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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40年,中国知识无用论还有市场吗?

2017-06-09 经典爆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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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全国940万考生开始接受新一年度高考考场的洗礼。

时光荏苒,回看40年前的1977年10月21日,一条新闻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这一天,《人民日报》刊发题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标志着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中国的高考,从庞大的年轻群体中通过集中统一的考试,录取成绩优异者。从1977年恢复,高考就与中国近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息息相关。通过高考选拔出的精英人才,成为中国这40年改革发展的生力军。可以说,高考是当代中国改革历史构成的重要部分,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成为时代变迁的一部分


知识无用论在中国的三次沉浮

高考在中国,有着极强的符号性意义。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知识无用论”的风潮后,中国还是重新回到了尊重知识的轨道上。回看历史,知识无用论这股社会风潮在大陆前后已历三次沉浮:首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则是2000年后大陆教育产业化引发大学扩招,进而导致大学学历急剧贬值。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被取消了。大中学生毕业纷纷上山下乡,学校教学秩序混乱,知识无用论盛行,知识分子被冠以了“臭老九”的标签。1966年到1971年,大陆的大学彻底停止招生。1970年到1976年,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94万工农兵大学生,不同的人对其有着不同的记忆。

1977年,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教育黑线”平反。同年12月,大陆570余万考生心怀梦想,走进已关闭萧瑟了10年的高考考场。

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77与78两级学生一同走向大学课堂,成为高考史上的唯一特例。李克强总理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2014年他在浙江大学与学生交流时谈到自己的求学生涯时曾表示,当时人人求知若渴,只想“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

那一年,高考录取率是1︰29。1978年春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入学,27万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从那时起,大陆无数贫寒家庭的年轻人披星戴月的奋发图强,通过高考实现了“鲤鱼跳龙门”,通过高考进入了另一种人生。

“知识改变命运”,于许多家庭而言,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去读书。而对于无数中国农村孩子而言,高考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高考,被寄托了底层逆袭,改变个体与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命运的沉重使命。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上从事简单生产加工和贸易的第一批人借助简单的市场经济得到了财富的快速累积。大陆当时脑体倒挂现象严重,流传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言论,也催生了知识无用论的再度盛行。

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表面上看普通民众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增加了,但实际上与扩招随之而来的是高校收费大幅提高。教育走向产业化,高昂的学费让低收入家庭望而生畏,扩招于这些家庭而言,成了一件说起来很美的“皇帝的新衣”

同时,扩招也意味着毕业生的大量增加,“毕业即失业”成为一些大陆高校毕业生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大幅提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成为沉没成本。经济大潮冲击下,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生存是第一需要,残酷的现实让低收入家庭不得不正视,费那么大劲,还不如早些找份工作赚点钱贴补家用。在“知识改变命运”这句名言面前,人们困惑了。

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改变 

《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上的资料显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那年的高考考场,农村考生的比例占62%。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已日益明显,当下的现实是“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国家面貌日新月异,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社会流动机制的发展却陷入瓶颈

于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但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客观存在,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向上流动的天花板高度极低。农民工子弟就学难,加之知识无用论的盛行,更是加剧了寒门出贵子的难度。

与以往寒门多贵子现象不同的是,现在公认的现实是成绩好的孩子往往也多出自富裕家庭。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教育的差别势必还会加剧。显然,穷人的孩子要想成绩好,要想出人投地,当下的胜出机制下光靠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回看这几年大陆的高考、中考状元,出身寒门者已愈来愈少。

虽然不能说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但钱在助推成绩的路上是功不可没的。富裕些的家庭即便是被社会裹挟其中,焦虑的中产阶级家长也宁可一掷万金,送子女进各种培训班,甚至私人家教加持,穷人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已然输了。

当下的现实是,社会阶层凝固现象日益加剧,“穷二代”、“农二代”、“富二代”、“官二代”……成为客观普遍存在,社会流动机制已悄然改变,低收入家庭的下一代想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已是难上加难。

高考折射的严峻社会现实

只要是一个社会,难免就会出现阶层分化。某种层面而言,这种分化产生的动力,也激励着人为了向上层流动而努力打拼向上。社会中不同层次人员的合理良性流动,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与平衡。学者的研究也显示,从收入、地位等较低层面向较高层面的流动,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

历史告诉人们,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所以,也才会出现河北衡水中学、安徽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因为有太多的家庭、太多的学子不甘。

而如果社会流动机制被凝固,如果社会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不断被边缘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仇富”、“仇官”等情绪的扩散弥漫,有损社会稳定和发展。再者,没有挑战,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关注的只是眼前的既得利益,对经济社会的进步并不会注入过多真正的关注,这肯定也无益于社会的能动进步。

阶层固化不仅影响社会活力,更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但是如何让中国社会流动的通道更加畅通,高考承担了一定的历史使命,却必然不是高考就能为其提供整套的完全解决方案的。它必然面临诸多社会制度的改革,比如如何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改变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人力资源市场就业政策壁垒,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等。

当下的中国处在一个社会变迁剧烈的时代,必须承认,高考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高考制度本身也随着时代发展在不断改革、完善,但如果非要将高考赋予承担社会流动的重负,怕也是高考不能承受之重。

毕竟,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高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唯一实现社会流动的公平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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