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全球唯一监视三分之一国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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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时事史事（ID：bushish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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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如果算上线民，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对比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这个比例可谓高的离谱。而前东德仅有的1800万人口中，却有600多万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监控之下。本文摘自《世界博览》。
《窃听风暴》剧照
影响德国和欧洲整整一个时代的“六八学运”是在1967年揭开序幕的。1967年6月2日，伊朗巴列维国王访问西柏林。在当时激进的学生眼中，巴列维国王是美国扶植的独裁者。从巴列维国王抵达柏林机场开始，学生的示威游行便接连不断。6月2日晚间，巴列维国王应西柏林市长之邀，前往德国歌剧院观看歌剧《魔笛》。警方把上千示威学生用栅栏隔离在歌剧院对面。歌剧开演之后，警察在市长示意之下进行清场，迫使学生撤离，跨过警戒栏杆的学生遭到警方高压水龙头和警棍的袭击。晚间八点三十分左右，一群逃离到歌剧院300米外的学生遭到追捕警察的殴打，混乱中突然发生枪击。首次参加游行的柏林自由大学26岁的学生班诺欧·奥纳索格(BennoOhnesorg)被枪杀，开枪者是身穿便衣的柏林刑事警官库拉斯(Karl-HeinzKurras)。
一开始，警察局想掩盖这次谋杀，政府颁发了禁止游行的命令，但是6月3日，6000名学生聚集在自由大学讨论奥纳索格事件，很多人认为政府的行径无异于法西斯政权。无辜学生之死，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六八学运就此开始。奥纳索格之死还直接催生了两个左翼恐怖组织，“六月二日行动”和红军旅。红军旅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制造爆炸、绑架和枪杀当权派成员等手段，摧毁战后繁荣的德国社会。
警察库拉斯声称这次枪杀是场意外，在两轮审讯之后被法庭判处无罪释放。1967年9月，西柏林市长引疚辞职，和他一起下台的还有柏林内政部长和警察总监。
42年之后的2009年6月德国电视二台的一则新闻让全国震惊，这则新闻说枪杀了奥纳索格的警察库拉斯从1955年就为东德国家安全部提供情报，1964年更是加入了东德统一社会党。这则消息来自BStU——保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联邦委员会，是两位历史学家在研究东德旧档案时发现的。虽然没有证据说明这次枪杀是接受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指示所为，但是枪杀事件后，东德国安部指示库拉斯:“毁掉所有材料。暂时停止行动。把事件看成是非常令人悲伤的意外。”
隐面人
史塔西（Stasi），是德语Staatssicherheit缩写的音译，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1950年2月8日成立。成立宗旨是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警察，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蔡塞尔（WilhelmZaisser）是第一任史塔西部长，很快地被梅尔克（ErichMielke）取代。其中负责反情报业务的马库斯·沃尔夫（MarkusWolf）1957年上任部长后进入鼎盛时期。
沃尔夫被西方称为东德间谍机构无情世界的缩影，长久以来西方情报机构对他无可奈何，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搞不到，所以高大而极其英俊的沃尔夫被称为隐面人。很多人觉得他是英国著名作家约翰·勒卡雷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苏联间谍头子卡拉的原型，虽然作者本人对此矢口否认。
沃尔夫1923年出生于德国，他的童年非常幸福，父亲是知名作家、医生、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克？沃尔夫，母亲也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上台后，沃尔夫这一家犹太人被迫逃离，最终在莫斯科安顿下来，1939年苏联给予他们公民身份。直到198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沃尔夫都是苏联人。2005年接受BBC采访时，沃尔夫说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大，终其一生他都非常厌恶纳粹，这成为他生活中的驱动力之一，他决心保护自己的国家再也不接受纳粹的统治。
年轻的沃尔夫很快爱上了他的新祖国，流亡苏联时期，沃尔夫在共产国际受训，在此他遇到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他一生结了三次婚），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沃尔夫在莫斯科电台工作，在此期间与未来东德的第一任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相识，参与谋划借助红军和秘密警察的力量，把德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1945年二战结束后，沃尔夫以苏联红军陆军中尉的身份，随瓦尔特·乌布利希小组返回德国，在东柏林电台当记者，参与报道了纽伦堡审判。1951年作为苏联的顾问，乌布利希任命他担任秘密情报部门的负责人。1952年以后，历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国外情报局副局长、局长、安全部副部长，1966年以后升为中将、上将。这份他做到1986年才退休的工作让他成为一个传奇。
见过他的人说，沃尔夫非常有魅力，而且与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截然相反的是他明白西方生活的吸引力，一生都保持着对奢华生活和美丽女人的热爱。他非常照顾自己的属下，赢得了他们的绝对忠诚。但他也使用各种诱饵利用别人。沃尔夫总是放长线钓大鱼，早在冷战铁幕还没有降下，东德国人还没有大批逃亡西德之前他就在西德安插间谍。有时候他等待多年，等他的棋子爬上高位，可以为他提供重要情报的时候才动用。
多年隐秘的生活之后，沃尔夫在西方变成了名人。他的神秘源于20多年里西方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直到1978年，高大，彬彬有礼，穿着无可挑剔的沃尔夫访问斯德哥尔摩时，瑞典官方才开始怀疑这个仪表不凡的东德人和他那迷人的妻子。摄影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照片，一个东德叛逃的间谍斯蒂勒（WernerStiller）认出了他，西方这才揭开了他的真面目。斯蒂勒是沃尔夫为数不多的几次失败之一，这个倒戈的间谍带走了2万页的东德微缩胶卷档案。
在沃尔夫34年的间谍生涯中，他没有任何耻辱感，对他的间谍人员，和他们监视的对象都毫无怜悯之心。一旦发现他人的弱点、秘密和接近他的途径，沃尔夫和他的间谍都绝不手软。正如他自己所说，被他的秘密机构“服务”过的人都会终身难忘，毫无疑问，他没有想到这一切有一天都要偿还。
沃尔夫1986年退休，1989年11月的时候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要求东德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之后，沃尔夫因为长期在国家安全部工作的经历而被列为通缉犯。他先逃往莫斯科，但莫斯科拒绝提供政治庇护。
1991年，沃尔夫向奥地利政府申请政治避难，也被驳回。随后沃尔夫被移交给德国司法机关。1993年因叛国、受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6年半的监禁。1995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他进行了赦免。1997年，沃尔夫又因为非法监禁和签署拷打文件的罪名被判处2年监禁，缓期执行。结果不了了之，幸运的沃尔夫没在监狱里呆过一天。
在西方眼中，沃尔夫这个难以捉摸的东德间谍头子，其丰功伟绩是冷战历史上的传奇。沃尔夫声称1990年5月，德国统一步伐临近前，两个男人带来美国中情局负责人的邀请，敲开了他在柏林的家门。沃尔夫说，他们提供7位数的薪酬，新的身份和加利福尼亚的一处别墅。沃尔夫说他拒绝了，因为他绝不会背叛自己以前的机构。
2006年沃尔夫在柏林的家中死去，那天正好是柏林墙倒掉的第17个周年纪念日，对很多人来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1997年，沃尔夫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并不是什么忏悔书，正如书的编辑所说他写这本书，只是因为缺钱，所以不知道还有多少没有被揭露的秘密被他带入了坟墓。西方媒体评论说，沃尔夫拒绝披露和指证他记忆中的前间谍人员，也许令很多如今还当权的人松了口气。
罗密欧行动
对有些人来说冷战就是游戏，而沃尔夫非常擅长玩游戏。他领导的史塔西仿佛克格勃的一个翻版，在西方甚至在非洲和亚洲都安插了几千名眼线。而且他还开发相当数目的可靠资源，个人或者机构为其提供情报，相对来说库拉斯不过是无名小卒。这些史塔西的间谍和眼线遍布各国的大学、政治团体，贸易组织甚至“核裁军运动”中也不乏其人。
沃尔夫总是把西方的民主看作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他看来，没人是安全的。史塔西主要的战争是对付西德，在40多年里，渗透进了3万多个间谍，他们不仅仅窃取情报，还从事一切破坏活动，帮助新纳粹分子，提供金钱、武器，对恐怖组织进行训练。沃尔夫需要西德波恩政府的秘密，不仅仅是想事先预警和未雨绸缪，也为了东德的利益，他们感兴趣的，从获得计算机技术到把斯塔西的政治犯卖给西德赚取黄金无所不包。70年代，东德为了筹集情报机关的经费，开始向西德出售他们的犯人。数十年间，从这些监狱被赎走的“囚犯”共计33000名，并为东德当局换来了340亿德国马克的巨额收入。
史塔西在西德铺设了一张间谍织成的情报网，很多人在西德的重要部门隐藏的很深。因为有这么广阔的间谍网，沃尔夫对西欧和北约的政治和个人比很多西方领导人和将军们都更了解。曾经有这样的传说，西德每周情报摘要还未呈交西德总理批注之前，早已经过前东德国家主席审阅了。
史塔西也招募西德人，常常用金钱和美女引诱他们，也有人自愿加入，比如库拉斯就是自愿送上门来。他最大的胜利是招募了蒂德格（Hans-JoachimTiedge），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蒂德格是西德负责把东德间谍转变为双重间谍的机构负责人。蒂德格是个酒鬼，债务实在让他无路可走时就叛变了，他的副手也加入了沃尔夫的团队，一直为其工作，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掉才被发现。
放长线钓大鱼是沃尔夫的专长，他和一个名叫加布里艾尔的间谍保持了17年的单线联系，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被招募进沃尔夫的麾下，后来加布里艾尔成了西德秘密情报部门里是个最被看好的官员。
史塔西把策反的西德的间谍，又送到原来的老板身边，一个代号“黄宝石”的间谍在布鲁塞尔的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工作了25年，直到1993才被挖了出来。
在回忆录中沃尔夫曾说，“假如将我写进世界‘间谍史’里，我将是利用色诱套索情报的创始人。我是当之无愧的。”沃尔夫的发明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罗密欧计划”年轻的间谍用爱情去引诱前西德首都波恩孤独的女秘书们，从而得以接近这些女人老板们那些绝密文件。他后来说，有几对后来过着愉快的婚姻生活，虽然更普遍的结果是离弃背叛和心灵破碎。
西德每一个联邦议员都是东德的目标，他们的女秘书时常被沃尔夫的罗密欧间谍征服。沃尔夫说他的第一个罗密欧是一个机械系的学生，代号“费利克斯”。费利克斯从1952年开始工作，掩护身份是洗发香波推销员，他假装在公交车站邂逅了西德总理奥登纳的一个女秘书，两人的关系保持了几年。后来西德开始对政府官员进行安全排查，费利克斯才被仓促撤回。沃尔夫在他1997的回忆录《间谍回忆录》（汉语翻译成《隐面人》）里讲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在为本书做宣传时他说，“这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破坏无辜者的生活”。定期会去伦敦，为沃尔夫提供英国的秘密情报。
史塔西最臭名昭著的行动是对付西德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西德的知名政治领袖勃兰特，作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普通东德大众中拥有很高威望，对史塔西来说很难公开攻击，是个潜在的威胁，东德的领导人害怕勃兰特最终会瓦解他们。为了掌握勃兰特的动向，沃尔夫首先招募到一个女人，代号是“勇敢的战士”的女间谍，与勃兰特的关系非常密切。格兰特1969年当上总理之后，沃尔夫另一个手下纪尧姆（GunterGuillaume）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和亲信。
纪尧姆1956年来到西德，在社会民主党内一步步的往上升，最终成了格兰特总理的亲信，担任勃兰特私人政治事务助理兼总理办公室秘书，可以接触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机密。就此东德可以知道任何谈判中勃兰特的底线。纪尧姆还收集了勃兰特更深层秘密，以备在需要的时刻用作筹码，同时向东方泄露了很多重要机密，比如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邦国防军”的情况以及尼克松给勃兰特的一封密信。
1974年5月，纪尧姆突然被捕，据说这还要要感谢英国陆军情报六局，经联邦德国安全机构发现和查实，纪尧姆是一名民主德国间谍。为了承担政治后果，勃兰特不得不辞去联邦总理职务。这对史塔西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后来，沃尔夫说他没有想让勃兰特倒台，这是斯塔西最大的失误。纪尧姆被判13年牢狱，1981年东西德之间交换间谍才被释放。
窃听风暴
1989年随着柏林墙倒塌，前东德政权土崩瓦解。史塔西开始销毁秘密档案。秘密警察警官着手销毁文件时，犯了一个喜剧性的错误:由于文件数量太多，碎纸机最后不堪重负而停摆，于是警官们不得不亲自动手。但他们没有把握将装文件的大袋子，安全地运到矿场烧毁，最后只得任由它们堆积在柏林秘密警察总部的地下室里。
统一后的德国政府调派了30名工作人员，在纽伦堡附近一个地方开始拼凑还原被撕碎但未及烧毁的秘密文件。他们使用打字机、镊子、放大镜，把一片片碎纸屑拼凑复原。1991年以来，他们已经处理还原了350大袋的碎文件。但是，还有16000只装满碎纸的褐色袋子等待处理。如果按照他们的工作进度，还需要400年到800年才能完成任务，最快也要等到2395年才行。
这些已经由人手拼凑还原的文件，披露了一些极具爆炸性的内容，涉及史塔西干过的每一种勾当，象如何对付人权团体组织者、秘密警察机构和与西德左翼恐怖组织如红军旅的关系、非正式特工及告密者的身份资料等。可怕的是史塔西不仅把矛头对准了潜在的冷战对手，同时也对准本国公民！
德国统一后，史塔西的全部窃听档案开放向所有公民开放。它的公开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勇气，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有一对夫妻双双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
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如果算上线民，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对比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这个比例可谓高的离谱。而前东德仅有的1800万人口中，却有600多万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监控之下。
电影《窃听风暴》中有一段，代号HGWXX/7的窃听专家带队去诗人家装窃听器的情节，特工们卡着秒表，分毫不差，业务之纯熟、手艺之精湛，冰冷的可怕。
1989年以前，苏联集团的领导人经常说，“德国人能让任何事情运行下去，包括社会主义”，但是沃尔夫和史塔西却没能阻止社会主义的崩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史塔西的秘密工作才崩溃的。
历史真相
奥纳索格死后，红色旅宣布对暴力唯一的回答就是使用暴力。很多德国人的思考和感情都发生了转变，在奥纳索格这个无辜的殉道者的尸体之上树立起了左派运动的大旗。“六八学运”的一代政治人物和激进分子在血雨腥风中积累资历，逐渐在漫长的官僚机构的攀升中取得了成功，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跃登上了德国政坛的大舞台。前内政部长、现任联邦议会议员施利和前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是其中的代表，像菲舍尔曾经是强硬的左派组织的活跃分子，现在欧洲议会绿党党派副主席丹尼尔·科恩－本迪特也曾经是法德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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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斯现年81岁，依旧生活在西柏林。诺所格的遗孀已经去世，他的儿子还活着，库拉斯可能面临再次被起诉，他承认他曾经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他说，我应该为此感到耻辱吗？他否认曾经为史塔西工作过，他说如果我真的为他们工作又怎么样，这真的重要吗？
这重要吗，历史已经无法改变，死者已矣，对库拉斯来说任何现世的惩罚和审判都来的已经太迟，但对历史学家来说，重新审视过去的档案，弄清事实真相，无论何时都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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