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芳：母亲上学那点事

作者：王祖芳

我的母亲生于1938年，今年87虚岁。经历过旧社会的老人，对食物的回忆占据了生活的很大部分，除外便是上学的事儿，亦如烙印刻在母亲记忆的深处。

幸运入学

母亲的祖上略有薄产，且家里有父母和三个兄长的辛勤劳作，不至于穷困潦倒，吃穿问题基本能解决。但身为女孩子，读书就是天方夜谭了，何况兄长们都未曾上学。

直到新中国成立两年后，大队农会主任说：“整个大队，我看就是罗海林（我大舅名）的妹子看起来不错，我一定要让她去读书。”这句话改变了母亲的命运。外婆无条件支持我母亲上学有原因：孩子的体质太弱了。那时候，家家户户吃的米粉面粉的出产处都是石磨，而外婆家磨粉这事是母亲和大舅妈两个人的任务。每次磨完粉，我母亲都会感觉天旋地转，不吃不喝，昏睡大半天。外婆怜惜家中独女，说既然有机会读书，就让这孩子去读书吧。

到底给不给我母亲上学，不是外婆一人说了算。全家七口人，当时小舅舅还没有多少话语权，我母亲更不能表态，大舅妈已过门，投了关键的一票，最后结果是赞成票和反对票为三比二。所以说母亲相较于其他女孩子算幸运了，幸好成长在新社会，幸好有农保主任的力荐和家人最终的支持。当然后续能读下去，离不开母亲自身的努力。

1952年，过完年，母亲终于跨进了校园。那时，我母亲已经是15虚岁。

如饥似渴

那时候像我母亲这个年龄才上学的不是个例，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百姓的思想也逐步解放，母亲的同学中甚至有已结婚生子的妇女。上学后，我母亲格外勤奋，不久就脱颖而出。班级是复式班，读一年级时老师就安排我母亲教同在一个班里的半年级同学了。再后来，还得帮老师批自己班的家庭作业。当选大队委后，还是学校的图书管理员，身兼多职。

学校里的事务多，作业就得带回家做。外公有意见了，不准晚上做作业，不准点灯，说一天到晚在学校里，还要回家耗油？我母亲只能趁着家人到邻居家串门时偷偷摸摸做着作业。从邻居家出来到外婆家的路上有块石板，人踩上去会发出“窟窿”的一声。母亲发现这个规律后，听到石板响就吹灭油灯假装睡觉。

尽管母亲的成绩一路领先，外公还是以家里没人割牛草为借口让我母亲辍学了。谁知引来全校七位老师连跑一个星期进行家访，外公迫于压力勉强答应，同时外公提出了条件：农忙时，我母亲要跟着牛尾巴割草。每年要缺课，母亲每年还是第一名。三年级第二学期，做黄梅时缺课高达42天，回校后第一天就有数学考试，母亲只考到42分。班主任老师都有些担心了：你这孩子，要留级咯。母亲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期末考试中再中榜首，没给别人打破纪录的机会。

其实，外公并不是冷酷无情的人，当时的所作所为纯粹是生活所逼。从四年级起，每家每户进入互助组，外公养的牛成公家的了，我母亲终于不要跟着耕牛割草，这才从琐碎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得以一心一意地念书。

从上学起，母亲一度是村上人心目中的“秀才”，常有人找上门来帮忙写信。那时候念书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邻村有个叫罗广庆的大队干部，其弟在外参军，有时是他母亲找我母亲帮忙写信，有时是他弟媳妇找我母亲帮忙写信。之后，他们送了丝线表示感谢。这一大卷闪闪发光的蚕丝线，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我家的衣柜里收藏着。

三只书包

母亲在小学里一直没有书包。外婆用一块黑底方格布折叠成一个包袱，在一个布角处缝了一枚细铜钱，别在用布缝的一个扣子里，这就是母亲的第一只书包。每次听着母亲的叙述，我就仿佛看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小媳妇手挎布包袱，走在回娘家的村间小道上。这样想着，我忍不住想笑，又很心疼我母亲的遭遇和外婆的无奈。

我母亲小学快毕业时，外婆买了一块枣红色棉布。我妈自己做了一只书包，特别珍惜，视若宝贝，在书包上面用白色和绿色碎布做了一只小白兔吃青菜的图案。

读初中时，随着学习用品的增加，做的这只书包嫌小了，母亲便想方设法买了一只大的书包。母亲读书十年，只买过这一只书包，质地为蓝布，上面三根白筋和一颗白色五角星，花了三块钱。那时候母亲就读的上沛中学食堂不给通学生（走读生）提供午餐，母亲和许多通学生需要自行解决中饭问题。外婆每天给我母亲一角钱买中饭。一碗盖浇面要一角钱，而五分钱即可买一斤菱角，吃得滚饱。我母亲省吃俭用存到了三元钱，才买到心心念念的书包。

可当我母亲把买的这第一只新书包拿回家时，一下子刺激了外公的眼睛，外公举起棍子就要打，认为我妈花钱太大手大脚了。多亏外婆护住了我母亲，我母亲才躲过一顿打。

纸笔珍贵

1954年清匪反霸运动中，大队里对所有地主进行盘查，要求地主交代自己的事情，记录者就是我的母亲。大队干部要求母亲把地主讲的每一句话记全，不能有遗漏。那时候纸真是金贵，大队里都没有纸，记录用的是我母亲的本子，记完后要撕走记录的那几页，母亲心痛啊。

母亲知道本子对于自己有多重要！她至今都没有忘记，有几次实在没有本子可以写了，连纸都找不到一张，最后借邻村练庄村人毛同学的纸做了作业，等老师批完后，把上面的笔迹擦干净后再还给那位同学。铅笔写的字擦起来容易，而老师批的红墨水印迹得费力反复地擦，力道要掌握得好。母亲对那位同学铭感五内，至今还记得那位同学的名字，还记得她家兄弟姐妹有四人，家里很重视读书。

那时候大家都用铅笔写字，钢笔属于稀罕物。大舅在一次参加扫盲时却捡到一支钢笔，福佑牌，太稀奇了，给母亲用了一整个小学，直到笔头已经像铁锹，还仍然在用。小学毕业时，高一届的同学送给母亲一支解放牌钢笔，情义深重。

初中时，母亲才拥有第一个笔盒。而读到南渡高中时，这个笔盒连着所有的笔被盗，令母亲懊恼了很久，难以释怀。现在想来，这只笔盒当时一定是到了更需要的人手上了。

寄宿学校

刚进入上沛中学读初中时，学校规定十里外可以住宿，十里路内不能住宿。我母亲只能当通学生。每天早上听鸡叫起身，走到镇上时天还没亮，校门自然也没开，母亲总是躲在学校旁边的两个长长的草堆的夹缝里。“秘密基地”可不敢告诉别人，听到轮船开走了，母亲再从草垛中出来。

一个女孩子单独走七八里地夜路的恐惧不言而喻，母亲非常羡慕别的同学有同伴，不像她，整个村子里就她一个人在读中学。多亏家里的狗非常通人性，有时候把我母亲送到街口回头，有时在草堆里一直陪着，母亲去学校它才回家。

学校里有农场在镇南，轮到去农场干活的那天，劳动结束后再回到集镇北边的家，几乎是半夜了。那些超乎寻常的辛苦直接摧残了母亲的身体，身体机能出现了紊乱。

有一次母亲做完主课作业实在撑不住了，就没做历史作业，第二天被历史老师批评了。母亲赌气一天没上学。学校很负责任，派教导主任来家访，心直口快且护犊心切的大舅妈一边说明情况，一边责怪学校制度的不近情理。教导主任立即答应可以住宿。第二天，母亲就寄宿在学校了，免除了每天来回奔波的艰辛，顿时感觉幸福得很。

此后，母亲上学的困难越来越少，一路向好……

母亲看到我们现在同学之间时有往来，常常赞叹，他们读高中时同学之间像敌人，盛粥时一旦溢出碗口，就得受罚，一个星期不得添第二次，哪怕根本没吃饱，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吃。就这样，同学之间常常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不过母亲又总是会念叨着还记得的同学的名字，然后说道：“主要还是那时候的条件太艰苦，人与人之间就变得冷漠了。”

母亲的经历是一代人的缩影，已成为了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惟愿未来常欢愉，皆胜意，且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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