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间谍的旧时光：众叛亲离 狱中度过40年
l谢！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黄修毅
在周国骙广州番禺的家里，墙上挂满了他八十岁后四处游历的留影。大多是他骑跨着马、狮、虎的镜头，不管它是真的，还是石头的。
他盯着照片中的自己，收不住一脸陶醉。“谁料得到……老夫还能开得弓，上得马啊。”迭声感叹里，他的食指勾成一个“九”字。
即使今年已经九十岁，周国骙仍是褐眉乌发。平日里喜欢穿一条白色西裤，更衬出他超越年龄的活力。就在十天前，他还独自拖着二十公斤行李，转徙青海、香港。
在青海“西宁监狱”大门口留影时，他一脸“到此一游”的满足感。脖子上挎着一个加长镜头相机，格外醒目。
“现在这玩意儿，只好用来当拍照的道具啦。”老头自嘲。当年，他能熟练地摆弄十多种美制、日制，或者西德进口的军用相机。
1957年，他潜入国内执行间谍任务时第一次被捕，在西北荒漠里服刑十七年（总刑期二十五年）。出狱不满四年，他又再因“特务罪”被判入狱十五年，直到过了退伍年龄。
时至今日，青年时代在凤山陆军学校结业式上的一幕，他仍记忆犹新。“蒋公（介石）点到我，问‘周国……这最后一个字，怎么念？’我反应很快，‘骙（音‘葵’），就是骏马强壮的意思。’”
大半生的间谍生涯，却有四十年在狱中度过。对一个1949年前投效国民党的年轻人来说，几乎葬送了他身为军人的前途；对一个根在大陆的老人而言，戴着“派遣特务”的帽子，又让他在历次政治斗争中背负“反革命”的罪名。
从青海故地重游归来，他马不停蹄南下香港，在昔日“难友”面前“晒”了一圈西行见闻。他们感叹他“命硬”，身子骨也硬。
“从十一岁开始，我作息规律，不烟不酒，现在的健康，都拜三十年代蒋公搞‘新生活运动’所赐。”
当着他面提及过去，老头会不自觉地扬起下颚，脸上的笑意如回音般荡开，往事如坠莫测的深谷。
过关
只身在香港的几天，周国骙如老马识途，转悠着寻访旧景与故交。那里散落着他的“难友”，1949年后从事情报活动，在大陆“失事”被捕的台湾间谍们。
香港，曾是周国骙们从台湾潜入大陆的中转站。两岸关系紧张时期，情报人员一旦在对方地盘被捕，动辄被处极刑。香港这一身份暧昧的地带，遂成各方间谍暗战之所，有着“前进基地”之名。
当年的幸存者如今已到耄耋之年，同为在“前进基地”被吸收的谍报人员，他们在“工作”时不曾相识；但陷入大陆的牢狱之灾，却把他们的后半生捆绑在了一起。
今年八月的一次聚会上，一桌老人窃窃交谈，在国语、粤语和上海话间灵活切换，偶尔迸出一两句字正腔圆的英文。
大陆、台湾和香港，这海峡两岸三地构成了老间谍重要的人生版图。他们在大陆从事谍报工作，台湾是他们曾经效力的政治核心，而香港，是戏剧性地成为他们晚年所依赖的庇护之所。
姜建国（左起）、周国骙及韩蔚天等老台谍要向台湾当局争回权益。（图：台湾《联合报》）
简志均，今年已89岁，他在50年代做过英皇家空军的译员，后被国民党海工委吸收为一名间谍，1983年在上海被捕，判刑15年。姜建国，今年78 岁，曾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上海特派员，1987年在上海落网，被判15年。林应彪，今年74岁，在汕头行过两年船，供述中他自称效命于台湾“中情局”（实为“军情局”），1983年被捕，判刑14年。最年轻的陶志芬，今年71岁，曾任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华东地区专员”，1984年在广东肇庆被捕，判刑 15年。
周国骙在他们当中年龄最长，资格最老。他持有香港、台湾两地居民身份，如今在粤、港、台三地闲居，奔走两岸出入自如。平时回广州番禺的家，他惯走莲花山入境。“这里过关手续简便，人少”。
从香港驶出的快船到莲花山，耗时不过一小时五十分。船入珠江水道，像是厌倦了两岸风景，他很快就在座位里睡着了。等到扯下黑色眼罩，虎门大桥正悬头顶。离靠岸还有五分钟，他醒来得正好，睡眠有如上了发条。
这次过关，不想却遇到了一点磕绊。
他随身携带的十来本在港出版的自传，被海关查扣。一位女公务员翻动着书页频频皱眉，耐着性子跟眼前的老头解释，“你这个书里的内容我们只能交上级部门审核，因为你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明白吗？”
“明白，明白……”老头脸上堆起谦卑的笑容，开箱安检的刹那，掠过的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很快隐匿不见。
随后填表、登记等一应手续，他毕恭毕敬地遵旨照办。临了，反倒是海关办事员说了一句，“厉害，厉害，当了五十年间谍，还做到过中校啊！”
直到1990年代初，从内地出入香港，还只有罗湖一个口岸。周国骙记得第一次入境香港，“挤不上罗湖的木桥，我们只能雇小工走水路。”
那是1949年，他只有二十五岁，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复旦大学新闻系前身）毕业后，在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充任文员。在溃退的乱军中，他追随参谋长许亚殷夫妇，一路南逃至香港。“幸好表姐（许亚殷的妻子徐慧珠）懂几句粤语，在关口蒙混了过去。”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港英当局对罗湖口岸加强了巡检。凡从内地离境过关、貌似有身份的人物，都会遭一洋、一华两名海关人员的盘诘。这个洋人，往往是英国秘密情报局五处（MI5）的特工。
“罗湖入境处的小楼空场上，常可以看到列队被扣留的男女，里面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尤其多。”周国骙说，效命于台湾当局的间谍人员，进可由此潜入大陆，活动于“情报一线”；退可留守香港，保持和“后方”的通畅联络。
而此时的周国骙，真假证件齐全。表面上，是九龙塘马头围道某诊所挂牌执业的“中医针灸师”。事实上，早在1955年，他已在台湾阳明山，宣誓就职国民党“军情局”大陆研究所中校。
“卖命钱”
国民党撤至台湾后，蒋介石签署了《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毛森、蒋经国等先后打出了“绥靖军”“救国军”的旗号，组织部队骚扰东南沿海；西南滇缅边境，残余的国民党军在李弥等指挥下，各张旗鼓“反攻大陆”。
周国骙则追随李弥，从高雄上船在曼谷登岸，再转乘长途汽车途径清迈，抵达“大本营”孟萨，加入了一支在云南、缅甸边境作战的“孤军”。他每晚都用一架使用干电池的简易收音机，收听台北“自由中国之声”的广播。
电波里传来的嘶嘶杂音，该波段时时受到昆明台的强力干扰。周国骙还是勉力把消息速记下来，再用刻蜡板油印，每周出一期《反攻》以振军心。这在谍报工作中，称为“心战”。
在瘴疠之地硬撑了三年，这支孤军在联合国的施压下回到了台湾。身为“有功之臣”，周国骙回台后晋级中校。在阳明山经过“一对一”的特训后，于1957年被作为“单兵”派回大陆。
最初知道“党国”赋予自己的使命是潜回大陆，是在淡水举办的台湾“国防部”游击干部训练班上。该班的班主任是1950年后长期把持岛内情报系统的“小先生”蒋经国。
班上除了少量旧“军统”“中统”人员，大部分是从大陆赴台的流亡学生中招考来的。因为有“中国新专”毕业的底子，周国骙所在的第十二军溃散后，他就经人介绍进入了“淡水班”。
“毕业之后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潜入大陆做地下工作，要么分发到各情报单位任职，没有第三条。”南方初秋的溽热加重了空气中的水分，周国骙的语调也滞缓了起来，起身拉上窗帘。
离开淡水的那个晚上，下着毛毛细雨。错过了到沙仑的小火车，他只得花二元叫了部三轮。这用光了身上的现钞。
待命出发前，每个人刚刚领到新台币240元的薪饷。“当时官价三元折银元一块，我们领了六十六个船形银元，另补新台币两元，外加棉毛衫一件。这就是当年‘革命’、玩命和卖命的本钱。”
同期的学员里，有的很快传出“失事”的坏消息。1954年，港澳报刊大幅报道过一则悬案。澳门某大厦，有一身份不明者跳楼自杀，等大批葡警赶至，现场只留下一些文书资料被焚化的痕迹。后来，周国骙知道，死者叫李超英，几天后，他的遗像就被供奉在台湾“国安局”小礼堂。
周国骙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在各监所、劳改营里，清理出两百多名活了下来的台湾特工，被遣送回台湾。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是淡水班的人。”
他至今记得当年被招考入游训班的情形。应招考试时，考官只问了三个问题：你肯不肯为国家牺牲？你怕不怕死？派你去大陆你敢不敢？那时他二十六岁，什么都不在乎，心想要干就大干他一番，“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怕什么？
结训式，蒋介石在台上，一干学员在台下高唱，“冲进北京城，活捉毛泽东”。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国骙，满脑子是“反共抗俄，雪耻复仇”的念头。
“失事”
这次的登陆点锁定香港，也就是他随国民党军溃败后，撤离大陆的第一个落脚点。
在香港接他上岸的，是“国民党南方执行部”。“军统”时期的戴笠副手郑介民，在此纠集了一批人马，进行半公开的活动。
此时效命于“南方执行部”的间谍，既有社会名流，如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徐复观，更不乏贩夫走卒之辈。像周国骙这样直接从台湾派来的吃饷军人，属于“核心干部”；就地发展的一大批“外干”和“运用人员”，则难于计数。
香港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曾撰文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香港有着东方‘卡萨布兰卡’之称。这片情报人员的乐土，各方情报机构也极具膨胀。”
曾长期担任台“军情局”港澳、东南亚等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庞家钧，在盘点当年“前进基地”的情报工作时，有此记述，“我于一九八一年夏第三次派港工作……早年小小的香港，光情报局派驻的单位此时竟有三十个之多！”
台湾阳明山的单训，目标是把周国骙培养成一名“万能特工”，抵达“前进基地”香港，周国骙在站稳脚跟之后立图北上“反攻”。1957年，他从顾姓联络官手里拿了八百港币，身负“发展组织、架设电台”的任务，第一次登上了驶往北方的列车。
在前方等待他的是军人的光荣，还是间谍的宿命？周国骙没有多想。他更没想到的是，还未到此行的目的地，似乎就被大陆的国安机关侦知了行踪。难道有人走漏了风声？
1957年12月26日，他前脚刚踏进阔别多日的上海老家，他就被二姐轰了出来。“快走，快走。一个礼拜前，派出所就已经有人上门，来打听你了。”
他赶紧掉 53 32600 53 17288 0 0 7510 0 0:00:04 0:00:02 0:00:02 7509南下广州，并用密写信将情况通报“前进基地”。火车还没在广州站停稳，从上海来的国安人员，就将这个“美蒋特务”在车厢里抓获。
二进宫
1957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失事”后，周国骙起先都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第一次被判十五年徒刑的周国骙，在提篮桥一直被关押到北部湾事起（1964年，越战由此开启），才被转押到青海，进行劳动改造。
数百名“美蒋特务”两两铐在一起，被装进闷罐车，沿沪宁线从南京过江，转津浦线上徐州，再换陇海线西行。
按公安部规定，囚车不得在正规车站停靠，这辆“特务专列”走走停停，不时在支线上移进移出，花了七天才走完两天的行程。
在这样的夜里，他会徒生莫名的期待：相信墙外部队“反攻”在望。在荒芜的青海劳教农场，他甚至组织起“中华复兴社”。事败之后，又遭加刑十年。
“我算是幸运的，他们自己人比我还要苦。”周国骙褪下裤子，亮出屁股上弹片划过的瘀痕。那是因为他不听话，狱吏鸣枪示警所致。“我记得牢里还有个中共的安徽省厅级干部，直接被枪毙在监狱里。”
那年头外面正闹“三年自然灾害”，在青海的牢里，“我们每个礼拜，至少还有六两牛羊肉吃，比上海市的人均配给还要多；每个月还有四十几块工资，回老家的农村攀谈起来，羡慕的大有人在。”
本文编辑：历史黑匣子（ID：lshxz001），多谢关注！
▼
▼
详情请点击下面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