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革命啦！

　　文革开始那年，我六岁。

六岁是感受人生最多烦恼的年龄。

文革开始了，并没人事先告诉我一声，甚至事后也没人告诉我。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参加了这场大革命。

不过我在夏天一到，还没过六岁生日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头。妈妈晚上开会比以前时间长了，哥哥们好象也减少了欺侮我的次数。只比我大两岁的的姐姐，也开始嘀嘀咕咕地和她同年级的同学讨论争论什么了。姥姥也不象以前那样，坐在小院子里，一边用扇子打着节拍，一边哼着戏乘凉，而是躲在家里生怕人看见似的。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切都在变！突然有一天，街上响起最令人振奋的锣鼓声，接着是一阵阵的口号：“打倒……”具体打倒什么我记不清，我便飞也似的冲出门。顺着口号声，我来到弓背街小学，那里的“大人们”(高年级小学生)在斗争更大的人，过去爱逗我玩并且总是把我气哭的那个老右派，戴着尖顶的不高帽，被学生撞来撞去，很是好玩。看你以后还学我说话不学了？我在想。

可是好玩几天以后，就不好玩了，火烧到我们家了。这一天，妈妈从学校回来，天已傍晚，也没开灯，和我姥姥在小声说话，只听姥姥说：“我明天就走，我明天就走。”接着两个人都掉了眼泪。

第二天姥姥还没来得及逃，正在整理东西，院门就被打得通天响，不知谁开的门，红卫兵闯进一屋，大部分还都是妈妈的学生。他们对妈妈很客气，先念一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温良恭俭让”云云，然后就将姥姥带到院子里，扣上一顶刚糊好不久的、很漂亮的高帽，带走了。打着鼓，喊着口号。

这次我听清，他们“打倒”那两个字的后面就是姥姥的名字，我可没对别人讲过姥姥的名字，我看妈妈，她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一声不响，扯着我的手跟在学生队伍的后面。

这次不是去弓背街小学，而是到了另外一所学校，有个土台子，在上面开斗争会。由于我个子太小，妈妈又不肯抱我，我就想跑到前面去看热闹，可是妈妈用劲扯着我的手，好不容易，经过一番挣扎，我才挣脱，跑到台前一看，有好几个人，带着高帽，其中就有姥姥。几个红卫兵高声念了这些人的罪状后，人群就开始骚动，准备游街。

我急忙跑回，和妈妈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后面，在游行的过程中，不断有人被抓进来，虽然不给高帽——做也来不及的——但也被红卫兵押着，作批斗对象。为此，我紧张了好长一段时间，去参加斗争会不敢再往前面挤，当哪位红卫兵对我看一眼，我便吓得扭头就跑，生怕给抓去游街，那样还怎么做人呢？

姥姥被批斗的当天，气得回到家里就哭，要扯碎那个高帽，可是妈妈不让，说是红卫兵给的东西必须留着。当晚，姐姐就和姥姥在一起哭。瞧她那阶级感情！在游行的路上，有朋友告诉我，我姥姥是反革命，我就已和姥姥划清了界线。

为了进一步表现我的无产阶级感情，我拿出全家福照片，那是我还不满一周岁时的全家福。姥姥坐在最中间，搂着姐姐，我坐在妈妈的怀里。由于底片已没了，所以这张照片是家里珍藏的。我拿一把锥子，将照片中的姥姥的双眼给扎了。

此举招来全家人的共愤，虽然没人敢公开指责我——我这是革命行动——但是，他们有好几天都不理我。妈妈好像理解我，还带我去学校玩。

我有种感觉，凡我不喜欢的，都是反革命。所以，姥姥一定是的，她重女轻男，对我姐好得不得了，对我象仇人一样。

我才两三岁的时候，她上街买回一些核桃，就在屋里敲敲打打，和姐姐一起吃核桃仁，她们吃核桃仁很讲究，要把那层核桃仁上的黄皮剥掉，剥的时候，黄皮上还粘带着一点核桃仁，扔了姥姥又觉得可惜，所以就放到我的小椅子上，搬出椅子，让我坐在地上，吃小椅子上的她们不舍得扔的黄皮，真苦！大概黄色的东西都苦，黄连、黄芹、黄杞就是例证。

其他的事还多着呢！买了糖果，让姐姐一个人吃，姐姐从姥姥那里跑出来的时候，嘴里总是鼓鼓的。还有，就是我偶尔打了别人，那人的妈妈来告状，碰巧我妈妈不在家，我多高兴！可是这姥姥等我妈妈回来，不但向妈妈讲了人家告状的事，还添枝加叶，最后还有她的意见，就是不揍不行。本来可以免去的一顿揍，妈妈也不好意思免了。

这次的文化大革命真是给我出了气！

还有街头住的一位很胖的老头，爱养鸟，我们小朋友没事就想看他的鸟，当然也想喂鸟一点东西吃。可是这胖老头偏偏不让，还用水泼我们，真坏。这次的大革命也给他戴了高帽，果然也是个反革命，是退休了的反革命，其实我早就看出了，不过我没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