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现场|王曦：不确定性与腐败决策——一个实物期权模型
2017年11月01日，国家治理研究院第五十八期学术沙龙如期在文科楼第一会议室举行，本期沙龙的主题是“不确定性与腐败决策：一个实物期权模型”，主讲老师王曦教授。
王曦，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学与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百名研究专家，国家统计局百名经济学家，《世界经济》杂志编委。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
本期沙龙王曦老师主要为大家介绍了其构建的一个用于测量腐败决策的模型以及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体会。沙龙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构建的模型，第三部分是主要的研究成果，第四部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五年来，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持续高压反腐是今后我国廉政建设的趋势。随着反腐的推进，如何巩固现有反腐成果，建立长效预防机制，深化从严治党和推动基层廉洁治理是目前和下一阶段反腐政策的重点。制定有效的反腐政策，根本是深入探讨官员腐败决策的微观基础行为，并据此设计合适的动态激励。
为此，王曦老师从官员的理性微观决策角度，将腐败视为官员的一种选择权（option），通过建立数理模型的方式来考察其长期中面对政治收益和腐败收益双重动态不确定性时官员腐败的决定因素、腐败时机和反腐政策设计问题。
关于腐败模型，Becker and Stigler（1974）首次提出研究腐败水平的理论模型，模型中腐败收入和政治收益都是固定的，不确定性只反映在被捕概率，官员会在预期收入和腐败行为之间进行权衡。模型结论：影响腐败决策的因素是职位的稳定性，官员工资收入和被捕概率，提高官员的政治收益和稳定性，加大腐败成本，可以抑制腐败。Shleifer and Vishny (1993)把产业组织理论引入腐败理论模型，强调政府组织和市场结构对腐败蔓延的重要性。模型结论：腐败收益与官员的政治权利正相关。腐败水平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垄断结构，垄断程度越高，腐败水平越高。任何制度和政策安排都要注意官员政治权力和腐败收益的关联。
之后的理论模型，基本在这两种框架下进行扩展。传统的考察腐败的理论模型均采用静态或确定性动态模型，无法深入刻画官员在长期的动态腐败行为，分析长期反腐政策的有效性及其设计问题。随着宏微观数据的丰富，近年来涌现一些直接衡量政治收益、腐败收益不确定性和官员前瞻性预期的实证文献，但是也只关注单一方面影响，无法对腐败决策的机制进行深入剖析。这些文献在研究腐败成因时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现有理论研究的薄弱和不足，实证检验的设定具有先天缺陷，结论也自然令人困惑。
沙龙的第二部分是对腐败决策模型的构建和求解，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第三部分阐述了研究的主要成果，一方面，新的模型对原有的理论框架进行了以下改进：（1）引入双重不确定性：将政治收益和腐败收益视为两个随机过程；（2）引入实物期权模型：构建一个长期随机动态的腐败行为模型，腐败的时机和数量都是内生的，根据官员的效用最大化来决定，可以考察官员的前瞻性预期。另一方面，通过模型求解，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腐败水平取决于有效腐败收益，而不是单一方收益的水平值。（2）影响腐败水平的关键因素不是单方面的不确定性，而是相关风险（有效腐败收益的方差）与相关系数的大小。在不同的相关风险下，单方面不确定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作用。（3）运动式反腐只能起到阶段性作用，制度、法律、文化更重要。（4）反腐政策的设计制定要充分考虑以上结论。
最后，是关于政府如何更好地制定反腐败政策的一些建议：
（1）长期的反腐政策应关注“有效腐败收入”的动态，而不是腐败收益或政治收益的水平值。
（2）长期的反腐政策应该配套实施，一方面保障官员的合理收入和职位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要控制官员权力与腐败收益的相关性，同时，还需要继续保持司法的公正和效率，加强政府的审查和地方问责制。
（3）提升社会的反腐败教育和公民的知情权，建立公平和透明的社会环境，降低公众举报官员的成本。
（4）官员的主观偏好很重要，优化官员的筛选机制，促进官员间的健康竞争，正确引导官员的偏好，构建良好的官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