、刘华荣、姚广凤、李全兴、何广华系广元棉纺厂职工子女。

《广元县志》1994年版记载：“1964年，开始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主要是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大量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到 1978年止，全县上山下乡城镇知识青年18146 人，其中成都等外地5813人，占总数的32.03%”。《清水镇志》记载：“1967年第一批成都知青到香溪公社。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消息，广元的知青相继到香溪公社。至1978年，共有知青88人，其中男62人，女24人，落户到香溪公社各大队各生产队接受再教育。至1969年3月，成都、广元两地知识青年162名先后下放到清水乡各大队各生产队参加劳动锻炼，有2人入党，48人入团，一般表现较好。到1981年，清水公社、香溪公社、张家公社知识青年全部回城安置工作”。李秋生、高学兵回忆说：“我们下乡时，成都下乡的知青已经返回成都市了”。

知青，就是各厂矿、企业单位职工的子女。因李秋生、高学兵等知青们下乡时间较晚，笔者没有在他们的回忆中听到“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二月逆流”等颇具知青代表性的一些词汇和语言，他们的回忆都与吃、住、行和生产劳动有关。

那时，适龄的青年都要下乡。李秋生回忆说：“下乡前获知让我到虎跳区下乡，我考虑虎跳离家太远，就计划找个离家比较近的地方下乡。我先去了今利州区嘉陵街道亮垭村生活了3天，感觉那里地理条件太差，人们吃得也差，吃的都是包谷面烤馍；我又去了今剑阁县下寺镇（时属广元县）住了3天，感觉条件也比较差。再也没选择，我就下乡到了张家公社松林大队。”高学兵、杨雅莉、蒲志敏等知青们说：“我们那时年龄小，也不知道选择，分配我们到哪里下乡就到哪里下乡。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下乡的地方都是鱼米之乡，吃的都是大米白面，生活一点问题也没有”。

何广华在《入党》的回忆中写道：“那时我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第一次打谷子，不一会便将两手磨破，鲜血染红了谷把；第一次挑大粪，沉重的担子压得我腿打颤，腰打闪，陡峭的山路毫不留情地把我甩下山涧；第一次赶集市，我不慎迷了路，只好一个人在荒山野岭蹲了一夜；第一次学耕田，老牯牛欺生，一头将我拱下田坎，浑身上下扎满了荆刺……”

杨雅莉有一次下陈水田，下去后腿上吸上了两只蚂蟥，她吓得不行，回家拿起镰刀割腿杆上吸上了蚂蟥的那块肉，把血都割出来了，有个老农看见后说：“女子，血流尽了要死人哟”，他说袪蚂蟥很简单，马上折了一根篾签在烟锅中透了一点烟油，点在腿杆上两处有蚂蟥的地方，一会儿蚂蟥就出来了。

姚广凤回忆说刚下乡时水土不服，加之住的地方空气潮湿，下乡第二天浑身便长了湿疹，痒得不行，把全身都抠烂了，她走了两小时才走到苍溪县永宁镇街上，找车回广元城治疗，谁知回到广元城湿疹就好了。身体好了就必须回到下乡的地方，没过两天，浑身又长满了湿疹。就这样反复折腾了多次，她慢慢习惯了当地的气候，身上再也没有长湿疹了。

那时，香溪公社的知青都要走两至三个小时才能走到永宁镇街上乘车，张家公社的知青都在公社的路边等虎跳到广元的车，他们一般招停路过的货车，司机知道他们是插队的知青，也不向他们收路费，实在没有车时就乘班车（客车）回广元。当时班车的收费为广元至虎跳区场上2.5元，至张家公社2.2元，至永宁镇2.4元。当时只有泥结石路，路面很孬，早上天没亮就从广元出发，中午才能走到永宁镇吃午饭，吃过饭后再走回到居住的地方，路面上的石子呈三角形，走起路来十分烙脚，回到住的地方躺上床就不想动了。

蒲志敏下乡后拜了许丕华为干妈，干妈待她如亲生女儿，把她供养得白白胖胖的，体重也长到了122斤。她说，那时做什么事很要强，事事都拼在前面，因此1975年参加了广元县的先进代表会议，是棉纺厂3个“先代会”代表之一。记得最深刻的事就是去香溪公社参加会议，当时穿了回广元探亲时带来的新裤子，走到陈水田（农民存水的田，因存下的水不是新水，俗称为陈水）边时欲洗下手，不慎滚入水田中把全身都湿透了，在会议上发言手抖得连稿子都拿不稳。

她说，当时在干妈帮助下，她本来选择了到西安医学院继续学习，政审、体检都过关了，到公社询问时得知名额被别人顶替了，让她上师范校，她考虑后再去询问师范校名额时却没有了名额，无端的打击让她失去了斗志，不再在生产队里挣表现，也不再争强好胜，生产队怎么安排就怎么劳动了。听到她的回忆，我们都为她感到了惋惜。

大春、小春生产时，生产队考虑到女知青们体力弱，安排她们往田里地里散粪。几位女知青争先恐后回忆说，农民们从牛圈背来的牛粪倒在田里或地里，我们就要用手把牛粪散开、散均匀。

男知青说，那是你们没有经验，散粪可以镰刀和叉子配合散开，哪里要用手去抓粪呢？最麻烦的是往田里和地里担（挑）稀粪，个子矮的知青担上粪桶后和人一般高，担不了一会儿肩膀便累了，他们只好搁下粪桶再用另一只肩膀担，别人担3次他们才能担1次。

看着当地的农民们担着粪桶便走便自由换肩，心里羡慕极了，学了好久才学会换肩。大家回忆说，看着农民们用连枷给油菜和豆类脱粒，他们也跟着学，开始怎么也把连枷翻不起来，农民们又教他们怎样用力才能把连枷翻起来打下去，慢慢地学会了使用连枷。不光这些农活，哪怕就是割麦割谷，怎样才能割得好、把子放得整齐，这些都是大有学问的，大家都说让自己长了见识。

知青们最感兴趣的事是去修建八一水库、白鹤水库和春阳水库，说担水库用劳力往外背土石是一方面，主要是水库上人多热闹，还能吃得饱，也不觉得累。大家开始不懂吃饭的技巧，总也吃不饱，甚至嘲笑农民们开始只吃半碗饭，慢慢地知道农民们先舀半碗饭吃了，再去便舀便按成紧紧的一大碗饭的原因，他们依样画葫芦，终于也能顿顿在水库建设中吃饱饭了。

说到吃饭，是大家共同回忆的话题。刘华荣回忆说，贺国辉、黄桂华等几位知青串队到春阳大队（今清水镇傲盘村），就是到别的生产队知青处耍，到了知青何广建处，中午蒸了一锅饭，饭蒸好撬开锅盖，白米饭上卧着一只袜子，不知是蒸饭时米里就有了袜子，还是撬锅盖时从锅盖上掉下去的袜子。饭已经蒸好，知青们也没有了办法，大家捡出袜子，每人舀了一大碗饭，配着盐巴和泡菜，照样吃得高兴、热闹。

有知青说她每月拿发给的1斤肉票去割了肉提回去熬油吃，也有知青说，割肉就是他们的好日子，大家把割来的肉放在一起煮，煮上一大锅，肥肉瘦肉兼顾着分给每个人，大家饱饱地吃上一顿，又期待着下一次发了肉票后割肉一起聚会。

李秋生回忆说，因为他住在公社旁边的大队，每月公社开知青会时五十多个知青都要在他住的地方聚会一次，知青们开完会后一般要和公社的中学或小学打一场篮球，然后聚会，一顿要吃去几十斤米。他笑着说，当时他一年要分600斤粮食，好在下乡的地方是鱼米之乡，吃粮是没有问题的。

让他记得最深的吃饭故事就是有知青往炕好了的馍馍上吐口水，那次聚会，知青们把米饭吃完都感觉没吃饱，他又拿出面粉炕馍馍，馍馍好了后大家都抢着吃，有个知青第一次没有抢到，等第二个馍馍好了后他马上往馍馍上吐了口水，这下没有人抢了，他就一个人抱着吃了。那时人多，叫饭时没有地方坐，大家都端着碗蹲着吃。还有一次给生产队办事后招待他喝酒，喝的是蕨藤根酒，酒苦，他喝醉了，不慎把一个高高的东西弄倒砸坏了农民的椅子，好说歹说，最后还是生产队帮他给农民赔了一根树。

蒲志敏回忆她最高纪录是吃了5斗碗（因碗大，也称品碗）包谷、小豆等杂粮和豆花煮在一起的豆花稀饭，至今她还喜欢在家中做这样的豆花稀饭，只是饭量小了，她说那一顿吃的饭，按现在的饭量要吃上好几天才能吃完。

知青们说，那时正长身体，饭量大，男生一顿要吃1.2斤米的干饭，女生也要吃上1斤米的干饭，下乡第一年每人每月45斤粮8元钱，第二年只有35斤粮或70斤谷子，因为不够吃，还吃过派饭、转转饭，但大多数时候是吃得没粮了又去队上称，生活基本上还是有保障的。

说到住的地方，知青们说一般都住在农民家里，有的住堂屋、有的住偏厦。杨雅莉说她住的堂屋里放着两口黑黑的棺材，她开始感到很害怕，有一次她还听到棺材响。农民们比较迷信，说有棺材响就是家中有人去逝，那户人家的老人问了她几次是哪个棺材在响。后来只有元林大队修了两排知青房，安置了6位知青，每人都有了小套间，外间煮饭，里间睡觉。

下乡插队，李秋生读完了四大名著，从称秤员升到分配员，因此学会了会计，为后来回到城里的工作奠定下了基础。何广华在《我的拙笔岁月》中写道：“精神生活尤其匮乏，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仿佛与世隔绝一般。万幸的是队里有个读过塾书的老会计，家里藏书颇丰，偶尔还写些诗词自我陶醉。可能是被老会计所感染，抑或是蛰伏的文学梦未曾泯灭，尽管累得东倒西歪，我还是天天跑到他家里找书看。每当人们进入梦乡，我便点亮一盏自制的煤油灯，陪伴着如豆的灯火如痴似醉地写。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那几大本肤浅而又幼稚的文字……韶华远去，老之将至，我终于写出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在全国28个大中城市的报刊发表”。

高学兵回忆说，最让我们骄傲的是下乡插队到元林大队的知青刘刚，返城后通过学习，高升到了省交通厅工作，2019年5月8号还与我们一起回到了香溪公社与当地村民联谊。

李秋生回忆说，1979年，国家要求知青父母所在单位必须把本单位未回城的知青子弟组织回城，因无招工计划各单位均采取成立“大集体”或“小集体”的方式安排就业。因知青们是“小集体”，都不是正式工，企业有活就做活，没活就参加学习，其实做的都是和父母一样的活。后来，知青们才被逐步招工成为正式工。

杨雅莉回忆说，她下乡插队的的队小，2005年计划回插队的地方看看，和丈夫给全组26户人家都买了礼物，有个90多岁的小脚老太太说她家没什么东西，拿了拐枣送给她。杨雅莉知道她家困难，她买礼物时忘记了老太太，硬塞给了老太太200元现金。杨雅莉说，我本不要他们送的东西，他们却说有钱看不上他们了了，再也看不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没有办法，我只能收下，结果走时，村民送的鸡、鸭、腊肉、米面装了一皮卡车。

李秋生说他每年要去插队的地方七八次，那家人的户主叫张家迅，1994年为他家赠送了彩电，使他家成了组上第一家有彩电的家庭，如今每年帮他家卖猕猴桃2000元左右。

正要告辞时，李秋生握着笔者的手，高兴地说：“我们组建的广元知青逐梦俱乐部，2023年9月9日参加首届张家界市慈利县文旅艺术节暨张家界地缝杯才艺大赛，获得了金奖，奖金1.2万元，请你一定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作者简介：伊国华，1969年生于四川苍溪，四川省作协会员,广元市党史和地方志专家，广元市政协七、八届文史研究员。已发表作品近百万字，作品散见于《福建日报》《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等报刊。与人合著《赶考路上》《核心记忆》等多部非虚构文学书籍，参与编辑《广元市志》《广元市情》《中国国家人文地理·广元卷》等多部史志书籍，策划并撰稿多部电视纪录片在凤凰卫视、阳光卫视、中央电视台播出，多次获四川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电视社教类一、二、三等奖、四川省广播电视政府奖报纸类一等奖，省委宣传部宣传四川好新闻奖和广元市优秀精神产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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